论盛唐气象的理论渊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盛唐论文,渊源论文,气象论文,理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提要 唐诗研究中的盛唐气象概念，一般可上溯至宋代的严羽。但严羽所概括的盛唐诗的气象特征是“浑厚”，与今人用盛唐气象指称盛唐诗歌的艺术特征并不完全相同。这一概念内涵的确立，导源于殷璠“气来”、“情采”说，经唐宋明清学者的补充发展，才逐渐达到今天的理论自觉。
关于盛唐气象的讨论，是建国以来古典文学研究的热点之一。近十余年来不少学者都就此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使讨论的范围得到了进一步的拓展，但其中的分歧之多也是学术界有目共睹的。这一方面是学术发展的表现，另一方面却与概念的不统一有很大关系。因此让问题回到原来的起点上，从头说起，或许能使对这一问题的研究更切合实际。
一
以往的讨论所普遍忽略的一点，便是对盛唐气象概念本身的探讨。由于各人所理解的盛唐气象不同，使讨论有各言其是的倾向，因而难以深入。其中最明显的表现在如下三个方面：一是在文艺反映现实的前提下将盛唐气象与盛唐历史之盛等同起来，由此便有对李、杜，尤其是李白作品反映了盛唐气象的否定说法①。其二是将文学史和历史上的盛唐分别看待，认为文学史上的“盛唐”要延续至大历初年②。其三是将盛唐气象与盛唐诗的气象完全等同起来，丝毫不加区别。这一点几乎是论盛唐气象共同的倾向。
前二说之偏，王运熙先生《说盛唐气象》一文足可正之。他认为“盛唐气象是宋代以来诗论中的一个术语，指盛唐诗歌的风貌特征”。这种特征，“一是浑厚，二是雄壮”，“它表现在盛唐大多数作家作品中间，而与初唐，中晚唐诗显示出区别来”。并认为这种看法滥觞于宋代的严羽，在明清诗论中得到了进一步的阐发③。然而王先生的文章也同样将盛唐诗的气象与盛唐气象作为同一概念加以使用。
盛唐气象的概念虽可上溯至宋代的严羽，但严格说来，严羽只是以“气象”论诗，并论到盛唐诗，却没有明确提出“盛唐气象”这一概念。在《沧浪诗话》中，谈到“气象”的共有如下八处：
1.诗之法有五：曰体制，曰格力，曰气象，曰兴趣，曰音节。（《诗辨》）
2.汉魏古诗，气象混沌，难以句摘。（《诗评》）
3.建安之作，全在气象，不可寻枝摘叶。（《诗评》）
4.虽谢康乐拟邺中诸子之诗，亦气象不类。（《诗评》）
5.予谓此篇（指陶渊明《问来使》）诚佳，然其体制气象与渊明不类。（《考证》）
6.唐人与本朝人诗，未论工拙，直是气象不同。（《诗评》）
7.“迎旦东风骑蹇驴”绝句，决非盛唐人气象，只是白乐天言语。（《考证》）
8.又谓盛唐诗，雄浑雅健。仆谓此四字，但可评文，于诗则用“健”字不得，不若《诗辨》“雄浑悲壮”之语，为得诗之体也。毫厘之差，不可不辨。坡谷诸公之诗，如米元章之字，虽笔力劲健，终有子路事夫子时气象。盛唐诸公之诗，如颜鲁公书，既笔力雄壮，又气象浑厚，其不同如此。（《答吴景仙书》）
从第一条可知，严羽是明确将气象作为一个美学概念加以使用的。第二、三条说明汉魏古诗之气象的特点是“混沌”，第四至第六都是以“气象”为标准对两类诗作进行比较，认为它们的“气象”不同，但具体怎样不同都未作进一步说明。只有七、八两条从正、反两面论到盛唐诗的气象，如果合第六条而言（此条虽称唐人，实以盛唐为主），那么我们可以将严羽对盛唐诗的气象的论述概括如下：1.盛唐诗与宋诗气象不同；2.盛唐诗与晚唐诗气象不同；3.盛唐诗“气象浑厚”。
由此可见，严羽只是以气象论诗，并谈到了盛唐诗的气象特点，这与后人以“盛唐气象”评价盛唐诗还不能同等看待，也就是说盛唐诗的气象与盛唐气象还不是完全相同的概念，二者之间的差别虽细微却不可忽略。
在严羽那儿，气象只是与体制、格力、兴趣、音节并列的五种诗法之一，因此，严羽对盛唐诗的气象特点的概括也只有“浑厚”一词。但另一方面，他又以气象来兼含别的诗法。前引《沧浪诗话》论气象的几条，即已显示出“气象”概念所具有的包容性。如论《问来使》不类陶渊明诗，着重从作品内容的质朴与否立论；谈谢灵运与邺中诸子诗之“气象”，又重在从语言立论，是气象可兼指风格，而论汉魏古诗，论建安诗乃至论唐宋诗之气象，谈的又是诗歌的时代风貌。
严羽对“气象”概念的这种矛盾态度，是古典诗论不重概念的严格界说造成的，但也说明“气象”实质上是一个内涵丰富的概念，而之后一方面正是明代以后，“气象”在诗论中的使用日益活跃与其内涵日益丰富的原因。明人许学夷《诗源辨体》以“气象”、“风格”并论盛唐诗，以为“盛唐浑圆活泼，而气象风格自在”。这可以看作是严羽将气象与风格合说的进一步发展，更为明显的是李东阳的格调说。郭绍虞先生认为“格调之说……起于《沧浪诗话》之所谓气象”。“盖明人所谓格调，是合沧浪所谓第一义之妙悟与气象之说体会得来”。又说“格调之说重在气象”④。由此也可以看出气象说在明代确已有内涵日益丰富的趋势。
当代学者则更进一步，不仅明确地将风格（笔力、格力）并入气象之中，如王运熙先生将盛唐气象明确概括为“浑厚”、“雄壮”两个方面，实际正是对明以来关于盛唐诗气象论的进一步发展，而且将盛唐气象提升到一个自觉的理论高度，进一步扩展了它的内涵与外延，如林庚先生就认为：“盛唐气象同时又是一个诗歌时代总的成就……它也是中国古典诗歌造诣的理想。”⑤
综上所述，严羽所概括的盛唐诗的气象特征是“浑厚”，而今人的“盛唐气象”指的是盛唐诗歌的艺术特征，它并不是只有“浑厚”一项，二者在概念上并不是完全重合的。
二
严羽在《沧浪诗话》中，除以气象论盛唐诗外，还由对盛唐诗的分析研究提出了兴趣说、妙悟说，并且于全部盛唐诗中，又特别推尊李杜，以雄壮之美作为自己的诗美理想。这些内容在严羽诗论中是无法归入气象说的，或者说严羽所谓盛唐诗的气象，并不能将这些内容全部包容在内。今人论盛唐气象而将首创之功归于严羽，实在并不是因为严羽在理论上已经确立了这一概念，而是因为他们将上述内容纳入到严羽诗论中尚不成型的盛唐诗气象说中的缘故。这一偷梁换柱之术，使今人的盛唐气象说明显地受到严羽的影响。这种影响又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其一是将严羽的兴趣说、妙悟说吸收到盛唐气象的理论框架中来，因此论盛唐气象，而把王孟一派的山水田园之作也囊括在内，认为这类作品也体现了盛唐气象的特征。
其二是吸收严羽推尊李杜，追求壮美的思想，于“浑厚”之外，将“雄壮”也作为盛唐气象的主要特征，由此王孟的田园山水之作被排除在盛唐气象之外。
从盛唐诗实际来看，后一种观点的局限是明显的。严羽生当南宋末叶，当时江西派、江湖派的弊病都已暴露无遗，因此，矫正诗弊，为诗歌的发展找到一条可行的道路，就成为他建立诗歌理论的直接目的。然而这两派的弊病，乃是两个相反的极端，要想使其同时得到补救，显然是非常困难的。在这样一个二难困境中选择出路，就使严羽对盛唐诗歌的理论总结受到客观的限制，或者说他对盛唐诗歌特征的总结因与以盛唐为法的具体途径相混而造成了理论上的混乱。
严羽对盛唐诗的论述，综合而言，不外三点，1.“盛唐诸公，透彻之悟也。”（《诗辨》）；2.“盛唐诸人，惟在兴趣。”（《诗辨》）；3.盛唐诗“雄浑悲壮”，或“既笔力雄壮，又气象浑厚。”（《答吴景仙书》）这三方面基本上概括了盛唐诗的美学特征，包举了严羽所谓诗之大概的“优游不迫”和“沉着痛快”两个方面。因为无论妙悟，还是兴趣，强调的都是审美感兴，而审美感兴是一首好诗所必备的，并非专就两类诗中的哪一类而言。但是严羽在具体论述以盛唐为法时，却转了向，要求“以李杜为准，挟天子以令诸侯”（《诗评》）。从他“以李杜二集枕籍观之，如今人之治经，然后博取盛唐名家，酝酿胸中，久之自然悟入”（《诗辨》）的说法看，他尊李杜，并没有轻视别的盛唐名家，但事实上，他对盛唐影响甚大的王孟诗派，亦即“优游不迫”的一派，仍然表示了轻视的倾向，他的审美理想最终落到“沉着痛快”、“雄浑悲壮”的一面。这与其说是他自己审美理想的必然归宿，毋宁说是纠编的现实目的在起着更为主要的作用。在严羽这是不得已之事，对诗歌本质的认识，使他提出了兴趣说、妙悟说，并以此纠正江西派之流弊，又因为宗晚唐的四灵与江湖派也宗王孟，他便绝少提王孟。而要使两方面的偏失同时得到补救，以李杜为尊便成为唯一的选择。但这样一来，他的兴趣说、妙悟说与他有意无意轻视王孟的论诗倾向之间却形成一种难以自圆其说的矛盾，以致引起后人的种种争议，或者以为严羽“名为学盛唐李杜，实则偏嗜王孟冲淡空灵一派”⑥，或者拘泥于严羽的论诗倾向，论盛唐气象而将王孟一派排除在外，仅取其少数雄壮、开阔之作。这两种倾向都实在是因为对严羽当时身处二难境地的苦衷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所致。因此，论盛唐气象而排除王孟诗派显然是对严羽的一种误解，也是不科学的。
我们今天谈盛唐气象，不必担负严羽匡正诗道的重荷，但又不能离开盛唐气象这一概念本身作任意的主观发挥。严羽在《诗体》中列有“盛唐体”，下注曰：“景云以后，开元、天宝诸公之诗。”虽然他也承认“盛唐人诗，亦有一二滥觞入晚唐者，晚唐人诗，亦有一二可入盛唐者。”但“景云后开元天宝诸公之诗”则是盛唐诗的主体部分，我们认为这是比较合乎实际的。
然而，我们这样讲，并不等于说前一种观点便无可挑剔，因为就理论渊源而言，将盛唐气象看作是严羽兴趣说、妙悟说与气象说的统一，固然没有错，却仍然未能揭出盛唐气象真正的理论源头。
三
长期以来，论盛唐气象者都把目光集中在严羽身上，而恰恰忽略了历史上第一个对盛唐诗进行全面研究的学者，这就是盛唐诗论家殷璠。他的《河岳英灵集》是盛唐诗的精华选本，其中对每位诗人所作的极简要的评语及一篇《叙》与一篇《集论》，在盛唐诗研究史上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对此，论者早有共识。笔者在这里只想对盛唐气象与殷璠诗论之间似断实续的源流关系作一条理。
殷璠论诗有所谓“神来、气来、情来”的“三来”说。关于“神来”，殷氏虽将它与“气来”“情来”并列标出，却并未作任何界定，也没有在作品中指出何者为“神来”之作。他在《河岳英灵集》中所反复论述的实际主要是“气来”与“情来”。林继中先生以为“气来”与“志”有关。“气来”之“气”具有“较深刻的社会内容”，当指建功立业的慷慨之志与报国无门的不平之气。“气来”实即诗人逸兴远志经由诗歌语言的外发。而“情来”则与“兴趣幽远”有关，其核心是“兴象”，它作为“气来”的补充而又相对独立，“更偏重引发情思的‘象’本身”⑦。林先生此论可谓独具只眼，而笔者正是循此线索探讨盛唐气象说与殷氏诗论之关系的。兹从如下几方面论之。
古人论唐诗而特重盛唐，严羽之前有殷璠、司空图，严羽之后有明前后七子等。严羽之后不必论，严羽之前，殷璠为当代人，其《河岳英灵集》所选以盛唐边塞、田园之作为主。其理论，“气来”说主边塞之作，“情来”说重田园之什，实兼高岑与王孟两大派，而以李白为“率皆纵逸”、“奇之又奇”。至司空图《诗品》，首列《雄浑》，次之以《冲淡》。而严羽《沧浪诗话》称诗之“大概有二：曰优游不迫，曰沉着痛快。”（《诗辨》都无不首先着眼于盛唐边塞、田园两派的诗作，将其作为一种理想的模式，从而构筑自己的理论体系。这一理论特点在清人翁方纲的《石洲诗话》卷四中说得最为明白不过：“初唐之高者，如陈射洪、张曲江，皆开启盛唐者也。中晚之高者，如韦苏州、柳柳州、韩文公、白香山、杜樊川，皆接武盛唐，变化盛唐者也。是有唐之作者，总归盛唐。而盛唐诸公，全在境象超诸，所以司空表圣《二十四诗品》及严仪卿以禅喻诗之说，诚为后人读唐诗之准的。”由此种理论特点决定了各家论唐诗虽因其时代不同，学养有异而有不同的理论体系、理论概念及理论表达方式，但作为对同一对象——盛唐诗的理论概括，在理论的变化之外，实应有若干理论基点是各种理论所相互承接的。笔者以为这种理论基点表现在概念上即是“气”与“象”，此其一。
其二，气与象在中华文化中，最初都是哲学概念，并各自单独使用，后演变为文论术语，在很长的时间里也是分头发展，各有所主。这是研究者众所周知的。此处所欲稍加辨明者，乃是气与象之关系及其合用的意义。
哲学家对气与象之关系的论述，可以宋代张载为代表。其《正蒙·乾称》第十七曰：“凡可状者，皆有也，凡有皆象也，凡象皆气也。”又《横渠易说·系辞下》曰：“有此气则有此象，可得而言，若无则直无而已，谓之何而可，是无可得名。”由是，按哲学的观点，气为主，象为次，气为体，象为用。有气则有象，无气则象无从说起。此论虽非针对文章而发，然其所述气、象之关系，与文论中的气、象关系是一致的。
在文论中将气与象都作为重要理论概念，并将二者牵合到一起，窃以为当以殷璠《河岳英灵集》为最早。其集《叙》称“文有神来、气来、情来”，《集论》又说：“言气骨则建安为传”。集中论及具体作家，也多言及气、气骨。殷氏对“象”的论述较气为少。评孟浩然诗曰：“至如‘众山遥对酒，孤屿共题诗’，无论兴象，兼复故实。”又评陶翰诗曰：“历代词人，诗笔双美者鲜矣，今陶生实谓兼之：既多兴象，复备风骨。”然论者多以为殷氏诗论之价值在兴象说，并非没有道理。因为以气论诗只是殷氏的承袭与发展，以兴象论诗却是他的创造。可以看出，殷氏虽以气与象（兴象）作为论诗的重要标准，他所谓气与象实质上是互相包容的，“气来”之作不能无象，只是与兴象不同罢了。而兴象实即由“情幽兴远”的“情来”之作所具备，所谓“情”，亦可归之于气。因此，殷氏论“气”与“象”（兴象）虽都是就其特殊的意义而立论，但却可视为后来以气、象合一论诗的滥觞。
其三，气、象合为一词，并与文学创作及批评发生关系，最早当见于杜甫《秋兴》“彩笔昔曾干气象”。而在诗论中，则是由皎然首先使用的，他在《诗式·诗有四深》的第一条中说：“气象氤氲，由深于体势。”然终唐之世，以“气象”论诗文者并不多见。
至五代荆浩在他的《笔法记》中，便明确地对气与象的关系作出了理论说明。他说：“画者，画也，度物象而取其真。”所谓“真”，是与“似”相对的概念，即“似者得其形，遗其气，真者气质俱盛。凡气传于华，遗于象，象之真也。”在这里荆浩用“真”的概念将气与象联系在一起。他还说：“山水之象，气势相生。”“气者，心随笔运，取象不惑。”也就是说，山水之象，离不开气，否则只能是形似之作，而气也离不开象，须借“山水之象”才能得到表现。又评诸家画，称“麴庭与白云尊师气象幽妙，俱得其元，动用逸常，深不可测。”又说：“项容山人……用墨独得玄门，用笔全无其骨，然于放逸不失真元气象。”
在此基础上，宋代以“气象”论诗说文品画者，便日渐多起来。因此，严羽将气象作为自己诗论中重要的理论概念，实在是古典诗论发展的必然趋势。
综上，可知，盛唐气象作为一个理论概念，是历代学人共同研究与探索盛唐诗的结晶，不仅应当包含严羽诗论中的妙悟说、兴趣说，而且，它还是以殷＊“气来”、“情来”两个方面作为基本的理论构架和起点的。翁方纲所谓“盛唐诸公之妙，自在气体醇厚，兴象超远。”⑨正是就这两个方面立论的。那种论盛唐气象而将王孟排斥在外的观点，显然是片面的。
注释：
①裴斐：《论李白的政治抒情诗》，载《文学遗产》1981年第1期。
②高玉昆：《说“盛唐气象”》，载《光明日报》1984年5月1日。（3)王运熙：《说盛唐气象》，《上海社会科学院学术季刊》1986年第3期。下引王先生说均见此文。
④郭绍虞：《中国文学批评史》第542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
⑤林庚：《盛唐气象》，载《北京大学学报》1985年第2期。
⑥许印芳：《沧浪诗话·跋》。
⑦林继中：《释“神来、气来、情来”说》，载《古代文学理论研究》第十一辑，以下所引均见此文。
⑧引文据中国古典艺术出版社《中国画论类编·笔法记》。
⑨翁方纲：《石洲诗话》卷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