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与国内政治：政策趋同还是趋异？——基于四国税收政策的比较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税收政策论文,四国论文,化与论文,政治论文,政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全球化下的国内政策：趋同还是趋异？
随着20世纪80年代新一轮全球化的兴起，全球化对各国政策的作用日益成为一个探讨的热点。在市场一体化力量的作用下，竞争压力会使得各国的政策趋于一致(convergence)吗？不同的国内政治会使得各国政策即便在全球化压力下仍然趋异(divergence)吗？①作为联结国际环境和国内政治的桥梁，税收政策已然成为研究上述问题的重要对象，因为全球化的压力常首先作用于税收政策上，资本的跨国流动使得国家对资本的征税变得困难。从逻辑上说，为了保证资本不向外流出或者吸引资本流入，国家只能做两种选择：或降低对资本的征税，即降低税率；或转移税负，比如由直接从资本征税(直接税)转为向商品和服务征税(间接税)。
对于全球化和税率变化的关系，已经有很多学者进行研究。比如有学者考察了15个发达国家的法定税率和实际税率，发现在全球化下这些国家的法定税率的确下降了，但是由于财政的需求，实际税率并没有变化。②这也为另一项研究所证实，即经过对1970～1998年OECD国家的税收负担研究之后，发现税负并未减轻。作者认为这是因为资本流动的原因是多元化的，另外国内政治，比如劳工的组织程度、选举制度等依然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③不仅发达国家如此，发展中国家似乎也是如此。比如南非1990～2006年的数据表明，政党政治在全球化时代中对税收仍然有着影响。④
对于全球化和税负转变的关系，也开始为学者所关注，但还刚刚起步。⑤本文试图以增值税在各国推行的情况为考察对象，来检验全球化和国内政治对其发挥的作用。增值税是一种随着全球化时代逐渐兴起的、对商品和服务征收的间接税，其优点为它是不会扭曲市场的透明税收，对资本直接的征税可以有替代作用。⑥这种税收得到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推荐。同时它也是一种有利于政府获得收入的税收，有学者认为福利国家没有萎缩的重要原因之一便是推行了这种间接税。⑦按理说，各国都会竞相采取这种税收，毕竟这种税收既顺应市场，又有利于政府增加财政收入。但是实际上并非如此。从结果上来看，各国征税的方式还是有着很大差异。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统计，对商品和服务征收的税收在各国呈现出较大的不同，比如中国是增值税占税收收入较大比例的典型国家，在2007年中国中央政府对商品和服务征收的税收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为6％，而相比之下，作为新兴国家代表之一的印度在2008年该比例仅为3.83％。对比发达国家，美国联邦政府在2008年对商品和服务征收的税收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仅为0.43％，日本也很低，日本政府2006年对商品和服务征收的税收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仅为2.58％。⑧那么，在全球化的浪潮下，为什么各国并没有一致趋向于使用对市场而言更有效率的税收政策？为什么在征税方式上依然存在着巨大的差异？
通过对中、印、美、日四国的比较案例研究，可以发现全球化的确存在着政策趋同的压力效应，但是各国融入全球化的程度(一国对国际市场的依赖程度)不一样，所以政策趋同的压力并不同。同时，国内政治仍然发挥着造成政策趋异的效果，对于增值税而言，中央/联邦政府控制地方政府的能力直接决定了推行增值税的可能性和执行程度。
二、国家与税收政策
在解释国家之间不同的税收政策或税收结构时，学者们往往会强调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国家的能力，二是利益集团的力量。
在强调国家能力方面，学者们倾向于认为强国家往往会推行直接税，而弱国家只能更加依靠于增值税这样的间接税。从历史上看，西欧国家能够征收累进的直接税，是因为战争过滤掉了一部分国家能力弱的国家，有利于塑造国家的共同身份和国家渗透社会的能力，使得国家能够向公民收直接税。⑨而第三世界国家没有经历战争的洗礼，所以不需要像西方国家那样对社会进行彻底的动员。⑩
在强调利益集团方面，学者们通常认为在一个社会精英和强人主导的社会中，国家常常只能依赖间接税。比如肯尼思·L.索科洛夫(Kenneth L.Sokoloff)与埃里克·M.佐尔特(Eric M.Zolt)对南美和北美所做的宏观历史比较表明，是殖民地时期造成的收入不平等程度造成了这两个区域不同的税制结构。在南美，收入不平等严重，富人比较有政治影响力，国家无力向他们征收直接的个人所得税，所以倾向于收间接税。而在北美这种情况正相反。(11)
这些解释都是从起源的角度来回答各国不同的税收结构，但是并没有从一个发展的角度来看影响税收结构的因素。的确，只有相对于社会的“强”国家才能推行直接税，但是为什么这些强国家在全球化时代却推动不了更有利于市场的间接税呢？另外，强调利益集团的观点，虽然在强调强人和间接税的关系方面比较有力，但是却无法回答这一问题，在缺乏强人的社会中，为什么国家无法推行间接税？按理来说，在这种社会，国家受社会约束较小，应该更有自主性来推动符合市场的政策才对。
尽管这些解释不能很有力地说明全球化下各国税收结构的原因，但是仍然带来了重要启示，即国家的自主性和国家能力在解释税收政策的推行中非常重要。“国家自主性是指国家独立于社会自我决策的程度，国家能力则是指国家通过社会执行其政策的能力。”(12)不过，国家自主性并非只是针对国内社会而言的，同样也取决于国际社会给予的约束，比如全球化就会限制国家的政策选择范围。(13)但是全球化并不影响国家能力，国家能力并没有在全球化的约束下逐渐消失；相反，国家能力或说国家性(stateness)依然发挥着重要的作用。(14)
国家有着自己的自主性，甚至是国家决定了哪些利益集团可以被代表。(15)税收政策的调整更可能关系着一国政府内部的利益调整。有些税收政策的确可能是利益集团推动和影响的结果，但作为国家收入的主要来源，税收政策的出台和调整也往往来自国家本身的需求。其中，一国融入全球市场的程度，也是国家是否考虑推行特定税收政策的一个重要因素。
从决策的提出到最后政策是否能被实施，还需要考虑国家能力。一般学者都将国家能力看成是国家和社会主体关系函数的结果。但是，国家的结构也决定了国家能力。王绍光在其著作中格外区分了国家的纵向层次，即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表明这些层次也影响了国家能力。(16)按照韦伯的定义，国家具有三个特征：对武力是合法拥有的；有一定的地域性；侵占了由其他阶层所控制的自主功能。(17)从这个角度说，中央/联邦政府更符合韦伯这一意义上的“国家”。而地方政府与中央/联邦政府有着委托和代理的关系，有着自己的利益。在一定意义上说，这些地方政府在与社会的互动中变成了特有的利益阶层，具有其自主功能。那么，国家(中央/联邦政府)在控制社会的同时，也培养出了需要它渗透和控制的组织，即地方政府。毫无疑问，地方政府常常是与中央/联邦政府争夺税收的主体之一，中央/联邦政府是否能推行全国层面的新税收，直接取决于地方政府的态度。
三、全球化下国家税收政策的逻辑：基于四国的比较研究
(一)国家税收政策的政治经济逻辑
基于以上分析可以认为：在全球化时代中，一国如果融入国际商品和服务市场的程度越高，那么它会越倾向于使用有利于市场扩张、较少扭曲市场的税收方式，即现在国际组织和自由经济学家所倡导的增值税。但是，增值税对于国内地方政府分散的其他流转税类别是个替代，所以要实行全国层面的增值税，必须要剥夺地方政府自行征收流转税的权力。那么，如果一国中央/联邦政府越能够控制地方政府，就越有能力推行增值税。这样，该国依赖增值税这种间接税的比例就会很高。换句话说，全球化有着使得各国税收政策趋同的作用，但是融入的程度和国内政治还是使得各国税收政策趋异。
当一国依赖国际市场的程度和中央控制地方政府的能力不同，那么必然会影响全球化下一国推行增值税的程度。简单而言，可用图2来表示三者之间具体的关系。
图1 因果机制图
图2 全球化、国内政治与税收关系图
那么，如何去衡量“一国融入国际市场的程度”呢？这里用对外贸易依存度(18)来衡量。在全球化条件下，如果一国对外贸易依存度比较高，那么相对于贸易依存度比较低的国家而言，它融入国际市场的程度就更高。
在衡量“中央控制地方政府的能力”方面，有三个维度可以考虑。首先就是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关系的法律规定(联邦制较之单一制，中央对地方政府控制能力低)，其次是地方政府官员产生方式(选举较之任命，中央对地方政府控制能力低)，最后是地方政府官员相对于中央政府的人事独立性(独立较之不独立，中央对地方政府控制能力低)。接着，对性质变量赋值：联邦制—0，单一制—1；选举—0，任命—1；地方政府官员独立—0，地方政府官员不独立—1。那么变量就有四个值：0，1，2，3。如果低于1.5，那么中央控制地方政府的能力低；如果高于1.5，那么中央控制地方政府的能力高。
根据这两个变量的变化，本文选择了四个国家，即中国、印度、美国和日本。首先，在依赖国际市场的程度方面，可以明显看出在新一轮的全球化过程中，中、印依赖国际市场的程度逐渐高于美、日(参见图3)。其次，从中央控制地方政府的能力来看，中、日又明显高于美、印(参见表1)。这就提供了四个不同的案例进行充分比较论证(参见图4)。
图3 中、印、美、日贸易依存度变化趋势图(1980～2005)
注：日本和美国在2010年的数据缺失，所以使用了2009年的数据。
数据来源：张塞主编：《国际统计年鉴》，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00年、2012年。
(二)四国税收政策的比较案例研究
1.中国
中国在计划经济时代实行的主要是进口替代战略，与国外经济的联系少，进出口贸易在整个经济中占有的重要性比较小，国有企业的收入作为其财政的主要来源。改革开放之后，中国与世界经济的联系逐渐紧密起来。邓小平于1992年1月18日至2月21日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考察时，就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际问题发表了重要谈话，其中他说道：“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点，敢于试验，不能像小脚女人一样。看准了的，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20)在这种思路的倡导下，中国市场经济的范围大大扩张了，特别是表现在与国外市场的联系上：外资从90年代开始大量涌入中国，(21)中国的对外贸易也有了极大的扩张。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也是外向型经济的一个重要促动。据学者诺顿(Barry Naughton)的看法，中国目前达到的开放程度对一个大型的大陆国家来说，实属少见。以2005年为例，中国的货物贸易总额达到了国内生产总值的64％，远远超过了美国、日本、印度等其他大型经济体。(22)
正是在这种对国际市场依赖的情况下，中国开始了税收改革。之前，人们往往注意到分税制下中央和地方财权的博弈，却忽视了国际市场对中国税制改革的结构性约束，换句话说，国际市场无法决定中国税制改革何时改，但是却能影响中国税制改革如何改。当时，中国税制改革面临的两个选择是：一是加大中央政府对企业的直接征税权，二是加大中央政府对间接税的征收权。但在中国市场机制日益缔造(market building)的情况下，它就越会采纳国际上比较有利于市场扩张的税收机制，所以中央政府更多地依赖于建立全国统一层面的增值税，从而形成以“增值税为主体”的税收制度。采用增值税的一个好处是，世界贸易组织规则允许出口商部分退还出口增值税，因此1994年的改革使得以前有限的出口退税几乎普遍化了。(23)
中国能够建成顺应市场机制的、以增值税为主体的税收结构，关键离不开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的控制能力。20世纪80年代，中国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财政关系一直实行所谓承包制，仅仅有一小部分税收收入是按照公式进行分配的。1994年以前，除国家税务总局以外的其他所有税务机关都是地方政府的职能部门。尽管中国的财权在当时是比较分散的，但由于中国集中的政治体制，使得中央政府能够快速地改革财税制度，收回地方财权。(24)对于以增值税为主体的财税改革，实际上就是中央政府以这一税种来集中财权。据原财政部长项怀诚回忆，在推行分税制改革时期，朱镕基带领了相关部门的人员，用了两个多月的时间，先后走了13个省，面对面地做思想工作。(25)正是由于中央对地方有着较强的控制力和影响力，中国税制改革快速而有效。作为妥协，地方政府可以分享增值税的25％，但中央政府已经牢牢抓住了增值税的全国征税权。
中国的经历较好地印证了本文的逻辑，全球化对中国税制有塑造，而国内政治，即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较强的控制能力使得中国能够迅速实行有利于市场的税收制度。
2.美国
从1911年耶鲁大学教授亚当斯研究增值税取代企业所得税开始，美国从事增值税可行性研究已有多年历史。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增值税向全球推广期间，美国研究增值税的学者在这个过程中做出了重要贡献。(26)但是美国除了20世纪50年代在密歇根州进行过最早的增值税实践外，自己并没有实行全国层面的增值税，而且是世界上唯一没有实行全国层面增值税的国家。原因何在？
从结构上说，美国自二战后便是经济霸权，在它主导下形成了与前苏联计划经济相对抗的自由经济圈，所以是美国这个霸主创造并维持着自由市场，而且其本身就是一个很强的经济体，并不存在发展中国家为了加入国际市场所需做的政策调整。从这个角度出发，就可以理解为什么增值税理念产生于美国，但是在60年代以前美国没有考虑过实行增值税。越南战争将美国拉入了泥潭，使美国经济陷入危机。在这种约束下，尼克松总统于1969年提议引进增值税来取代部分的公司所得税，这个提议受到了商界的普遍欢迎。但是这个提议带来的另一个效果是将州的财政收入部分地转移给联邦政府，遭到反对，其中包括政府间关系咨询委员会的强烈反对，而组成这个委员会的政府官员一大部分就是来自州和地方的政府官员。在这种压力下，尼克松也放弃了这个计划。
1980年，美国总统里根提出建立北美自由贸易区的设想。80年代中期以后，美国在国际经济中的优势地位逐渐丧失，而日本的实力在急剧增强，欧洲统一大市场在迅速发展。美国和加拿大为了加强北美地区的竞争能力和各自经济发展的需要，从1986年开始谈判签订“自由贸易协定”，作为建立北美自由贸易区的第一步。在这种约束条件下，美国第二次提出增值税改革，它是由美国参议院财政委员会主席等人提出的。这个议案于1979年正式进入讨论议程，1980年4月2日进入众议院讨论，但是直到1980年年底后遭受来自各地议员的广泛质疑，从而没有获得批准，而且至此之后，这个提议再也没有提上众议院的讨论议程。另一次是在1986年美国里根总统提出实行税收改革。一开始增值税便是作为美国税收改革的一个方案，但是它缺乏所需要的政治支持。这个方案很快就被美国总统放弃了，所替代的是在原有的税收结构上进行调整，即降低了所得税的税率以及拓宽了税基。(27)
美国的情况也很好地印证了这个逻辑。从纵向看，几乎每次美国提出增值税的提议，都是在美国想扩张国际市场的时机之下。而从横向看，美国对国际市场的依赖在短期内有所波动，但是整体来说仍然处于一个平稳的水平上。所以相比于中国而言，对国际市场的依赖并没有给美国造成很大的结构性约束。美国领导人虽然在扩张市场的时候会主张实行增值税，但是这种意愿并不像中国政府那么强烈，会像中国一样采取与地方政府谈判的方式，美国总统一般会主动放弃增值税的提议，比如尼克松总统和里根总统都没有坚持增值税的改革方案。对于美国无法利用短暂出现的增值税改革机会问题，美国学者也指出，实行以累退为特点的增值税是有利于美国整个竞争力的，但是面对这种公共物品，来自各个地方的议员们不愿意为了这种公共利益而牺牲自己地方的利益，这是美国无法实行全国层面增值税的重要原因。(28)
3.印度
印度是联邦制国家，各邦拥有较大的自主权力。印度宪法第246条及宪法第7明细表授予联邦和邦政府税收立法权，并规定了二者各自可立法的事项。宪法第7明细表包含3份清单：联邦清单(第一清单)、邦清单(第二清单)以及联邦和邦共同清单(第三清单)。宪法授权由邦政府征收的主要税种是：有关销售和购买货物的税收、酒类消费税、土地税、机动车辆税、电税、印花税和娱乐税；有关专业、行业、职业和工作方面的税收；有关公路运输或内陆水运货物和旅客方面的税收等。
随着印度经济的转型以及对外联系的加强，印度开始试图实行全国层面的增值税。2001年财政部长辛哈称，中央政府应当努力在全国范围内实行统一的增值税制度，不能仅在各邦分别实行，否则就失去了实施增值税的意义。增值税属于中央税，但可以对各邦进行转移支付。(29)此举符合印度日益与国际市场相接轨的产业的利益，比如印度工业联盟的负责人西尼威森说：“工业界长期以来一直要求实行增值税，这对印度经济的长远发展有好处。在印度尽早实行增值税，能使印度工业在国际竞争中更加有利。”印度汽车生产商协会也对这一协定表示欢迎，说实行增值税能提高效率，减少对经济的扭曲。(30)但是很明显这个提议与各邦的利益是相违背的。因为对于各邦来说，销售税是其最重要的财源，约占各邦税收收入的62％。销售税税率各邦不等，基本在2％～25％之间，最高的达35％。实施增值税的反对者不仅在议会对支持者给予政治打击，同时不断举行全国规模的示威或罢工游行。印度政府颁布的增值税最后实施期限分别是2002年4月1日、2003年4月1日以及2003年6月1日。但是由于各邦特别是反对党所控制的邦采取抵制态度，一直没有实行。
印度不同于美国的是，印度的发展在一定意义上更加取决于融入国际市场的程度，所以在印度各邦和美国各州有着同样的反对压力时，印度融入国际市场的意愿使得其联邦政府更加有意愿反复和地方政府进行磋商、谈判和妥协。这个过程直到2004年才有转机。当年6月16日，印度新任财政部长奇丹巴拉姆召集各邦财政部长开会，讨论税收改革问题。这是在5月大选中刚刚获胜的印度新政府组建后，首次召开税改会议。新财长奇丹巴拉姆是经济改革的积极倡导者，极力主张印度全国尽快实行增值税制度。在会上他向各邦保证，中央政府将补偿各邦因实施增值税制度而造成的收入损失。6月18日，经过三天讨论，各邦财长终于达成共识，一致同意从2006年4月起实行增值税制度。不过，增值税仍然有其妥协的地方，最明显的表现还是在税率上。印度将征收的增值税税率定为12.5％，而各个邦按照货物和商品的经济敏感性也被给予了一定程度的灵活性。
印度最终还是在全国层面上实行了增值税制度，尽管在税率和征税权上对地方政府做出了让步。这点和美国是不一样的。如前所述，印度联邦政府想实行全国层面的增值税，是受到印度对外贸易依存度快速上升这种情况的推动。这点虽然和中国一致，但是其联邦政府控制地方政府的能力与中国不能同日而语。中国虽然在渗入地方政府的过程中也需要谈判和妥协，但是受整个制度结构的影响，这个过程短暂并且相对容易。而印度则展现出更多的矛盾和反对意见。在这两个层面的作用下，印度间接税的比例保持在较低水平。
4.日本
日本在战后获得了经济的快速发展，是学者们津津乐道的“东亚模式”和“发展型国家”的典型。在战后不同时期，日本经济发展有着不同的业绩和表现，但从总体上看，其发展速度一直遥遥领先于其他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其宏观及微观经济效益也令其他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望尘莫及。尽管经历了“衰退的十年”，但日本仍然是人均收入最接近美国的国家之一。
日本曾经三次试图引入增值税，第一次是在70年代末。当时的石油危机给日本经济造成了一定程度的冲击，如何保障日本产业在国际市场中的竞争力成为一个问题。而税收改革似乎是个较好的办法，降低企业的所得税，增加对增值税的征收，较小地扭曲市场，以便日本产业扩张。时任日本首相的大平正芳将这个提议公之于众，但是遭到反对，特别是党内其他势力的反对。不久大平正芳就将这个提议束之高阁。
第二次引入增值税是80年代中期。首相中曾根康弘又一次将其提上公共议程，但是中曾根康弘的立场很快就发生了改变，他更希望学习美国里根总统的税收改革，即在原有税收体制上进行调整，而不是进行全国层面增值税代替所得税的改革。于是这次改革又不了了之，到了1986年至1987年又将这次改革搁置，主要的原因是“由于害怕自民党政府自己地方分支的反抗，自民党政府放弃了这次税收改革。”(31)
第三次日本引入增值税是在80年代末。当时日本经济衰退的迹象已经有所展现。摆脱经济衰退的办法或是保护国内市场，或是进一步扩展国际市场。在全球化条件下，后者似乎比前者更可行。也就是在这种结构性约束下，1988年日本首相竹下登又一次提议进行增值税改革。由于前几次的失败教训，他采取了小额度的增值税改革，税率仅为3％。不过这个改革仍然引起了日本国内有些地方政府的不满，从而使得自民党在1989年的一些地方选举中落败。但是日本中央政府以及自民党对地方政府的渗入是十分强大的，很快由共产党所掌控的地方政府又被自民党所控制，而且对增值税进行了进一步的调整。结果这又造成了反对党和地方政府的反弹，1993年自民党的主导地位受到了根本性的挑战。不过，增值税还是实施了，只不过税率维持在5％，这是个极低的税率，所以日本的税收结构并没有随着增值税的引进有大幅的变化。
日本的经历与美国和中国有着很好的比较意义。首先，在新一轮的全球化时代中，日本和美国一样，都是以国内市场为主发展的，它们对国际市场的依赖程度维持在平稳的水平之上，短暂的经济危机使其进一步依赖国际市场，并提出增值税改革的要求，但这种结构性的约束很弱。其次，日本不同于美国的是，由于日本政府能够有力地约束和控制地方政府，它能够快捷地抓住机会窗口来实行税收制度的改革，这点和中国相同。两个层面结合起来，日本的税制结构很自然地介于中国和美国之间，和印度一样依赖水平较低的增值税比例，虽然日本和印度的原因是不一样的。
四。结论
80年代逐渐开始的新一轮全球化使得世界各国又一次产生政策趋同，但趋同背后还是存在着不同的国内政策，这是非常值得研究的现象。就税收政策而言，现有研究更多考察的是全球化和各国税率变化的关系，却较少考察全球化是否能使各国推行同样的税收政策。增值税是一个在全球化时代兴起的、更适合市场、同时有利于政府增加财政收入的税种，但在各国的实际推行中有着显著差异。通过对中国、印度、美国和日本四国案例的比较研究，可以发现全球化的确会推动产生税收政策趋同的效应，但是不同国家融入全球化的程度不同，政策趋同的压力也不同。同时，国内政治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它决定了重大的政策提议能否转变成政策的实际实施。就税收政策而言，中央或联邦政府对地方政府的控制能力直接决定了税收制度的改革与否及其成效。
目前，有关中国税制改革的思考和建议良多。需要指出的是，税制和其他制度一样，同样受多种政治经济因素的塑造和限定。在考虑一国税收体制改革时，不仅应该考虑一国的内部政治，而且应该考虑其所处的国际体系。现代新兴国家的国家缔造过程以及相应的制度安排和西方国家不同，不仅面临着所谓的“政治后进(political backwardness)”(32)，更面临着不同于西方国家崛起时的国际经济秩序。新兴国家面临的不仅是财政资源的最大化，也是本国竞争力在国际市场中的最大化。在这种约束下，新兴国家会采取经济效率更高的税收制度，在客观上造成了对间接税的更大依赖，这就使得税收调节国内收入差距的作用被明显减弱。因此，如果中国需要在全球化下调整自己的税收政策，就需要首先改变对国际市场的依赖程度，更多地转向建设和依靠国内市场。如果一国转向自己的国内市场并顺利调节政府间税收关系，那么国家对间接税的依赖程度就有可能降低，进而为税收政策改革打开一个机会之窗，但这在很大程度上仍然取决于纷繁复杂的国内政治。
注释：
①如Campbell探讨全球化和国内政治效用，参见John L.Campbell,"Convergence or Divergence? Globalization,Neoliberalism and Fiscal Policy in Post-communist Europe," in S.Weber ed.,Globalization and the European Political Economy(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2001).
②Duane Swank and Sven Steinmo,"The New Political Economy of Taxation in Advanced Capitalist Democracies,"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No.46,Issue 3,2002,pp.642-655.
③John L.Campbell,"Fiscal Sociology in an Age of Globalization:Comparing Tax Regimes in Advanced Capitalist Countries," in Victor Nee and Richard Swedberg eds.,The Economic Sociology of Capitalism(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5),pp.107-139.
④Austin Hart,"Death of the Partisan? Globalization and Taxation in South America,1990-2006," 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No.43,Issue 3,2010,pp.304-328.
⑤这些研究主要关注第三世界国家的经验，尤其是集中在对拉丁美洲的考察。拉美国家在20世纪70年代末纷纷开始进行税制改革，以增值税为主要的税收来源。有学者就认为这是因为全球化使得拉丁美洲的税收负担发生了转移：对资本(流动性更强)的征税变少了，而转为征收消费税，将负担转嫁到劳工头上。当然这与拉丁美洲劳工比较弱势相关。See Erik Wibbels and Moises Arce,"Globalization,Taxation,and Burden-shifting in Latin America,"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No.57,Issue 1,2003,pp.111-136.
⑥L.Ebrill,M.Keen,J-P.Bodin and V.Summers,"The Allure of the Value-added Tax," Finance and Development,No.39,Issue 2,2002,pp.44-47.
⑦Junko Kato,Regressive Taxation and the Welfare State:Path Dependence and Policy Diffusion(Cambridge,U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3).
⑧详细数据参见：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Government Finance Statistics Yearbook(Washington,D.C.: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2012).
⑨Jeffrey Herbst,"War and the State in Africa," International Security,No.14,Issue 4,1990,pp.117-139.
⑩也有学者指出非西方国家和西方国家的差别，其实并不在于战争有和无的差别，而是程度的差别。See Miguel Angel Centeno,Blood and Debt:War and the Nation-State in Latin America(University Park:The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Press,2002); Cameron C.Thies,"Public Violence and State Building in Central America," 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No.39,Issue 10,2006,pp.1263-1282.
(11)Kenneth L.Sokoloff and Eric M.Zolt,"Inequality and the Evolution of Institutions of Taxation:Evidence from the Economic History of the Americas," in Sebastian Edwards,Gerardo Esquivel and Graciela Marquez eds.,The Decline of Latin American Economies:Growth,Institutions,and Crises(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2007),pp.83-136.
(12)朱天飚：《比较政治经济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95页。
(13)但是在另一方面，全球化也使国家的自主性得到了扩大，比如国家利用国际压力来摆脱国内社会的束缚。See Maria Gritsch,"The Nation-State and Economic Globalization:Soft Geo-politics and Increased State Autonomy?"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No.12,Issue 1,2005,pp.1-25.
(14)Peter Evans,"The Eclipse of the State? Reflections on Stateness in an Era of Globalization," World Politics,No.50,Issue 1,1997,pp.62-87.
(15)Alfred Stepan,"Liberal-Pluralist,Classic Marxist,and 'Organic-Statist' Approaches to the State," in Alfred Stepan,The State and Society:Peru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78),pp.3-45.
(16)Wang Shaoguang,"From Revolution to Involution:State Capacity,Local Power,and Ungovernability in China," Working Paper,1991.http://www.cuhk.edu.hk/gpa/wang_files/Involution.pdf
(17)Max Weber,"Politics as a Vocation," in H.H.Gerth and C.Wright Mills eds.,From Max Weber:Essays in Sociology(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48),pp.77-128.
(18)对外贸易依存度也叫对外贸易系数，是一国对外贸易总额(出口额和进口额之和)在该国国民生产总值(或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重。
(19)虽然日本地方政府的选举中也存在着反对党的控制，但是日本国家公务员退职以后可以成为政治家，可以参加各地方公共团体首长的选举，相当一部分都道府县的知事曾经就是中央政府的官员或者国会议员；而在他当选了地方首长以后，也和中央政府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20)谭培文等：《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选编与导读》，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702页。
(21)Fu Jun,Institution and Investments: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in China during an Era of Reforms(Ann Arbor: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2000).
(22)巴里·诺顿：《中国经济：转型与增长》(安佳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339页。
(23)巴里·诺顿：《中国经济：转型与增长》(安佳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349页。
(24)Maria Edin,"Remaking the Communist Party-State:The Cadre Responsibility System at the Local Level in China," China:An International Journal,No.1,Issue 1,2003,pp.1-15.
(25)马国川：《项怀诚访谈录》，载马国川编：《共和国部长访谈录》，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版，第298～302页。
(26)(29)杨震：《世界大国增值税类型选择的规律——以美国、印度和欧盟为例》，《涉外税务》，2007年第3期，第14页。
(27)美国增值税改革的过程参见Junko Kato,Regressive Taxation and the Welfare State:Path Dependence and Policy Diffusion(Cambridge,U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3).
(28)John E.Jackson and David C.King,"Public Goods,Private Interests,and Representation,"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Issue 83,1989,pp.1143-1164.
(30)参见《印度新政府催生增值税》，2004年7月6日。http://www.ah-n-tax.gov.cn/xcgsww/gjss/t20050117_104550.htm
(31)Junko Kato,Regressive Taxation and the Welfare State:Path Dependence and Policy Diffusion,p.177.
(32)有学者指出，由于现在的国际体系，发展中国家不再面临着持续的国家军事战争，所以无法同欧洲国家一样进行国家缔造，这是发展中国家国家羸弱的结构性原因，称之为“政治后进”。See Ian S.Lustick,"The Absence of Middle Eastern Great Powers:Political 'Backwardness'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Issue 51,1997,pp.653-6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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