营造社区建设的新天地——读《社区发展与现代文明》，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新天地论文,社区建设论文,现代文明论文,社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由徐中振、卢汉龙、马伊里等主编的《社区发展与现代文明》（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年版）一书，是有关近年上海城市社区发展的一分综合性研究报告，正如该书序文作者武克全研究员所言，“它从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及社会转型的大趋势出发，借鉴西方社区理论，第一次从学术层面对上海城市社区建设的体制背景和理论视野，社区发展的核心目标，社区的组织管理体制，社区服务与社会保障福利制度，社区经济发展原则与资源开发及社区参与和培育社会公益观念等问题，进行了综合性研究，向人们提供了一种分析和思考社区建设的新视野，新思路。”
《社区》开篇由体制背景与理论视野入手，一举判定全书社区分析的格局，即以体制沿革、社会转型为背景，国家与社会一般关系理论为框架，展开社区发展一系列重大问题的讨论，这犹如一条红线，将全书看似独立分散的各章勾连成一个完整的社区理论结构。
从体制沿革的脉络看社区，我们首先遇到的问题是作为一个社会实体的社区范畴在旧体制内究竟有多少现实的生存与发展空间。《社区》的观点是，在单一行政化的计划体制下，严格说只有地区，行政区而无社区。几十年的计划体制彻底改造了中国社会结构，“全部社会成员被组织在行政性的单位和人民公社体制中。这种国家全面塑造、渗透社会的结果是国家的极度膨胀和社会的极度萎缩。”以城市而言，由于几乎所有城市就业居民都被组织在作为政府延伸的单位中，一切基本生活需要的满足和发展机会的获得取均依赖于纵向的单位，而非横向的社区，其结果一方面大大小小的企事业单位一个个办成了“小社会”，单位之外几无社会；另一方面，离开了单位，绝大多数就业居民不仅无从获取基本生活资源，还将丧失合法的社会身份。而人们共同生活区域，即传统社区的范围，反而与人们无关紧要，在行政化的社会管理体制中演变成街道，从社会学意义上讲，其实已成为给那些没有正式单位的人留下的一块“剩余社会空间”。《社区》作者指出，“改革前的中国没有也不可能有完整意义上的社区结构”。中国人纵然有家庭意识，国家意识，惟独没有社区意识，其原因显然应从体制上寻找。如果社区内没有可供发展的资源，又无人际交往的空间和社会参与的结构，社区便难以使人产生休戚与共的归属感，认同感。
《社区》作者从计划体制向市场体制转轨的社会大变革中，看到了推进社区建设的动力和契机，这一把握十分准确。政府转变职能，确立“小政府、大社会”的社会管理体制，要求大力发展各种社会中间团体和组织，发育社会化管理模式；城市管理重心的下移，要求建立和完善基层社会的组织管理体制，具备合理有效的功能分化和定位；发育社会主义市场体系，建立社会保障制度，“必须促进企业、学校、医院、政府机关等逐渐剥离它们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承担的大量不合理的社会职能，这种种分离出来的社会职能要有新的社会组织来承接。”而这新的社会组织就是我们重新发现和有待建设的社区。立足于对中国国情的深刻把握，《社区》作者清楚地知道“国家强大的传统固然造成民间社会的弱小，但一个成长中的民间社会仍有赖于国家力量的支持”。“在现今，国家事实上拥有最多的组织资源和社会资源，一个正欲走向更多自治与自主的前现代社会，其现代化的转型仍然要依靠政府强有力的引导、组织和动员。”随着体制的变革，“当政府不再直接掌握各种资源，当市场参与资源的配置时，必须要注意培养新的社会机制来替代或补充行政力量与政治亲和力所造成的空缺。社区便是这样的一种机制和力量。”至此，《社区》作者不仅使社区范畴作为一合法的分析模式得以证立，更将实体性的社区提升至国家组织力量和市场力量之外另一种重组现代中国社会的力量的高度，对这一大胆的社区建设之性质的论继可以提出批评，但它的确极富挑战性和启发性。
如果我们忽视《社区》作者所紧扣的体制转轨，不论是市场取向的，还是社会主义市场体制的，那我们对《社区》一书中有关社区图景的多重面相的一些重要贡献会失之交臂。这种社会主义的市场体制，谋求经济与社会的协调发展，是以满足人的基本需要，提高人的整体素质，发挥人的全部潜力，以及调适融洽人际关系为目标的发展，即以人为本为核心的新的发展观。以这样立意的发展观为标准，《社区》所定义的社区及社区发展，已决非传统的地域生活共同体的概念。社区当然首先具有地域性、空间性的区度，但社区还具有情意性，道德性、公益性、精神性的面向。《社区》作者告诉我们，“community一词所包涉的意涵远较一个地域社会共同体为复杂丰富。”一个行政街道可视为一个community，学会或协会也是一个community，一个宗教信念团体是一个community，而没有正式稳定结构形式的一群旨趣相投者也是一个community。从上述这些性质各异的community中，我们可发现表征社区（社团）性质的某些基本特点：志愿性，人们成为趣味相契者或志同道合者是出于志愿而非强制，人们奉献业余时间为无偿服务同样出于志愿而非强制；自治性，组成自愿团体的行动者无须秉承中枢意志的命令或服从于外部的管制，自治意味着自我参与、自我管理和自我服务；精神性，推动人们组成社团或组成一个具有凝聚力的生活共同体之原则，是共享的价值、志趣、信念和情感；公益性，社区（社团），从来表征的是对公共领域的关注，而非孤立个人的追求，是在共同的交往中形成的公共好处，人们由于共有的东西或基于共同的利益而结合在一个community中，这些共有的东西就是目标、信念、抱负、知识、共同的理智和道义，或者说旨趣相投、休戚与共。
事实上，19世纪一些社会学家号召“回归社区”并提倡重塑社区精神时，在其保守主义的乡愁中，不正表达了对18世纪以来西方契约社会人际疏离的哀怨和不满吗？W·H·Riehl认为在发展共同的社区精神方面，18世纪是最贫乏的历史时期，中世纪的社区已经瓦解，近代却尚未准备好替代物；启蒙时代的人向往和追求个性完美，却对自己的同胞毫无感情。他们拿出一套套国家理论，但无一记号论及社区。如果社区的复兴在西方意味着对现代文明的某种怀疑，《社区发展与现代文明》一书的标题便值得诘问了。然而，中国国家现代化和社会现代化的历程既非自发的，（是在西方近代文明冲击下被迫的因应）也非单线索的，（是传统、现代、后现代诸因素同时并存交织在一起），故社区发展呈现时空的交错重叠，发展目标具有多重面相似也是正常的。将人类文明视为一川流不息的洪流，传统的转折充实或复兴也许既是现代的，又是后现代的。但所有这些有关现代性的话语全是西方舶来的，硬要拿来剪裁中国的现实和经验，为之钻牛角尖便有点呆滞。不论现代还是后现代，重要的是我们努力以赴的社区是不是一个使人与自然达成和谐统一的生活共同体？一个使人与社会达到和谐统一的社会共同体？一个使人与人达成和谐统一的道德共同体？一个使人与自己达到和谐统一的情意共同体？一个使天地人相和谐统一的信念共同体？这正是《社区》作者为我们勾划的理想的社区，是值得人们心向往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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