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中国文化重建的主体、目标、中介——新文化运动与新生活运动的比较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新文化运动论文,中国文化论文,新生活论文,主体论文,民国时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 K258 [文献标识码] A
“文化并非别的，乃是人类生活的样法”。[1]（P.144）人们之所以作出这样的文化选择而不是那样的文化选择，除了现实的约束外，同时还受到文化主体的需要的制约。近代中国随着传统伦理社会的逐步解体，关于中国文化的争论也达到白热化的程度，中国社会不同的文化主体从各自的文化背景和政治需要出发，对中国文化的重建提出了不同目标、路径，其中新文化运动和新生活运动不仅对中国文化重建的目标、内容进行了探讨，并且这种探讨都超出了思想的范围，在各自的历史时期形成了不同规模的文化重建运动。分析、比较新文化运动和新生活运动，对于我们认识近代中国文化重建有着重要的意义。
一
20世纪初，中国爆发了新文化运动，直接触发这一运动的是相互矛盾的两个因素，即强烈的爱国主义和为学习西方富强之路，而对中国传统文化（儒家统治术）的无情批判。当中国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为挽救共和国而倾力进行艰苦的军事、政治斗争时，一批年轻的激进民主主义者如陈独秀、李大钊等人，已经在怀疑和思索中觉醒，他们痛感理想与现实的深巨断层，仅靠政治和革命是无法消弥的，于是发动了以批判封建专制主义，高扬民主与科学为内容的新文化运动。
从群体结构来考察，新文化运动的主体是一批对中西方文化进行了比较和思辨的留学生和迅速崛起的中国中等知识阶层。1915年9月， 陈独秀在上海创办了《青年杂志》（第二卷起改名为《新青年》），它标志着中国新的知识分子群体，开始按照他们所理解的现代意义与标准，尝试重建中国的文化体系。
然而，新文化运动的主体在价值观上并不是一致的，他们中有些人属于受民主思潮影响的爱国知识分子（如李大钊），还有一些属于有爱国心的自由主义者（如胡适）。新文化运动的主体在价值观上的差异，“主要集中在意识形态应当构建在怎样的价值指归上——究竟以个体需要的满足为本，还是以国家独立富强为本？如果两者存在冲突，怎样加以协调？”[2]（P.304）这种不一致，导致五四以后的新文化运动出现分化，胡适等人仍然坚持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立场，李大钊、陈独秀等人则“进一步动摇了他们对资本主义制度本不牢固的信念，唤起了对社会主义制度追求的热情”[3]（P.447—448）。
即便如此，新文化运动主体的文化选择的目的始终是为了民族的进步与强大，他们所强调的学习西方，同样始终是服从并服务于民族的振兴。正因为新文化运动的主体谋求中国问题的根本解决，并有心要借用现代西方文化，解决中国社会改造的根本问题，从而使他们所确立的文化本体精神，在中国文化现代化转换（即由传统的宗法礼俗的封闭的文化价值体系，转化为现代的充满科学和理性精神的开放的文化价值体系）中具有巨大的意义和崇高的价值。新文化运动增强了中国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的民主意识，促进了他们对国家和民族命运的关心，对救国救民真理的追求，它的多元化、开放性思维和对传统的深刻反省与批判，预示和孕育着知识分子对中国社会的新的能动性改造。
“20世纪中国的文化保守主义并非柏克式全盘肯定既存社会政治秩序的西欧保守主义，而是一种‘反映民族感情的文化保守主义’。这种中国式的具有‘文化民族主义’特征的‘文化保守主义’，是对中国现代化过程中‘意义’和‘认同’迷失之文化危机的反应”[2]（P.361—362）。中国近代社会变动中， 封建道统的动摇与封建政权的动摇相互影响。外部的打击与内部的动乱，首先削弱了皇权，由此引起了人们对以纲常意识为核心的传统信条的怀疑和否定，于是儒学作为几千年来中国社会思想道统出现了危机。这种危机既孕育着文化创新的机遇，同时也导致一般中国人思想文化上的混乱与迷惘，从而引发文化重建的论争。
中国守旧的文化势力既包括了中国的统治势力，同时也包括了上层士绅和一些下层民众。中国的统治阶级和上层士绅始终坚守中国传统的伦理道德，他们认为：“中国立国数千年，礼义纲纪，云为得失，皆奉孔子之经；若一弃之，则人皆无主，是非不知所定，进退不知所守，身无以为身，家无以为家，是大乱之道。”[4]（P.733）因此要救中国人于洪水猛兽之中，必先唤起其道德之心，畏敬之念；要保存中国，不可不先保存中国之魂，“中国之魂惟何，孔子之教也。”[4]（P.849）因而，中国人必须在传统人伦文化的框架内才能泰然生存，任何变革都是他们所不能接受的。中国的下层民众由于长期的封建专制主义的统治，“多数国民口里虽然不是反对共和，脑子里实在是装满了帝制时代的旧思想”[5]（P.295），因而对新的文化也同样持避之不及的态度。
中国国民党建立了全国政权后，于1934年2月， 在南昌发起了一个以恢复中国固有道德为内容，以求“民族复兴”的“新生活运动”，蒋介石在4个多月的时间内，连续发表了《新生活运动之要义》、 《新生活运动之中心准则》等6篇长篇演说， 并主持制定了《新生活运动纲要》和《新生活须知》， 为新生活运动确立理论和方针。 这场运动从1934年开始，一直持续到1949年1月蒋介石的下野止，时间长达15 年之久。在推行新生活运动过程中，蒋介石明确表白，他高扬传统的目的在于，建设国家至上民族至上新伦理的基础，以恢复中国五千年来民族固有的伟大精神，使中华民国永远生存于世界，不再为异族所奴役和灭亡。
二
正是从这两种对立的观点出发，新文化运动与新生活运动，在对待中国传统文化的态度和重建中国文化的目标上出现了根本的分歧。在新文化运动中，中国激进的民主主义者主张彻底的除旧布新，彻底否定儒学，倡导当时西方盛行的人本主义，将其斗争矛头直接指向以三纲五常为中心的儒家伦理学说。新文化运动的主将之一陈独秀提出：“无论政治学术道德文章，西洋的法子和中国的法子，绝对是两样，断不可调和牵就，”“若是决计革新，一切都应该采用西洋的法子，不必拿什么国粹、什么国情的鬼话来捣乱。”[5]（P.386）陈独秀还从经济生活上，说明孔子之道已不适于现代社会，他说：“现代生活，以经济为之命脉，而个人独立主义，乃为经济学生产之大则，其影响遂及于伦理学。故现代伦理学上之个人人格独立，与经济学上之个人财产独立，互相证明，其说遂至不可动摇；而社会风纪、物质文明，因此大进。中士儒者，以纲常立教。为人子为人妻者，既失个人独立之人格，复无个人独立之财产。”“此甚非个人独立之道也。”[5]（P.232—233 ）“举一切伦理、道德、政治、法律、社会之所向往，国家之所祈求，拥护个人自由权利与幸福而已。思想议论之自由，谋个性之发展也，法律之前，个性平等也”[5]（P.166）。他们要求以自由平等为道德核心的“个人本位主义”，取代中国传统的“家族本位主义”，更新文化体系，以创立新的国家。
1919年爆发的五四青年爱国运动，是新文化运动直接孕育的产儿，它把以反封建为主题的新文化运动与反对外国入侵、维护国家主权结合在一起，把近代中国人民的反帝反封建斗争带入一个新的阶段，以“外争国权，内惩国贼”为号召的爱国主义达到了最强烈的程度；以“打倒孔家店”为号召的反传统主义也达到了最强烈的程度。五四以后，新文化运动进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马克思主义对于中国文化的重建具有深远的历史影响，其意义首先在于，唯物史观为中国社会的变革和文化的重建提供了新的理论依据，使人们能够从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更广阔的背景中认识文化的地位与作用，从而将新文化运动中《新青年》所讲的“道与世更”、“文明进化”提升到科学的理论层次。与此同时，马克思主义为中国的民主主义者，指出了一条根据中国社会发展的需要，对东西方文化进行综合创新的道路，从而儒家伦理这一曾被视为千古不变之“体”，被彻底还原为随着中国社会变革而变革的“用”。
与此相反，蒋介石认为，“我中华民族有五千年之文化，其食衣住行之法则，本极高尚，时至今日，反有粗野卑陋之状态，而不免流为非人的生活者，厥为‘礼义廉耻’不张之故”。[6]（P.2）他认为“‘礼’是规规矩矩的态度，‘义’是正正当当的行为，‘廉’是清清白白的辨别，‘耻’是切切实实的觉悟。”[6]（P.6）在“礼义廉耻”中，“礼”为四维、六艺之首。“新生活目的就是要使全国国民凡常日生活食衣住行，统统要照到我们中国固有的‘礼义廉耻’道德的习惯来做人”。[6]（P.47）只有“一般国民的食衣住行统统合于礼义廉耻”， “我们的社会才容易进步，国家和民族才可以复兴。”[6]（P.24 ）只有恢复“礼义廉耻”，才能“养成国民生活之整齐、清洁、简单、朴素、迅速、确实之习性，以求其共同一致之守秩序，重组织，尽责任，尚纪律，而随时能国家民族同仇乱忾，捐躯牺牲，尽忠报国也。”[6]（P.12）
为了复归传统，蒋介石在倡导新生活运动的同时，还对新文化运动大加贬损。国民党理论权威贺衷寒露骨地表示，国民党之所以发动新生活运动，是因为“‘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主张把中国固有的东西，象礼、义、廉、耻等统统摧毁，把外国的自由主义、阶级斗争等等学说介绍过来”；所以“新生活运动的唯一目的，就是要把‘五四’新文化运动底破坏运动，改变成一个建设运动。”说“‘五四’新文化运动，是要把中国固有的精华完全不要……”，因而“‘五四’新文化运动与今天的新生活运动，完全是那样绝对不同的东西。”[6]（P.198—199 ）蒋介石在40年代依然说：“我们试看当时所谓新文化运动，究竟是指什么？就当时一般实际情形来观察，我们实在看不出它具体的内容。是不是提倡白话文就是新文化运动？是不是祈求解放自身不顾国家社会就是新文化运动？是不是打破纪律，扩张个人自由就是新文化运动？是不是盲目崇拜外国，毫无抉择的介绍和接受外来文化，就是新文化运动？如果是这样，那我们所要的新文化，实在太幼稚、太便宜，而且太危险了！”[7]（第二册，P.115）50 年代蒋介石进一步把“民主精神”解释为“纪律”，把“科学的意义”解释为“组织”，并认为应加上民族主义或传统伦理道德作为第三个口号，以补充“民主”和“科学”。
三
为了实现文化的重建，新文化运动与新生活运动，通过各自不同的中介手段整合社会，实现自己的文化目标。在新文化运动中，新式知识分子通过组织社团，创办各种期刊介绍研究新思潮，探索对社会进行改造的途径。其中《新青年》是激进民主主义者的一块重要阵地，是五四民主科学思潮的旗手和号角。它继承了戊戌变法以来社会进步思潮的一切合理因素和积极成果，猛烈荡涤中国传统文化的积垢，把近代新旧冲突推向前所未有的高度，教育和培养了整整一代知识分子。
在《新青年》所倡导的民主与科学的震憾下，激进知识分子迅速行动起来，受到大胆怀疑和不断探索的精神的鼓舞，知识界各种社团相继成立，有著名的“国民社”、“新潮社”、“少年中国学会”、“北京大学平民教育讲演团”、“工学会”、“新民学会”、“互助社”等等。为批判旧思想、旧道德，宣传新思想、新文化，各社团纷纷出版自己的报刊杂志， 这一时期全国出版的各种报刊有四、 五百种。 其中仅1919年创刊的较著名的报刊就有《新中国》（北京）、《觉悟》（上海《民国日报》副刊）、《星期评论》（上海）、《新湖南》、《湘江评论》（长沙）、《少年中国》（北京）、《星期日》（成都）、《浙江新潮》、《新生命》（天津）、《少年社会》（南京）等等。
“传播新思潮的要求，使得报刊不得不突破旧形式的束缚。许多报纸副刊一改过去的消闲性质，变成了宣传新思潮的阵地；白话报刊和标点符号的使用，使报刊与广大读者的关系变得密切”。与此同时，在新文化运动中，“以陈独秀为代表的新文化运动代表人物，始终坚持摆事实，讲道德的态度，形成了良好的论战风格，不仅使对方理屈，也使读者佩服”。[8]（P.2）激进知识分子正是通过组织社团，创办报刊这一中介手段，组织广大的青年知识分子，宣传新思想、新观念，推动新文化运动不断向前发展。新文化时期的难得之处在于，民众中的爱国主义为这一运动提供了强大的感情动力，使运动产生巨大的影响，成为中国历史上一次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
蒋介石则凭借国家政权的力量，在推行新生活运动中，从改造国民的“食衣住行”入手，进行文化的整合。为此，蒋介石特别主持制定了《新生活须知》，提出：食，要求“食具须净，食物须洁”；衣，要求“洗净宜勤，缝补残破”，“拨上鞋跟，扣齐钮扣”；住，要求“剪甲理发，沐浴勤加”，“和洽邻里，同谋公益”；行，要求“乘车搭船，上落莫挤，先让妇孺，老弱扶持”。[6]（P.14—16）国民党规定， 新生活运动推行要诀是，“由已及人”、“由上而下”、“由近及远”。“道民之门，在上之所先，风行草偃”，所以政府机关公务员及一切为人长官教师父兄者，先从己做起，切实实行新生活，然后去督导民众、部下或子弟。其实行方法则以宣传、教育为先，然后进行考核、评比。为了实践和推广新生活运动，蒋介石还在南昌成立了“新生活运动促进总会”，自己亲自担任会长，并聘请何应钦、陈立夫、张群等33人为指导员。还规定各地各级“新生活运动促进会”均由当地最高行政长官主持，由民政、教育、警察、军事等部门派出的高级官员组成。基层乡村由区保甲长、工商业由商业行会、学校由校长、公务员由机关主管，家庭妇女由妇女协会、军队由党部或政训处长负责。在《新生活运动纲要》中，还明确规定了新生活运动的程序和运动方式。至1936年，全国共有20个省、4个直辖市设新生活运动促进会，1355个县设立了分会； 另有12个铁路新运会，10个华侨新运会。同时，为改变前几年新运的“沉闷现象”，从1936年起，蒋介石将新运定期刊物——“新运会刊”改为“新运月刊”，又一度出版了《新生活半月刊》，宣传新生活运动理论。还负责编印了新运丛书，新运标语、挂图，并利用广播等，在全国广为播散新运思想。
不仅如此，为了补救五四新文化运动彻底否定旧道德的诸般“偏颇”，国民党中常会还于1934年5月31日正式通过决议，决定每年8月27日为孔子诞辰纪念日，全国恢复尊孔。同年11月，国民党中常会又通过有关尊孔办法，给予孔孟曾颜的后裔以优厚的政治待遇。这样新生活运动在国民党政权的力量下，成为一个规模宏大的全国性的运动。
国民党所把持的报刊这一时期也连篇累牍，对新生活运动进行了广泛的宣传和发动。国民党的《民国日报》也在其社论中将新生活运动吹捧为“新国家建设之启蒙运动”。当时的《武汉时报》也在其社论中，毫不掩饰地说：“新生活是旧的，旧在什么地方？是要恢复民族的旧道德——礼义廉耻。”[6]（P.231）《上海晨报》也宣称：“打倒礼教，此为‘五四’运动之产物，在当时提倡者之本意，乃以男女授受不亲，及必依‘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而婚嫁，暨夫死必须守节之礼教，为不合时代思潮，欲矫而正之，非谓一切礼教皆当打倒。”“安有打倒一切礼教而可立国可以为人者？”[6]（P.223）然而新生活运动的实际效果并不明显。1936年2月新生活运动开展两周年的时候， 蒋介石也不得不承认：“到处都可看到新运的标语，而很少看到新运的实效”，“到处都可看到推行新运的团体或机关，却是很少看得见有多数国民确实受了新生活运动的效果”，“简直可以说有退无进”。[9]（P.428）
四
文化的现代化在整个现代化过程中具有特殊的功效，文化的现代化不仅是现代化过程的结果，同时也是推动现代化发展的工具。“文化价值使社会秩序以及维持社会秩序的各种安排合法化。合法化导致赞同社会共意，社会共意赋予现存的或期望的社会条件以价值，因而稳定或促进他们。”[10]（P.293）近代中国，面对民族共同体出现的危机， 对于中国文化的讨论和重建，始终是和民族国家的理念联系在一起，它始终特别关心与中国民族国家及其国民身份塑造有关的问题：中华民族将成为一个怎样的民族？中国应该是一个怎样的国家？中国人应该成为怎样的国民？民族国家和国民身份的塑造从本质上说是政治性的，因为它是国家政治认同的基础，是政府政治合法性的核心；但同时它又是文化性的，一方面是因为对民族国家的忠诚与认同，必须以文化为中介，同时对民族、对国家的不同理念又是通过民族文化的确定，来使之合理化或合乎道义的。这就使中国文化重建涉及并从政治上介入到当时的中国社会。
就新文化运动来说，在传统价值系统随着辛亥政制变革而失去权威后，新文化运动强调重建价值观念，不仅直接反映了对中国现代化方向和方法的调整，而且象征着人们对生活态度、生活方式的重新规划。仅仅提出这一命题，已经足以表明当时知识分子对时代精神的深切领悟。而且新文化运动力图从文化深层结构中，探索东西方社会的不同历史发展和前途，推动了中国文化的民主化进程。新文化运动对中国封建专制主义、对孔子和儒教、对纲常名教的批判，比以往任何一次都要广泛得多、深刻得多，它使中国人体验到一种挣脱束缚的解放感，一种追求新的价值观念的自豪感，它所体现的当时青年知识分子的独立精神和自由思想，是中国历史上罕见的。然而，新文化运动前期在批判传统文化时，主要依据的是西方的历史经验和思维模式，导致中国民主主义者始终不能从哲学的高度概括出现代文化价值体系的本体精神，未能把对传统文化的批判创造性地转化为实现中国文化现代化的内在动力。
一个民族必须有民族精神，一个国家必须有立国之道，在经历了自鸦片战争以来东西碰撞、交汇的风雨历程后，进入20世纪30年代，作为“复兴”中国固有文化的“新生活运动”，它绝少也不可能向以前保守力量那样反对现代化和民族图强，同时它也并不反对向西方学习。然而新生活运动脱离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强调旧的道德和伦理，并把它提到至高无上的位置，以为依靠这就可以解决近代中国所面临的深刻矛盾和严重危机，首先就表现出强烈的主观唯心主义色彩；其次，在重建中国文化的价值取向上，在中国农业社会结构衰退，工业文明（就其当时的性质来说，属于半殖民地依附型工业文明）已经产生，封建社会崩溃，反帝反封建的人民解放运动已经掀起的形势下，新生活运动企图用中国的封建文化，来禁锢人们的思想，阻止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其反映出的文化内容，妨碍和阻滞了中国社会的进一步发展。理论在一个国家的实现程度，取决于理论满足一个国家的需要程度。由于新生活运动只看到文化的民族性，忽视了文化的时代性，因而它没有解决转型期中国文化所必须具备的文化现代化和世俗化的内容，不仅没有实现把新生活运动从五四新文化的“批判运动”变为一个“建设运动”，使五四以来日趋没落的儒家文化得以复兴的愿望，其自身从一开始就处于人们的批判之中。
对于相对后进的民族而言，文化的重建不应该也不可能是对先进文化的简单模仿和转换，它必然经历着一个创新民族价值体系的痛苦历程。这一价值体系既要能够面对民族共同体的现实，解决民族发展过程中所遇到的实际困难，为本民族指出一条通向未来的道路；同时它也必须植根于本民族的悠久文化之中。百年中国文化重建的历史告诉我们，一个民族，只有当他自己站立起来的时候，才能做到客观而不是片面、理性而不是偏激地审视本国的历史、本民族的文化，同时清醒地评价和吸收外来的文化，实现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推陈出新。今天，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推进，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体系，必将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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