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时期的鲁迅与传统文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鲁迅论文,时期论文,文化论文,与传统论文,五四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10.9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374(2002)01-0079-05
“五四”时期鲁迅关于中国传统文化的言行，近年来人们议论纷纷，且多有从文化守 成主义出发执“X年一贯制”的“高见”，对鲁迅横加指责。本文拟从事实出发，以实 证方法作学理式探讨和提问。
“五四”时期(1917—1924)的鲁迅，社会职务是教育部部员(初为二科科长，1912年8 月为佥事)，兼任北京大学讲师、北京女子高等学校讲师(1924年起被聘为教授)，1923 年和1924年，还在另两所学校兼课。他在各个学校讲授的课程主要有二：一是以厨川白 村的《苦闷的象征》为教材的文艺理论课，二是用自编的《中国小说史略》、《中国小 说的历史的变迁》做教材的中国小说史课。前者是引进的外国文学思潮；后者则是谈传 统文化，不过其观念已突破传统文化的樊篱。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小说是不能登大雅之 堂的(只有诗、文是崇高的)。因此，开设这门课本身，就意味着超越了传统。我们必须 看到，这时鲁迅的身份是公务员，大学教师是兼职，写作是业余的事。作为一个作家， 他这时的成果主要收集在小说集《呐喊》、《彷徨》，杂文、论文集《热风》、《坟》 ，散文诗集《野草》中。我们考察鲁迅此时与传统文化的关系，应以他本人的行动、言 论文字为根据，全面研究，任何简单化、片面化的判断都会离开历史的真实。
鲁迅不是神，他也是平常人，在日常生活中，他很注意中国习俗礼节，亲友红白喜事 、婚嫁乔迁、生老病死，他总要送礼或慰问，赈灾济难，他都捐款。这只要看看他的日 记就会一目了然。他是敬老尊幼的模范，是称职的长子和长兄。他不主张在20世纪仍奉 行封建孝道，但对母亲，他尽一切可能使之生活舒适，心情愉快。对长辈如蔡元培，他 始终以师礼待之。对同学和朋友如许寿裳，情同手足。
鲁迅在教育部的职务，掌管的是：有关礼仪、博物馆、图书馆、美术馆、美术展览会 、文艺、音乐、演剧、调查及收集古物、通俗教育等事物。这是公务，个人即使有不同 意见，也不能不做。如祭孔大典，仅据鲁迅日记，从1915年到1925年，他就参加过1915 年3月17日、9月13日、1918年3月21日、1919年3月6日、10月2日、1920年3月20日、192 1年3月15日、9月11日、1922年3月25日、1924年9月4日共十次正式丁祭，均任“执事” 。或“夜半”往，或“晨二时”启程，或天“未明”动身，或“黎明”赴。1922年那次 ，还出了事故，“归涂坠车落二齿”。此外1916年6月6日袁世凯死，6月15日教育部派5 人赴总统府吊祭，有鲁迅在内。为了使老母高兴，在老人60生辰那天，鲁迅“上午祀神 ，午祭祖”。但1917年7月1日张勋拥戴溥仪“登基”，鲁迅则愤而辞去教育部职务。作 为教育部的一名官员，鲁迅的行为似无可厚非。
鲁迅这一方面的活动，绝大多数与传统文化并不相悖。这是受他的身分限制所致。至 少，他对祭孔那繁琐的形式肯定会反感，但他是主管这一工作部门的官员，不能不参加 。还必须看到在鲁迅为《新青年》撰稿之前，他感到寂寞、孤独、苦闷，加上他在教育 部担负的工作与传统文化有关，使他对抄古碑，收集、整理、校勘古籍，研究文物和佛 学，很感兴趣。可以说，这些工作也是他作为教育部官员的业务。
作为大学教师，鲁迅在“五四”时期讲的是“中国小说史”，并为我们留下了讲义《 中国小说史略》、《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稍后，还讲过“汉文学史”，印有《汉 文学史纲要》。从这些著作看，他既客观地分析评价了中国传统文化；又大胆突破了传 统文化观念，发表了一系列创见。如清之侠义小说，鲁迅指出，它系由茶馆的说书而通 行到社会的。由于它不同于“《红楼梦》等专讲柔情，《西游记》一派，又专讲妖怪” [1](第339页)，“《三侠五义》则别开生面，很是新奇，所以流行也就特别快，特别盛 。”[1](第339页)接着还将它与《七侠五义》《施公案》等作比较研究，阐明异同。说 ：后一类小说，“大抵千篇一律，语多不通，我们对此，无多批评，只是很觉得作者和 看者，都能够如此之不惮烦，也算是一件奇迹罢了。”[1](第340页)仅此一例，亦可见 鲁迅对中国传统小说的精密分析和谨慎态度。
对于古典小说本身，鲁迅特别重视那些富于创造性的作品，摆脱了儒家观念的束缚。 如唐代传奇，《史略》先引用了胡应麟《笔丛》中的一段话：“变异之谈，盛于六朝， 然多是传录舛讹，未必尽幻设语，至唐人乃作意好奇，假小说以寄笔端。”然后作了引 申和发挥，指出：“其云‘作意’，云‘幻设’者，则即意识之创造矣。此类文字，当 时或为丛集，或为单篇，大率篇幅曼长，记叙委曲，时亦近于俳谐，故论者每訾其卑下 ，贬之曰‘传奇’，以别于韩柳辈之高文。”[1](第70页)并说，《太平广记》收集的 ，“实唐代特绝之作也”[1](第70页)。对于段成式的《酉阳杂俎》，评述说：“或录 秘书，或叙异事，仙佛人鬼以至动植，弥不毕载，以类相聚，有如类书，虽源或出于张 华《博物志》，而在唐时，则犹之独创之作矣。”[1](第93页)对于宋代文人之志怪， 鲁迅评价甚低：“宋一代文人之为志怪，既平实而乏文彩，其传奇，又多托往事而避近 闻，拟古且远不逮，更无独创之可言矣。”[1](第110页)实因宋文人志怪缺乏独创。关 于《红楼梦》，鲁迅说：“全书所写，虽不外悲喜之情，聚散之迹，而人物事故，则摆 脱旧套，与在先之人情小说甚不同。”[1](第233页)“《红楼梦》的价值，可是在中国 底小说中实在是不可多得的。其要点在敢于如实描写，并无讳饰，和从前的小说叙好人 完全是好，坏人完全是坏的，大不相同，所以其中所叙的人物，都是真的人物。总之自 有《红楼梦》出来以后，传统的思想和写法都打破了。——它那文章的旖旎和缠绵，倒 是还在其次的事。”[1](第338页)
鲁迅评价最高的是《红楼梦》，看重此书把“传统的思想和写法都打破了”。应该说 ，鲁迅对中国古典小说，该肯定的基本都肯定了；该继承的也一一指出了。他特别重视 的是创新的精神和业绩，如《红楼梦》能勇敢地成功地突破传统、超越传统并开创新的 传统，尤其难能可贵。就小说领域而言，《史略》等是继承中有反传统的精神和线索在 。
《史略》、《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是研究著作，读者主要是学者和大学生。这些 论著，重在学理分析。《坟》、《热风》和上述学术研究论著不同，大都是对社会、文 明的批评，面对的大多是普通的读者，矛头直指当时阻碍社会进步的封建制度和封建思 想文化，其锋芒所向披靡，冲击力特大，请看下列精到见解：
祖先的势力虽大，但如从现在起，立意改变：扫除了昏乱的心思，和助成昏乱的物事( 儒道两派的文书)，再用了对症的药，即使不能立刻奏效，也可把那病毒略略羼淡。[2] (第313页)中国十三经二十五史，正是酋长祭师们一心崇奉的治国平天下的谱……。[2] (第328页)所谓中国者，其实不过是安排这人肉的筵宴的厨房。不知道而赞颂者是可恕 的，否则，此辈当得永远的诅咒!……
这人肉的筵宴现在还排着，有许多人还想一直排下去。扫荡这些食人者，掀掉这筵席 ，毁坏这厨房，则是现在的青年的使命
汉朝以后，言论的机关，都被“业儒”的垄断了。宋元以来，尤其利害。我们几乎看 不见一部非业儒的书，听不到一句非士人的话。[2](第122页)
明明是现代人，吸着现在的空气，却偏要勒派朽腐的名教，僵死的语言，侮蔑尽现在 ，这都是“现在的屠杀者”。[2](第350页)
社会上多数古人模模糊糊传下来的道理，实在无理可讲；能用历史和数目的力量，挤 死不合意的人。这一类无主名无意识的杀人团里，古来不晓得死了多少人物；节烈的女 子，也就死在这里。[2](第124页)
有更其直捷了当的说法在这里——
(一)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
(二)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
这一种循环，也就是“先儒”之所谓“一治一乱”……。而创造这中国历史上未曾有 过的第三样时代，则是现在的青年的使命
瓦砾场上还不足悲，在瓦砾场上修补老例是可悲的。我们要革新的破坏者，因为他内 心有理想的光。……凡言动中，思想中，含有借此据为己有的朕兆者是寇盗，含有借此 占些目前的小便宜的朕兆者是奴才，无论在前面打着的是怎样鲜明好看的旗子。[2](第 195页)
……放开度量，大胆地，无畏地，将新文化尽量地吸收……。[2](第200页)
没有冲破一切传统思想和手法的闯将，中国是不会有真的新文艺的。[2](第241页)
鲁迅“五四”时期发表的对中国传统文化最激烈的批评，和对外国文化新潮的吸纳表 示最热烈欢迎的言辞，几乎都已收录在这里。我们如果将它们置于文化急剧转型的“五 四”时期，置于大多数知识精英致力于创建与世界现代文化接轨的新文化(有别于带有 浓厚封建烙印的传统文化)的初始阶段，置于封建制度刚刚被推翻的时刻(1912年孙中山
创建的“中华民国”才建立，不久封建王朝复辟连续发生两次)，当钦佩作者视野的广 阔，论断的深刻和睿智，批评的锐利与切中要害。归纳起来，主要是：(一)认为中国的 历史、儒家的经典，是封建统治者“治人”的典籍。也许有人认为这判断失之笼统。其 实，就这些意识形态的主流和实质而言，应该说是准确的。十三经二十四史，无不是企 图总结封建统治者统治国家的经验教训，藉以进谏统治者，警示后人。鲁迅认为中国的 百姓在封建社会的地位只是“想做奴隶而不得”和“暂时做稳了奴隶”这两种时代，他 希望青年们“创造这中国历史上未曾有过的第三种时代”。这概括我觉得是无可怀疑的 ，这“希望”是美好的合理的，如果没有这“希望”，中国的命运也就很可悲了。(二) 认为封建的“朽腐的名教”，“社会上多数古人模模糊糊传下来的道理”，用历史和数 目的力量，形成“无主名无意识的杀人团”，许多人就死在这里。在鲁迅看来，当时的 中国，就是一个人肉筵宴的厨房。这揭露实不为过，在此前一百多年，戴震针对宋、明 理学家的“去人欲，存天理”的主张，就说过：“后儒以理杀人”。鲁迅不过说得更形 象更深刻更尖锐罢了。他号召青年“扫荡这些食人者，掀掉这筵席，毁坏这厨房”。这 并非情绪化的呼喊，是时代的理性声音，也是可以实现的期待。(三)鲁迅的确主张反传 统。这主要是由于传统有二重性，它既可成为新传统的营养，也是创造新传统的阻力， 中国之所以难以改革，原因之一也在这里。鲁迅的确主张破传统，但他反对奴才式的破 坏和盗寇式的破坏，力主要有“理想的光”，要做“革新的破坏者”。这就与历史上许 多反传统者和后来的文化大革命划清了界线。由于文学贵在突破和超越传统，贵在创造 ，学术事业贵在创新，所以鲁迅反复强调：“收纳新潮，脱离旧套”，做“冲破一切传 统思想和手法的闯将”。这道理不言自明。人们会产生疑问的是：鲁迅为什么说，即使 崇拜的是外国的新偶像，“也总比中国陈旧的好”。这，鲁迅也早已作了解答：主要理 论根据是，当时的“外来思想，无论如何，总不免有些自由平等的气息，互助互存的气 息”[2](第356页)。达尔文的进化论，易卜生的民主主义，较之孔子、关羽的思想，显 然要进步的多；Apollo(阿波罗)是希腊神话中的太阳神，这虽然是神话，但比中国的迷 信说法有什么传播疾病的瘟将军(瘟神)和所谓掌管灾难的五道神，要接近事理些。总之 ，鲁迅是为了我们这个衰弱的落后的古老国家能免于灭亡，独立于世界，为了我们这个 衰弱的落后的古老民族能觉醒、自强、自立，他的出发点是为国家民族的现在和未来。 那些非议鲁迅的人既不针对鲁迅的具体言论，也不全面概括其要点，信口雌黄，令人啼 笑皆非。
对传统文化，在物质文化方面，大概没有多少人会留恋过去那贫乏粗陋的状态；制度 文化方面，除了别有用心的人(如西藏的达赖和西方某些想在西藏恢复奴隶制的人)，恐 怕找不到多少希望封建皇帝复辟的奴才；但在精神文化的某些方面如道德、文艺、美学 、哲学等，既有社会意识形态性；同时又具有抽象性，即超越时空的一面。从后一方面 说，具有可继承性。这也就是为什么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 迁》、《汉文学史纲要》中，对古典小说和古代文学给予了应有肯定的原因之一。
我们还应考虑到：《坟》中的《我之节烈观》、《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等是论文， 方方面面一一论及。《坟》中其他文字及《热风》系杂文，有的还是篇幅极短小的“随 感录”，不同于论文，它论述不是面面俱到，而是集中力量剖析、攻击对象的要害。鲁 迅说：“历举对手之语，从头至尾，逐一驳去，虽然犀利，而不沉重，且罕有正对‘论 敌’之要害，仅以一击给与致命的重伤者。”[3](第40页)鲁迅的杂文，往往是“伺隙 乘虚，以一击制敌人的死命。”[4](第452页)可以说，是攻其要害，不及其余。这样， 就不能不针对带有封建色彩的中国传统文化的根本毛病，予以痛击。鲁迅“五四”时期 的小说，对传统文化与在杂文中表露的观点无异。正如《狂人日记》中狂人所指出，中 国封建社会的历史、人与人的关系、传统的伦理道德，其实质是“吃人”。《药》、《 孔乙己》、《阿Q正传》、《白光》、《祝福》、《长明灯》、《示众》、《孤独者》 、《伤逝》，无不是写封建社会制度、封建礼教“吃人”。这些作品中的许多人都充当 了“无主名无意识的杀人团”的一分子。这些作品“意在暴露家族制度和礼教的弊害” [5](第239页)。至于《野草》中的观念和情绪，不能说没有魏晋文人及其后继者的精髓 ，但更多的是异域声音的回响。
鲁迅最忧虑的是：中国以儒家为主体的文化，是吃人文化，不是“真的人”的文化， 并“无保存我们的力量”；他当时认为，只有破除旧的文化，创建现代的“人”的文化 ，才能培养出创造第三样时代的人才。鲁迅对以儒家为主体的中国传统文化的态度和观 点，与“五四”时代文化先驱们陈独秀、胡适、李大钊、周作人、钱玄同等是一致的， 差别只是大同小异。鲁迅当时对以儒家文化为主体的传统文化整体确持否定态度，但对 其他文化派别(如墨家)和儒家内部的异己的声音(从屈原到曹雪芹)则有所肯定。鲁迅对 以儒家为主体的传统文化的批判，侧重从社会制度和社会文明的政教层面上展开，这样 最便于深刻地揭露中国传统文化与封建制度的紧密联系，最易触及传统文化的实质和要 害，也最能暴露传统文化的虚伪性。儒家经典的思想基石是封建等级制度，鼓吹的实质 上是奴化思想。鲁迅对“孝”、“节烈”、“仁义道德”以及他论著中所指认的社会现 象，都不是就事论事，而是从社会制度上寻找根源，因而特具深刻性和尖锐性。还应看 到，鲁迅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批判带有普泛性，无论他的小说，还是杂文，都往往不是针 对某个人或某几个人，而是某一类型的人，乃至是大多数人，即所谓“国民劣根性”。 有时甚至将自己也包括进去。如《狂人日记》中的“我”承认：“我未必无意之中，不 吃了我妹子的几片肉”。在《我之节烈观》里所指斥的“无主名无意识的杀人团”，许 多心地善良的人也难免不卷入。鲁迅这时不是像法官，只审判别人，而是以负罪的沉重 心情来控诉。说鲁迅“五四”时期反传统，道出了他的主导精神，但并不全面。他的反 传统，在社会制度、封建等级观念、政教观念方面，主要是“破除”；而在文艺等方面 ，则主要是冲破、超越、创新，也就是占有、掌握，分析、批评、消化、吸取有益的成 分，进行创造，并非完全断绝与传统文化的联系。
鲁迅“五四”时期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批判，思想逻辑起点是人的自由、人性的正常发 展，和将来必胜于过去；使用的思想武器是进化论、人性论，是“以幼者弱者为本位” ，主张“爱”，第一是“爱己”，即“保存生命”，第二是“无我的爱，自己牺牲于后 起新人”，对下一代，长者应该“理解”、“指导”、“解放”，应该：
“自己背着因袭的重担，肩住了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此后幸福 的度日，合理的做人。”[2](第130页)
鲁迅的伟大，其一也在这里。
鲁迅“五四”时期对中国传统文化做了什么，说了什么，写了什么，已是任何人都无 法改变的历史。对鲁迅说三道四甚至是全盘否定的人有他们的自由，但如果要是认真的 学理论辩，我以为至少应做以下工作，第一，对鲁迅的言行做全面考察，第二针对鲁迅 对待传统文化的言行、理论方式进行历史分析。
从中外古今各国的文化史考察，可以发现：每个时代的具体情况有别，因而每个时代 都有特定的主导倾向。一般说，在社会急剧变革和文化急剧转型期，进步思想文化界的 领袖人物往往都倾向于“反传统”；而在社会较稳定的文化建设期，“继承传统”的呼 声往往居于上风。我们不能用今天看来似乎合理的观念，来要求乃至否定半个多世纪以 前的思想文化前驱鲁迅。何况人类已进入21世纪，建立在封建等级制度之上的儒家文化 是否应该破除?两千年前诞生的儒家文化，能否使我国繁荣富强，实现现代化?更应该是 我们不能不思考和回答的有关国家民族的大问题。
收稿日期：2001-1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