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入分配与财富集中理论研究新进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理论研究论文,收入分配论文,新进展论文,财富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收入分配从来都是经济学家关注的焦点，古典经济学家就已经开始从生产要素的角度研究收入分配问题，从20世纪50年代起，收入分配研究的重心从国民收入分配理论转向个人收入分配理论，即从国民收入在生产要素间的分配转向由基尼系数描述的个体收入分配的不平等和财富集中，特别是库兹涅茨(1955)关于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的倒“U”型假说，引发了对收入分配和财富集中现象检验和解释的热潮。近年来，得益于各国经济数据库的不断完善和计量经济学手段的日益进步，特别是Saez、Atkinson和Piketty等经济学家对这一领域的追踪研究和比较研究，为收入分配和财富集中问题提供了更为丰富的经验数据和理论解释，他们的研究对于理解收入和财富集中的驱动力和了解政府通过税收措施是否能有效地遏制财富的不平等现象具有重要价值。本文针对收入分配和财富集中问题，总结了近年来经济学界在这些方面的最新研究成果。
一、收入分配与财富集中的影响因素
对收入分配与财富集中的长期趋势的研究最早开始于库兹涅茨(1955)，他认为其影响因素主要在于结构变化。根据他的假说，收入不平等发展趋势会随着经济增长呈现倒“U”型，随着越来越多的工人参与到经济生产过程中，收入不平等趋势起初会随工业化进程上升，然后下降，因而在生活水平较低的情况下，在产生更多收入分配额之前，经济增长会加剧不平等的现象。
在19世纪和20世纪间的工业化历史进程中，西方国家尤其是英国和美国，其收入分配和财富集中的变化趋势曾引起了广泛的争论，随后由此产生的研究证明，从19世纪早期开始，西方国家的收入不平等差距确实在扩大，但在20世纪初至70年代，税前收入差距却在不断缩小，这一发展过程恰好符合库兹涅茨假说，Lindert(2000)认为其原因一方面可归于政府主导的再分配过程的改进，另一方面则归因于市场因素和经济增长的作用。
但从20世纪80年代初以来，库兹涅茨假说在一些国家却遭遇到了质疑，Atkinson(2000)观察到收入不平等差距在美国日益扩大，在英国情况则更为严重。但在其他一些国家，如德国和日本，收入不平等差距的扩大到1990年后却变得较为缓慢，而加拿大、法国和意大利在同期却大体上没有变化。此外，在过去的10～20年间，高收入者所占财富份额在一些国家得以猛增，与此同时，在收入分配的另一端，有证据显示，伴随高收入者财富份额的增加，相对贫困率也在上升，这表明收入分配呈现两极分化。
对于这种变化的原因，经济学家们做出了一些解释，Atkinson(2000)认为其主要因素包括制造业向服务业的转变、技术进步、国际贸易和金融扩张等。其中最常被引用的解释是计算机技术的出现使劳动需求更偏向于相对高技术和受过良好教育的工人。应用简单的供需原理，该理论假定技能偏向性技术进步使高技术工人的工资趋于更高，而低技能工人的工资趋于更低。但Piketty & Saez(2003)对技能偏向性技术进步理论却提出了质疑，他们认为在美国不同时间的收入差别并不支持这一观点。同样，他们认为收入差距的扩大并不能简单说就是技术进步或受过良好教育工人供给的变化所导致的，因为收入增长主要集中于最高收入者一端，这个理论不能解释工资收入的增长。
Saez(2008)观察到在1970年后收入分配和财富集中在富裕国家之间的主要差异，在过去的30年间，当高收入者所占财富份额在欧洲大陆国家或日本保持相当稳定时，而在美国和其他英语国家中，高收入者所占财富份额却急剧增长，这种增长并不是因为高资本收入的恢复性增长，相反却是高工资收入的迅猛增长（尤其是高端经理人员报酬）。因而，在20世纪期间，高管人员已取代高资本收入者在高收入阶层中所占的地位。
此外，Piketty & Saez(2003)认为社会规范的变化和政治体制特征是解释近期收入不平等差距扩大和高收入者所占财富份额增长的重要原因，这些因素影响了包括美国、英国和加拿大等英语国家。而Atkinson & Piketty(2007)在对欧洲大陆的研究中发现，在欧洲的荷兰、法国和瑞士等国家高收入者份额却并没有呈现出明显的变化。Atkinson(2003)的研究还发现，近期一些OECD国家正面临着一些预算压力，尤其是在社会保障和卫生保健等方面的压力较大。公共政策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社会收入分配过程，预算的压力能够导致税收的种类和收入转移支付政策的改变。为了缓解预算的压力，政府有可能导致高收入所得税层级的边际税率的降低以及利润和报酬的减少。通过研究分析，我们可以看出，所有国家的发展都是不尽相同的，尤其是在国家政策方面，收入不平等并不简单是一般经济力量的产物，它还受到我们所选择的政治体制和政策的影响。
经济学家普遍认为现存的关于收入不平等方面的国际数据难以得到有效的检验。这些数据很难在一段连续的时间内或国家之间进行比较，而且只有每个国家零散的一些年份的数据，这限制了对1970年或1980年以后的研究。他们几乎从来不把收入不平等的组成分解为劳动收入与资本收入，然而劳动收入的分配（技术供需、劳动市场等）和资本收入的分配（资本积累、信用约束、遗产法和税收等）之间的经济机制存在着很大的差异。同时，因为收入和财富分配的结构变化经常跨越数十年，现存数据的真实性还存在着疑问。因而，为了正确地把握这些变化，Piketty & Saez(2006)利用历史税收数据构建了一个高质量的、长期的、国际的收入与财富集中数据库。数据库包括了一些国家（尤其是西方国家）20世纪中大部分连续的年份。他们发现，因为在战争和大萧条期间大量财富急剧减少，20世纪初大多数国家的高收入者所占财富份额也急剧下降。其份额在战后的十年间并未立即回升。然而，在过去的30年间，高收入者财富占比在英语国家中得到了充分的增长，但并不包括大多数欧洲大陆国家和日本。增长可归因于20世纪70年代开始并于90年代加速的前所未有的高工资收入的迅猛增长。因此，在英语国家的高收入者中，高工资收入者逐步取代了资本收入者。
Roine,Vlachos & Waldenstrom(2009)通过16个国家在整个20世纪中的面板数据研究了导致收入不平等现象的决定影响因素。他们把收入者分为三个群体：1%的最富有人群、9%的比较富有人群、其余90%的普通人群。结果显示，在经济增长高速时期，1%的最高收入者所占财富份额与除其以外的高收入者的财富份额的增长比例是不同的，过度的金融扩张和突发的银行危机与富有者收入份额的减少是密切相关的，而贸易开放对分配没有产生明显的影响。然而，政府支出与较高收入阶层的财富份额变动是负相关的，与90%的收入较低者是正相关的，但对1%的最富有者看起来似乎并没有影响。最后，当考虑到现实的动态效应的重要影响，累进税减少了高收入者的财富占比。
关于近十年间，为何高工资普遍在英语国家内迅猛增长而非欧洲大陆国家或日本，这仍然存在争议，综合而言，主要有三种观点：自由市场观点认为技术进步使经理人员技能更为普遍且更少公司特色，因而这能促使最好的经理人员能够超越狭小的公司内部市场，胜任更为全面的经济市场。然而这种观点也许只能说明美国的现象，却不能解释为何其他国家，同样经历了相似的技术进步，而高管人员的收入却没有很大的变化，如日本和法国；第二种观点认为，自由市场的阻碍归因于劳动市场条例、工会或关于工资不平等的社会规范，这使经理人员工资低于市场价格，这种阻碍基本上已在美国消除，但仍存在于欧洲或日本，在此种观点下，经理人员报酬的高涨实际上代表其价值的效率获益；第三种观点则认为美国高工资的涌现归因于经理人员在损害股东利益前提下投入薪资并抽取利润的能力的提升。
除了从经济因素角度来考察收入分配和财富集中演变的趋势，经济学家们也试图从一些政治因素角度来提供解释。其中最重要的事件就是世界大战，大多数国家的高收入者占有财富份额的下降都与此有关。在Saez(2005)的研究中，二战后14个国家的高收入者所占财富份额下降，只有阿根廷由于在战时大量出口食物而导致高收入者财富份额的上升。其下降幅度较为明显，在法国、美国、加拿大、荷兰、日本和挪威，0.1%的最高收入者财富份额下降超过了1/3。20世纪初，世界各国收入集中度普遍下降，Atkinson & Piketty(2006)认为这主要归因于高资本收入的下降，同时，下降主要发生在大多数国家的战争期间和大萧条时期，原因很明显，因为在1914～1945年间资本所有者的资本受到了极大的冲击，包括破坏、通货膨胀、破产以及金融战争的财政冲击，诸如法国、美国以及日本等国家现存的财富和房产的数据资料也证实了这种解释。
在研究世界大战期间是什么导致了收入份额下降的原因时，有两个因素引起了众多经济学家的重视，首先，也许最重要的就是资本收入的损失。在法国，Piketty(2006)强调两次世界大战导致的物质损坏是巨大的，在法国大约1/3的股本消失于一战，而2/3消失于二战；英国在战争期间损失了大量的海外资本收益，1910年英国白海外获得的净财产收入为GNP的8%，到1920年下降到4.5%，在1938年近似4%，而到1948年又下降到2%以下。在对日本进行研究后，Moriguchi & Saez(2005)认为二战期间日本收入集中度的下降主要是因战争破坏和通货膨胀所导致的资本收入的崩溃。战争导致高收入者财富份额下降的第二个因素是收入平等化机制。在美国，Goldin & Katz(1992)以“大压缩”来形容20世纪40年代美国政府缩减薪资差距，当美国摆脱了战争和萧条，失业率不仅很低，薪资结构也比任何时期更趋于平等。同样，战时经济加强了对工资的控制，Saez & Veall(2005)发现加拿大在战争年代也有压缩薪资现象发生，在日本，5%的高收入者的工资份额从1939年社会工资总额的19%下降到1944年的9%。
受战争影响的政治制度的变化同样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如在阿根廷、德国、印尼、葡萄牙和西班牙等独裁或军人政府中表现得尤为明显。在西班牙，Alvaredo & Saez(2006)发现在弗朗哥独裁统治的前十年，高收入者财富份额有所下降，但从独裁统治到民主国家的转变过程中，西班牙的高收入者财富份额并没有明显的变化。而在葡萄牙，情况则完全相反，1970年后，尤其是在1974年，高收入者财富份额明显下降，Alvaredo(2008)认为，这是因为随着独裁统治到末期和在非洲殖民地的丧失，以及1974年后革命政府的左翼运动导致了这种变动，与此同时，国有化的进程也打破了经济力量过度集中于金融工业财团手中。
一些经济学家认为，在民主国家，高收入者财富份额可能会受到政治党派更替的影响，Scheve & Stasavage(2009)利用13个国家的高收入面板数据进行了分析，但并没有发现党派性的明显影响，这还有待于更进一步的研究。
二、收入分配与财富集中的国际比较
对不同国家的收入分配与财富集中现象进行国际比较非常重要，这不仅有助于我们更深入理解各国收入分配不平等现象背后的实质原因，还能使我们明确真正影响收入分配与财富集中的主要因素。
在对美国自1970年以来日益严重的不平等现象进行了全面的考察后，Gordon & Dew-Becker(2008)发现，1970年美国收入分配的不平等现象的加剧，其程度远超欧洲大陆或日本。在美国，实际上工资报酬增加的大部分为10%的高收入者所占有，只有极少部分分配给普通工薪族。他们把其归因于是制度和市场导向的综合作用所导致。美国和欧洲的相关制度不尽相同，包括股票期权在早期就遍布美国，而欧洲传统的社团主义和联合谈判约束了经理人报酬的过度增长，同时强势的工会和欧洲一些国家过高的实际最低工资制度也限制了高收入者财富份额的扩张。在市场方面也是同样，美国20世纪90年代利润收益的增长和股票市场盈利率的提高，导致了以股票期权形式体现的经理人报酬的份额得到极大的增长。
Moriguchi & Saez(2005)通过所得税数据对日本在1885-2002年的收入分配与财富集中现象进行了研究并将其同美国进行了比较，他们发现，日本收入集中度在二战前期极高，在此期间国家正经历着工业化高速发展进程；二战后，高收入者的收入集中度立即迅猛下降，尽管经济高速发展，1950年后，收入集中度仍保持较低的水准；但在20世纪中，日本高收入的组成已由工资收入取代了资本收入。他们把收入集中度的急剧下降主要归结为战时税收引起的资本崩溃、战争毁坏、极度通货膨胀以及战后职业改革。其认为，二战后体制结构的重要变化难以使一次性收入的分解得到根本改变。与在1970年后工资收入不平等差距急剧扩大的美国相比，日本高工资收入份额在近十年仍保持十分稳定。对比日本和美国，单单用技术或税收政策难以解释这种现象，而体制因素如公司管理模式以及工会制度应是造成工资收入不平等的重要决定因素。
在对比了荷兰和英国在20世纪的收入分配发展过程后，Salverda & Atkinson(2005)发现，1914～1977年间不仅在两国间极为类似的高收入者偏向分配方式令人惊奇，而后的偏离程度也同样令人吃惊。在20世纪前期，税前高收入者财富份额有明显的下降，在其有数据提供的短期内，尽管累进税明显下降，税后高收入者财富份额同样下降。英国在1977年后，高收入者所占财富份额以及高收入者中的财富不均现象急剧上升，然而在荷兰却没有明显的变化，荷兰的高收入者财富份额中，资本收入和工资收入的比重已改变，尽管工资收入在增长，但这仍未能阻止高收入者财富占比的下降或停滞。对比其他国家，英国类似于美国，而荷兰更类似于法国。
Dell(2006)利用所得税申报表中的数据，研究了德国1897～1998年间以及瑞士1933～1995年间的高收入者所占份额的演变过程，他发现收入不平等现象的减缓大部分是因受到资本收入的影响。极高收入者在1914～1945年间受到了极大的冲击，此后再也没有完全恢复过来。从1945年以后，高收入者财富占比相对保持稳定，近些年也没有上升，不同于美国，二战前期，纳粹政府在五年内使高收入者财富份额增长了一倍，二战后，明显的结果是德国不同于其他工业化国家，收入更多地集中于10%的高收入者手中。因而，直到20世纪90年代，德国的超级富豪比美国的更富有，这与德国二战后极低的遗产税率是相关的。
同样，Saez & Veall(2005)利用税收数据研究了加拿大1946～2000年间的高收入者财富占比的演变过程，同时与美国进行了系统的比较。如同美国，加拿大的高收入者所占财富份额在整个世纪呈现“U”形，二战后急剧下降，随后一直到1970年始终保持缓慢下降趋势。直到20世纪70年代后期，高收入者财富份额急速上升，最高收入者财富份额已升高到战前水平。和美国一样，近期高收入者财富占比的增长缘于高工资和薪酬的激增。所有群体中，工资收入都在增长，这种增长在高收入阶层尤为明显，而资本收入在高收入阶层中有显著的下降。与美国相比，工资激增在加拿大发生得更晚且更集中于收入顶端人群，而更少集中于魁北克地区法语族群。他们提出了智力外流的解释：因受到加拿大高技术、管理人才向美国迁移的威胁，从而导致加拿大高工资份额的激增。与此一致的是，Atkinson(2002)在英国发现高工资份额只有很小的增长，而Piketty(2003)在法国则没有发现增长，单纯技术偏向性的解释很难说明这些国际间的差异。
通过历史和财政视角，Alvaredo & Saez(2006)在研究了西班牙的收入和财富集中度后发现，在20世纪30年代收人和财富集中度更高于现在，0.01%的收入者所占财富份额在30年代比近十年高两倍。在弗朗哥政府独裁的前十年间，0.01%的高收入者所占财富份额急速下降，从20世纪70年代特别是90年代中期后稍微有所上升。西班牙0.01%的高收入者所占财富份额的演变水平和时间曲线与1933-1971年间的美国和法国极为类似，二战后十年间尤其如此。Alvaredo(2008)在研究中发现，葡萄牙的收入集中度如同西班牙，在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期间高于现在，高收入者所占财富份额在二战结束后和60年代后相对保持平稳，随后有较大幅度下降，80年代初期从下降转为上升。在过去的15年间，因工资分散增加的巨大贡献，最高收入者所占财富份额稳步上升。
Jantti et al.(2006)的研究发现，芬兰1%的高收入者经历了从1920年15%的收入税下降到1940年代后期的6%，在20世纪50年代后期又迅速上升到10%。1%的高收入者所占财富份额直到90年代后期下降了将近30年，随后高收入者财富份额急速上升，在2000年达到顶峰，如同50年代的水平。高收入者所占份额从60年代初期一直下降到90年代中期，随后开始上升，结果明确显示了平等化是如何在60年代初期到90年代中期被推翻的，并又回到了前期不平等状态。而在挪威，高收入者所占财富份额在19世纪是非常高的：1%的高收入者占有大约20%的财富，0.5%的高收入者占有大约15%的财富。10%、5%和1%的高收入者所占财富份额在1875年和1888年有所上升，1896～1902年间有明显下降，1906年有所恢复，但随后又是更大的下降。一战后，高收入者所占财富份额有所恢复，在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后期又有急剧下降。二战后的早期，高收入者财富份额逐步下降：0.5%的最富有者所占财富从1948年的6.4%下降到1991年的2.8%。Roine & Waldenstrom(2006)通过对1903～2004年间瑞典的数据研究发现，10%的瑞典高收入者财富占比在20世纪最初的80多年内急剧下降。大多数下降发生于福利国家政策扩张之前，到1950年，瑞典高收入者财富占比已低于其他国家。下降几乎可完全归结于1%的高收入者资本收入的减少。然而处于10%高收入者中较低的那一半主要为工资收入者所组成，其收入在这段时期实际上并没有什么改变。在过去10年间，根据是否包含资本收益，高收入者财富份额的演变过程是不相同的。在包括资本收益的情况下，瑞典的经历类似美国，高收入者财富占比急剧上升；而在不包括资本收益的情况下，瑞典则更类似于欧洲大陆国家。
利用税收和家庭调查数据，Leigh & Van der Eng(2009)研究了印尼1920～2004年间的高收入者所占财富份额的变动情况。研究结果发现，20世纪20～30年代，高收入者所占财富份额得到增长，于二战后时期开始下降，90年代后期又开始飞速上升，这种变化趋势符合于1997～1998年间发生的经济危机，同时一些证据显示高收入者所占财富份额下降于21世纪初期。在二战前的印尼，他们用收入来源对收入份额进行分解后发现，在低于0.5%的最高收入者人群中，其主要收入来源于工资。而通过比较发现，印尼的高收入者财富占比普遍高于其他国家，因而对于印尼是否是一个收入相对平等的社会，这一点还存在着争议。
Piketty & Qian(2009)在通过对中国和印度的收入不平等和累进所得税的研究发现，1986～2003年间中国城市中的收入不平等现象大为加剧，10%的高收入人群所占财富份额上升到了60%，1%的高收入人群所占份额翻了一倍。而印度从20世纪50年代直至80年代初期，0.01%、0.1%及1%的高收入人群所占财富份额大为减少，但随后又再次上升，因而现在只是略低于20世纪20～30年代。这种发展的“U”形曲线大体上是符合印度经济政策的演变过程：20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初期，印度实行“社会主义化”政策，而随后又逐渐转为重商政策。
三、累进税对收入分配与财富集中的影响
在公共经济学中，税收是最能直接影响收入分配和财富集中的政策工具。特别是累进税的出现对收入分配和财富集中的影响更为显著，诸多公共经济学家也因此都将其作为研究重点。
在最初的研究中，Piketty(2001)就特别强调累进所得税的重要性，法国经过1914-1945年间经济与战争的持续冲击后，大额财富没有恢复到前期水平，而小额财富却得到了很好的恢复，他认为最合理的解释是累进税的出现。其后，在探讨为何美国大量财富没有从大萧条与世界大战的冲击中迅速恢复时，Piketty & Saez(2004)认为原因同样也是受到累进税的影响。美国0.01%最富有人群的财富积累于19世纪，那时不存在累进税，资本家可任意支配其几乎所有的收入。但从一战后至20世纪20年代早期，税率已然很高，随后不断提高一直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此外，1916年开始的过高的房产税以及二战后出现的公司所得税，虽然这些极高的边际税率只影响到一小部分纳税人，但却对美国极高收入者财富的积累造成了极大的阻碍。通过对美国的研究，他们认为，自从20世纪80年代累进税开始下调，以及即将取缔的房产税，美国在短短的几十年内，财富集中度将有可能恢复到世纪初的水平。
Roine & Waldenstrom(2006)总结到，在战后时期，累进税成为解释瑞典高收入演变过程的主要因素。然而，考虑到作为财富收入减少的重要因素，累进税有可能阻碍新财富的集聚。在对芬兰的实例调查中，Jantti et al.(2006)发现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后累进所得税的减少是导致芬兰高收入者财富份额增长的主要因素。在瑞士这个从未课以重税的国家，Dell,Piletty & Saez(2004)认为其高收入者财富份额一直保持稳定，这一点对其他地方的征税效应也提供了相应的证据。
在欧洲以外地区，Moriguchi & Saez(2005)通过对日本的研究发现，1%的高收入者巨额财富累积产生于二战前期，在那时，不存在累进税且资本家可以把几乎其所有的收入再投资于资本累积过程中，但是二战后日本资本家们所面临的财政环境发生了很大改变，通过1950～1988年的税制改革，针对个人所得税的最高法定边际税收率保持在60-75%的比例。累进税阻碍了大量财富的再次集聚，从而导致了更为平等的资本收入分配。
另一方面，也有一些国家的研究结果是不同的。Saez & Veall(2005)研究了加拿大税收和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的边际税率下降之间的联系。他们判断最高收入者所占财富份额在近十年内的急剧上升表明税制的改变在加拿大并不是惟一原因。他们通过计量经济分析发现，加拿大高收入者所占财富份额的变化更类似于美国的变化而不是基于本国税制的变化。Leigh & Van der Eng(2009)在对印尼的计量经济分析研究中也没有发现财富集中度与边际税率相关联的确凿证据。Alvaredo(2008)在对葡萄牙的研究中注意到高端税率在较长时间内一直保持较低的值，在此期间，高收入份额持续上升。这与英国的情形一样，自高端收入所得税税率减少到40%，高收入份额持续上升了20多年。正如Saez(2005)注意到的，其与美国相比，高收入份额自1979年以来持续平稳增长，税制改革也并未使其中止。
当然，评价税收影响的关键是和时间联系在一起的，现期收入是遵循现行税率还是往期税率？答案在于我们如何考虑基本行为模式。Saez(2004)利用的模型是依据现行税率来解释边际税率和收入之间的联系。财富集中模型被看作是现行税率作用下的财富的变化过程。Piketty(2001,2003)利用固定储蓄率模式所做的数值模拟结果表明，高额资本税是财富所有者从战争、经济衰退等负面冲击中恢复的主要障碍，同时，如果收益率的减少或导致储蓄倾向的降低将会使阻碍更为严重。
四、简评
综上所述，近年来关于收入分配和财富集中的研究成果十分丰富，特别是从历史和国际比较数据中获取了大量的经验证据，为各种理论观点提供了相应的支撑。但是此类研究最容易招致批评的也正是其数据问题。在此类研究中，由于在一个较长的时间段内，难以获得完整的收入数据，因而大多经济学家都采用了以税收数据作为研究分析的依据，但是这样的税收数据也有明显的缺陷。首先，为了便于纳税，这些数据是基于收入或财富报告得来的，因此，因偷税漏税或避税的存在，该数据可能无法真实反映真正的收入或财富实际情况。其次，税收统计只包括部分人口提交的报税表，历史上，在大多数国家，由于大规模的税收豁免，在上世纪前期申报部分是很小的。其结果是使用不完全税务数据是不足以比较高收入的相对平均收入演变的。
排除可能的数据问题，从经济学家们近年来针对这一领域内的研究特别是从所做的国际比较中我们可以发现，关于收入分配与财富集中的演变过程及关键影响因素，还存在着许多分歧，这是因为在不同的国家，收入分配与财富集中的演进受到的影响因素不同，诸如结构变迁、技术进步、国际贸易、公司管理制度和政治制度等都可能在不同时期、不同国家影响收入分配的变化趋势。更有可能的是，这些因素彼此之间也存在相互关联，收入分配和财富集中的变化是技术变化、财政环境变化以及导致上层收入变化的公司治理变化的综合结果。未来的研究有必要对每个变化的贡献及变化之间的关系进行探讨。
在公共政策方面，累进税显然是最直接、最有效改变收入分配和财富集中的政策工具，这一点已经在以往诸多研究中得到了证明。问题在于，如何解释累进税的作用机制，也即如何构建微观经济主体的行为模式，因为只有完全理解了累进税的作用机制，将最优税收政策的理论特征和经济与行为的可观测到的事实联系起来，才能够设计出合理的税收制度，而这也正是这一领域下一阶段最具挑战性和最引人入胜的研究主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