适度从紧货币政策实施效应及推进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货币政策论文,效应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自1993年下半年起，针对通货膨胀较高的情况，我国金融宏观调控实行了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取得了比较理想的效果，通货膨胀得到了抑制，经济秩序明显好转，宏观经济实现了“软着陆”。适度从紧货币政策的提出，即是我国现实宏观经济调控的客观需要，也是我国宏观经济调控多年来探索实践的结果。因此，认真总结回顾四年来适度从紧货币政策的执行与操作经验，并根据国情和经济金融形势的变化，分析适度从紧货币政策有效性正常发挥的障碍因素，对服务货币政策实践，特别是在今后一个长时期内继续实行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保证国民经济可持续发展有着重大的现实意义和理论意义。
一、适度从紧货币政策实施背景及效应分析
1993年以来实施的金融宏观调控政策是国家宏观调控政策的重要部分，而适度从紧货币政策是金融宏观调控的重要体现。四年来，我国宏观经济在1996年基本实现了“低通胀、高增长”的目标，首次实现了国民经济软着陆，中央银行货币政策操作也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其中最基本的一条是始终坚决而有效地执行了适度从紧货币政策。
（一）实施适度从紧货币政策的宏观背景分析
1.改革以来我国经济几次大起大落，经历屡次硬着陆，给社会经济生活带来的危害显而易见。首先，固定资产投资增长过快，超过了经济发展承受能力。由于宏观调控手段单调，尤其是货币政策调控工具僵硬，缺乏应有的弹性和活力，极易导致“一放就乱、一抓就死”的恶性循环。1992年下半年开始的又一轮经济过热，至1993年愈演愈烈，经济出现了难以遏制的发展势头，物价指数持续攀升，总需求膨胀。1992年国有单位固定资产投资增长70.7%，1993年虽经控制，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率仍达36.5%，比1991年跃升11个百分点。其次，供求失衡加剧。受投资过快增长的拉动，社会总需求急剧上升。需求膨胀先在生产资料价格上表现出来，并迅速传导至消费品价格。其三，金融 秩序混乱。乱拆借、乱集资、乱提利率是这一时期的显著特征。内地金融机构、各种公司、企业以及机关团体或拆借，或集资，资金大量流向沿海，流向城市开发区，炒房地产，炒股票；一些企业不计成本大搞福利集资。资金的无序流动，使内地部分地区的金融机构支付能力大大削弱，有些地方小的金融机构出现支付危机。其四，货币供应量超常增长，全社会信用膨胀。按1994年以前的老口径统计，1992年货币供应量增长达到1987年以来的历史最高水平，<@2M1@>增长36%，<@2M2@>增长31%；到1993年4、5月份，<@2M1@>增幅超过40%，再稍后一、两个月，流通中现金增长50%以上。以社会集资、金融机构乱融资、企业之间自发借贷和财政信用为代表的社会信用急剧膨胀，信用风险不断加剧。1993年下半年，国家提出加强经济宏观调控的经济政策，具体表现为“双紧”政策，即从紧的财政政策和从紧的货币政策。在复杂的经济背景下实施从紧的货币政策，其调控目标是既要保持经济的适度增长，又要有效抑制通货膨胀，在当时是很困难的，中央银行面临着巨大压力。几年来，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中央银行以改善宏观调控、完善调控手段为着力点，不断探索新的适应中国体制和经济特点的货币政策操作工具。力争避免对经济形成“硬伤”，采取多种调控工具互补，促进了经济的良性循环。
2.处于转轨时期的我国经济，双轨制的体制特点决定了经济发展的内在不协调和外在不合理，政策调控既要保证新体制中生成的因素能得到有效的支持和保护，又要对旧体制中仍在产生作用的因素进行有效遏制，这加大了从紧货币政策实施的难度。
3.我国各项宏观改革措施不断出台，改革进入深层推进阶段。1994年我国出台了财税、物价、外贸、投资体系等重大改革措施。这些改革涉及面广，动作幅度大，影响意义深远，牵涉到利益的再分配、权力的再调整、格局的再组合、关系的再协调。要保证这些改革措施顺利实施，必须有相应的宏观政策予以配合，所以货币政策操作空间有限，迫使中央银行采取谨慎的调控手段。
4.大力推进金融体制改革，金融宏观调控体系不断完善。1993年底召开的全国经济工作会议明确的关于金融体制改革的目标和方案，提出金融体制改革的总体目标是建立在国务院领导下的独立执行货币政策的中央银行宏观调控体系；建立政策金融与商业金融相分离、以国有银行为主体、多种金融机构并存的金融组织体系；建立统一开放、有序竞争、严格管理的金融市场体系。金融体制改革是适应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需要，更好地发挥金融在国民经济中的宏观调控和优化资源配置的作用的要求而进行的。可以说，近几年金融体制改革全面推进，不断深化，为中央银行实施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提供了有利基础和保证，使金融宏观调控传导有了有效的必需的载体，宏观调控措施得以落实，宏观调控目标得以实现。
从上述宏观背景的分析可以看出，实施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是在总结多年来宏观调控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的再探索和再实践，困难与压力并存，机遇与挑战同在，宏观经济的改革和发展局势不仅使实施调控成为必需、必然，也为货币政策在我国对宏观经济实现调控提供了契机。
（二）四年来适度从紧货币政策实施效应分析
1993年下半年以来，中央银行始终把抑制通货膨胀作为首要任务，连续四年以来实行适度从紧货币政策，取得了较大成就。
首先，经济在平稳回落中保持了适度增长。其典型特征是，波动幅度减小，稳定增长趋势显露。四年调控，国内生产总值增幅平稳回落，调控前1992年增长14.2%，1993—1996年分别增长13.5%、12.6%、10.5%和9.7%， 四年回落4.5个百分点，年均回落1.1个百分点，并且回落期较长。与上轮调控经济急剧下降、短期大幅波动形成鲜明对照，目前我国经济处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态势。
其次，通货膨胀得到有效控制。这一轮通货膨胀，企业生产资料购进价格上升明显领先，回落也较早。1995年年中已呈平稳发展态势。零售物价指数由1994年10月的25.2%回落到1995年底的8.2%，直至1996年的4.4%，1997年上半年的百分之二点几，物价控制达到目标。
第三，总供求基本平衡。1996年，国内生产总值为67800亿元，农业基础得到加强，农业总产量超4.8亿吨，农副产品供求适度；加强了对交通、邮电、通讯、电力等国民基础产业的投入，“瓶颈”制约有所缓解。固定资产投资向基础产业倾斜，社会供需基本平衡。
第四，金融形势平稳发展，货币供应量增长基本适度。1996年，广义货币M[,2]增幅平稳回落，年末增长25.3%，基本实现了年初制定的控制目标。M[,2]增势得到控制，为今后一段时间控制经济过快增长和控制通胀创造了条件。狭义货币M[,1]增幅回升到适当水平，全年增长18.9%，调控货币流动性，支持经济增长的目的基本达到。流通中现金全年控制在计划目标之内，对零售物价的回落起了重要的作用。国家银行各项贷款投向合理，金融运行总体平稳。
执行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之所以取得如此成效，除了选择工具灵活有效，操作适度得当之外，更主要的还是得益于中央银行在参与调控宏观经济时，对经济总体运行趋势认识明确，对我国经济现行体制特点把握适当，并在实施中抓住了关键。概而论之，我们认为主要在于正确坚持了以下几点原则：
其一，把抑制通货膨胀作为适度从紧货币政策操作的首要目标。首先统一认识，明确了适度从紧货币政策是符合我国国情的中期政策，发展经济不能靠通胀刺激。其次治理通胀从源头抓起，坚决控制固定资产投资的增长。控制固定资产投资使货币发行量的增长压力减小，也使控制物价有了保证。再次，为了减少通胀压力，央行运用了各种货币政策工具。主要包括：管住基础货币，调整金融机构扩张能力：控制信用总量，减少货币投放；调整信贷结构，用活增量，盘活存量等等，通过控制货币供应量，控制总需求。从1994年开始，央行正式向社会公布货币供应量统计数据，并将其作为重要的货币政策监控指标，用多种货币政策工具调控货币供应量。这包括统一银行间拆借市场；开展公开市场操作；重视对再贴现的应用：全国范围内大力推广商业票据使用：取消保值补贴并连续三次下调利率等等。可以说，央行的措施有效地防止了银根的过度收缩与扩张，收到了预期的效果。
其二，在适度从紧的前提下推动结构调整。目前，经济总量矛盾有所缓解但结构性矛盾仍很突出。“九五”伊始，在坚持适度从紧的前提下，把结构调整作为搞活经济、提高经济素质的主要途径。首先，加大了结构性调整的力度，重点加强了对基础产业、基础设施、企业技术改造、农业及中西部等的投入，使固定资产投资总量基本适度。四年来，国家银行每年新增贷款中的10%直接投向农业，有力地支持了农产品生产和供应，支持了上百个大中型国家重点项目，涉及能源、交通、原材料、机电、农林、水利、卫生等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各行业领域，对缓解“瓶颈”制约，促进产业结构的调整和产业升级，增强经济发展后劲起到了重要作用。其次，引导企业以市场为导向调整产品结构。四年来，银行流动资金贷款大部分投向效益好的国有大中型企业。一方面，信贷资金投向的变化本身就是优化信贷结构，转化贷款风险的过程；另一方面，从外部环境上促使企业调整结构。对企业而言，银行信贷结构的不断优化，迫使企业以市场为导向调整生产结构和产品结构，提高企业的市场竞争力。
其三，坚持适度从紧与促进国企改革相结合。近几年，我国国有企业所面临的问题与困难日益突出：部分国有企业经营困难，产品积压，亏损严重，经济效益低下。根源不是简单的资金紧张，而是体制和结构问题，主要是生产结构不适应消费结构的变化，企业技术陈旧、产销脱节。如果不采取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而是增加资金供给，使那些不符合市场需要、产品落后的企业得到支持而继续生存，势必会使好的企业好不了，差的企业“死”不了，从而影响整个经济环境。实施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对企业转制、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具有促进作用。在适度从紧的前提下，社会资金环境相对紧张，促使企业必须用好有限的资金，为提高经济效益，迫使其转换经营机制，适应市场竞争。
其四，适度从紧作为货币政策方针，是在经济工作“稳中求进”的思想指导下贯彻实施的。“九五”期间仍然实行适度从紧货币政策这一抉择，是在经济调控指标达到预期，宏观经济运行态势良好的情况下，做出的积极主动的选择。对于各方面要求放松银根的呼声，这一选择是冷静的、切合实际的。适度从紧与稳中求进是辩证的统一。适度从紧是手段，稳中求进是目的。货币政策与现实经济相适应，经济才能稳定发展，经济稳定发展是货币政策目标达成的基本标志。
二、适度从紧货币政策的现实性及其理论意义
在我国现阶段或一个较长时期内，宏观经济调控采取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是由中国改革和转轨时期的经济发展特点所决定的。转轨时期中国的经济发展，受两种机制胶着摩擦的影响，带有明显的内在扩张特征。我国经济体制通过改革发生的转轨，使国民经济将长期在双轨磨合中运行。计划经济规则为市场经济规则所替代，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其惯性作用将贯穿改革始终。受计划经济规则的影响，我国国民经济发展对数量与规模的偏好程度较大，而在追逐量的扩张的同时，往往对成本、效率、管理等要素重视不够。多年来过分追求增长速度、注重外延扩张的事实即是有力的例证。改革中市场经济规则的引入，使国民经济运行在不断调整中步入市场化。同时，这种市场化的调整衍生出另外一种内在扩张的因素，如粮、棉等农产品与石油、煤炭等工业初级产品的价格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中个人收入的调整，受市场规则引导的投资体制的调整等等，使货币供给不断增长。这样双重性质的内在扩张，是多年来货币供给过多、物价涨幅过大、通货膨胀严重的直接导因，也是宏观经济调控之所以坚持从紧性货币政策的内在决定性因素。
坚持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作为我国宏观经济调控在实践中做出的适应国民经济发展的客观选择，属于紧缩性货币政策的范畴。从货币理论上来把握，它至少应包含这样几个方面的意义：①从紧的货币政策与从松的货币政策是相对的，政策的目标是紧缩银根，压缩货币供给量：②其实质或关键在于“适度”，“适度”具有一定的量的规定性，标志着从紧的程度，不是全面紧缩，要与稳定的合理的经济增长保持适应；③其终极目标在于保持币值稳定，抑制通货膨胀，并以此促进经济持续增长。从我国现阶段的实际来考察，在采取适度从紧货币政策这一命题下，以下几个问题值得从理论上深入研究。
（一）适度从紧政策与经济增长的关系问题。对“发展是硬道理”这一道理的理解，长期以来从理论至实践中存在一定的误区。不少提倡放松银根或“通货膨胀无害论”者即是以发展作为根据的。中国面临的主要任务是发展，这已为国人所共识。发展则是由实际国情决定的。在我国经济内含质量较低的现实下，以高通胀的代价换取高增长，实践证明是不足取的。适度从紧货币政策的要义，在于通过适度紧缩货币供应量，为经济发展提供一个相对稳定的货币环境，从而使经济稳定增长。适度从紧货币政策所要达到的目标是经济合理增长，适应经济增长的客观要求合理供给货币量。如果从紧的程度不能满足经济增长合理的需要，则表明已不是适度而是失度了。二者之间的关系正常化，是反映适度从紧货币政策程度的重要标志。
（二）适度从紧货币政策与就业或失业的关系问题。适度从紧货币政策是对通货膨胀宽容政策的否定。改革开放十几年间，围绕宏观调控是否对通货膨胀宽容问题几经论争。有的学者曾试图运用“菲利普斯曲线”来解释当前我国就业问题与通货膨胀的关系，认为可以以通胀为代价解决目前大中城市所面临的就业问题。通胀与就业或失业的关系替换问题，已为西方国家所验证并非灵验，我们无需赘述。值得讨论的问题是，我国目前面临的就业问题与西方国家在性质上是不同的。从问题的实质进行分析，我国的就业问题是计划经济体制的遗留问题，病根由来已久。把就业置于市场，是改革的一个重要方面，其题中之义实质上表现为劳动力资源依市场规则实现合理配置和组合，也是中国实现充分就业的必由之路。我们没有理由或因为国企改革下岗职工增加而崇尚计划经济体制下那种人浮于事、一岗多人的低效率的所谓“充分就业”景象，或因为一时的就业问题而重履西方国家以通胀替换失业最终导致经济滞胀的教训。改革和转轨时期的根本问题是稳定发展问题，只有坚持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使经济能够稳定、持续发展，才能创造出较多的就业条件，才能使人们在繁荣的市场中谋求较多的就业机会，从而达成货币稳定——经济增长——充分就业的目标。
（三）双紧政策中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关系问题。在一国宏观经济调控中，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是两大主要政策工具。我国在1994年提出的适度从紧政策，采用的就是适度从紧的财政、货币政策。无论从政策的、理论的还是实践的角度，这种提法都无可非议。但受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的“大财政、小金融”观念的影响，我国一直存在对财政调控估价过高，而对货币调控估价偏低的倾向，这对当前的宏观经济调控是不利的。从八十年代以来我国财政的实际情况看，“吃饭财政”的格局一直没有明显的改变，财政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一直很低，因此其对宏观经济的调控能力在目前十分有限。当然，这并非是说双紧政策可以变为单紧，而是说在观念上要搞清问题的主要方面，充分认识我国当前以货币政策调控为主的宏观调控特征。
三、适度从紧货币政策有效性正常发挥的障碍因素
当前，我国正处于经济体制转轨时期，旧体制遗留下来的阻碍货币政策有效性正常发挥的种种因素，仍在一定程度上存在。货币政策充分发挥作用还缺乏良好的社会信用、行为规范的市场主体和发达健全的金融体系，造成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不畅通，预期目标难以达到。具体分析，主要有以下因素：
1.货币政策工具乏力。1993年下半年以来，中央银行货币政策工具进行了较大改革，对国有商业银行实行了限额下的资产负债管理，对其它商业银行实行全面的资产负债管理，改进了现金管理计划，同业拆借市场实行了全国联网，公开市场操作正式启动，再贴现业务操作体系初步建立等等。从实践运作看，传统的货币政策工具使用较少，且要么长期不变（法定存款准备金），要么难以发挥作用（再贴现、公开市场操作），但正在加大运用力度，创造条件推出，间接调控份额增大；其它货币政策工具运用较多，但力度正在减弱，直接调控份额减少。总的看，在货币政策工具运用中直接调控工具运用较多，间接调控工具运用较少，不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不利于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的市场化操作，影响了货币政策作用的发挥。从实践效果看，由于政策工具数量较多，相互间缺乏协调配合，往往出现冲突，操作出现混乱，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得不到保障。
2.限额管理作为政策中介目标已不适应。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并运行，仍把贷款限额管理作为主要货币政策工具已不适应新时期调控要求，弱化了央行的实际调控效果。主要原因：一是与金融机构的多元化不相适应。随着金融业的进一步发展，金融业多元化的格局正日益形成。一方面，国家银行贷款占整个金融机构贷款总量的比重逐年下降。另一方面，银行的非贷款资产业务发展迅猛，近几年银行的非贷款资产业务在当年货币供应量形成中的地位相对提高，增大了中央银行货币调控的难度。二是限额管理不能控制包括财政透支和黄金外汇储备占款在内的创造的社会信用总量。三是贷款分条切块下达，缺乏灵活的自我调节机制，事先确定的信贷计划难以与市场的变化相适应。四是过分地介入商业银行的具体经营活动，干扰和影响了商业银行的积极性。
3.货币政策传导的主客体行为不规范。长期以来，中央银行货币政策在实施中不断受到多方面的干扰，难以实现预期目标，其根源就在于中央银行不具备独立的地位，商业银行改革迟缓、机制不健全，企业制度改革滞后，居民个人投资行为单一，使传导的主客体行为不能对货币政策作出符合经济运行常规的反应，甚至阻碍货币政策的运行。
（1）中央银行职能不健全。《中国人民银行法》的颁布实施，从法律上明确了中国人民银行作为中央银行的地位。但实践中，人民银行成为真正的中央银行还需要一定的时间。目前，中央银行仍承担大量财政职能，中央财政与中央银行关系是货币政策传导受阻的重要原因。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都存在强烈的干预经济的倾向。人民银行分支行与各级政府关系难以理顺，再加上人民银行自身素质和管理水平的制约，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货币政策的顺利传导。同时，历史遗留下来的一些问题，在体制转轨时期得以延续，银行倒逼中央银行贷款、中央银行充当资金供给者的角色未能完全得到改变。中央银行既以稳定货币为己任，又承担了大量的资金分配任务，缺乏坚定的货币政策目标，容易导致货币政策在执行中偏离正常轨道。
（2）商业银行机制不健全。在货币政策传导过程中，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的行为传导是货币政策传导的关键，是主要的传导媒体。从目前情况看，把商业银行办成真正的商业银行是个较为复杂的问题，在改革操作中很难处理。按照改革的总体要求，银行要实理“四自”，这是商业银行运营的条件；企业要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产权要明确；政府要转变职能，减少对经济运行的直接管理，从而减少对银行不必要的行政干预。但现实普遍存在各级地方政府对银行内部事务和经营活动或多或少地进行干预，同时，银行仍承担了本应由财政承担的社会性义务，企业信用观念淡薄，逃债、赖债行为有禁难止，制约了银行经营机制的根本转变，严重影响了银行的信贷资产质量，经营风险严重。银行与企业和政府的上述关系，造成了货币政策在商业银行传导中变形、走样。
（3）企业制度改革滞后。企业是货币政策传导运行的客体，其反应灵敏与否直接关系到货币政策的实施效果。近年来，现代企业制度正在着手建立，企业股份制改造和融资渠道的多样化步伐加快，由于国有企业改革艰难，还有相当部分国有企业没有从根本上转移到市场经济轨道上来，企业自我约束机制无法健全，企业直接融资范围、数量有限，对银行贷款过分依赖，资本结构得不到优化调整，负债率过高问题已越来越严重，明显制约了企业的经营活动和经济效益。目前国有企业改革尚处推进阶段，企业无法适应货币政策的要求。第一，面对货币政策的调控意向（主要是收紧或放松银根、提高降低存贷款利率等），企业不能作出及时、灵敏、积极的反应，货币供给量的增减和利率的升降对企业的货币需求行为与生产经营活动影响微弱。第二，企业的信贷资金刚性需求不以市场法则为依据，一味地依靠政府的力量倒逼银行放贷，把银企之间的平等互利关系变为银行统包企业资金、企业经营无动力的局面。这种“倒逼机制”的存在，使货币政策理想效果很难实现。
（4）传导机制的运行载体（主要是指金融市场）发展不完善。在过去和相当长的时间里，我国的金融市场发育不成熟，中央银行与专业银行之间、专业银行与企业和居民之间的信用授受关系不是由市场机制来调节，而是依赖于刚性的信贷计划来进行管理，从而使中央银行货币政策操作的难度加大。特别是由于目前我国的货币市场发育仍不健全，使中央银行难以全面进行公开市场业务操作，从而使货币政策难以通过金融市场实现有效传导。
四、适度从紧货币政策推进的改革举措
尽管货币政策操作在我国目前困难重重，但适度从紧货币政策的确立，对改革和转轨时期的国民经济，应该说是一个创举，必将为我国转轨时期经济的持续发展作出伟大贡献。围绕实施和执行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需要进行的改革路还很长。几年来，货币政策工具、中介目标以及货币政策运行的主客体进行了一系列针对性改革，并有实质性进展，运行环境趋好，但是，这只是初步的，货币政策运行的环境还相对较差，货币政策运行机制还有待通过改革或改进加以完善。
1.货币政策工具。在向市场经济转变过程中，一个相对独立并有较高技术水平的中央银行以及由其参与制定并实施的有效的货币政策，对于保证宏规经济稳定，促进金融体制完善有关键性作用。为此，必须运用新的货币政策工具，即中央银行灵活运用存款准备金、公开市场业务、再贴现等手段，调节货币供应量，以促进经济稳定发展。
——改革存款准备金制度。一方面，要改革准备金制度本身，应将现行的存款准备金和备付金合二为一，逐步将缴存比例调整到适于调控，利于银行业自我发展的水平。另一方面，要逐步下放存款准备金管理权限，增强中央银行分支机构运用准备金率调控区域金融的灵活性。同时还要改变准备金率多年不变的僵硬作法，根据不同时期经济金融运行特点适时适度地调整准备金率。另外，要改变准备金率统一化格局，实行差别存款准备率。应根据国家宏观经济布局和各区域间经济发展水平以及货币流动性大小、银行规模大小、金融业务类别等全面推行差别准备金率。对大银行准备金率可高一些，对小银行则相反；活期存款流动性最强，准备金率最高，定期存款次之；发达地区准备金率要高于欠发达地区；资金宽裕的季节要高于资金紧缺的季节。总之，要保证存款准备金的灵活性，及时调整货币乘数，间接地控制和调节社会货币供应量。
——进一步发展公开市场业务。一是增加交易主体。要加大国债在银行资产结构中的占比，使一些商业银行以及部分信誉好、规模大、实力雄厚、业绩优良的非银行金融机构成为公开市场的主要参与者。二是增加中央银行资产中国债的比例。以往财政向央行借款的存量，应转化为央行特有的政府债券，同时央行要增加国债的购买量，增加国债储备。三是增加交易种类。不仅有国库券还应有金融债券、中央银行融资券、企业融资券等。四是发展和活跃二级市场。要创造条件促进商业银行和金融机构间的国债二级市场的发展，扩大市场规模。
——积极扩大再贴现业务。适应市场经济条件下间接调控的要求，必须努力扩大再贴现业务。一是中央银行要灵活运用再贴现率，使再贴现率富有弹性。目前，央行一年期贷款利率为9%左右，再贴现利率则在其基础上降低5%—10%，显然二者之间差距过小，不利于推广再贴现，可考虑适当拉开二者的差距；同时，让各商业银行能够敏感地感受到再贴现率的变动，从而通过再贴现率的变动影响再贷款量的变动，达到调整银根松紧的目的。二是适当扩大再贴现的总量和再贴现票据的种类。中央银行要在贷款总规模内单独安排商业银行一定的贴现规模，对于票据基础比较好的地区和银行，中央银行优先给予倾斜，并鼓励跨地区开展商业汇票贴现与再贴现。
目前，我国的货币政策工具体系既有其合理性，又有其局限性，主要是相互间缺乏协调配合。因此，必须在直接调控向间接调控转变过程中，加强各种货币政策工具之间的协调，以有效地调控金融市场，实现货币政策目标。第一，公开市场业务必须与完善的存款准备金制度相配合。公开市场业务是通过增减各金融机构的超额准备金量影响其信贷创造能力，调节社会货币供应量的。要通过改革准备金制度，完善超额准备金的计提方法，为公开市场操作创造条件。第二，公开市场业务必须与再贴现业务相配合。央行通过证券买卖调节各金融机构的超额储备量。但由于各方面原因，央行的宏观预测与实际情况之间总会不可避免的存在着一定的差距，这使得央行在证券市场上的吞吐量与各金融机构超额储备额的变化难以完全取得一致，当央行买入有价证券增加的超额储备少于各金融机构的实际需求时，央行就必须通过办理再贴现业务满足其融通资金的需要；从另一方面看，如果央行卖出证券紧缩货币，也必须把好再贴现的口子，使两者在操作方向上保持一致才能取得预期的紧缩效果。第三，公开市场业务必须与再贷款业务相配合。长期以来，商业银行向中央银行再贷款数额巨大，而且利率偏低。银行可以利用公开市场业务牟利。要加强二者的协调，一是减少再贷款数量，并将部分再贷款转为国债，二是适当缩小二者的利差，抑制银行的套利行为。
2.货币政策中介目标。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的改革是随着经济金融改革与发展的需要而进行的。要择机取消贷款规模。取消贷款规模的直接调控，代之以适应社会主义市场机制的间接调控，是必然趋势。但是，对我国这样一个经济增长迅速，有效投资不足而需求很大的发展中国家来说，在一定时期内，还不能全面运用间接货币政策工具进行调控，而必须采取间接调控与直接调控并存的调控方式。从我国目前情况看，货币政策的中介目标已由贷款规模和现金发行为主转变为货币供应量为主。借鉴国外经验，结合我国目前现状，无论是M[,2]、M[,1]、M[,0]还是信贷规模，与实际产出和物价水平的变化并不显著。因此，我们认为，我国应建立包括多种指标在内的中介目标体系，以适应金融多元化、市场化的要求。要形成以广义货币供应量M[,2]为主体，以及M[,0]、M[,1]利率汇率等指标为辅助的中介目标体系，当然，利率和汇率作为中介目标当前条件并不成熟，因此，目前在重点控制<@2M2@>的同时，要把利率和汇率作为中介目标体系中的主要监控指标。
3.货币政策传导的主客体。
（1）要进一步确立中央银行的独立地位。一方面要加快职能转换，提高管理水平，理顺与各级地方政府的关系，尽快摆脱资金分配者的角色，将客观调控重心置于货币信贷总量的控制上，资金由市场来优化配置，树立中央银行独立地位；另一方面要解决过去遗留的一些基本制度问题，妥善处理好中央银行与中央财政有关的利益分配关系，解决好国家外汇储备的控制和外汇的经营问题上，保证中央银行独立进行货币政策操作。
（2）要把商业银行、企业办成真正意义的商业银行、企业。商业银行和企业是货币政策发挥作用的直接对象，其自我约束程度如何，决定着货币政策能否发挥作用以及作用程度情况。因此，在货币政策操作过程中，商业银行和企业的改革显得至关重要。虽然，商业银行和企业的改革目标已定，并在有序推进，但由于其改革涉及到社会的多个方面，改革只能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其取得实质性进展，还有赖于政府职能的真正转换和社会政治体制改革的进展。在目前的政治经济环境下，银行要减少并逐步消除政策性和社会性职能，真正树立银行利润最大化的经营目标，要加强内部管理，提高管理水平，加强金融工具的创新，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提高信贷资产质量，加快资金周转，减少中央银行货币发行，控制货币供应量，减轻货币政策压力，配合货币政策，达到调控基础货币、实现适度从紧货币的目的。企业要进一步转换经营机制，改革管理体制，建立现代企业制度。
（3）要处理好直接和间接融资的关系，规范金融市场。我国目前应逐步扩大直接融资比重，使国有企业通过发行股票、债券调整和改变其负债结构，从而大大改善企业经济效益。降低银行的不良债权，以进一步推进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通过适度发展直接融资，培育有效的储蓄——投资转换机制，逐步改变目前居民储蓄存款率高、企业负债率高的局面。当前尤其要对直接融资企业的资本金进行认真审查，以防止其将直接融资的风险转嫁给银行和社会公众，逐步完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同时，由于货币政策日益受到金融市场的影响。为保证货币政策操作有良好的环境，必须加大金融监管力度，保证金融市场的有序发展，逐步推进货币政策的市场化操作。
4.在适度从紧前提下加强预调和微调。适度从紧货币政策作为中期货币政策的方针，在今后几年不可能改变。适度从紧并不是全面紧缩，而是在从紧的基调下，避免过紧，适度调节。即根据经济金融形势发展的实际情况，进行适时预调和微调，保证货币政策的稳定性、连续性和有效性，缓解经济生活中的矛盾，避免经济大起大落，稳中求进。首先，根据形势的发展及时调整紧缩力度，合理控制贷款增量。国家银行要严格控制信贷规模，切实加强现金管理，同时安排好产品有市场、有效益、还款付息有保证企业的流动资金贷款，支持经济效益好的在建工程加快建设进度，适当扩大科技贷款的投入，增加农村信贷投入，解决农业投资不足问题，增强农业基础建设。其次，根据改善经济结构的需要，用不同的力度掌握贷款和控制货币供应。要加大对经济结构调整的力度，对一些效益好、还款付息有保证的基础建设项目，可由借外债、用本币改为适当增加人民币贷款。积极按条件发放“安居工程”贷款，适当增加居民购房抵押贷款，促进中低档商品房销售。要组织银团贷款。支持企业横向联合，培育企业集团，支持经济区内大型企业的战略性改组。
（本文系山东省金融学会重点科研课题之一，本刊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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