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中国史学笔谈 史学寻找自己，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史学论文,笔谈论文,中国论文,二十世纪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编者按 本刊从本期开始开设“二十世纪中国史学笔谈”专栏，以期与广大史学工作者一起，站在世纪之交的历史高度，对本世纪中国历史学的发展状况、经验教训、学术成就进行反思和总结。本专栏文章不求对本世纪中国史学作全面总结，而提倡针对史学研究的某个方面、某个问题、某个学术领域发表意见，深入具体地阐述一个思想观点。本期发表的瞿林东、刘修明、蒋大椿三位先生的文章，体现的就是这种务实求是的学风。
记得不久前，一位知名教授在参加一个大学的“211工程”预审的总结会议的发言中，在讲到历史学科的时候，特别强调了史学史专业的重要，认为只有熟悉本学科的发展史，才能更好地推动本学科的发展，因而呼吁“史学要寻找自己”。
出于专业上的敏感，也出于同这位教授具有关心历史科学发展的共同认识，我对“史学寻找自己”这一生动、形象的说法，颇为震动。我希望“史学寻找自己”的这种自觉的意识，能在史学工作者的队伍中引起更多的共鸣。
20世纪的中国史学，在中国史学发展上，不愧是光华灿烂的一页。它在继承古代史学优秀遗产的基础上，在吸收外国史学积极成果的基础上，在面对中国与世界的现实的基础上，走上了近代化的历程和科学发展的道路。回首百年史学，尽管道路崎岖，然其进步趋势，确无疑义。其中，自亦包含有“史学寻找自己”的种种探索和努力。
20世纪以前，从司马迁到龚自珍，其间说史学发展之史者，代不乏人，也出现了刘知几、章学诚等论史学的名家。这是古代的事情，这里不去多说。20世纪以来，从近代学科的意义上，把“史学史”作为一门专史提出来进行研究的，是本世纪“新史学”的首倡者梁启超。1922年，他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一书中，以专章讲述了“过去之中国史学界”。这实际上是一篇中国史学史的论纲。他正式提出“史学史”这一专史的名称，是20年代中期，他在清华大学所作的《补中国历史研究法》或《广中国历史研究法》的学术演讲。演讲记录经姚名达等整理成书，名为《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在《补编》中，梁启超在“文化专史及其做法”一章之下，有一节专讲“史学史的做法”。他这样讲道：
史学，若严格的分类，应是社会科学的一种。但在中国，史学的发达，比其他学问更利害，有如附庸蔚为大国，很有独立做史的资格。中国史学史，最简单也要有一二十万字才能说明个大概，所以很可以独立著作了。
…………
中国史学史，最少应对于下列各部分特别注意：一，史官；二，史家；三，史学的成立及发展；四，最近史学的趋势。
我们应当感谢梁启超说的这些话，它们表明了：第一，“史学史”应作为一门专史看待，“很有独立做史的资格”；第二，“中国史学史”内容丰富，一二十万字也只能“说明个大概”；第三，中国史学史要特别注意考察史官、史家、史学的成立及发展、当前史学的趋势。把问题说得如此明确、如此具体，对于“中国史学史”来说，实在是一桩开辟道路的工作。他的这些话，直到今天，还有参考价值。
这是史学应从历史上去“寻找”自己；同时，史学也应从理论上去“寻找”和认识自己，于是乃有史学理论问题的提出和研究。比梁启超讲“中国史学史”问题略早，即1924年，李大钊出版了《史学要论》一书，可谓是当时史学在理论上“寻找”和认识自己的代表作。《史学要论》一书，讲了几个重要问题：
一、什么是历史
二、什么是历史学
三、历史学的系统
四、史学在科学中的位置
五、史学与其相关学问的关系
六、现代史学的研究及于人生态度的影响
显然，这些问题都是关于史学的重大问题；史学也只有在不断地探索、认识了这些问题以及别的一些重要问题的时候，才可能真正“寻找”到自己。
如果说梁启超主要着重于从纵的方向上提出了史学“寻找”自己的问题的话，那末李大钊则是主要着重于从横的方向上提出了史学“寻找”自己的问题。李大钊所提出的这些问题，直到今天，同样也还有参考价值。
在梁启超、李大钊之后的年代里，尤其是抗日战争时期，由于中华民族处于最危险的时候，史学工作者在伟大的民族解放战争浪潮中，倾注更多的精力去从事重新认识中国历史、世界历史的研究，以增强全民族对于历史前途的信心。这是完全正确的、必要的。在这种历史条件下，史学“寻找”自己，即研究本身的历史和理论，没有引起更多的研究者的关注，是可以理解的。尽管如此，在40年代的学术出版物中，我们还是可以查阅到不下十种有关中国史学史的论著，其出版年代在1942年至1947年之间，如王玉璋的《中国史学史概论》（重庆商务印书馆1942年出版）、周谷城的《中国史学之进化》（上海生活书店1947年）等。其中，金毓黻的《中国史学史》（重庆商务印书馆1944年出版）和顾颉刚的《当代中国史学》（南京胜利出版公司1947年出版）是很有代表性的著作。金著略按史官与史家、官修史书与私人著史为主要脉络，论述了先秦迄于明清的史学，而重点论述了马、班、刘、章的成就。全书材料翔实，展现了中国史学的丰赡的面貌。本书是这一时期此类著作的代表性著作。顾著以近百年史学为叙述对象，上编讲近百年中国史学的前期的各方面成就，中编讲新史料的发现和研究，下编讲近百年中国史学的后期的各方面成就。本书的特点，一是近代意识突出，二是关注新史料的发现与研究，三是重视文、史关系。这两本书，今日之治中国史学者，仍不可不读。可以认为，四十年代的中国史学史著作，虽属于草创阶段，成果还是不少的。当然，一个明显的不足，是尚未注意到从中国史学的发展中，深入探索其中存在的理论问题。这个时期的史学理论、方法论著作，大多是介绍西方学人的成果；其学术意义不可抹煞，但尚未可视为中国学人从本民族史学的研究中所得到的认识。
令人惊奇的是：从50年代至70年代，中国史学史的公开出版的著作，陡然沉寂下来。人们所能见到的，一是金毓黻的《中国史学史》于1957年、1962年分别由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出版了作者订正本，一是李宗侗的《中国史学史》在台湾出版。30年中，仅此二书，可谓寥若晨星。从著作的出版来看，这是史学寻找自己的一个沉寂的时期；然而，沉寂之中，“寻找”和探索毕竟没有中止。尤其值得提到的是：1961年举行的全国文科教材会议上，历史组的专家、教授们把编写中国史学史、西方史学史作为教材编写的任务之一确定下来，并提出将这两门课程作为大学历史系的必修课程规定下来；后因考虑到教材编写尚需有一个过程，而教师的培养也不是短时期可以解决的，于是暂定为选修课。参加这次会议并承担编写中国古代史学史任务的白寿彝先生，不止一次地同我谈起这次会议的情况，并指出人们一味地把史学史视为选修课是不对的。这次会议，对推动史学史的研究，起了很大的作用。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还创办了《中国史学史参考资料》这一内部学术刊物。史学界的一些学者写出了不少有分量的史学史研究的论文。这些论文中的一部分，后来由吴泽先生主编，收入《中国史学史论集》（一、二两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出版）。在这个沉寂而仍不乏探索的时期，一方面表明在一部分史学工作者中研究在继续深入，一方面也表明史学在整体上的“寻找”自己的意识的淡化；这种淡化不仅表现在对史学自己的发展历史的研究上，也表现在对史学自己的理论认识的研究上。
应当说，80年代以来的十七八年中，史学“寻找”自己，在历史的研究和理论的研究这两个方面，都有了新的开展，都处在新的起步之中。其撰述成果的丰富，要远远超过前八十年。这是令人振奋的。既然如此，为什么还要强调“史学寻找自己”呢？据我的肤浅认识，至少有这样几个原因：
第一，就主要倾向来看，从事历史学教学与研究的人们，还没有真正自觉地认识到熟悉关于本学科自身的历史和理论的重要，这同历史学作为一个有重大社会影响的学科的地位很不相称，同历史学今后发展的要求也很不协调。
第二，就20世纪“史学寻找自己”的路径和成果来看，虽有成绩，但发展极不平衡；特别是对史学发展过程的认识还需要有规律性的揭示，对史学自身理论的认识还需要有更深入、更准确的把握。
第三，就当前中外史学交流和对比来看，中国史学自有其传统的优势和民族的特点；但是，中国史学在研究课题的价值取向方面，在研究方法的更新方面，在多学科交叉研究以深化历史研究方面，以至于在对本学科的理论作出符合现代认识水平的概括方面，都还需要作出艰苦的努力，从而跟上世界史学发展的主要趋势。
总之，在世纪之交，提出“史学寻找自己”，它既是从一个方面对20世纪中国史学提出的总结性的认识；又是中国史学工作者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关于史学意识和史学发展意识的一个更高层次的自觉。历史学是希望人类社会重视自己历史的学问，那末它本身就应当首先重视自身的历史。
“史学寻找自己”，既要回首过去，更要面向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