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渐进式改革的路径选择和制度变迁评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路径论文,渐进式论文,制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12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3815(2002)-04-0024-07
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的中国渐进式改革创造了举世瞩目的“中国奇迹”，"China"在国际上赢得了前所未有的大国尊严和荣誉。据林毅夫等专家研究，如果中国能够保持社会稳定和实行市场化改革，按目前的发展速度保守测算，到本世纪30年代，中国的经济规模将超过美国和日本，成为世界上最大规模的经济（注：林毅夫等：《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上海三联出版社，1999年，第19页，第26～27页。其他经济学家和国际机构的研究比林等人的测算时间更为乐观和推前，如美国兰德公司的预测是到2006年，澳大利亚外交与外贸部的估计是到2015年，世界银行的估算是到2020年。胡鞍钢的估算是到2010至2020年间，参见胡鞍钢主编《中国走向》（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10页。）。解释渐进式改革这个“真实的世界”之谜，不仅为国内经济学家和有关专家所关注，而且也成为海外研究中国问题的热门“显学”。本文结合党和国家改革开放的政策，从经济学的角度对中国渐进式改革的若干问题加以评析。
一、中国改革的方式和影响新路径选择的因素
50年代中后期以后，“左”的错误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内乱使国家陷入了严重困境。“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中国向何处去？这个问题成为许多共产党人深入思考的重大问题。龚育之、杜润生在回顾这段历史时认为当时主要有三条路：一是走老路，就是仍然肯定“文化大革命”，沿着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路继续走下去，或改一改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方针并坚持计划体制；二是走邪路，即否定四项基本原则，仿效西方国家，走资本主义道路；三是走新路，就是不走老路和邪路，而是开辟一条发展的新路。当时，大家都在思考，并有一些方案，但邓小平的方案是最好的，成功地开辟了在改革开放中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道路（注：参见《人民日报》1997年4月17日、《读书》1997年第4期。）。邓小平的方案，其本质是大力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其方向是建立市场经济体制，其步骤是三步走战略，其措施是改革开放，其办法是“摸着石头过河”，其保障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个方案被国内外学术界多数意见概括为渐进式改革（注：关于“渐进式改革”的概括经济学界也有一些争议，但总体来看，绝大多数的国内外学者对这种概括认同率更高。参见吴敬琏等《渐进与激进：中国改革道路的选择》（经济科学出版社，1996年）。）。
国内外许多经济学家将渐进式改革和激进式改革进行比较研究，对中国大陆通过渐进改革而稳步推进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成功给予了高度评价，特别是国外经济学家和国际组织的某些评论更具有远距离观察的参考价值（注：Singh,"China and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Is there a professional Schizophrenia on Socialist Reform?"World Bank,Socialist Economics Reform Unit.Research Paper No.17,July,1991.Bell,M.,H.Khor,and K.Kochhar,"China at the Threshold of a Market Economy"Occasional Paper of IMF,1993.斯蒂格里茨：《改革向何处去？论十年转轨》，《中国国情分析研究报告》第44期。）。就改革来说，渐进式和激进式只是速度问题，在实践中也有的国家采取了渐进式改革而不成功，有的国家采用激进式改革却成效显著。抽象地认识这两种改革很难说哪一种方式更优。但为什么中国总体上没有选择激进式改革而是选择了渐进式改革并取得了成功呢？从中国和前苏联改革比较中可以看出渐进改革更符合中国国情，也更有中国的特点。
第一，中国和前苏联的改革不仅仅存在速度上的差异，其本质上还在于改革的方向上有重大区别。前苏联的激进式改革也称“休克疗法”，根据其发明者美国哈佛大学教授萨克斯本人的解释，其方案的核心是国有经济存量全盘私有化。前苏联公共选择的实践结果显示，立足于全盘私有化的激进式改革并不成功，1990至1998年俄罗斯GDP的增长率分别为-4%、-13%、-14.5%、-8.7%、-12.6%、-4%、-4.9%、0.4%和-0.4%，要恢复到其转轨前的发展水平需要整整一代人的时间（注：格泽戈尔兹·W·科勤德克：《从休克到治疗：后社会主义转轨的政治经济》，上海远东出版社，2000年，第86～88页；黄苇町：《回望俄罗斯改革》，《改革内参》2002年第5期。）。虽然近年俄罗斯经济略有转好迹象，但步履极其艰难。中国和前苏联改革的差别表现在四个方面：其一是速度问题，中国共产党和政府充分利用政治上的组织资源，在稳固地把握推进改革的权力基础上，采取非激进地、有序地、逐步地推进的方式，“摸着石头过河”，改革有个试验推广阶段，将改革带来的利益关系调整约束在社会和公众可以承受的范围内，降低了交易成本。前苏联激进改革是大爆炸式的休克疗法、一步到位，试图从国外“进口”一套“真空的”市场经济体制，结果造成“制度真空”：既无计划也无市场的混乱。其二，渐进改革是体制外的增量改革和存量调整，而激进改革是体制内的存量改革，其结果是受损的社会阶层较多，增量部分不具有统计意义。其三，渐进改革建立的市场经济体制是以公有制为主体和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而激进改革则是以私有制为基础。其四，渐进改革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经济改革为主导，政治改革做配合；而激进改革是以“民主”和“公开化”的政治改革为主导，经济改革适应政治需要而展开的，没有处理好经济与政治的相互关系。
第二，70年代末中国改革开始的时候，最高决策层和公众对传统体制虽有顾虑但并未完全丧失信心。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研究认为，一国经济能否接受渐进或激进改革，主要取决于其经济、社会状态是否进入危机的状态，人们是否已完全丧失了对原有体制的信心，经济是否继续增长并保持相对较高的水平。一个可以进行检验的理论假说是：给定经济中存在的短缺与无效率的严重程度，一个计划经济，其经济增长率越低，停滞时间越长，越有可能走上激进式改革的道路；相反，若经济增长率仍然较高，则更有可能走上渐进的道路（注：参见樊纲《渐进改革的政治经济分析》（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年）第155～157、174页。）。“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我国经济有了恢复性增长，增长率达到7%以上，1977年国民收入增长率为7.8%，1978年为12.3%。这就是说当时国民经济虽然遭受重创，但恢复性增长还有一定的潜力，并未出现苏联东欧国家那样的零增长甚至负增长。而就最高决策层和公众来说，多数人认为只要我们不再无休止地搞阶级斗争，换上真抓实干的领导人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对原有体制进行一定程度的改良就可以实现经济的增长，尚没有以一种新的体制（市场体制）彻底取代计划体制的决心和通盘计划。即使民间有一些人对市场体制比较推崇，但在全社会内难以形成共识，更无法付诸实践。至于全盘私有化更不可行，事实上，中国不具备那种私有产权主导经济所必需的基本法律、制度和治理结构（注：［美］尼古拉斯·R·拉：《中国未完成的经济改革》，中国发展出版社，1999年，第3页。），人们也不具备这样的资本积累量和购买能力（注：赵晓雷：《中国现代经济现论：1949-2000》，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273页。），假使搞私有化也注定是没有经济效率的。
第三，中国优先发展重工业形成的经济结构、经济发展水平和劳动力价格与原苏联东欧国家有较大的差异，有利于渐进式增量改革和比较优势的发挥。原苏联计划体制搞了几十年，国有化程度较高，90%以上的劳动力就业于国有部门，集体农社的农民也能够享受国家的各种社会福利，人均收入和福利已达到了较高的水平，民间发展非国有经济的动力缺失，这就决定了启动改革对现存体制内的利益调整需要通过存量改革牺牲一部分人的利益。前我国80%的廉价劳动力在农村，他们在旧体制内获利甚少，有进入新领域和新体制的动力和选择偏好。一旦农民有了自由的选择权就可以加入到非国有经济的活动中去增加资本积累，从而获取增量的利益。前苏联国家经济增长极其缓慢，甚至零增长、负增长，无疑增加了改革的难度。而中国经济当时虽然存在产业结构畸形和效率损失的问题，但仍保持了一定增长率，国有企业尚有利润空间，所需补贴交少，可以对非国有经济实施一些宽松的政策，这既有利于改革的展开，也有利于通过增量的积累保持经济的增长来实现经济结构的调整。
第四，渐进式改革具有“帕累托改进”(Pareto improvement)的性质，对国家和社会来说具有可接受性和可行性。经济学意义上的“帕累托改进”是指在改进中一部分人得到好处，而另一部分人的利益并无明显受损。也就是说改革伊始“不在国有经济中采取重大的改革步骤，而把改革的重点放到非国有部门去，在那里创建市场导向的企业，主要依托它们实现增长”（注：吴敬琏：《当代中国经济改革：战略与实施》，上海远东出版社，1999年，第76页。）。这就使得整个改革无论在经济上还是在政治上都找到了支撑点，解决了前苏东国家没能解决的难题。这种方式是温和的、渐进的，容易启动改革并为社会和公众接受。反之，激进式的“非帕累托改进”的改革，非但彻底私有化不适合中国国情，而且在改革初期就动大手术，使利益受损的人和组织较多，不易为公众接受，容易引发社会恐慌乃至动荡，加大改革的社会成本，也有违于刚刚走出十年内乱的中国党政领导人致力安定团结局面的政治偏好。此外，对中国来说改革伊始，也没有可供借鉴的现成经验，如果试图制定一个圆满的、系统的改革方案是不现实的，甚至是浪漫和冒险的，因而邓小平形象比喻的“摸着石头过河”和“走一步看一步”更具有务实、稳健和负责任的品质，也有不断纠错的能力和时间。
第五，中国农业的危机和农民改革的首创既拉开了改革的序幕，也使渐进改革率先取得突破并得到认可。建国以来中国农民一直在探索适合他们自身生长的生产力发展的道路，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取代了适于生产力发展的家庭经营，加之农民对制度的选择权（尤其是集体合作社的退出权）受到了剥夺（注：参见林毅夫《集体化与中国1959-1961年的农业危机》（美国《政治经济学杂志》1990年12月）第98卷第6期；《制度、技术与中国农业发展》（上海三联书店，1994年）。），其自身的积极性受到严重压抑，而农业分散劳动的监督成本甚高，劳动难以量化和监督的失效，造成了农村生产力的低效率和高成本，集体合作化的实践受挫加速了农业严重危机的来临。这种制度安排的不合理性受到了农民的抵制，安徽凤阳小岗村农民甘冒杀头危险率先闯关，邓小平等开明务实的领导人对农民首创精神表现了政治家的风度和欣赏，从而使改革率先在农村取得突破。农民对家庭承包制的强烈需求并没有给社会其他利益造成损害，因而这种制度变迁能够得以实现。农村改革首战告捷的绩效，鼓舞了改革者的决心并取得了公众的理解和支持，夯实了改革的基础并为进一步改革提供了经验。
二、中国改革的路径特征和制度生长变迁的形式
中国选择了符合国情的渐进改革，这种改革的路径大体上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从1978至1991年，即开始突破计划经济体制，逐步引入市场竞争机制；第二阶段，从1992至2001年，即确立市场经济体制以及新体制逐步发育生长阶段；第三阶段，从2002年以后，即加入WTO开始建立全方位的按国际惯例办事的体制阶段，这个阶段刚刚起步。20多年来，渐进改革的路径的具体特征可以描述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从计划经济体制比较薄弱的农村通过制度创新起步，逐步向城市推进和扩展。加速发展属于增量的非国有经济，并逐步对存量国有经济进行调整提高。这种从薄弱环节突破，再“啃硬骨头”的做法，有利于保持存量有序而支撑增量生长，避免改革走大的弯路，容易得到公众和社会的支持。
第二，先在东南沿海设立经济特区作为对外开放的窗口和试验场，取得经验后再将开放领域扩大并推向沿海、沿边和内陆及西部地区，直至加入WTO。开放和吸引外资为经济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和动力，尤其是海外华人的投资成为中国特有的比较优势。
第三，先放开了农产品的价格管制，再对工业品在一段时期内实行价格“双轨制”，启动市场配置资源和发现价格的能力后逐步并轨实行市场价格。尽管计划内价格与计划外价格并行的“价格双轨制”引发了一些问题，但其推动价格进入市场调节功不可没。
第四，先突破了纯而又纯的公有制理论，逐步将个体和私营经济、混合所有制经济、外商投资经济和港澳台投资经济纳入所有制结构中，并成为重要组成部分，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格局逐步形成，这种与时俱进的体制突破，促进了市场主体的多元化和市场机制的形成。
第五，先对国有企业改革采取放权让利等政策调整，再转向股份制改造、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和国有经济布局战略调整。企业制度创新主要是建立有效的企业内部治理结构，国有经济布局战略性调整主要是按照“对关系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国有经济必须占支配地位”的原则进行进退有序的调整，放开中小企业和竞争性行业、领域。
第六，先以经济体制改革为主线，再配合经济体制改革逐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及相关改革。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了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改革的任务，1980年邓小平《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讲话是政治体制改革的纲领性主件。但政治体制改革在进行了初步探索后，由于经济调整和经济改革的任务繁重，同步同位改革转为主次配合的安排，总体看来是以经济体制改革为主线，以政治体制和其他方面的改革相配合。
渐进改革的路经选择与制度变迁是同步进行的，二者是一种互动和互惠的关系。人类实践结果表明，一个社会究竟赋予其制度什么样的内容只能由该社会的成员根据自己的经验和价值观来决定，它只能通过渐进的、演化性的试错过程来发现。“在制度变迁中存在着路径依赖性，制度系统会在相当程度上顺从惯性。它们通常会循相当稳定的路径缓慢演变。演化性调整，而非痉挛性转换，对于制度发挥节约信息成本的基本功能来讲是必不可少的。”（注：［德］Wolfang Kasper.Manfred E.Streit：《制度经济学：社会秩序与公共政策》，商务印书馆，2000年，第476页。）中国的改革没有采取那种“大爆炸”式的“痉挛性转换”或“休克疗法”，而是经历了渐进的、连续性的制度变迁过程，表现为以下几种形式。（注：林毅夫根据主体不同将制度变迁分为诱致式和强制式两种，参见林毅夫：《关于制度变迁的经济学理论：诱致性变迁和强制性变迁》，《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上海三联书店，1994年，第374页）。萧功秦认为制度变迁主要有诱导式、温室式、整合式三种，参见《萧功秦集》（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5年）第103～105页。）
其一，自发式。即在中国计划体制内经过多年的酝酿和发育自发生长出来的一种带有突破意义的制度变迁，如中国农村改革之初的包产到组、包产到户乃至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建立，以及后来“公司＋农户”和农村经济组织的股份合作制等等。
其二，诱致式。即根据中国社会组织内部现代化因素的胚胎发育和成熟程度，相应地移入一些鼓励其继续生长的有关制度。如改革之初在流通领域内允许个体独立经营的有关规制，对乡镇企业的扶植和鼓励制度，现代企业制度的提倡和推进。
其三，温室式。即将西方发达国家的市场制度引入中国社会结构中试验，为避免排异反应，而是采取对某一地域上的封闭或管制（类似温室），以避免双轨制的剧烈摩擦。如深圳等经济特区和相关经济技术开发区、工业开发区、科技园区等经济制度的移植和模仿。
其四，强制式。即因制度是公共产品，存在着外部性和“搭便车”问题，仅仅依靠自发式、诱致式和温室式还不足以提供更多制度供给，需要政府采取强制性的行为来加速完成制度变迁。比如为发展资本市场而规制上市公司标准，为实现可持续发展对若干企业的关、停、并、转，为减轻银行不良资产和国企高度负债而实施债转股等。
其五，整合式。即伴随着上述四种制度的发育、生长和扩散，为了使社会经济结构和经济秩序纳入通畅的运行系统而采取的制度配套整合，多是指影响社会经济发展的宏观制度，如对国有经济的战略的重组，市场经济秩序的整治和规范等。
这五种制度形式，在改革进程中有些单项出现，但多数则是互有交叉甚至呈现集合状态。正是因制度变迁中的制度多样化成长，才使得中国在改革中没有出现大面积“制度真空”而保持了社会的有序。随着制度变迁的增多，那种整合式的制度变迁就会越来越多，层面越来越高，从计划经济体制的公有制转换为市场经济体制的公有制与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格局就是这种制度整合的必然成果。
三、制度变迁的绩效和渐进改革累积的难题及风险
20多年的渐进改革和制度变迁给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带来了生机和活力，经济体制逐步由计划经济转到市场经济；由封闭、半封闭变为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对外开放。市场作为资源配置的主要方式正在发挥着基础性的作用；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竞争发展的市场格局已经形成；经过成功实施经济“软着陆”、防范亚洲金融危机冲击和冶理通货紧缩，适应市场经济要求的政府宏观调控体系逐步建立。国家面貌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经济快速增长，扣除价格因素，2000年比1978年的GDP增长了6.4倍，年均增长9.5%，大大高于同期发达国家平均2.5%和发展中国家年均5%的经济增长速度，也高于世界平均增长3%左右的速度，成为世界经济增长最快的国家之一，按经济总量计算已上升至世界第7位。经济发展使中国人民逐步摆脱了贫穷落后的状况，长期制约经济增长的供给“瓶颈”相继消除，基本结束了“普遍短缺”的时代。邓小平设计的第一步和第二步战略目标已经提前实现，并开始了向第三步战略目标前进。我国能顺利加入WTO并谋求在更高层次上参与国际市场竞争与合作凭借的也是中国渐进改革所取得的奇迹（注：参见江泽民《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国际形势与世贸组织”专题研究班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02年2月26日）。）。学术界对中国渐进改革的经验是具有一般性（普遍意义）还是独特的意义还有争论，我们认为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以下带有根本意义的制度突破尤其值得我们重视和珍惜：
其一，市场竞争制度的引入和普及使市场经济的交易合作上了更高的层次。计划体制下缺乏压力和效率的重要原因在于竞争制度的缺失，没有竞争和压力无效率的体制就会一直延续下去。市场竞争制度引入和普及，增强了经济活力、市场供给能力和服务效率。实践表明中国家电业的竞争促使这个产业增强了国内供给能力并走向世界，而长期受保护的垄断行业一直存在着服务水平差和收费高的不合理状况，面对WTO更是如坐针毡。竞争是获取繁荣和激励创新最有效的手段，竞争效应的产出价值虽难以精确计量，但绩效却有目共睹，而立足于竞争基础上的市场交易合作比过去明显上了层次。
其二，人力资本产权的发现及市场化定价机制的逐步探索。计划体制下人力资源的配置方式过于单一，人的积极性、创造力受到束缚和压抑。在渐进改革中伴随着经济的活跃，单位人开始向社会人转化，人力资源的市场配置给我们提出了一个重大问题，即过去较长时间我们只承认劳动创造价值，而忽略备种生产要素特别是人力资本在创造价值中的作用，从而导致不承认或低估人力资本产权的价值。事实上人力资本这种作为高度专业化的信息载体及处理主体，其“主动资产”的私人产权特征极为鲜明（注：参见王开国、宗兆昌：《论人力资本性质与特征的理论渊源及其发展》（《中国社会科学》1999年第6期）；周其仁《真实世界的经济学》（中国发展出版社，2002年）第13～28页。），它所具有的排他性和可激励不可压榨性，需要合理定价以及自发地寻求实现自我市场的能力一旦被发现、正视并予以尊重，就可能释放出“移山填海”的经济资源配置能量。正是由于改革的深入使得我们对人力资本的私人产权特征有了重新认识的机会和可能（注：1999年以后在党中央的文件中逐步提到了对人力资本和劳动价值论的再认识，强调了人力资本作为一种要素可以参加分配等。有学者从人力资本理论的逻辑角度解释了中国为什么必然选择渐进改革。参见王辉《渐进改革》（中国计划出版社，1998年版）。），在这种共识基础上逐步形成的市场化评价或定价机制，使市场经济对人的价值重估和人文关怀才能真正成为现实。
其三，激励制度的转换和分配制度的出新。计划体制下因拔高了人的觉悟而偏重于意识形态极浓的政治激励，曾一度对经济激励缺乏认识，并有过对这种倾向的批判。伴随着农村改革和国有企业组织功能的变迁，激励制度安排也发生了转换，对农村来说，最大的激励在于给了农民的自由和自主权，农民对于其担负的经济行为责任有了可计量的测算，而且这种测算建筑在自己行为的基础上。对企业来说，经营者的经营目标责任制有了经济上的激励和约束，经营者作为受托人不仅对企业有了一定的控制权，还逐步有了一定的剩余索取权，这种索取权表现为年终奖、年薪制、货币期权、股票期权等多样化的分配制度和形式。实证研究表明，这种激励制度的安排同经济效率具有正向功效，“成为解释改革以来经济快速增长的两个重要变量”（注：林毅夫等：《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上海三联书店，1999年，第182～183页。）。
其四，对产权制度的重视和合理界定及保护增强。从某种意义上讲，计划体制下国有企业的产权归属并不是不明确，甚至可以说很明确，但问题在于在复杂的经济运行中，国有产权经过层层委托、转换，由于责权利的脱节，无论是委托人还是受托人都难以对产权负起真正的责任来，交易成本很高，国有企业的低效率、资源浪费和资产流失难以避免。改革以来，尽管这个问题仍旧存在，但是随着人们对产权制度的深入理解，重视程度不断加深，产权的合理界定、明晰成为企业改革、转制的重要内容。产权制度的逐步形成，有助于在市场中形成有效的激励和约束机制，有助于摆正委托人和代理人的职责及利益关系，而产权制度保护的增强从总体上看对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和战略调整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
在看到改革和制度变迁绩效的同时，也要正视渐进式增量改革累积难题与风险，要保持经济的增长和社会的长期稳定，这些问题需要在发展中认真加以解决：
其一，经济发展的周期波动呈现越来越大的趋势，表现为增长速度和增长率的波动以及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的交替出现，尤其治理通货紧缩尚缺乏经验，从而导致改革深化的步履艰难。
其二，制度租金昂贵和寻租行为的屡禁不止，造成官员的腐败问题频发，败坏了社会风气，这种腐败受到全社会的关注和谴责，影响了改革的声誉和人民群众对改革的预期。
其三，收入分配差距逐步拉大和区域发展不平衡突出，社会弱势群体救助保障机制尚未完善，老少边穷地区脱贫任务甚重，区域群众上访和恶性事件增多，社会稳定面临挑战。
其四，国有存量处于结构调整期，经济增长短期内难有大的增速，下岗失业问题突出，城镇最低生活保障线在某些区域难以落实，城乡人口就业和劳动力转移压力增大。
其五，国有企业总体上因债务和社会负担沉重处于竞争能力不强和效率不高的境地，金融改革滞后造成的国有商业银行不良资产化解尚需时日，国有保险公司利差损亟待削减，资本市场规制不到位造成市场波动过大，金融风险未能消除。
其六，加入WTO使传统农业因产出效益低下风险增大，从而造成了“三农”问题更加严峻，长期垄断和受保护的产业以及不具有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的产业缺乏自生能力，面临巨大挑战。
其七，政府改革尚未到位，其职能转换任重而急迫，尤其是县乡两级政府改革滞后，冗员繁多，财政捉襟见肘，异致问题堆积很多，解决农民负担与保持基层政权稳定似乎成为一对“悖论”。
其八，市场秩序混乱，假冒伪劣产品屡禁不止，坑蒙拐骗的现象层出不穷，加之司法领域的某些腐败，导致社会（政府、企业、个人）信用缺失；市场垄断、市场歧视和交易成本过高造成大量资源浪费，在某些区域环境污染仍有恶化的趋势，可持续发展战略难以贯彻实施。
四、在继续发挥比较优势的基础上加快制度创新
渐进改革进程中累积的问题应当视为发展中的问题，它说明我们的制度创新尚未完全到位。在我国加入WTO大的国际背景下，我们应当有紧迫感，加快制度创新的步伐。也就是要加快经济体制转型的力度，在具体体制上亦应采取适当激进改革措施，即在具体的体制和制度上加快与国际惯例和国际市场的对接，以减少经济运行中的体制摩擦和国际化的剧烈冲突。比较可行的方案应当是在继续发挥比较优势或动态的比较优势基础上加快制度的创新。
新中国创建后在实行了较短时期的新民主主义政策后，从1953年“一五”计划开始采取了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直至实行改革为止。在经济上赶超先进国家，是所有落后国家和地区共同的美好“愿景”。然而，几乎所有实行赶超战略的国家经济经过多年的积累，大都陷入诸如日益加深的城乡贫困化、矿日持久的高通货膨胀以及经济结构失衡的困境之中。一些没有采取赶超战略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反而取得了快速的经济增长，日本、韩国、新加坡、中国台湾和香港成为亮点，被誉为东亚奇迹。
学术界对东亚奇迹有着种种不同的解释，具体来说有三大类观点（注：林毅夫等：《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第103～105页。）：其一，从文化角度进行的解释。例如有人观察到日本和亚洲四小龙都深受儒教思想的影响，认为勤恳耐劳和奉行节俭的儒教文化是这些经济实现成功赶超的原因（注：金耀基：《东亚经济发展的一个文化诠释》，《信报财经月刊》1987年，第11期。）。其二，从政治地理角度的解释。例如有人认为，由于长期的东西方冷战，美国和西方国家向日本及亚洲四小龙提供了大量的投资援助，以期减弱社会主义阵营对这些国家和地区的影响，同时美国也更加乐于向这些国家和地区转移知识、技术和开放市场（注：Haggard,S."The Politics of Industrialization in the Republic of Korea and Taiwan",in Hughes,H.(ed.),Achieving Industrialization in Asia,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8;Woo,J.E."Race to the Swift:State and Finance in Korean Industrialization",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91.）。其三，从经济学角度的解释。第一种假说以世界银行的经济学家为代表，他们认为这些经济的成功是由于实行了自由市场经济，价格扭曲较少，资源配置得当且效率高（注：World Bank."The East Asian Miracle:Economic Growth and Public Policy",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3;James,William E.Seiji Naya and Gerald M.Meier."Asian Development:Econmic Success and Policy Lessons",San Francisco:ICS Press,1987.）。第二种假说以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家Alice Amsden（注：Amsden,Alice H."Asia's Next Giant:South Korea and Late Industrialzation",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9.）和英国经济学家Robert Wade（注：Wade,Robert."Governing the Market:Economic Theory and the Role of Government inEast Asian Industrialization",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0.）为代表，他们认为这些经济的成功是由于政府有意识地扭曲价格，限制市场的作用，利用产业政策来扶持某些关键性的战略产业。第三种假说把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经济发展的成功归结为这些国家实行了外向型发展政策。由于实行外向型发展战略，需要介入国际竞争，所以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产业必须具备竞争力，从而必须是有效率的。（注：Krueger,A.O."Economic Policy Reform in Developing Countries",Oxford:Basil Blackwell,1992.Lawrence,Robert Z.and Daid E.Weinstein."Trade and Growth:Import-led or Export-led?Evidence from Japan and Korea"(Mimeo),1999.）
经济学家林毅夫等反复强调的观点是：从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的发展经验来看，它们在经济发展的每个阶段上，都能够发挥当时要素禀赋的比较优势，而不是脱离比较优势进行赶超。一个共同的规律是，随着经济发展、资本积累、人均资本拥有量提高，要素禀赋结构得以提升，主导产业从劳动密集型逐渐转变到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乃至信息密集型上面。这种在经济发展上遵循比较优势的原则可以称之为比较优势战略。
为什么比较优势战略更值得重视呢？这是因为发达国家发展的早期阶段或当今的发展中国家，要素禀赋结构的特征是资本的严重缺乏和劳动力的过剩以及技术的落后。在通过扭曲要素价格和其他经济管制推行重工业化的情况下，所能做到的也仅仅是把有限的资本倾斜到配置到几个产业上，与此同时必须压抑其他产业和非国有经济的发展。如此一来，受压抑产业和非国有经济提供不了资本积累。赶超战略所扶持的产业部门，由于不符合要素禀赋的比较优势，只好依赖于扭曲价格和国家保护政策（如金融支持、市场管制）才得以生存。这些产业必然是缺乏效率、竞争能力和自生能力的。违背比较优势所形成的畸形产业结构与劳动力丰富的要素禀赋结构形成矛盾并抑制了对劳动力的吸引，相当大规模的人口长久处于贫困之中的状况难以改变。经济发展的真实涵义不是依赖几个重工业产业鹤立鸡群式的孤立增长，而是国家综合国力的提高。某些产业资本密集程度的提高，必然降低其他产业的资本密集程度，也就不能在整体上缩小与发达经济在资本和技术水平上的差距。对于一个处于落后地位的经济来说，所要寻求的发展，应该遵循比较优势的原则实现要素禀赋结构的提升或人均资本占有量的增加。
渐进改革之所以创造了中国经济增长的奇迹，其中重要因素就在于从改革伊始就逐渐放弃了优先发展重工业的赶超战略并遵循了比较优势战略的原则，因此可以说渐进式改革的过程也是比较优势战略的形成过程。在加入WTO，面对国际分工和国际竞争的情况下，中国经济今后的发展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仍然要遵循比较优势战略原则（特别是动态的比较优势），这对累积问题的解决，制度的继续创新和经济的发展、“两个大局”的逐步实现乃至社会稳定都比较有利，而具有了比较优势再进一步谋求后发优势和竞争优势则成为这个过程的自然结果。要遵循比较优势原则就应当立足于保持渐进式的增量改革的同时要逐步加大渐进式的存量改革。如果存量不动，客观上存在的扭曲整个增量配置来保存量的危险就不能消除，其结果也会拖累增量增长的速度和绩效。
增量改革的收益使我们有了广大农村的稳定和初步繁荣，有了非国有经济的迅猛发展和市场的活跃，但因存量改革的困难重重和相对滞后，累积社会问题较多，需要对存量国有经济进行战略性改组和整合，由改革初期的单纯的放权让利和单项推进，进入中期的体制创新和综合配套改革，使整个经济的运作转移到市场制度的基础上。当然，改革也涉及政治体制，此方面我们也要遵循比较优势的原则，在基本制度上既要保持我国的特点和优势，又要抓住时机对具体的制度进行调整和改革。总体来说，因为政治体制改革的某些滞后，已对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产生了影响。尤其破除公共部门垄断的改革要加快，政府管制改革要提速。从加入WTO和比较优势的角度考虑今后的改革，应当在增量上保持强势，在存量上提高绩效，增量和存量要通过市场竞争合作融为优势互补的混合经济。如果增量和存量能够有机融合，社会持续稳定和经济持续增长就有了可靠的保证，21世纪上半叶中国成为世界最大的经济就应该不再是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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