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政治学研究中的新兴交叉学科：现状与发展展望——以七个发展中的政治学新兴交叉学科为研究个案，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政治学论文,学科论文,个案论文,当代中国论文,现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引言
中国政治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是在20世纪70年代末逐渐恢复和发展起来的，而中国政治学在20多年发展的历程中，一个极为重要的主题是学科建设和学术发展相互促进、共同发展，开拓了许多新的研究领域。当代人文社会科学综合化、整体化、系统化已经成为主流趋势，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和重大创新理论的形成，越来越依赖于不同学科之间的交叉与融合，许多有影响的创新成果，往往产生在学科的交叉处，一些新兴学科也在学科交叉和边缘学科中产生。而当代中国政治学也逐步涉猎了政治学的一些边缘学科、交叉学科和前沿学科，如政治人类学、政治人口学、民族政治学、政治心理学、政治传播学、政治地理学、生物政治学等。当代中国政治学发展的一个明显特点就是学科界限逐渐模糊，交叉性领域逐渐增多，实证方法和理论方法的综合化发展也日益成为趋势。
西方政治学交叉学科形成的渊源可以追溯到古希腊、罗马时期，而当代西方政治学交叉学科则深受行为主义政治学的影响。二战后，行为主义政治学获得了全面发展，并在政治学研究领域占据了主导地位。行为主义政治学将现代科学的方法和成果引入到政治学中，将各种政治行为主体的政治行为作为基本分析对象。自然科学的一些研究方法在行为主义政治学盛行的时代逐渐成为政治学研究的重要工具。实证调查和定量研究在政治学研究中形成了一个独立的理论体系，这种统一性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不同学科之间的相互交叉和渗透，进而也促进了政治学新理论、边缘学科和交叉学科的兴起和发展。在行为主义政治学的推动下，行为主义政治学的新理论如团体理论、角色理论、精英理论、系统理论、决策理论、交换理论、中层理论、沟通理论、结构—功能主义理论、博弈理论、政治发展理论等相继出现。同时，在行为主义政治学思潮影响下，各种新的政治学交叉学科也纷纷出现，如政治心理学、政治社会学、政治生态学、政治传播学、生物政治学等。
在20世纪的风云变幻中，政治学家们重新开始关注政治哲学。20世纪70年代罗尔斯影响广泛而深远的巨著《正义论》，使西方主流的自由民主理论的基础——立足于契约论和康德的自由主义哲学重新得到了极其有力的阐释和复兴，传统的社会契约论逐步发展成理性选择理论并重新确立了它在政治学领域的核心地位。在政治哲学复兴过程中，另一位著名的政治哲学家施特劳斯则认为，社会科学的实证主义有其致命的理论上的弱点，正是实证主义的局限造成了现代社会科学的困境，也是现代政治科学的困境①。诺齐克在自己的政治哲学代表作《无政府、国家与乌托邦》中，从政治哲学角度探讨国家应该管理什么，即最理想的政府职能应该是什么这类问题，这在美国学术界引起广泛的反响，美国学术界称之为后行为主义时期政治理论的复兴。在政治哲学复兴的过程中，很多学者对政治学的边缘和交叉学科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探讨和研究，并与当代西方宪政制度、法治精神、政治价值观等紧密结合起来，使政治学的边缘和交叉学科具有了较为成熟的知识形态和价值体系。
西方政治学交叉学科发展至今，有些学科已经相对较为成熟。从当代西方政治学学科的发展来看，一方面，政治学学科分类的研究更精细、更深入，在深度和广度上继续拓展，新的政治学前沿交叉科学不断涌现；另一方面，综合化趋势更加突出，政治学学科交叉呈现更大跨度的趋势。政治学甚至和自然科学各学科之间交叉融合，自然科学与政治学之间相互渗透以及政治学和人文社会科学其他学科之间交叉融合，不断形成新的政治学交叉研究领域。然而在当代中国政治学发展进程中，由于政治学的交叉学科和边缘学科发展比较有限，对中国政治学的未来发展形成了较大的阻滞。从学科发展意义而言，我国政治学交叉学科的研究历史是比较短暂的，当前除了少数几个政治学交叉学科以外，绝大多数政治学交叉学科仍处于起步阶段，存在诸多的局限性，也有着极大的发展空间。
二、以七个交叉学科为个案，解析当代中国政治学新兴交叉学科的发展现状
政治经济学在国内政治学研究中已经形成了一定的理论和方法体系，而关于政治社会的研究也获得一定的进步与发展。政治社会学重视社会环境与政治系统相互关系的研究，探讨政治体系在社会结构中的存存条件等问题②。早在古希腊的政治学研究中，先哲们就开始采用社会视角的理论与方法，然而由于那个时代缺乏政治社会学的学科，因此政治社会学并不显性。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是较早系统地用社会的观点分析政治现象的代表之一，他在《论法的精神》中，对政治现象与自然环境、社会环境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描绘和分析。进入19世纪中叶，随着社会学的兴起和发展，从社会学角度对政治现象进行研究逐渐成为政治学研究的一种重要的研究取向。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当代政治社会学逐渐形成，主要代表人物有帕累托、莫斯卡、李普塞特、达尔、伊斯顿、迪韦尔热、阿尔蒙德、米歇尔斯、曼海姆和迪尔凯姆等。他们从广阔的社会视角对政治现象进行分析和描绘，并提出政治社会学的相关理论。直到20世纪末期，政治社会学获得迅猛发展并成为一门独立学科，由于受到行为主义政治学的深刻影响，政治社会学在这一时期发展更加显著。政治学在研究领域极大地向社会学领域进行扩张与伸展，政治学者开始注重运用社会学的理论对政治现象进行解释，运用社会学的研究方法对政治问题进行分析。国内学者在政治社会学的研究方面，已取得了不少成果，如王威海：《政治社会学：范畴、理论与基本面向》(2008)；毛寿龙：《政治社会学——民主制度的政治社会基础》(2007)；王振海：《社会场域中的政治：政治社会学的视角》(2005)等等。中国期刊网上和政治社会学相关的论文则有上百篇。
除了政治社会学、政治经济学等少数几个政治学交叉学科发展得较为成熟之外，当代中国政治学发展中其他的几个政治学交叉学科则显得较为薄弱。当代中国政治学的新兴交叉学科主要体现在以下一些学科：①政治人类学。国外相关代表作有英国学者埃文思-普里查德·E.E著的《努尔人：对尼罗河畔一个人群的生活方式和政治制度的描述》和特德C.卢埃林著的《政治人类学导论》等；国内有董建辉编著的《政治人类学》和陶庆著的《福街的现代“商人部落”走出转型期社会重建的合法化危机》等。②政治心理学。国外相关代表作有美国学者威廉·H·布兰察德著的《革命道德：关于革命者的精神分析》，威廉·F.斯通著的《政治心理学》，拉斯韦尔著的《政治学：谁得到什么?何时和如何得到?》以及法国学者古斯塔法·庞勒著的《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等；国内有蒋云根著的《政治人的心理世界》，张明澍著的《中国“政治人”——中国公民政治素质调查报告》和石之瑜著的《政治心理学》等。③民族政治学。国外相关代表作有美国学者罗伯特·杰克曼著的《不需暴力的权力：民族国家的政治能力》和俄国学者B.A.季什科夫著的《民族政治学论集》等；国内有周星著的《民族政治学》和周平著的《民族政治学》等。④政治传播学。国外相关代表作有美国学者W.兰斯·班尼特著的《新闻：政治的幻象政治传播学经典之作》和英国学者布赖恩·麦克奈著的《政治传播学引论》等；国内有周宇豪著的《权利与博弈：信息时代的国际政治传播》，李宏，李民编著的《传媒政治》和谢岳著的《大众传媒与民主政治：政治传播的个案研究》等。⑤政治地理学。国外相关代表作有美国学者格拉斯纳，德伯里杰著的《系统政治地理学》和英国学者杰弗里·帕克著的《地缘政治学：过去、现在和未来》等；国内有张文奎等著的《政治地理学》，张耀光著的《中国海洋政治地理学：海洋地缘政治与海疆地理格局的时空演变》和王恩涌著的《政治地理学时空中的政治格局》等。⑥生物政治学。国内相关代表作有葛红兵、宋耕著的《身体政治》等。⑦政治人口学。这方面的相关国内外专著笔者尚未检索到。而这七个新兴交叉学科虽然有少数一些学者进行研究，但一直没有引起政治学界学者的重视，相关的研究成果比如译著、研究论著和论文与传统交叉学科相比显得较为缺乏。下文将通过这七个交叉学科来解析当代西方与中国政治学新兴交叉学科的发展现状。
Ted C.Lewellen认为政治人类学作为一门学术科目，其最早产生于20世纪40年代，尤其是在二战之后，政治人类学才正式迈开了其发展的步伐③。政治人类学的发展与人类学的发展关系密切，在人类社会进入后工业社会之后，文化的差异与危机，以及宗教的延续等问题，对于政治发展产生重要影响④。自从19世纪起，人类学家就开始注重研究政治现象。在20世纪40年代出版了三本比较有影响政治人类学著作：E.埃文斯-普里查德的《努尔人》、《阿纽人的政治制度》，J.米德尔顿、泰特、L.P.梅尔、E.R.利奇、M.格鲁克曼也发表了重要著作⑤。
20世纪80年代之前，中国学界并未出现政治人类学的学科自觉。80年代后期，中国政治人类学研究逐渐发展起来，国内学者开始学习和引入国外政治人类学的理论和方法。董建辉在1999年出版的《政治人类学》一书，标志着中国学界出现了政治人类学专著，进入了政治人类学系统介绍和阐述发展时期，这对国内政治人类学的学科体系建构有着重要意义。
政治心理学。政治心理学专注于研究人类在政治上的思考、情绪、和行为。Kristen Renwick等人曾对于政治心理学的发展进行过细致的分析，他们提出：“政治心理学的名字是新的，但是作为一个独立的学科成立在20世纪，在1978年成立了官方的协会”。如今，政治心理学的发展已然经历三十多年，其对于丰富政治学知识发挥重要的影响⑥。
在国内的相关研究中，以译著为主。出版的译著主要有经典政治心理学专著，如法国著名政治心理学家古斯塔夫·勒庞的《革命心理学》(2004)、《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2005)，美国学者威廉·H·布兰察德的《革命道德——关于革命者的精神分析》(2004)等。然而对于目前而言，我国政治心理学仍属于新兴学科，发展还处于起步阶段，对政治心理学的研究明显不足，这与对政治心理学的研究意义的认识不足有着很大关系。
政治传播学。政治传播学同样也是一门交叉性学科，它研究与人类政治活动有关的一切社会信息及其传播活动。时下，国外的政治传播学研究已经取得了较大的进步，相对来说已经较为成熟，较为经典的著作包括：文森特·莫斯可的《传播政治经济学》(2000)、兰斯·班尼特的《新闻：政治的幻象：政治传播学经典之作》(2005)、布赖恩·麦克奈尔的《政治传播学引论》(2005)等等。20世纪80年代，我国的政治传播学研究兴起于的台湾。其中，祝基滢的专著《政治传播学》(1983)与彭芸的专著《政治传播：理论与实务》(1986)对学科发展有较大贡献，而这一时期的政治传播学研究主要以译介为主，缺乏深刻的理论研究。20世纪90年代，政治传播学的研究逐渐发展起来，关于政治传播学研究的相关论著开始增多。然而受学术评价体系的西化、学术成果多以论文形式发表在英文刊物上等因素的影响，导致国内政治传播学的专著依然极少。直到2000年后，我国的政治传播学研究才逐渐步入发展阶段。例如李宏等著的《传媒政治》(2008)、周宇豪等著的《权利与博弈：信息时代的国际政治传播》(2008)等书从不同的角度描绘了中西方政治传播学研究进程的大概面貌，介绍了政治传播学的基本知识，并对中国特色政治传播学的现状与发展进行了分析。概而言之，政治传播学历经了二十多年的发展，在本土化研究方面取得了不少成果，但还存在不少亟待解决的问题。
政治地理学。政治地理学是研究人类社会政治现象的空间分布与地理环境关系的学科。政治与地理互相联系，地理状况必然成为政治话语的重要方面，一个民族的地理将影响其自身的政治视野与其对于世界的看法。”⑦尤其是当下的世界一体化的急速演进，网络化的地理环境对于国家政治的发展产生越来越重要的影响⑧。同时，地理环境作为一个国家的客观政治环境，对于塑造国家的历史也产生重要影响⑨。例如1897年，拉采尔的《政治地理学》，斯皮克曼的陆缘说，麦金德的陆心说以及瑞典学者谢伦的地缘政治学对此都有阐述。20世纪70年代以来，政治地理学的研究多集中在政治过程和政治行为方面，更为关注较小的政治区域，如城市政治地理、隔离区、选举地理等。地缘政治学是探讨个人、组织或团体因为空间分布等的地理因素，经营政治的手段及方法的学科。目前用于军事、外交等战略分析方面较多。总体而言，政治地理学当前在国内政治学界的研究基本也处于起步阶段，尚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民族政治学。上个世纪末期以来的世界热点问题，都蕴含着深刻的民族政治背景。由此推断，对于这些现象而言，缺乏对民族政治关系的分析，则无法进行客观与全面的解释。若要对民族政治学进行界定和定义，则主要从民族政治关系视角进行，主要关注民族政治生活和政治现象的各个方面，并选择对民族和民族社会发展直接相关的各个方面进行深入的研究⑩。国外关于民族政治学的研究较为成熟，涌现出大量的专著和论文。
1993年，民族政治学的基本理论范畴和研究对象、研究方法等在周星的专著《民族政治学》中进行了详尽介绍，这可以说是国内民族政治学研究的开端。之后，中国较为有影响力的著作包括：周平的专著《民族政治学导论》和《民族政治学》、徐晓萍、金鑫的专著《中国民族问题报告：当代中国民族问题和民族政策的历史反观与现实思考》(2008)，陈德顺等的专著《民族地区家族政治研究》(2008)等。
生物政治学与政治人口学。生物政治学应用生物学的原理和方法研究人与其政治行为的关系。自从英国学者罗伯茨最早提出了“生物政治学”一词之后，生物政治学的发展随后取得了较大的进展，较为著名的学者包括：萨米特、考德威尔、马斯特斯、科宁、舒伯特等人。政治人口学在政治学交叉学科中或许是最不成体系的学科。只有少数学者的论文涉及到政治人口学，但是还没有形成完整的理论体系。它反映了对人类生活品质与国际社会间渐趋松弛的安全的新的关切，正向传统的国际政治挑战。尼古拉斯·萨科齐在法国《行动》杂志中也指出，在今天，人口是任何政治家都不能忽视的重要因素。尤其是在十分复杂的移民档案上，政治和人口之间具有某种禁忌特性的联系。同时人口问题与科技、经济发展、环境、农业、文化问题一样是关系我们共同未来的重要社会问题。
与当代中国其他政治学交叉学科相比，生物政治学与政治人口学的发展是最为缓慢和滞后的，相关的译著，论著和论文非常稀少，笔者仅搜索到一本与生物政治学相当的专著，即葛红兵、宋耕著的《身体政治》(2005)，而与政治人口学相关的专著尚未检索到，仅有极为少数的一些相关译文和论文。
三、中国政治学新兴交叉学科成长中的局限性
不论是人文社会科学还是自然科学领域，学科交叉与渗透是当今科学发展的新趋势与新生长点。目前政治与经济、文化之间的互动日趋频繁，相互间的影响日臻密切，国内政治和国际政治的逐渐趋于一体，相互间联系领域扩大，由此可见大量的政治现象不能仅仅依靠单纯的政治理论进行解析和描述，而需要进一步扩大视野，在其他学科的知识和理论体系中汲取营养成份。面对这种发展势头，政治学研究在研究视野、研究理论以及研究方法上，需要不断发展与创新，从其他相关学科的知识体系、理论和研究方法等方面进行借鉴与吸收。这对于世界政治学发展趋势而言，显然不是新的焦点问题，然而对于中国政治学的发展来说，却是新的问题，中国政治学的交叉学科和边缘学科发展处于非常薄弱的现状，交叉学科和边缘学科发展与中国政治学的未来发展存在密切的关系。
通过前文的具体解析，可以发现当前这七个政治学新兴交叉学科的发展相对都很薄弱，而政治心理学和民族政治学的研究相对还充足一些，对于政治人类学，政治传播学和政治地理学的研究相对单薄，不具有系统性。而对于生物政治学和政治人口学的研究则更为贫乏。综观上述国内外学者的相关研究成果，主要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当前我国政治学新兴交叉学科发展中首要的局限性是研究方法的欠缺。从研究方法上而言，当前政治学交叉学科并没有很好地将人类学、心理学、人口学等学科规范的研究方法运用到政治学领域。例如就政治人类学而言，田野调查是一种源自人类学基础性的研究方法论，它是开展研究工作的前期准备，获取第一手原始资料的前置步骤，是“直接观察法”的实践与应用。一般而言，参与现场的实地调查研究都可以视为“田野调查”。田野调查共有五个主要阶段：一是准备阶段、二是开始阶段、三是调查阶段、四是撰写调查研究报告阶段、五是补充调查阶段。而当前国内政治人类学论著和论文中，只有极为少数的研究运用了人类学的田野调查方法。而中国现实的文化土壤与文化环境对于中国政治的产生与发展产生了重要作用，尤其是对于时下中国社会的转型具有重要的作用(11)。再从政治心理学这个政治学交叉科学来看，我国政治心理学的研究还没有特别注重运用心理学研究中的各种研究方法，即心理学的研究方法还未融入政治学心理学研究中。其他几个政治学交叉学科同样也存着研究方法欠缺的问题，基本上都是以梳理和引介国外理论以及理论层面的分析和探讨为主，而对于规范的定量和定性研究方法则较少采用，而这些规范的研究方法的引入将会极大拓展中国政治学的研究。
其次，国内政治学交叉学科相对于国外政治学交叉学科的发展而言存在很严重的滞后性。从前文的分析中可以看出，国内对以上这些政治学交叉学科的研究远不如国外的相关研究成熟，理论研究与实证研究的良性互动关系还有待进一步形成。具体而言，如政治人类学已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后，并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受到学者们越来越多的注意。但国内大多数政治人类学研究者还都集中于研究一些专门的课题，未能提出总体的分析框架。因此，我国政治人类学还缺乏严谨的体系、准确的概念和系统的研究方法，是一门刚起步的新学科。西方国家40年代就出版了三本政治人类学比较有影响的著作：E.埃文斯-普里查德的《努尔人》、《阿纽人的政治制度》，M.福斯特和埃文斯-普里查德编撰的《非洲政治体系》。二战后，政治人类学发展很快，J.米德尔顿、泰特、L.P.梅尔、E.R.利奇、M.格鲁克曼均发表了重要著作。与西方国家相比，国内对政治人类学的研究则显得相当滞后；仅有的几本专著在研究方法方面有所不足，而相关的论文更是稀少，远没有形成独立的理论体系和理论流派，只是处于起步的研究阶段而已。而其他的政治学交叉学科同样存在着这样的局限性，即学术研究远远滞后于西方国家，理论体系和研究方法论体系方面均尚未形成。
最后，交叉学科的专业人才培养与知识不断发展也是非常重要的。尽管我国在科研和教学方面对政治学交叉学科的建设与发展发挥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但不可否定的是，政治学交叉学科的存在归属问题，专业分工缺乏明显性，专业的培养方面缺乏方向感等问题依然存在，这在多方面制约着政治学交叉学科研究。以致无法形成学科体系。
四、当代中国政治学交叉学科的发展趋势之展望
由于社会多样性和科学技术的发展，当前应该特别重视新兴学科和交叉学科的发展。政治学新兴交叉学科是采用多学科的优势，从多视角研究重大复杂问题，是交叉学科中的重要的发展方向，它诞生于传统政治学科不断深化的过程，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并呈现出新的发展特点与新的发展方向(12)。西方国家的政治学理论与实践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形成了非常系统与完善的体系与系统，为政治学的多学科发展奠定了基础。比如政治学中的制度主义理论分析，学者们已经不再简单探讨制度与行为之间的关系，而是更为深层地探索历史与政治行为的关系(13)。
对于当代中国政治学新兴交叉学科而言，首先在研究方法方面急需进一步规范化。政治学不仅是一门专门化的基础性学科，还是一门集多种学科为一体的综合性学科。政治学新兴交叉学科需要在政治学自身学科内部发展的基础上，不断吸收和融合哲学、社会学、人类学、人口学法律、心理学、经济学、生物学、传播学等学科的最新研究成果。政治学新兴交叉学科是借鉴和采用多元化的研讨路径多角度地对其研究对象进行揭示和穷尽的综合学科。国内学者袁方认为，社会科学研究方法体系可分为三个层次：一是方法论，二是研究方法或研究方式，三是研究的具体方法与研究技术。其中方法论是指导研究的一般思想方法或哲学，主要包括研究的基本假设、研究逻辑、研究原则、研究规则、研究程序等问题；而研究方式主要表明研究的步骤与手段，是贯穿于研究全过程的程序和操作方式；研究的具体方法技术，主要包括资料收集方法、资料分析方法和其他技术手段或工具，运用于研究的各个阶段(14)。Thomasse认为，政治学研究的极为重要的方法论问题，即具体理论与方法之间的关系，在其一侧，是理论或方法，而在另一侧，则是理论的特定应用程序或方法(15)。笔者简要的尝试归纳社会科学的方法论体系，并用图1简要表示如下：
图1 社会研究方法体系
而当前对于政治学新兴交叉学科而言，在方法论方面还缺乏系统性和规范性。政治学研究和其他科学研究一样，是由多种研究方法有机结合的一种创造性的思维活动和实践探索。随着政治学的发展，已有的研究方法和技术被不断地更新、丰富和发展，并且在不断产生新的方法。因此，在研究政治学的过程中，要注意研究各个领域已有的独特的研究方法，研究这些方法的运用和发展。比如，西方学者通过心理政治学的探究，对于公民的选举行为进行研究，从而预测政治行为(16)。同时还要十分关注各个领域所提出的各种新方法，研究借鉴这些方法的可能性。例如就政治人类学而言，既采用宏观与整体性的学术视域，又具备微观与细致的深描与田野观察，注重国家与地方之间、田野材料与文献资料相结合。引入实验方法在很大程度将会丰富和发展政治科学的研究。同时，以传播政治学为例，自从哈贝马斯的话语理论得到认可之后，协商民主的实践成为世界政治民主实践的主要经验(17)。而该项理论在中国引进时，需要我们在系统掌握理论的基础之上，走入实践，进行中国特色的政治经验总结。总之，政治学的不断发展必然促进其学科研究方法的多元化，当前我国政治学交叉学科还有待于进一步形成规范新颖的研究理论和研究方法，跟上政治学学科发展的步伐，研究新方法。
其次，当前仍需进一步加强对国外政治学交叉学科的借鉴和学习。当前中国政治学新兴交叉学科发展较为缓慢，一个重要原因还在于对国际主流政治学交叉学科的研究进展缺少关注。当前国内政治学研究中，对于国际权威政治学刊物上的论文缺少研究和阅读。笔者认为目前中国政治学与国外相比更多的应当定期阅读国外优秀政治学著作和国际权威政治学期刊上的论文，并加强学习。这样可以逐渐将国外政治学新兴交叉学科的理论引入中国，并且在借鉴和学习中推动中国政治学交叉学科的发展与繁荣。
再次，中国政治学交叉学科的发展要遵循国外研究范式，在继续吸收与借鉴国外相关理论以及研究方法的基础上，继续探索中国特色的本土化研究，从本国的政治、经济与文化实践出发，大力拓展政治学科的交叉性与适用性，使政治学科的发展能够对于中国的政治实践发展产生积极影响。政治学的发展应该兼顾理论发展与实践运用的结合，其最终的动力来源于社会，来源于实践，西方的政治学发展的轨迹也证明政治学的活力就在于其对于政治学现象的解释，比如战争与国际关系等行为的研究(18)。此外，本文认为，今后的人才培养模式应该重视复合型人才跨学科的培养。目前我国大学本科教育已经意识到复合型人才跨学科培养的重要性，正在尝试着向素质教育方向改革，复合型人才跨学科培养的情况有所好转。然而在研究生培养方面，跨学科、跨专业教育不被重视，近亲繁殖的状况依然比较严重，这种局面需要尽快作出调整和改变。实际上研究生阶段是培养高层次复合型人才最关键时期，而学科交叉教学则是其中的重要环节。因此，政府和教育部门对于政治学以及其他学科的新兴交叉学科应当大力倡导，在政策导向上给予鼓励。
加强学科间的综合发展与交叉，突出学科的综合化设置，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推动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人文科学之间的渗透、交叉、融合与创新。大力鼓励与支持在政治学传统学科基础上产生的新兴学科，为新兴、交叉、边缘学科的产生和发展积极创造宽松而又具有竞争性的环境空间和有利条件。然而对于新兴交叉学科的发展也需要理性对待，需要格外注重新学科的发展必须紧紧依赖于其母体学科，保障新学科发展的雄厚基础与根基力量，否则将可能导致新学科难以良性发展下去，无法达到更高水平。
注释
①[美]列奥·施特劳斯、约瑟夫·克罗波西：《政治哲学史》，李天然译，[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4页。
②张友渔主编：《中国大百科全书·政治学》，[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第502页。
③Ted,C.L.(2003),Political Anthropology:an introduction,Greenwood Publishing Group,p3.
④Seidman,S.(1998),The Postmodern Tuna:New Perspectives on Social Theory,Cambridge:Cambridg University,p5.
⑤http://www.chinabaike.com/article/316/327/2007/2007022053015.html.
⑥Kristen,R.M.,William,C.,Adam,M.,& Bridgetter,P.(2009),What is political psychology? Perspective on Politics,7(4),p.859.
⑦Young,B.J.(1987),Geography and politics,Transaction of the Institute of British Geography,New Series,12 (4),pp:391-397.
⑧Hartwick,E.R.(2005),Towards a Geographical Politics of Consumption,Environment and Planning,32,pp.1177-1192.
⑨Mackindr,H.J,(1904),The Geographical Pivot of History,The Geographical Journal,23(4),pp.421-437.
⑩周平：《民族政治学：研究对象、性质、特点及发展》，[北京]《政治学研究》2003年第2期。
(11)Alihwa,O.,& Donald,N.(1997),Ungrounded Empires:The Cultural Politics of Modern Chinese Transnati0nalism,New York:Routledge,p.X.
(12)梁莹：《公共管理研究方法》，武汉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56页。
(13)Peter,H.,& Taylor,R.(1996),Political Science and Three New Institutionalisms,Political Studies,44(5),pp.936-957.
(14)袁方：《社会研究方法教程》，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4-26页。
(15)Thomassen,Lasse(2010),Deconstruction as method in political theory,OSTERREICHISCHE ZEITSCHRIFT FUR POLITIKWISSENSCHAFT,39(1).
(16)Druckman,J.N.,Kuklnski,J.H.,& Sielman,L.(2009),Political Psychological Approaches to Voting and Public Opinion,Political Behavior,31,pp.485-510.
(17)Nebl0,M.(2005),Thinking Through Democracy:Between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Deliberative Politics,Acta Politica,40(2),pp.169-181.
(18)Deutsch,M.(1983),The Prevention of World War III:A Psychological Perspective,Political Psychology,4 (1),pp.3-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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