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体制的二元特征及评价，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经济体制论文,中国论文,特征论文,评价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国的经济体制经过十八年改革后已呈现出明显的二元特征，即国有经济和非国有经济并存。并且这种体制特征还将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继续存在。因此，正确认识国企改革的成效和非国有经济在整个改革中的作用（特别是后者）以及两者的发展趋势，不仅有助于客观、全面地评价中国十八年改革的真正成就，而且对今后改革的目标定位、政策取向将都有决定性的意义。
一
对于中国十八年经济改革的巨大成就，无论是国际国内，也无论是理论界还是老百姓，都给予了充分肯定，中国的改革也因此被称为渐进式改革的成功典范。从表象上看，成功的最集中体现是极大地提高了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使社会大众（无论是国有经济还是非国有经济，或者说特别是非国有经济中的社会成员）享受到了改革所带来的巨大经济福利，从而也使改革得到社会各阶层公众的普遍支持，尽可能减小了改革的阻力，使改革在相对平稳中推进。
而在上述表象的背后则包含了经济运行机理的深刻变化，即包含了资源配置方式以至配置效率的深刻变化，意味着日益减少了整个社会资源原有的低效的配置方式，而越来越倾向于通过市场配置来求得经济福利的极大化，从而既为商品和劳务的需求者带来了满足其需要的更大可能性，也为生产要素的提供者带来了愈益直接的可观收益，使得整个经济通过厂商和消费者在市场上的直接沟通实现了增长中的运行，尤为至关重要的是这种增长式运行已经越过其临界点，即现代经济普遍证明有效的市场配置方式在整个资源配置中已经取得优势。也真是从这一意义上讲，我国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目标模式的改革已经具有不可逆转的趋势。这是对中国经济改革的总体判断。
与此相联系的一个合理提问，也是本文着重要回答的是：从经济体制的二元特征出发，国民经济中的国有经济和非国有经济二大板块分别在以何种方式，在多大程度上接近既定的目标模式，即通过市场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这是评价国有经济与非国有经济在改革中取得的成就并最终得出对整个改革的上述总体判断的根本依据。
二
非国有经济，是由乡镇企业、城镇集体企业、三资企业以及私营企业等经济成分构成的。它对经济改革的贡献至少应包括以下二方面：
第一，非国有经济自身的迅速发展：非国有经济这一范畴虽然包括着各种不同的类型，但与国有经济相比，它们有着一些共同的行为特征，是在旧体制的周围甚至是夹缝中成长出来的“新经济体制”。尽管在其发展过程中还存在着这样那样的问题，但从基本行为方式上看，它们更接近于是负盈又负亏、预算约束较硬的真正的市场行为主体。就“自负盈亏”而论，从正面看，它们：①是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的；②盈利之后是能把自己的利润用于资本增殖的，而不是把利润尽可能分配掉后再依靠贷款进行投资。从反面看，它们①亏损了是要被淘汰的，无法依靠在国家身上继续维持下去；②被淘汰时，失业人员不会把失业问题直接归罪于国家或政府，不会使失业成为一种“政治问题”。它们的一切经营行为都必须经受市场规律的支配，违反了市场规律必将得到无情的惩罚。政府的宏观调控措施在它们身上才可能是真正有效的。总之，正是由于非国有经济的这些行为符合客观规律的要求，才使得它们与市场取向的中国经济改革具有高度的相关性，体现了中国经济改革的方向。改革的十八年，正是非国有经济“异军突起”、迅速发展的十八年，不仅其本身的总量在迅速扩大，而且构成了整个国民经济增量运行的主要部分。尤为关键的是，这部分经济在整个国民经济总量中已从1978年的22.4%上升到1994年的65.9%，不仅在增长速度上远远超过了国营企业，而且在绝对值上也已占有优势。这是判断中国经济改革取得决定性成就或曰改革已具有不可逆转趋势的重要依据。
第二，非国有经济的外部影响：非国有经济发展的贡献不仅表现在自身的迅速壮大，更重要的是在其对国有经济乃至整个改革所带来的巨大的外部影响或曰外部经济效果上。并且，笔者认为，正是由于这种外部影响的存在并且在今后的继续递增，才有可能使中国经济改革取得最终成果。
非国有经济发展到现在，至少已表现出以下方面的外部影响：[①]
1.非国有经济的发展，为整个国民经济提供了很大一块“收入增量”，为旧体制的改革提供了较为宽松的条件。首先，农村实现联产承包责任制以来，使以农户个体经营为主的农业，一直保持良好的增长势头，为整个经济的增长和国民收入的增长，缓解市场短缺作出了基础性贡献。其次，各种成分非国有经济的迅速发展，极大地缓解了就业及由此可能引起的各种社会问题压力。最后，人们在经济收入上对国有经济的依赖程度大大下降。现在对国有经济实行大规模的改革和调整，人们的承受能力，显然要比过去全部收入都依赖它的时候要大得多，阻力和由此可能导致的社会冲突、“摩擦损耗”也就会小得多。
2.非国有经济的发展还明显地为旧体制的改革提供了“行为示范”，有利于减少改革过程中的“学习成本”和“技术成本”。非国有经济的发展，能为整个经济培训出一大批真正的企业和企业家，在许多方面逐步影响到人们的行为方式、传统观念和社会习惯，使得在旧体制中生活的人能在潜移默化中学习如何适应新体制，以新的方式工作和生活，使市场竞争意识、企业家精神、机会平等的等等观念逐步发展起来。尤为重要的是，非国有企业特别是部分非国有高科技企业的迅速壮大，为国企改革提供了一个客观生动的现代企业制度的参照系，使人们对国企的改革目标有了更加具体的把握。
3.非国有经济的发展，还为国有经济的改革，提供了一定的外部“市场环境”。首先，正是由于非国有经济的崛起，竞争性市场逐步形成，国有企业面临的竞争越来越激烈，使传统体制的种种弊端暴露得越来越明显，改革的必要性、紧迫性也才越来越被人们所认识。其次，竞争性市场的形成一方面使市场价格（包括资本价格）能够较为真实地反映经济效率，使人们能较容易地做到对国营企业的资本效率和经营效率的客观评价，而无法因自己经营效率低下从外部寻找理由推脱责任，也便于国家和公众对其进行监督；另一方面，也是由于非国有企业的竞争，促使国有企业日益注重市场评价，不得不在现有产权关系的框架内，在经营管理方面作出一定的改进，这对于进一步的改革也是有利的。再次，非国有经济的发展，使得国有企业有了一个支付能力不断扩大的真正的而不是“模拟”出来的“交易对象”，使得经济资源（特别是资本）通过市场交易而不是分配或重新分配实现有效配置的现实可能性越来越大，这对于整个经济的进一步改革，具有极为深远的意义。
三
本文所论及的国有企业主要指处于竞争性行业中的绝大多数国营企业，而不包括不适宜或无法进行竞争性经营因而客观上要求由国家直接经营的行业。事实上，属于后者的国有企业只占极小的比重。
众所周知，国有企业经过十多年改革，不仅机制未能理顺，而且在最近几年，其亏损面和亏损额日益扩大，国营企业一放就乱、一收就死的恶性循环与通胀纠缠在一起，到了空前的严重程度，这其中有制度变迁的一般规律性因素、宏观经济环境及历史存量问题等方面的原因，但体制本身的不合理及体制改革的失当无疑是关键因素。
中国的国营企业，随着外部经济环境的不断改革，逐渐由计划转向市场，企业在产供销诸环节上主要地已不是依赖于政府的计划，而是依赖其自身在市场上解决，对企业的评价也更多地由政府评价转向社会评价或市场评价，因此，企业也必然从注重政府计划的完成转而更加注重经济效益如利润等指标。这无疑是改革的重大成就。但由于：①国有企业最根本的制度特征，即产权制度未能有根本突破，未能实现国企产权的人格化，国有企业仍然未能成为责权利统一的商品生产者或经营者；②企业的社会化问题仍未解决，特别是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的严重滞后，国企仍然承担着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应由社会承担的种种职能；③由上述二个基本原因所带来的种种矛盾。从而产生了国有企业在市场化改革中的种种扭曲：①在经营目标上，对经济效益的注重主要还不是表现在利润最大化，而是在追求企业成员福利最大化上，其结果，不论是赢利企业，还是亏损企业的职工福利（包括有形或无形的收入）随着对国有企业逐步的放权让利都有了明显增长，造成国企职工的思想上存在着改革意味着增加收入的普遍误解，以致不仅职工福利的增加往往以经济效益乃至国有资产的大量流失为代价，而且还为深层次的改革增添了新的障碍；②在经营方式上，与上述相联系，产生了种种短期行为，使企业未能及时通过自我积累进行技术改造，增加市场竞争力，以至到近几年长期积累的问题集中爆发，不仅造成整个社会越来越大的通胀压力，企业本身也成为银行的企业，失去银行的支持，企业徒有躯壳，但银行的支持带来的是日益扩大的亏损额；③在对企业的评价上，不仅表现在对经济效益的评价上，而且还表现在种种社会职能的完成情况的评价上，使企业不仅要经受市场的评价，更要接受政府的评价、社会的评价、企业内部成员的评价。评价标准的多元化和不一致，使企业处于无所适从的两难境地。尤为严重的是，企业往往会选择放弃市场评价，而注重于政府评价和企业内部成员的评价等非市场评价，使企业在市场取向的改革中反而远离市场标准。
可见，国有企业的一定程度的改革从某种意义上讲是对国有资产的一定程度的侵蚀，且这种侵蚀既未对国有企业在市场经济中的规范运作起到多少积极作用，也不以非国有经济的规范发育和增长为代价，即并不对市场经济的培育起到积极作用。国企职工和经理人员的收入确实有了明显增长，但这种个人经济福利的增长是与改革取向背道而驰的，是与改革边际成本的递增相伴随的。其结果，不仅国企内部社会成员的收入增长及国企本身的经营不可能长期维持下去，而且国企改革的难度越来越大。与其说，传统体制下企业缺乏自我约束，不如说企业的软约束到了改革后的现在才真正膨胀起来。因此，国企改革到现在为止不能认为是成功的。目前的国企不仅存在传统体制下的弊端，而且还使得由于改革措施失当而可能带来的种种潜在矛盾公开化，国企改革显然处于某种生死成亡关头。
四
通过以上分析，从经济体制的二元特征这一基本格局出发，我们不难得出一些重要结论。或者说，对于中国经济改革过去已经做了什么、现在应该做什么、将来又能做什么等一系列问题可以有一个客观清醒的认识。
第一，中国经济改革的成功必须以国企市场化改革的成功为标志。尽管中国经济改革已经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改革的成就与初期目标存在着较大的背离，即改革成就主要不是体现在主攻目标——国企改革的成功上，而局限于主战场外围的非国有经济的发展上。或者说，中国经济改革自觉不自觉地走了一条先易后难、迂回包抄的道路。但在改革的任何一个阶段，我们都不能忘记主攻目标是什么？
现代经济学普遍认为，从有利于资源配置和公平分配、有利于经济顺利有效地运行出发，在市场经济中的政府主要承担弥补市场失灵，矫正市场不足的职能。市场失灵主要表现在：①公共产品和外部影响；②收益递增，边际成本递减的领域，这主要指在一个领域只有一个生产者时生产成本最低的情况，即所谓自然垄断领域；③市场不完全的领域；④公平分配。除了上述几种市场失灵情形外，发展经济学认为发展中国家的政府还应在以下方面发挥作用：①价格不能反映经济的动态效应，或者说，一个国家的动态比较优势难以在市场上表现出来。这在幼稚工业发展时期特别明显，需要政府采取必要的保护措施。这一点可以看成是动态性的市场失灵；②从欠发达状态起步的国家，缺乏经济发展所必需的适合充当企业家及其他经济活动组织者的人才资源，优秀人才多集中于政府部门，因此，需要政府选择人员并鼓励其投身于市场经济中。上述政府作用将通过间接调控和直接经营两种方式来实现，其中主要是通过经济法规和政策来体现，而直接经营的方式主要就是国营企业。因此，改革后的国营企业应局限于少数几个领域、少数几个行业。
也真是从这一意义上讲，针对我国现有的大量国有企业，尽管在理论上尚有争论，但在改革的基本思路及方式上看法是基本一致的，即要对国有企业在分类基础上通过不同方式实行非国有化。具体而言，在产业布局上，国有企业将逐步退出竞争性领域，把竞争性领域的国有资产转移到其他领域；在竞争性不强的领域或垄断领域积极引入其他经济成份投资，包括参股形式的投资。在企业类型上，一方面将大型国有企业在公司制改制基础上，逐步变成混合持股的经济形式，形成企业股本多元化的格局；另一方面，通过出租、出售、股份制改造、职工持股、债权拍卖等形式，尽可能把大量中小型企业变成非国家所有。
只有达到或基本达到上述目标，中国经济改革才可认为已取得决定性胜利。
第二，国企市场化改革的成功必须以非国有经济的发展为前提。国有企业的改革，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和有效运转需要相当长的时间，它必须以配套改革的实施、市场条件的比较充分的发育为前提。而市场条件的成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非国有经济的发展。这其中除了前述的非国有经济的外部影响已经并将会继续起到越来越大的推动作用外，更重要的还在于非国有经济并且也只能是非国有经济的发展才可能为国有企业的根本性改革提供必需的资金来源和培育新的经营主体。无论是国有大中型企业的股本多元化，还是中小型国有企业的拍卖、转让，最终都只能有赖于各种经济成分的非国有经济的参与及经营，成为国有企业改制后新的股东。这种“补位”、替换的过程需要非国有经济积累相当数量的财富。否则，国有企业改革的目标模式进而整个经济体制的目标模式都只能是一种幻想，就没有根植的土壤和环境。当然，非国有经济的发展和它向国有企业的渗透并非绝然分开的二个过程，两者必然会相伴进行并相互促进。一般而言，非国有经济的发展将首先会为中小型国有企业的转制提供必要条件。随着非国有经济实力的增强，进而将为竞争性领域的大中型国有企业的改革铺平道路。
需要指出的是，我国的非国有经济虽然已取得长足的发展，并且在数量上已占据一定优势，但要使非国有经济在大多数竞争性领域的大中型企业中占优势，进而成为市场经济运行的真正主体，则无论是其技术水平、组织结构、经营观念还是资金实力、人力资源等方面还有很大差距。这也是国企改革举步维艰的根本原因。国企改革的成功只能有待于非国有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是一个长期复杂的过程。况且，非国有经济的发展只是为国企改革提供必要的物质前提，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及相应配套改革的推进则是更深层次的问题，且同样是一个十分复杂的系统工程。
第三，非国有经济的发展需要政府提供制度和政策的保证。如果对中国经济改革特别是国企改革做好了“长期战斗”的准备，如果已经认识到国企依靠其自身内部的完善难以根治其痼疾，必须以非国有经济的发展为前提，通过注入新鲜血液，塑造新的活力机制来达到的话，那么，对于政府来说，当前的一个重要的战略抉择是：与其把主要精力继续放在成效不大的国企内部改革上，不如把视野再放开阔一些，给予非国有经济以应有的重视，甚至可以相对侧重于先发展非国有经济，以最大限度地缩短改革的进程和减轻改革的难度。目前非国有经济的发展迫切需要政府在以下方面发挥积极作用：
首先，在基本制度环境上进一步为非国有经济的发展提供保障。这首先取决于政府观念上的转变，对非国有经济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地位有足够的认识，不是把它看作是现阶段被“利用”来发展经济的权宜之计，而是未来市场经济体制的一个重要的有机组成部分，与国有企业一视同仁，并把这一点以某种方式在法律和制度上作出进一步明确的保障，以稳定各方面的“制度预期”和“政策预期”。
其次，帮助非国有经济自身的完善和规范化经营。非国有经济特别是作为主要部分的乡镇企业的发展带有较大的盲目性和无序性，不可避免地存在着一些问题，有些问题甚至可能是致命的，迫切需要在企业经营规范化、产业结构合理化、技术结构升级和组织结构调整等方面发挥政府的作用。具体而言：①要帮助非国有企业严格按照现代企业制度的标准规范运行。如果说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是国有企业改革重中之重的话，那么它同样也是非国有经济发展的关键。这对于我国市场经济早期的健康发育，并进而对国有企业的顺利改制具有指导性意义。②制定科学合理的全国范围内包括一切经济成分在内的产业政策和中小企业配套法规。把非国有企业与国有企业同等看待，按产业类型和经济规模（而不是按经济成分）来划分企业类型，制定一个统一的中小企业法及相关的产业配套法规，以提高资源在中观层面上的配置效率。③为企业创造一个公平竞争的市场经营环境。尽快改变政府在信贷政策、财政补贴政策、税收政策、社会保障政策等方面对非国有经济的歧视性待遇，使非国有企业及其职工能获得与国有企业及其职工相近的“国民”待遇。如在信贷政策上，针对目前非国有部门基本依靠自身积累求发展的现状，要加快金融体制改革，一方面使各专业银行尽快适应市场化经营的要求，提高银行自身的贷款审查能力和自我约束能力，另一方面，基于目前现实，也应考虑尽快发展针对非国有经济的新型商业银行，按照国际惯例高标准规范运行，从而既促进非国有经济发展，也为国有商业银行的改革提供示范。同时，在具体的信贷政策上，务必克服重国有轻“民营”的根深蒂固的错误观念，在加强健全法律法规的同时，根据统一的产业政策，以及企业自身的信誉水平，偿还能力，而不是根据经济成分来确定具体的规则，真正体现“一视同仁”。可以预计，如果非国有经济能获得与国企同等的政策环境，其发展的潜力进而对国有企业改革的推动作用是无法估量的。
注释：
① 参见樊纲著：《渐进之路》（1993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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