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调查的进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社会调查论文,中国论文,改革开放以来论文,进展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C91 〔文献标识码〕A 〔文献编号〕1000-2952(2007)04-0017-09
一 “从实求知”传统与社会调查
社会调查是社会学研究中使用最多的研究方法，但对于如何定义“社会调查”一词，却始终是种说纷纭，并无一致的结论。中国大百科全书社会学卷中将“社会调查”的定义区分为广义与狭义的两种，广义指人们实地了解某种社会现象的活动和方法；狭义指社会研究方法中搜集分析资料的一种技术。英语中的Survey一词的原意是俯瞰，包含了观察、测量、鉴定等意义，作为社会学的专业术语，通常主要用于指定量的统计调查。一些人认为，作为英语Social Survey的中译，“社会调查”应当用于特指定量的统计调查。因而有人将定量的方法称为“调查研究”，而将定性的方法称为“实地研究”。①然而，实地工作对于定量的调查也是不可缺少的。在统计调查在中国被普遍接受之前，“社会调查”、“调查研究”等说法就在汉语中被广泛使用，包括社会学研究中的田野调查及党和政府部门所做的各类“解剖麻雀”式的典型调查。因此，人们说到“社会调查”时，往往包括了定量与定性两种方法的调查研究。②此外，有人将定性研究等同于理论研究，而将定量研究等同于经验研究，将“社会调查”一词局限于定量调查有可能加深这种误解。因此，笔者认为，社会调查是社会学研究的方法之一，这种方法通过实地工作取得第一手的定量或定性资料，用以说明或解释相关的社会事实。
之所以这样定义“社会调查”，还由于中国社会学注重社会调查的学术传统，而构成这一学术传统的社会调查，既包括了“社会调查运动”中定量的社会调查，更包括了如“燕京学派”学者所做的以访谈、参与观察等定性调查为主的比较社区研究。作为中国社会调查的传统，定性调查与定量调查并不互相排斥，不如说，二者的结合才是中国社会调查中不断追求的境界。
尽管社会学在中国历尽坎坷，但在几代人的努力之下，仍然形成了自己的独特的“求实从知”的学术传统。费孝通先生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建所20周年的庆祝会上说：“我们的学科不是一个空想的学问，是科学，科学是从实际里边出来的，‘从实求知’，从实际里面得到知识，把知识总结出来”，“我们搞调查，不能脱离实际，要‘从实求知’”。③近一个世纪以来，中国社会学形成的关注中国现实、注重社会调查的传统一直延续至今。密切联系实际的社会调查，为缜密地观察、分析、研究中国社会提供了翔实的材料，也为中国社会理论的建构提供了现实的依据。那么，我们应当如何“从实”？也就是说，我们应当用何种方法了解中国社会的实际呢？当社会学中断近30年终于被恢复后，面临的最大问题是缺乏训练有素的研究人员。培养了解社会学理论、掌握社会学调查方法的研究人员被当做一项首要的任务提上了议事日程。尽管社会学恢复之初对于马克思主义还是西方社会学理论有颇多争议，但在研究方法领域，人们几乎一致认为西方社会学的研究方法是中国的研究者可以接受并应当学习和掌握的知识。当时作为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的胡乔木指出：“现在的问题，在于我们对20世纪下半期以来所发展起来的许多方法太不熟悉了，……我们需要掌握现代社会学所积累起来的资料和它所使用的方法”。④为尽快培养人才，中国社会学会与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与1980年和1981年在北京举办了两期社会学讲习班，培养社会学专业科研与教学人员。这两期讲习班的教师除少数国内学者外，大多是来自美国的著名社会学教授。20世纪80年代美国的社会学界仍是实证主义社会学传统占主导地位的时代，因此讲习班上讲授的方法自然是以美国社会学定量研究方法为主，对抽样调查、统计分析等定量研究方法进行了系统讲授。这两期讲习班的学员中有不少成为中国社会学研究与教学的骨干力量，对于中国社会学研究的定量取向产生了很大影响。但是，恢复后的中国社会调查并没有全盘接受美国定量社会调查的传统。学习定量统计方法的同时，由老一代社会学家开创的以定性调查为主的社区比较方法也受到了足够的重视。费孝通等老一辈社会学家言传身教，对定性调查的方法进行了系统传授。用“手把手”来形容这种传授是一点不过分的。除了课堂的讲授之外，大量的年轻研究者和学生在实地研究工作中接受了大量具体指导，这种调查现场的具体指导使他们系统了解了社区研究的传统，迅速进入了定性调查者的角色。此外，共产党长期坚持和提倡的、以毛泽东农村调查为代表的“解剖麻雀”式的典型调查方法对社会学恢复后的定性调查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在社会学恢复初期，接受过社会学方法训练的年轻研究者中，有比较多的人热衷于定量的调查，认为只有定量的方法才是科学的方法；而一些其他学科背景的研究人员则认为传统的典型调查的方法才是了解中国社会最有效的方法。经过四分之一世纪以后，定量调查和定性调查何者占据了中国社会调查的主导地位呢？对于这个问题，不同背景的学者的判断非常之不同。一些国外的学者甚至认为中国社会学很少做定量的研究，这一方面是对中国情况缺乏了解，但另一方面也反映了中国社会学的定量研究尚未在国际上产生比较大的影响。据风笑天2000年的调查，各个单位的社会学者所进行的经验研究中，大约有60%是采用问卷调查的方法进行的，特别是在高校社会学系中，采用问卷调查方法的比例达到72%。⑤有人试图根据发表在《社会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等权威刊物上社会学经验研究论文中定量与定性方法的比例估计不同调查方法的使用的比例，但由于无法控制影响论文发表的其他因素，很难对方法的使用的比例及其发展趋势作出判断。从发表的论文看，尽管不同年度比例不尽相同，但从总数看，二者大致相当，并无哪一方面占绝对的优势。笔者也曾试图从立项的课题等途径来推算这一比例，但由于课题资助来源越来越广泛，很难找到全面的资料，因而没有成功。应当说，定量调查与定性调查构成了中国社会调查的两大传统。尽管自社会学恢复以来，对定量调查与定性调查的讨论与批评也不绝于耳。虽然其间也有定量与定性孰优孰劣的争议，但在中国的社会学界，二者并不相互排斥。更多的人强调，面对中国的现实，定量与定性调查应当互相补充，并试图找出定量调查与定性调查有机结合的途径。1980年以来中国的社会调查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展开的。
二 “纪录下来，分析清楚”
——纪录、分析社会转型与社会变迁
立足于中国的现实问题，重视经验研究，注重实地调查研究，这是百年来中国社会学的重要学术传统之一。1979年社会学研究恢复以后，尽管缺乏受过专业训练的研究人员、缺乏资料和必要的研究工具，社会学研究者还是立刻就把目光集中在对于中国现实问题的调查和对社会转型与变迁的研究上。费孝通先生在社会恢复之初曾多次要求社会学的研究人员和学生，要将中国由传统的乡土社会转变到现代社会的过程“纪录下来、分析清楚”。费孝通等老一辈的社会学家强调社会学与当代中国社会实际的密切联系，认为中国的社会学是“密切结合中国实际，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社会学”。⑥在1980年代社会学恢复的初期，费孝通先生和雷洁琼先生就开风气之先，主持了小城镇问题调查和五城市婚姻家庭调查。这之后的二十多年来，社会学研究者在中国社会学的田野中进行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如上所述，这里说的社会调查包括了定量的抽样、问卷调查和定性的个案、访谈调查。由于篇幅的关系，本文将仅对社会学恢复以来定量的社会调查进行一番梳理，讨论其中的经验与问题。
中国的社会学研究者在社会学恢复以后进行了大量的定量的社会调查，调查的类型也十分丰富。从调查的规模看，既有地区性的调查，也有全国规模的调查；从抽样方法看，既有概率抽样的调查，也有非概率抽样的调查；从调查的时间维度看，既有单一时点的横截面调查，也有多时点的调查。定量调查所涉及的内容也十分广泛，既有微观层面的意识调查也有宏观层面的结构调查。对所有的调查进行全面的介绍是比较困难的，本文的篇幅也不允许。以下仅对1980年代以来社会学不同研究领域较有特点的一些定量调查作一个简单的介绍。
(1)婚姻家庭调查
许多学者曾指出，家庭在中国社会里的重要性怎么强调也不过分，因此对家庭结构、家庭制度的研究也就成了中国社会学者最关注的问题之一。应当说，就定量调查来说，目前这一领域的调查是最注重调查的规范化、调查的连续性和数据资料积累的。
谈到定量调查时，我们不能不提到1979年进行的“中国青年生育意愿调查”这应当是社会学恢复以来首次定量的社会调查。调查是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委托、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组织实施的。调查在北京和四川两地进行。研究者根据当时所掌握的资料提出初步的理论假设，在此基础上设计了调查方案。调查并未照搬西方同类调查的问卷，而是首先在北京访问了近50个不同职业的青年，在访谈的基础上设计了调查问卷。调查内容包括家庭结构、理想的家庭形式、理想的子女数等等。调查对象是15～30岁的青年。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调查采用了分行业、按单位抽样的方法，在16个单位中抽取了七千多个样本。这是社会学恢复以后的第一次社会调查，现在回过头看，限于当时的条件，从研究设计到调查实施都存在一些问题，仍可以看出调查的参与者使这一调查尽量规范化的努力。参与这一研究的老社会学家张之毅先生在这一调查报告的注解中指出了问卷存在的问题后写道：“总的来说，这次调查是成功的，……我们有意让青年人趟天下，放手让他们亲自去搞，这样就容易使他们较快成长起来”这也许正是这一调查的意义所在。⑦
1982年在雷洁琼先生的指导下，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与北京经济学院、天津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上海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复旦大学、江苏省公安专科学校、四川省科学院社会学所、成都市社会科学研究所合作进行了“中国五城市家庭研究”，1983年这一项目被列入国家“六五”期间社会学研究的重点项目。研究选择北京、天津、上海、南京、成都五个不同地区的城市，用问卷的方法对5057个已婚妇女和4385户家庭进行了调查。调查内容涉及择偶、家庭关系、消费、生育、养老、家庭结构、家庭生命周期等问题。这一研究采取了立意整群抽样的方法，即根据城市规模从每个城市选择1～2个有代表性的居委会，在居委会整群抽取400～500个已婚妇女。研究中首次使用计算机来处理和分析定量调查的数据，为后来的研究和数据积累提供了宝贵的资料。⑧
1994年，作为“五城市家庭调查”的后续项目，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又组织了“七城市婚姻家庭调查”。调查仍由雷洁琼先生为学术指导，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北京大学社会学系、上海市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四川省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广东省社会科学院社会学与人口学研究所、甘肃省社会科学院国情调查中心、哈尔滨市社会科学研究所等研究机构的研究人员共同参与了这项调查。调查在北京、上海、南京、广州、哈尔滨、成都和兰州七个城市进行，与五城市家庭调查相比，这次调查去掉了天津，增加了广州、兰州和哈尔滨，使初级样本的分布更为均匀。调查的对象为被抽中样本户中的已婚妇女和他们的丈夫；调查的内容与五城市调查基本相同。与五城市家庭调查相比，这次调查在抽样方面有较大的改进，在各城市内采用了分层多段概率抽样法，每个城市抽取800个户进行调查，最后得到有效样本5664个。⑨
同时，对于农村家庭也开始进行比较系统地调查。在五城市家庭调查的基础上，两项关于农村婚姻家庭的调查也相继展开。1986年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主持进行了“全国十四省市农村婚姻与家庭调查”。对上海、天津、黑龙江、吉林、河北、山东、江苏、浙江、安徽、福建、湖北、四川、贵州、广西十四个省、市、自治区的农村家庭进行了调查。这是一次大规模的协作，以上省、市、自治区的社会科学院和大专院校的社会学研究和教学人员参与了调查。问卷的主要内容除上述五城市调查的内容外，还包括了针对农村的家庭生产、家庭劳动力情况等问题。调查采用了多段分层定比随机抽样的方法，在十四省市中调查了7258户农村居民。1987年，北京大学也进行了“经济体制改革以来农村婚姻家庭变化”的调查，调查根据经济发展水平从北京、上海、四川、黑龙江、河南、广东选择了14个县，对2799个农户进行了问卷调查。⑩
在这之后，中国的社会学还进行了大量较小规模的家庭调查。这些调查取得了大量翔实的调查资料，使用这些资料，研究者写出了有关城乡家庭结构及其变迁、家庭关系、家庭经济与收入、家庭与婚姻制度等问题的大量的论文和著作，推动了婚姻家庭研究的发展。婚姻家庭的调查起步时，定量的社会学调查在被中断30年后，几乎是一片空白。上述调查通过大规模的调查和广泛的协作，不断提高定量调查的水平，为中国的社会学培养了一大批了解定量调查方法的研究骨干。可以看到，婚姻家庭调查中问卷设计、抽样及调查等方面的技术都日臻完善，并逐渐与国际水平接近。这些调查的另一重要意义在于，尽管开始时调查中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但研究者及时将改革以来婚姻家庭的变迁“记录下来”，为今后的这一领域的学术研究提供了宝贵的时间序列数据。注重学术积累是这一领域中的优良传统，研究者力图通过多次的横断面调查把握婚姻家庭变迁的过程和趋势，因此，每次调查的设计都将与过去调查的衔接和比较作为考虑的重要内容。例如几次城市调查的资料提供了分析20年来家庭结构变迁的非常好的数据。这样的定量调查目前仍在继续，2006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把对五城市家庭的再度调查列入了计划，研究者将在过去调查过的居委会再次进行调查，目前这一研究正在进行当中。
(2)阶级与阶层调查
阶级与阶层研究是中国社会学研究的另一个热点问题。1988年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组织北京、上海、辽宁、河北、山东、贵州的社会学者组成“中国社会阶级阶层研究”课题组，在这六个省市的城市和农村进行了有关社会分层与流动的抽样调查。调查从六个省市抽取了4658户城镇居民和4723户农村居民进行了问卷调查。问卷内容包括职业结构、职业声望、代内流动及代际流动等等。这是中国社会学恢复后进行的首次社会分层与流动调查，可惜的是由于后来的政治形势和课题组内部的分歧，这一调查善始而未能善终，除部分研究者利用这一数据写作了一些论文外，对调查结果的全面报告始终未能公诸于世，调查得到的数据也未能充分利用。1990年代，下文中我们将谈到的国情调查中也将社会分层作为一个重要的调查内容，设计了有关职业流动、代际流动等问题。此外，许多研究机构和大专院校都对社会分层的问题进行过调查，还有许多中外合作项目也涉及了这一领域的问题。
1999年由陆学艺先生主持的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中国社会阶层结构变迁课题组”开始对社会分层与流动问题进行大规模的专题调查。研究分为两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作为前导性研究，课题组首先在广东省深圳市、安徽省合肥市、湖北省汉川市、贵州省镇宁县、江苏省无锡市、江苏省吴江市七都镇、辽宁省海城市、福建省福清市、北京燕山石化总厂、吉林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天津南开大学等11个调查点进行了进行了11000份的问卷调查和约一千人的访谈调查；在此基础上，第二阶段， 2001年开始，进行全国范围的抽样调查。调查采用多阶段复合抽样的方法，从全国3300个市县级抽样单位中抽取了73个市（县、区）的 408个居委会和村委会，并从中抽取了6240名 16～70周岁的常住居民进行问卷调查。问卷的内容包括了收入、教育、职业经历、职业声望、阶层认同等方面的问题。(11)
除了对社会阶层结构变迁的全面调查之外还有不少学者还使用定量调查的方法对特定阶层进行了研究。例如周晓虹主持的“中国社会变迁与中国中产阶层的成长调查”，在北京、上海、广州、南京和武汉使用电话调查的方法进行了问卷调查。调查通过南京大学社会学系的电话访问系统完成。使用计算机自动生成随机数电话号码的随机抽样方法，抽取了3038个样本。“中国社会变迁与中国中产阶层的成长”的调查问卷共有79个问题，除了个人与家庭的社会背景以外，包含了身份认同、消费行为、休闲方式、社会交往、教育与文化传承、文化品位、政治参与以及传媒接触等与中国中产阶层及其发展有关的一些问题。同时研究者还对上述五大城市及苏州和深圳等地先后对100多个中产人士进行了的个案访谈。(12)
社会转型过程中社会分层结构结构的变迁是目前中国社会学界最为关注的问题之一，同时社会分层与流动领域也是社会学中使用定量方法较为成熟的一个领域。近年来中国学者在这方面进行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取得了不少优秀的研究成果，这里无法对这些研究进行一一介绍。应当指出的是，许多研究人员在进行问卷调查的同时也进行了大量的访谈调查，可以说是在定量与定性方法的结合上走出了第一步。此外，由于中国社会调查数据共享尚未实现，不同调查间的继承和借鉴关系不很明确，众多的调查之间可以说缺乏有机的联系，要形成可供进行不同时点、不同区域比较的数据尚有待时日。
(3)多次横断面综合社会调查
多次横断面的综合社会调查通常采用纵向的间隔性重复调查法，对社会各个方面的问题进行定期的、连续的、标准化的问卷调查，每次调查除保留社会研究所需的基本项目外，都有不同的主题，在间隔若干时间后，再重复同一主题的调查。目的在于一方面及时把握当前的社会状况，另一方面积累不同时点上的数据，用于变迁及趋势研究。
中国社会学恢复以来对此作出的第一次尝试应当是“天津千户居民调查”。1983年天津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与天津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合作，用社会学的方法在天津市内9个区进行了调查。调查采用按职业比例抽样的方法从9个区的36个街道，抽取1000户不同类型的家庭作为样本进行问卷调查，问卷内容包括家庭成员情况、婚姻及家庭状况、家庭消费状况、家庭关系、职业、家务劳动及分工、闲暇时间利用、教育、居住环境和工作态度、对政府工作的评价及社会态度等。这一调查从1983年至1993年连续进行了十年，为社会学研究积累了基础性的资料，也为当地政府的政策制定提供了依据。(13)
为把握变迁中的中国国情，中国社会科学院提出对于中国国情进行大规模调查的计划，这就是“百县市经济社会调查”。调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组织实施，自1988年开始至 1999年结束，共对中国31个省市自治区的119个县市进行了全面的综合调查。这一项目主要希望了解1949年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各地政治、社会、经济、文化变迁的情况，要求每个调查点在通过调查写出本地的调查报告，最终形成一百卷的《国情调查丛书》。调查历时 11年，分四批完成。最初研究方法以典型调查和文献研究为主，问卷调查只是作为补充，由各调查点自行决定是否进行。自1990年第二批调查点开始，考虑到这样大规模的国情研究应有可供跨地区比较的定量的数据支持，开始使用统一的问卷进行抽样调查。作为国情调查重要组成部分的问卷调查，其内容涉及了较为广泛的领域，主要包括婚姻与家庭、人口与生育、就业与流动、居民收入与生活消费、社会关系与政治参与等诸多方面。其指标设计既有描述调查户人口、职业、收入、生活等方面的客观指标，也有反映被访人生活满意度、职业期望等方面的主观指标。调查采取概率比例抽样 (PPS)和系统抽样相结合的多阶段分层抽样，每个调查点随机抽取300至500样本。由于统一的问卷调查从第二批点才开始，又由于各地参与调查研究人员的水平参差不齐，有些点的调查问题较多，未能完成调查，最后有82个县市成功地完成了问卷调查，约占全部调查点的 70%。在笔者参加的这一调查中，除了努力使调查规范化外，建立一套适用于中国国情的、有效的社会地位测量指标体系也是我们目标之一。这一指标体系使用包括了户籍、工作地点、行业、职业、单位所有制、单位级别、单位内权力、就业形态等在内的一组指标来确定个人确切的社会位置。在历时11年百县市国情调查中，我们不断修改完善这一指标体系，努力使之更加切合中国的实际。(14)
在国情调查之后，1995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又进行了“沿海发达地区社会变迁调查”，这是对在中国进行综合社会调查的又一次探索。本次调查设计为多次横断面的抽样调查，试图在不同时期进行的同主题或不同主题的系列调查。进而通过不同时期资料的分析比较，把握沿海发达地区社会变迁的轨迹，并以此为依据预测中国社会发展的方向。采用多次横断面的调查方法，可以使资料在时间维度上具有累积性和可比性。在研究设计中也采用了跨文化的比较研究方法，使数据最大可能地在空间意义上也具可比性。在调查项目和量度指标设计上，尽可能地与过去的各种调查（如国情调查及国外的相关调查）保持一致。调查的主要内容包括人口基本情况、工作和职业、婚姻家庭等等。调查从我国沿海14个城市和四个特区分层抽出六个样本市大连、上海、广州、烟台、宁波、和北海，在每个城市中仍采用概率比例抽样(PPS)和系统抽样相结合的多阶段分层抽样，在六个城市共调查了3013个20～65岁的成人。2000年，调查扩展为“中国社会变迁调查”，考虑到东西部的比较，调查城市保留了原来的大连、上海、广州，增加了西部的南宁、成都、广州。这一调查目前仍在进行之中。(15)
自2002年起，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与香港科技大学调查研究中心合作，开展了全国定期综合社会调查(GSS)。“2003年度中国综合社会调查”在中国22个省、4个自治区、4个直辖市共2801个区县中采用PPS抽样，抽出92个区县、262个街道、559个居委会，从中抽取了5900位城镇居民进行了入户问卷调查，实际完成问卷5894份。问卷调查的主要内容包括，阶级阶层结构、职业流动、户口变动、社会网络、教育经历、社会态度与社会认同，环境评价等。调查工作于2004年12月结束，目前数据已经在网上公开。这以后，人民大学社会学系在2004年、2005年又分别进行了两次调查，调查对象也从城镇居民扩展到农村居民。这两次的调查结果尚未公布。(16)特别应当指出的是，在数据共享理念的支持下，2005年人民大学社会学系的中国社会调查开放数据库向公众正式开放。完成不久的2003年综合社会调查的原始数据也随即公布。这是中国第一份提供公众免费共享的综合社会调查数据。这对于有效利用、深度开发调查数据，推动学术研究的开放和学术资源的共享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类似的调查还包括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社会蓝皮书）课题组历年所做的调查，从1998年开始，社会蓝皮书几乎每年进行有关社会心态、社会结构的调查。这些调查每年由不同的单位进行，调查的内容也没有很强的连续性。2006年，社会学所试图将这一研究发展为一项全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问卷的内容包括家庭情况、个人工作情况、对各类社会问题的评价、社会态度等方面的问题。调查采用分层多段抽样，完成调查的有效样本为7061个。
社会综合调查中也存在与社会分层与流动调查类似的问题，即研究的交流不足，数据共享的水平较低。国际上类似的大规模综合调查通常伴随了社会学科内及跨学科的通力合作，这种合作提高了问卷调查的水平，相互间的交流与数据的共享又避免了因重复调查带来的资源浪费。在不同研究机构间展开合作与分工，整合现有资源使资源的到最充分的利用，进一步提高综合社会调查的水平，这已经是中国社会学界迫在眉睫的工作了。
三 对中国1980年来中国定量社会调查的反思
如上所述，定量的调查方法是目前社会学调查中使用的主要方法，反思1980年代以来中国的定量调查，我们能从中得到哪些经验和启示呢？如何使生长于西方土壤中的定量调查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这是一直困扰中国社会学者的问题。我们在这种困扰中走过了四分之一世纪，今天，使社会调查与调查方法中国化的过程努力仍在继续。规范化还是本土化，这是社会学方法讨论中常常出现的问题。实际上，规范化与本土化并不是同一维度上的一对概念，也不是对立物的两端。许多争议实际来源于对于这两个概念的误解。不过规范化和本土化的确是中国社会调查面临的两个重要问题。这里，笔者愿意结合自己的调查实际，对我们走过的道路进行一些反思。
定量调查的问题可以首先从研究设计谈起。研究设计的规范化最基本的一条就是研究方法的选择要与研究目的匹配，样本抽取、问卷设计都不可脱离研究的目的。实际上我们常常会看到试图采用定性的方法验证某一现有理论，或者在没有充分的先行研究的情况下就试图通过几个简单变量发现复杂的社会事实的例子，笔者自己的研究中也曾犯过类似的错误。研究设计阶段对于调查方法的错误选择常常导致调查的失败。一些人以为全国性的大样本量的调查才是规范的调查，才能为学界所承认，实际上调查的规范与否与样本量的大小并无关系。中国地域辽阔，城乡间、地域间的差异巨大。一些海外的学者问，“如果在一个城市和一个农村进行调查研究，其结论是否可通用到整个大陆呢？”(17)我们也常问，当我们拿到一个每一市县只有二、三十个的个案的全国样本时，我们能讨论地区间复杂的差异性吗？因此，当两个条件不能同时满足时，我们必须在推论总体与发现差异中作出痛苦的选择。能推论中国整体情况的全国规模调查固然需要，但切忌所谓贪大求全，一窝蜂地大上全国性的调查。对于复杂的中国现实来说，通过调查发现、描述、解释社会的异质性或许是更迫切、更重要的工作。
其次是定量调查中的测量问题，有学者曾指出西方量表用于中国调查时“水土不服”的问题(18)，对此笔者也深有同感。在测量中另一个常犯的错误是将被调查者对社会事实的主观体验和解释当作社会事实本身。举例来说，我们曾看到有研究者询问回答人“你认为你的工作稳定吗？”，然后用这一指标作为因变量讨论影响工作稳定的因素。定量研究在很大程度上并不能再现社会事实，与定性研究类似，它呈现的往往是被调查者对社会事实的体验和解释，这一点在变量的测量中是不可忽略的。一个规范的量表必须符合调查地的实际情况，其背后的概念的意义、概念所包含的维度应当明确。测量失效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研究的理论准备不足，有了清晰的理论背景后我们才知道要去测量什么，而制订一个有效的量表才能保证我们测量到的正是我们想要的，测量工具的可信与有效程度等问题应在调查之前予以确认。那么土生土长的规范量表从何而来呢？答案是必须加强对于测量本身的研究，必须要提高研究者的理论素养和想象力。有人将定量调查想得过于简单，认为其中的技术并不需要专门的研究，只要有一份问卷就能开展调查、取得数据。须知定量调查中的测量是一件非常复杂的工作，不仅每个从事定量调查的研究者都必须考虑，还需要对此进行专门的研究。
调查实施的困难也是定量调查面临的一个问题。自恢复社会调查以来，抽样的技术越来越完善，抽样中的新问题也不断出现。由于人口与劳动力流动的加剧，我们抽样时往往找不到可依据的资料，当调查中规范的抽样设计遇到杂乱无章的抽样框时，研究者的懊恼与无力感可想而知。如何将流动人口纳入抽样框，这更是我们常常面临的难题。对新的抽样技术和数据分析技术的研究可能有助于这一问题的解决。引起调查实施困难的因素还包括缺乏良好的调查体制和训练有素的调查员队伍，被访者个人隐私的意识加强等等。
最后，我们不能不提到的是研究交流、协作与资料共享的问题。如上所述，中国社会学恢复以来我国改革开放以来进行了大量有关社会变迁问题的调查，积累了不少宝贵的数据。但多数调查还是分散进行，研究者之间的交流与协作不多，调查数据也由各单位或个人分别保管。同时由于一些调查与数据处理方法不够规范，数据共享程度及可比较程度较低。研究人员和研究生的研究每次要自己的通过调查获得研究数据，造成人力与财力的浪费，同时也造成一些宝贵的调查资料的散失。在研究社会变迁时，通过大规模抽样调查得到的数据是非常重要的资料，而这样的调查往往要花费大量的资金与人力，远非个别调查者所能完成的。要进行时间序列的趋势分析，也需要大量的历时性资料。同时，数据共享还有助于发现调查中的问题，提高研究水平。因此，推动研究人员之间的合作和数据共享应当引起社会学研究者的高度关注。人民大学社会学系的中国社会调查开放数据库已经对数据共享进行了最初的尝试，希望能有更多的人参与这一合作。
注释：
①风笑天：《社会学研究方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②《中国大百科全书社会学卷》，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1年版。
③费孝通：《从实求知》，《社会学研究》2000年第4期。
④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社会学通讯》1981年第1期。
⑤风笑天：《社会学方法二十年》，《社会学研究》2000年第1期。
⑥费孝通：《略谈中国的社会学》，《社会学研究》1994年第1期。
⑦张之毅等《中国青年的生育意愿》，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7页。
⑧五城市家庭研究项目组《中国城市家庭—五城市家庭调查报告及资料汇编》，山东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李东山、沈崇麟主编《中国城市家庭—五城市家庭调查双变量和三变量资料汇编》。
⑨沈崇麟、杨善华主编《当代中国城市家庭研究—中国七城市婚姻家庭调查报告和资料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
⑩雷洁琼：《改革以来中国农村婚姻家庭的新变化》，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中国农村家庭调查组《当代中国农村家庭》，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
(11)陆学艺：《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陆学艺：《当代中国社会流动》，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
(12)周晓虹主编《中国中产阶级调查》，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
(13)王辉主编《天津市千户城市居民户卷调查》，天津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
(14)沈崇麟等《百县市国情调查第二批调查点调查报告与资料汇编》，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8年版；《百县市国情调查第三批调查点调查报告与资料汇编》，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0年版；沈崇麟等《百县市国情调查第四批调查点调查报告与资料汇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
(15)沈崇麟等《中国沿海发达地区社会变迁调查（增订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
(16)中国综合社会调查网站：http://www.chinagss.org.
(17)边燕杰等《华人社会的调查研究——方法与发现》，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8页。
(18)方长春；《从方法论到中国实践：调查研究的局限性分析》，《华中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2006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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