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契丹的宗族——家族斗争及其世选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契丹论文,宗族论文,试论论文,家族论文,世选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笔者不避浅陋，拟就以下几个问题向学者和读者请教：（一）有文字记载的契丹社会，到底是氏族部落社会，还是宗族部族社会？（二）契丹民族首领的产生，为什么不是世袭制，而是世选制？（三）阿保机诸弟为什么三次谋叛，而阿保机又为什么三次赦免他们？这些问题，或者没有学者提出，或者提出之后没有令人满意的解说。笔者认为，对于这些问题的研究与阐述，不但对契丹民族史的探讨具有很大意义，就是对北方民族史的研究也有重要的学术参考价值。
一、从契丹社会发展的过程看其社会发展的特点
契丹族社会的发展，是走着氏族、部落、部落联盟的路子，还是沿着宗族、部族、部族联盟的途径发展，这是本文必须首先研究和回答的问题。
（一）契丹社会不是氏族部落社会，而是宗族部族社会
《辽史·营卫志中》说：“部落曰部，氏族曰族。契丹故俗，分地而居，合族而处。有族而部者，五院、六院之类是也。……有族而不部者，遥辇九帐、皇族三父房是也。”笔者认为，“氏族曰族”、“部落曰部”，是《辽史》作者根据传统史学观念而下的定义，是把氏族等同于宗族、把部落等同于部族的概念产物，显然是不科学的。按照社会发展史的过程，氏族部落是原始社会的组织，一般不能直接进入文明社会而必须通过宗族部族这个中介组织，才能过渡到阶级社会。因此，氏族和宗族、部落和部族是不同的，二者不能混淆。据笔者推断，契丹人从宇文部析离出之后，就已经结束了原始的氏族部落社会，而开始了向阶级社会过渡的宗族部族社会。
关于氏族和宗族的区别，有的学者列举了6条〔1〕，笔者是完全赞成的。笔者要强调的是：氏族是生产力（石器时代）低下的产物，没有确凿的始祖，只包括家庭公社，而不包括个体家庭，不能直接向阶级社会过渡。而宗族是生产力（金属时代）发展的产物，具有确凿的始祖，是由氏族解体之后的家庭公社而来，不仅包括家族，而且包括个体家庭。因此，宗族是原始社会向阶级社会过渡的中介性组织，具有原始社会和阶级社会的双重特点。这就是宗族容易被古今中外学者误认为还是氏族的缘故。
同样，部落是建立在氏族基础上的高一级的原始社会组织，它只包括氏族，通常是互为婚姻的两个以上氏族，而不包括个体家庭，更不包括不同民族的家族和家庭。而部族是建立在宗族基础之上的高一级的社会组织，不仅包括本民族的宗族、家族和家庭，而且包括非本民族的宗族、家族与家庭。在这种宗族部族社会中，也要象阶级社会一样，经常发生经济的、政治的和军事的冲突与争夺，并在这个过程中发生巨大变化，有的宗族—家族富强起来，有的宗族—家族衰落下去。同时，天灾和传染病也频繁地困扰着当时的社会发展，因此，除了完整的或强大的宗族之外，还有残破的或弱小的宗族、家族和家庭。于是，在一定的地域范围之内，以某个富强宗族为核心，同时控制着若干数量的不同民族的弱小宗族—家族和家庭的小部族就形成了。
这样的小部族虽然也称为“部”，但却与由氏族组成的部落不同。它既是部落向民族过渡的中介性组织，又是由部落向国家发展的中介性组织，也就是恩格斯所说的“从部落发展成了民族和国家”〔2〕的中介性组织。就部族的某种意义说，或者就“国”的广义说，“部”就是“国”。《魏书·勿吉传》就把契丹古八部中的一些部直书为国：“其傍有……具弗伏（伏弗）国、匹黎尔国、拔（阿或何）大何国、郁羽陵国……羽真侯国，前后各遣使朝献。”这些部的含义与北魏早期所包括的“八国”以及中原古史中的“万国”之国，大同小异。契丹王朝建立之后，把世里氏宗族直接控制的五院部、六院部和乙室部的部长（夷离堇）都改称“大王”，把其余的各部之长改称令隐（令尹，即刺史），这些部虽然都变成大契丹国的一级行政组织，但也隐然包含着“部”即“国”的影子。
因此，《营卫志中》所说的氏族应为宗族，部落应为部族。而“契丹故俗，分地而居，合族而处”，正好反映了这种宗族部族制度。所谓“分地而居”，即各部族都有自己固定的活动地区，就象“国”有国界一样；所谓“合族而处”，即在各部之内的不同宗族—家族，还有自己的组织形式和游牧范围，其小家庭之间相距不远，以便互相照应。所谓“有族而部者”，即以某一富强宗族—家族为核心，由不同民族的宗族、家族、个体家庭而组成的部族，不仅“五院、六院之类是也”，而且乙室等其他契丹各部亦是也。至于“有族而不部者，遥辇九帐、皇族三父房是也”，是说遥辇九帐和皇族三父房为单析出的两支，或者说是单析出的遥辇氏九家族和世里氏三家族。因为他们享有仅次于横帐家族的特殊地位，而最初没有直接统领的本民族部众，所以也就不成其为“部”了。
这样的部，一般以富强的宗族之名命名部名。“契丹有八部，族之大者曰大贺氏。”〔3〕大贺氏宗族直接控制的部称何大何部，即大贺部。但是，因为宗族—家族之间的矛盾与斗争是不断发生的，宗族—家族的强弱、贫富也是变化不定的，所以导致部的核心宗族—家族的变化不定，因而发生部名的变更。这可以从古八部与大贺氏八部以及唐朝设州名称的比较研究中，看出一些变化的蛛丝马迹来。悉万丹部，“悉万”急读为“契”，悉万丹部即契丹部，既以其部名来命名民族为契丹，可见此部之大。然而，作为悉万丹部核心的悉万丹宗族后来衰落了，代之而起的是坠斤宗族，因而称为坠斤部，唐朝在该部地区设万丹州；羽（郁）陵部的羽陵宗族衰落了，而部内的芬问宗族取而代之，因之称为芬问部，唐朝在该部地方设羽陵州；日连部的突便宗族代替了日连宗族，因之称为突便部，唐朝在其地设日连州；大贺氏所从出的何大何部，另有两个宗族或家族富强起来，一个是纥便宗族，另一个是达稽宗族，并分别为核心而扩展为部，即纥便部和达稽部，唐朝设州时，前者以何大何的另一音译“弹汗”为州名，后者则以达稽部游牧区的地名“峭落”为州名〔4〕。由此可见，不仅古八部是以最富强的宗族之名命名部名，而且大贺氏八部也大多以最富强的宗族之名名部，而唐朝所设的州名，又大多以古八部之名名之。这再次说明，正处在向民族和国家过渡的契丹社会组织，不是氏族部落，而是宗族部族。
（二）莫弗贺不是部长译名，而是宗族长之译称
契丹族的历史，有确切记载的史料始于北魏登国三年（388年）。他们当时已有用共同的民族名称命名的国名——契丹国。他们已拥有牛马“杂畜”，并用“名马文皮”，“交市于和龙、密云之间”，说明他们已有了私有财产，并为此目的而“多为寇盗”。这时的氏族早已无能为力，并且析解为宗族。这是以宗族为本位的社会，如同民改前四川凉山彝族的家支（即宗族）一样，宗族在当时社会中处于主导地位。其中，因朝魏而留下名字的宗族长有何辰和勿于，其头衔分别为莫弗贺和莫弗纥〔5〕。莫弗纥是莫弗贺的异译，“弗贺”和“弗纥”都可拼译为“克”；莫弗贺或莫弗纥即女真人的谋克，满族人的穆昆，也就是宗族。而宗族长的全称为穆昆达，但“达”音往往被省略。所以莫弗贺、莫弗纥、谋克、穆昆，既是宗族名称，又是宗族长名称，正如女真人的谋克，既是宗族名，又是宗族长名，还是军队单位和军官名一样。这没有什么奇怪的，不仅女真、契丹人如此，几乎所有阿尔泰语系各族，在氏族解体之后都长期存在过宗族组织，也都是宗族长掌权。在这个以宗族为单元的社会里，人们习以为常地把穆昆达称为穆昆、谋克、莫弗贺、莫弗纥，或者省称为莫弗。
在宗族社会或由某一富强宗族为核心而组成的部族社会之初，其最大的首领就是宗族长，虽然出现了部长之实，但也还没有部长（俟斤、夷离堇、勃堇等）之名。即使形成初步的部族联盟，开始也没有联盟长的名号。当时的部长、联盟长均用他们兼职的宗族长（莫弗贺）的名称。同时，宗族长们仍然具有很大的独立性，可以单独地与外族或中原王朝交往，如莫弗纥何辰和莫弗贺勿于，就是分别独自朝魏的。他们这样做是为了扩大经济实力和增加政治资本，以便在本民族的统一中起到更大的作用。有时几个或几十个宗族长联合行动，如北魏熙平中，“契丹使人祖真等三十人还，灵太后以其俗嫁娶之际，以青毡为上服，人给青毡两匹，赏其诚款之心”〔6〕。这由“使人祖真”牵头的30人，是由不同的宗族长（有的兼任部长）组成的。因为他们当时的地位相差并不悬殊，所以赏赐也是平均的。
再如开皇四年（584年），“诸莫弗贺悉众款塞”〔7〕，说明只有众宗族长都参加了“款塞”之事，才能作出服属隋朝的决策。因此才有开皇四年五月，“契丹主莫贺弗遣使请降，拜大将军”，五年四月，“契丹主多弥遣使贡方物”之事〔8〕。所谓契丹主即契丹联盟长，但其名号仍为“莫贺弗”，尽管有一字颠倒或误译，却还是宗族长之称。这一方面说明，宗族长（莫弗贺）们影响之深远，另一方面也表明，意识落后于存在。当时的部长、联盟长都还没有创造出适合自己身份的名号，只好暂用宗族长之名也称莫弗贺。契丹人借鉴突厥人的官名而称部长为夷离堇，称联盟长为可汗，乃是很久以后的事情。
上述史实说明，莫弗贺不是部长之译名，而是宗族长之译称。莫弗贺们在当时政治生活中是非常活跃的，无论内事还是外事，都离不开他们的参与。到了大贺氏联盟后期，仍然“岁选酋豪数十，入长安朝会”，并已成为“故事”〔9〕。这里的“酋豪”，除了部长、联盟长和军事首领外，就是那些莫弗贺们。即使到了遥辇氏联盟初期，即天宝二年（743年）正月，还有“契丹刺史八十人并来朝”〔10〕，或者是“契丹刺史匐从之等一百二十人……并来朝”〔11〕。刺史即部长，契丹的部长从来没有这么多，显然是包括诸莫弗贺在内的。因此，当时的契丹社会是以宗族——家族长为本位的社会。
（三）奇首八子不能“分为八部”，而是分统八部
契丹族古昔相传：“有男子乘白马浮土河而下，复有一妇人乘小车驾灰色之牛，浮潢河而下，遇于木叶之山，顾合流之水，与为夫妇，此其始祖。是生八子，各居分地，号八部落。”〔12〕这个传说可能较早，但被广泛而长久地进行宣传之时，当不会很早，有的学者推测，“在北魏初年或者较早一些时候”〔13〕，是有道理的。笔者强调的是，这个传说的实质是高扬契丹古八部具有共同的始祖，只有古八部有了联合统一的需要之时，才会对这个传说特别重视，也才能被后来的许多史籍记录下来。
值得注意的是，许多史籍的上述记载，并没有与奇首可汗直接联系起来，与奇首联系起来的是《辽史》。该书《地理志一》把这个传说加以神化，说那个男子是“神人”，那个女子是“天女”。这个神化过程显然是皇族所为，目的是神化自己及其民族，以便巩固其统治。《辽史·营卫志中》在记载了古八部之后说：“契丹之先，曰奇首可汗，生八子。其后族属渐盛，分为八部，居松漠之间。今永州木叶山有契丹始祖庙，奇首可汗、可敦并八子像在焉。”似乎奇首就是那位“神人”，可敦就是那位“天女”，不少学者也据此定契丹古八部是共同祖先的后裔，其实并非如此。
关于奇首可汗，从辽太宗会同四年（941年）二月丁巳，还“诏有司编《始祖奇首可汗事迹》”看〔14〕，不只说明实有奇首其人，也表明其事迹尚有某些流传，因而有关奇首的事迹要比前面那个传说所反映的时代要晚一些。笔者认为，奇首事迹当在宇文部散亡后不久，是古八部第一次联合的反映，他很可能是首次建立悉万丹联盟的人。其理由如下：
首先，与阿保机同一曾祖的耶律羽之的墓志记载：“羽之姓耶律氏，其先宗分佶首，派出石槐，历汉魏隋唐以来，世为君长。”这个墓志说明，契丹皇族源于东胡系，为鲜卑的一支；其所“宗分”的佶首，即奇首可汗；佶首又“派出”檀石槐。而檀石槐是2 世纪中叶“尽据匈奴故地”的鲜卑大联盟的首领。在檀石槐之后，契丹皇族所崇拜的祖先便是奇首可汗，说明奇首符合英雄崇拜、祖先崇拜的标准和民族文化的心态，即奇首曾做出了不平凡的事业。
那么，奇首在何时有何业绩呢？我们知道，契丹的主体来自宇文部。而宇文部由鲜卑人、匈奴人、乌桓人、汉人混合而成。早在2世纪末至3世纪初，宇文部就建立起部族联盟：“有葛乌菟者，雄武多算略，鲜卑慕之，奉以为主，遂总十二部落，世为大人。”〔15〕从晋太安元年（302年）起，宇文部曾前后7次对外发动战争，其中有6次是同慕容部争夺地盘与霸主地位的，发兵人数常达10余万人。到北魏建国八年（东晋永和元年，345年），慕容部攻灭宇文部，宇文部众散亡各地。其中，一部分以鲜卑人为主体与其他人融合发展为契丹族，一部分以匈奴人为主体与其他融合发展为库莫奚〔16〕。至北魏登国三年（388 年），拓跋珪率军击败库莫奚，契丹与库莫奚“分背”，单独游牧于西拉木伦河与老哈河流域。奇首可汗的事迹，当在宇文部散亡之后至契丹独立发展之初的这个时期。
从“鲜卑宇文部”散亡至契丹共同体形成，其间必有雄武如葛乌菟者出来，才能在南有北魏、东有高勾丽、西有柔然、北有室韦的环伺之下，收拾残局，整合部众。这个人可能就是奇首可汗。奇首有八子当是事实，这在宗族林立的社会中，无疑会大大增强本宗族的力量。他依靠八子的支持与联络，把宇文部散亡的鲜卑人、匈奴人以及其他族人分成八个部族（即古八部），并派八子分统八部，是完全可能的。
读者或问，既然如此，那么如何理解奇首“生八子，其后族属渐盛，分为八部”呢？答曰：如按字面理解，无论部为部落还是部族，都解释不通。如果是部落，八子的后代无论如何也繁衍不成八个部落。因为部落通常是由互相通婚的不同氏族组成的。这从后来耶律氏所控制的五院部、六院部、乙室部、涅刺部、楮特部、乌隗部中都有萧氏家族或家庭存在，可以证明之〔17〕。又《辽史·地理志一》记载，仪坤州“本契丹右大部地”，“回鹘糯思居之，至四世孙容我梅里，生应天皇后述律氏，适太祖”。这说明，早在前五代，世里氏的右大部（迭刺部）内就有外族（回鹘）人糯思的家庭或家族。同样，由萧氏控制的乙室巳、拔里以及国舅别部之内，也有耶律氏存在。已有学者正确指出：“契丹族的族外婚不是什么部落外婚制，而是氏族外婚制，部落内婚制。”〔18〕更确切些说，应为宗族外婚制，部族内婚制。如果是部族，则更不能成立。因为部族是由本民族和非本民族的不同宗族、家族和家庭组成，绝非奇首一人之后代。
既然，鲜卑族系的托跋部、慕容部、宇文部、段部乃至吐谷浑等部，都在“五胡十六国”时期前后发展起来，那么，作为鲜卑宇文部一部分的契丹人，又占有土河、潢河流域的良好自然环境，为什么不能在此后不久形成自己的联盟呢？所以，笔者很赞同这样的观点：“所谓奇首八子的八部落，很可能是奇首以其八子分统八部的记录。”〔19〕虽然没有直接史料可资证明，但《魏书·官氏志》的如下记载，为我们提供了理解的钥匙：“初，安帝统国，诸部有九十九姓。至献帝时，七分国人，使诸兄弟各摄领之，乃分其氏。自后兼并他国，各有本部，部中别族，为内姓焉。年世稍久，互以改易，兴衰存灭，间有之矣。”这段记载为我们活生生地勾画出了早期宗族部族国家的特征。作为鲜卑后裔的契丹族，其奇首可汗八子“分为八部”的情况，当大体与此相同，即奇首把融合的契丹人分为八部，派八子“各摄领之”，从而形成自己的部族联盟。这才符合民族的形成是一个不断分化组合过程的运动规律。
其次，如是，则奇首可汗是古八部的创建者，是契丹第一个联盟的第一任可汗。他还可能是悉万丹宗族长，并通过悉万丹宗族直接控制着悉万丹部，因而给首次联合起来的共同体起了共同的名字契丹。大概，他派八子分统八部之时，他自己的斡鲁朵就像阿保机的横帐一样，从本部（悉万丹部）析立出来，同时规定了继任联盟长的选举办法：由八部长即由其八子推举一人为可汗，一般任期三年，八子均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所谓“八男子迭相君长”〔20〕就是指的这种情况，这便是契丹最初的宗族—家族世选制的由来。
奇首后人继续分统八部，必然受到各部内其他莫弗贺们的激烈反对，同时又受到外族的频繁进攻和俘获，可能有的战死，有的被杀，有的被俘，所谓“兴衰存灭，间有之矣”。其后，奇首的后代就只剩下大贺氏、遥辇氏、世里氏三支后裔，即《辽史·世表》所说的“三耶律”或“三皇族”。所以，奇首是大贺氏、遥辇氏、世里氏三宗族的始祖，而不是全体契丹人的始祖。
以大贺氏宗族为核心发展为达稽部，陈述先生说“但利皆、达稽、何大何部就是大贺氏”，是基本正确的；但他又说“乃以部为氏”〔21〕，则不妥当。恰恰相反，乃以氏为部，即以大贺氏宗族之名名部。在大贺氏联盟时期，何大何部分为纥便部和达稽部，纥便部是遥辇氏宗族所控制的一个新部。这个部曾直接归附唐朝，被安置在归顺州（今北京怀柔县境）。“归顺州，开元四年置，为契丹松漠府弹汗州部落。”〔22〕几年之后，这个部又回到契丹腹地，游牧在大贺氏斡鲁朵的左翼。而世里氏宗族所控制的乙室活部，是大贺氏八部联盟之外的部，即两《唐书》分别记载的失活部、乙失活部，被安置在信州。“信州，万岁通天元年以乙失活部落置，侨治范阳县（今蓟县）境。”〔23〕大约在开元之前，即在大贺氏联盟后期，该部回到契丹腹地，游牧于大贺氏斡鲁朵的右翼。这个部因为有十几年居住在汉族地区，没有参加李尽忠、孙万荣反唐的战争，并多少接触到一些汉族文化，所以发展成为人口较多、经济实力较强的部，并在内部形成了乙室活部和迭刺部。契丹习俗东向而尚左，所以乙室活部又称右大部，纥便部又称左大部。因而陈述先生说：“隋唐时期，遥辇、迭刺可能就是大贺氏的左右二大部。”〔24〕这个推测是有见地的。
关于遥辇氏、世里氏与大贺氏的这种关系，《辽史·百官志一》的下列记载给我们提供了理解的线索：“太祖受位于遥辇，以（遥辇）九帐居皇族一帐之上，设常衮司以奉之，有司不与焉。……其待先世之厚，蔑以加矣。辽俗东向而尚左，御帐东向，遥辇九帐南向，皇族三父帐北向。东西为经，故谓御营为横帐云。”这里既称辽俗，就是从奇首以来的契丹习俗。大贺氏与遥辇氏、世里氏三者之间的关系，当与此相同，即大贺氏的“御营”相当于横帐的位置——东向，遥辇氏南向，世里氏北向。由此可知，遥辇氏仅仅保住了原先的尚左位置，并未改变阿保机“受禅”之前的状况，所谓“待先世之厚”云云，纯属妄赞；同时，所谓左大部、右大部并非另有两部，而是因为纥便部、乙室活部分别游牧在大贺氏“御营”的左右方向，因此契丹人才有这样的习惯称呼。而与大贺氏同祖的遥辇氏、世里氏，便会利用这个优越条件，在统一内部、征伐外部的过程中发展起来，成为左右大贺氏联盟的举足轻重的力量。“遥辇、迭刺为大贺的左右部，他们是有权有势的名族，分别掌握阻午的南北二府，南遥辇北迭刺。”〔25〕
再次，如前构想，奇首建立的联盟，由于其他宗族势力的反对和外族的多次入侵，已经解体，悉万丹宗族衰落了，其部名也不见了。继之而起的大贺氏联盟，即使不与奇首联盟衔接，也不会太晚。有学者指出，见于记载的大贺氏联盟仅有九汗，最早者为咄罗，于武德六年（623年）“献名马丰貂”。“由武德至开元仅百年，是则咄罗之前，仍有若干大汗，是可以肯定的。”〔26〕笔者认为，在魏末齐初，契丹重新结盟的内外条件已基本成熟。大贺氏联盟可能就建立在这个时期。因为根据贯例，联盟一旦形成，便要显示自己的力量。契丹在此时大举“入抄”、“犯塞”〔27〕，进扰中原地区，扩大活动地盘，就是明证。史载，天保四年（553年）二月，契丹杀北齐属国茹茹主铁伐，九月，“契丹犯塞，文宣帝亲戎北讨”，“大破之，虏十余万口，杂畜数十万头”〔28〕。这虽有夸大成分，但给新建联盟以严重打击，则是没有疑问的：一是联盟的首领们痛定思痛，改“犯塞”为“款塞”；二是引发了联盟内部的矛盾，有的部或有些部又要分离出去。
《隋书·高祖纪上》说，开皇四年（584年）五月，“契丹主莫贺弗遣使请降，拜大将军”；五年四月，“契丹主多弥遣使贡方物”。该书《契丹传》载：“开皇四年，率诸莫贺弗来谒。五年，悉其众款塞，高祖纳之，听其居故地。”两条史料互为补充，即开皇四年，契丹联盟长多弥率诸莫弗贺归属隋朝，被封为大将军；五年，多弥遣使进贡，悉众款塞，隋朝听其在原地游牧。由此看来，联盟虽被北齐严重削弱，却还是存在着。
该传又载：“六年，其诸部相攻击，久不止，又与突厥相侵，高祖使使责让之。其国遣使诣阙，顿颡谢罪。”这又说明，一是作为“国”的契丹存在着，才能组织力量与突厥相侵，也才有联盟长的代表诣阙谢罪；二是联盟发生了危机，有一部或几部要分离出去。“诸部相攻击，久不止”，正是联盟分裂而又要重建的反映。这是符合历史发展规律的，在宗族部族社会里，其宗族长、部族长的独立性是很强的（就象凉山彝族的家支头人一样，鸡蛋鸡蛋一般大，谁也管不了谁），因此，各部的联合与统一不是一帆风顺的，也要在曲折反复中前进。该传还载，其在隋世，“分为十部”，“有征伐，则酋帅相与议之，兴兵动众合符契”。可见，经过联合与统一的斗争之后，联盟得到了初步的巩固。
二、从宗族—家族—家庭之间的权力争夺看契丹社会的发展变化
由契丹民族发展史看出，其权力的争夺最初在宗族之间，然后在家族之间，最后在家庭之间，与此相伴随的是宗族—家族世选制到家族—家庭世选制，再到嫡长子世袭制。
（一）宗族之间的权力争夺与宗族世选制
如前构想，奇首是第一个依靠宗族力量建立联盟，并推行联盟长由其宗族世选的。虽无直接资料说明，但大贺氏联盟的史实为我们提供了由后推前的根据。“其部族之大者曰大贺氏。后分为八部……部之长号大人。而常推一大人建旗鼓以统八部。至其岁久，或其国有灾疾而畜牧衰，则八部聚议，以旗鼓立其次而代之。被代者以为本约如此，不敢争。”〔29〕类似的记载见于许多史籍，说明八部之长都有继任联盟长的被选举权。但事实上，大贺氏联盟长的被选举权并不分属于各部长，而是只限于大贺氏宗族的核心成员。由此推断，史籍记载的内容所反映的时代应更为古老，当是奇首联盟长的选举办法：八子及其后代分统八部，不论选谁都是奇首的后代。这实质上是宗族世选制。
大贺氏联盟的世选制是由宗族世选制向家族世选制过渡的一种形式。由两《唐书·契丹传》、《辽史·世表》可知，自窟哥以下，除阿卜固族属失载外，李尽忠为“窟哥孙”；李失活为“尽忠从父弟”；娑固为“李失活之弟”；郁于为“娑固从父弟”；咄（吐）于为“郁于之弟”；郁于为“娑固从父弟”，也是“尽忠弟”。从以上联盟长的相互关系看，他们之间是祖孙、兄弟、从兄弟或再从兄弟关系，均是大贺氏宗族的核心家族成员，已经完全排除了其他各部之长当选的资格，也可能排除了大贺氏宗族内其他家族成员当选的资格。
宗族—家族世选制，不仅是宗法血缘关系的体现，而且是宗族—家族之间彼此争夺权力的产物。在大贺氏宗族拥有世选联盟长特权时期，其他宗族是不甘心的。控制纥便部的遥辇宗族和控制乙室活部的世里宗族，虽与大贺氏有共祖关系，但却率先同大贺氏争夺联盟长的特权。遥辇氏的代表人物是可突于（干），世里氏的代表人物为涅里（雅里、泥礼、涅礼），二人各控制一个富强大部，并结为同盟。娑固为联盟长时，可突于为“衙官”，掌握兵马大权，又“得众心，娑固欲除之”，反被可突于所杀，而立“娑固从父弟”郁于。郁于死后，可突于又立“郁于之弟”咄于。开元十三年（725年），“咄于复与可突于猜阻”而投唐。“国人共立”咄于之弟邵固，于开元十八年“为可突于所弑”〔30〕。可见，可突于在涅里的支持下，逐步夺取了大贺氏联盟的实权，“专其国久矣”〔31〕。然而，可突于并不自任联盟长，而是与后来的涅里一样，行“挟天子而令诸侯”之故伎，立本宗族屈列为联盟长。屈列就是遥辇氏第一任洼可汗〔32〕。但是，这种权力转移引起独（蜀）活部部长过（遇）折的激烈反对。过折曾与可突于“分典兵马”，二人早就“争权不协”〔33〕。开元二十四年，过折在唐朝的支持下杀掉可突于、屈列及其宗族几十人，夺取了联盟长特权。但因“过折用刑残虐，众情不安”，“为其臣涅礼所杀，并其诸子”（一子得免）〔34〕。涅里虽被唐朝封为都督，但却“让阻午而不肯自立”〔35〕，即让遥辇氏的阻午为可汗，而自任遥辇联盟的军事首长，紧握兵马大权。从此之后，其宗族则“强不可制”〔36〕，其子孙则“世为契丹遥辇氏之夷离堇，执其政柄”〔37〕，为后来的耶律阿保机建立大契丹国打下了基础。
（二）宗族之间的权力争夺与分宗族、制部族。
《辽史·营卫志中》说：“至涅里始制部族，各有分地。”这话不够准确，早在奇首时就开始了制部族。在以宗族为基础的古代契丹社会，欲制部族，必须先分宗族，然后才能制部族，这一般通过三种形式进行：
第一种是分己制人的形式，即分自己的宗族而去制他人的宗族部族。如前所述，奇首派其八子分统八部，就是如此。这种办法尽管彻底而激进，但其社会基础薄弱，容易受到其他宗族的反对，因而收效甚微。
第二种是分人制人的形式，即分他人宗族部族，使其变得弱小易治，也是一种分而治之的策略。它适应宗族分为家族、家庭的社会发展需要，其他宗族即使反对，也无所作为，因而收效较好。《辽史·兵卫志上》说：“大贺氏中衰，仅存五部。有耶律雅里者，分五部为八，立二府以总之，析三耶律为七，二审密为五，凡二十部。”所谓“三耶律：一曰大贺，二曰遥辇，三曰世里，即皇族也。”所谓“二审密：一曰乙室巳，二曰拔里，即国舅也。”“大贺、遥辇析为六，而世里合为一。”其中，“大贺、遥辇析为六”，因资料缺乏而不得其详经舒焚先生推断，各析为三〔38〕。但《辽史》却详细记载了以下四部的分法。即把乙室活部分为乙室和迭刺两部，把纳尾部分为乌隈、捏刺两部，把集解部分为突吕不和突举两部，都是把这四部的统治宗族一分为二，由其核心家族的兄弟分领之，弟统旧部，兄率新部〔39〕。由此可知，所谓分部族，是涅里分化削弱其他宗族和部族的一种手段。这就是涅里分部族的实质所在。
第三种是合己制人的形式，即合并自己的宗族部族，使自己的宗族部族强大起来，而使其他的宗族部族服从自己。正如《辽史·营卫志中》所概括的那样：“大贺、遥辇析为六，而世里合为一，兹所以迭刺部终遥辇之世，强不可制云。”所谓“世里合为一”，即世里氏把控制的乙室部和迭刺部再合并起来。这里且不谈这两部的其他宗族，仅世里宗族自涅里而下至阿保机，就形成一个庞大的宗族群体，其中包括“二院皇族”和“四帐皇族”。所谓“二院皇族”，即“肃祖（耨里思）长子洽昚之族在五院司；叔子葛刺、季子洽礼及懿祖（萨刺德）仲子帖刺、季子袅古直之族皆在六院司，此五房者，谓之二院皇族”。所谓“四帐皇族”，即“玄祖（匀德实）伯子麻鲁无后，次子岩木之后曰孟父房；叔子释鲁曰仲父房；季子为德祖（撒刺的），德祖之元子是为太祖皇帝（阿保机），谓之横帐；次曰刺葛，曰迭刺，曰寅底石，曰安端，曰苏，皆曰季父房。此一帐三房，谓之四帐皇族。”〔40〕这个世里氏（后改为耶律氏）宗族群体，不仅使遥辇氏等其他宗族感到它“强不可制”，而且为其控制其他各部并最后取代遥辇氏打下了坚实的组织基础。
上述三种斗争也是宗族之间争夺的另一种表现形式。因为宗族相互争权夺利所依靠的核心力量是宗族的主要成员，所以为了保持和巩固宗族核心力量，因而在权力的继承和分配上，就只能实行宗族—家族世选制。大贺氏如此，代替大贺氏的遥辇氏，虽其九汗的关系尚不清楚，但也当大致如此。关于这一点，与其同时而“执其政柄”的世里氏的世选制可为佐证。据统计，“自阿保机四代祖耨里思以下，任迭刺部夷离堇的共十三人，二十四任，二院三房皇族显贵，就是他们的后代”〔41〕。据考证，在遥辇氏最后的三汗时期，任军事首长的分别为匀德实、狠（狼）德、岩木、撒拉的、偶思、释鲁、罨古只、辖底、阿保机〔42〕。这三代9人之间分别是兄弟、从兄弟、叔侄而又兄弟、从兄弟、叔侄的关系。如果说世选制也是军事民主制的一种表现形式，而被选者只限于当权的宗族—家族的核心成员，而其余各部之长只有选举权而没有被选举权，那么，这实质上只是联盟长宗族—家族领导核心的军事民主制。
（三）家族—家庭之间的权力争夺与家族—家庭世选制
既然自涅里开始，一方面分他人的宗族部族，使其变得弱小易治，另一方面又合并自己的宗族部族，使其“人众势强”〔43〕，基本上解决了宗族部族之间的矛盾。那么此后的世里氏宗族的内部矛盾就上升为统治阶级的主要矛盾了。这种家族——家庭之间的矛盾斗争，有时也是反复而激烈的。
第一次是狠（狼）德家族反对匀德实家族的斗争。匀德实是阿保机的祖父，溢号玄祖。他“始教民稼穑，国以殷富”〔44〕，是位相当能干的军事首长。“耶律狠德既害玄祖”，并夺去军事首长职位，“暴横益肆”。玄祖“后嫠居，恐不免，命四子往依邻家耶律台押，乃获安”〔45〕，可见斗争之严酷。后来，匀德实的异母兄弟〔46〕“蒲古只以计诱其党，悉诛夷之”〔47〕，并推匀德实第二子岩木为夷离堇。但事过多年，匀德实妻子仍十分警惕可能的暗害。咸通十三年（872年），她的孙子阿保机生，还“惧有阴图害者，鞠之别帐”〔48〕，可见斗争之复杂。
第二次是辖底骗取夷离堇的活动。辖底为肃祖之孙，夷离堇贴刺之子。他的“异母兄罨古只为迭刺部夷离堇”，正按传统“就帐易服”，“行再生礼”时，“辖底遂取红袍、貂蝉冠，乘白马而出。乃令党人大呼曰：‘夷离堇出矣！’众皆罗拜，因行柴册礼”。辖底用欺骗手段“自立为夷离堇，与于越耶律释鲁同知国政”〔49〕。这次异母兄弟之间争夺夷离堇的斗争说明，他们已出现了要摆脱家族本位观念而树立家庭本位的思想。
第三次是谋害于越释鲁。释鲁为夷离堇时，“北征于厥、室韦、南略易、定、奚、霫，始兴板筑，置城邑，教民种桑麻，习织组，已有广土众民之志”〔50〕。由于他功大、权重、财多，夷离堇名号已不能指称，便创设了新的职位名称“于越”，作为自己的官名。于越“无职掌，班百僚上，非有大功者不授”〔51〕。这次杀害释鲁的人，以释鲁伯父“蒲古只等三族”为骨干〔52〕，还有辖底、克（军官名）萧台哂，甚至有释鲁儿子滑哥。而滑哥“烝其父妾，惧事彰，与克萧台哂等共害其父”〔53〕。事后，释鲁的亲兵卫队长（挞马狨沙里）阿保机，及时“按于越释鲁遇害事”〔54〕：“蒲古只等三族”的首要人物被镇压，其家属“没入瓦里”〔55〕为奴；滑哥“归咎台哂”而获免，台哂被处死〔56〕；而辖底却与滑哥一样溜掉了。参加这次宗族内部斗争的，不仅有同宗的不同家族，而且有妻方宗族萧氏，甚至有被害人亲子，说明长期编织而成的温情脉脉的血缘纱幕被撕破了。
上述同宗家族—家庭之间的权力争夺，是与权力的世选范围由宗族—家族缩小到家族—家庭之内分不开的。这时的权力归哪个家族—家庭掌握，哪个家族—家庭就可以获得更多的财富、奴隶和荣誉；而没有权力的家族—家庭，不仅财富少、奴隶少、地位低，而且有降为平民的可能。因此，没有权力的家族—家庭，便不惜冒本人被杀、家属为奴的危险，用诡计、谋杀等手段骗夺权力，并用家族—家庭世选制牢牢控制住它。
（四）权力由叔侄兄弟相传到叔侄兄弟争夺
在权力从家族—家庭世选制向父子相传制过渡之时，从前那种兄弟、叔侄相传的常规被打破，因此叔侄兄弟之间争权的斗争加剧了。从阿保机称帝的第五年（911年）至第七年，以其诸弟为核心的大规模武装夺权斗争发生了。参加反对阿保机的，有他五个皇弟之中的四个弟弟剌葛、迭剌、寅底石、安端，他的从叔父于越辖底，他的养子涅里思，他的女儿质姑、女婿北府宰相萧实鲁夫妇，还有剌葛的妻子辖剌已、寅底石的妻子涅离衮、辖底儿子迭里特、释鲁儿子滑哥、前于越赫底里及其子解里等，共“六千余人”。这次兄弟叔侄之间的争权斗争，凡三起三伏，历时两周年，造成的破坏损失难以估量，是“有国以来未尝有”的。然而，值得注意的是，阿保机在粉碎了诸弟三次叛乱后，对“其余党六千，各以轻重论刑”〔57〕，进行了毫不留情地镇压，却对“首倡祸乱”的四个皇弟，“既不之诛，又复用之”〔58〕，这到底为什么呢？
原来，在契丹的古老社会文化传统中，已形成了根深蒂固的宗族—家族观念及其世选制度，权力的传承，既要兄弟、叔侄相传，又要依“法三岁代”〔59〕，或“至其岁久”，“立其次而代之”〔60〕。这种世选制已经形成习惯法，施用的时间久，范围也很广，从大汗到各部夷离堇、北南宰相以至后来的一些刺史等，都是从当权者的家族之内世选的。根据这个习惯法，阿保机诸弟都有资格被推选为继承人，有堂堂正正的号召理由，因此才敢于向其兄夺权。而皇帝至高无上的权力和地位，则大大诱发了诸弟的“贪黩无厌”，使其“自矜有出人之智”〔61〕。那些同宗同部乃至不同宗不同部的6000余人，也正是根据这个习惯法而成为拥护诸弟的同党，以便攀龙附凤，改善或保住自己的地位。有这么多人赞成和支持，自然助长了诸弟夺权的胆量和勇气。这就是诸弟敢于三次夺权的原由。
在第三次夺权被粉碎之后，《辽史·辖底传》记录了阿保机与堂叔辖底、诸弟的精彩对话，就说明了上述的道理：“太祖问曰：‘朕初即位，尝以国让，叔父辞之；今反欲立吾弟，何也？’辖底对曰：‘始臣不知天子之贵，及陛下即位，卫从甚严，与凡庶不同。臣尝奏事心动，始有窥觎之意。度陛下英武，必不可取；诸弟懦弱，得则易图也。事若成，岂容诸弟乎。’太祖谓诸弟曰：‘汝辈乃从斯人之言也！’迭剌曰：‘谋大事者，须用如此之人；事成，亦必去之。’辖底不复对。”这段对话充分说明：一是皇帝的权力和地位对于诸弟、诸叔具有巨大的诱惑力。先前他们是兄弟、叔侄关系，相互关照，彼此支持，虽有隔阂，但那属于“凡庶”的范畴，不会有什么大问题。如今不同了，皇帝高高在上，“卫从甚严”，他们匍匐在下，必须唯命是从，如何不使他们“心动”而“有窥觎之意”呢！二是根据世选制，阿保机诸弟和叔父辖底都有资格被推为继承人。“辖底诱剌葛等乱”的目的，是以懦弱的诸弟取代“英武”之兄，然后再取诸弟而代之；而要“谋大事”的诸弟，需要辖底这种人为谋主。他们彼此利用、互为工具的关系不是跃然纸上了吗？
阿保机在镇压了诸弟之乱后，“既贷其死而后用之”〔62〕，这是不是《辽史》作者所称赞的“有君人之量”？如果是这样，为什么把“诸帐族与谋逆者三百余人”，“皆弃市”，并“轘逆党二十九人，以其妻女赐有功将校”呢〔63〕？看来，阿保机如此对待诸弟，乃是另有缘故的。
第一是前面说的权力传承习惯法的有效性。正是阿保机当皇帝之后“不肯受代”〔64〕，从而剥夺了诸弟去“代”的可能性。诸弟要夺回属于自己的权力，何罪之有？这是阿保机必须慎重考虑和认真对待的。
第二是兄弟关系骤然变成君臣关系的不适应性。这种变化，不只诸弟受不了，就是阿保机也会感到心不安、理不得，有愧于诸弟。这在当时是自然而然的事情。
第三，从根本上讲，是“考悌”思想的约束性。契丹社会长期存在着宗族—家族观念，不论记载下来与否，这个观念的核心都是孝悌思想。孝维护纵的伦理关系，悌维护横的伦理关系，这是编织宗族—家族伦常观念的两条经纬线，是维护宗族—家族统治的思想武器。尽管史籍很少记载契丹人的“孝悌”二字，但这种观念并不亚于同类社会的其他民族。其中的“悌”观念，乃是他们处理兄弟、从兄弟、再从兄弟等众多同辈人的关系准则。所谓“凡今之世莫如兄弟”、“兄友弟恭”、“兄弟如手足，妻子如衣服”之类的说教，都是宗族—家族社会对“悌”观念的具体化。这也是阿保机尊崇孔子的原因之一〔65〕。
阿保机也离不开这个文化传统，他平素对诸弟是友爱的，让他们带兵建功立业，成为自己可靠的助手，就连最小的五弟苏（素）也为族帐官舍利，“与夷离堇萧敌鲁以兵会守文于北淖口”。他在即位的第二年，“始置惕隐典族属，以皇弟撒剌为之”，帮他管理皇族。在诸弟第一次叛后，他“乃与诸弟登山刑牲，告天地为誓而赦其罪”，并升皇弟剌葛为迭剌部夷离堇，“分兵攻平州”，独当一面。诸弟第二次叛后，“上犹矜怜，许以自新”。诸弟第三次叛后，“首恶剌葛，其次迭剌哥，上犹弟之，不忍置法，杖而释之。以寅底石、安端性本庸弱，为剌葛所使，皆释其罪”〔66〕。以后，阿保机又分别重用了他们。这些都说明，阿保机受宗族—家族传统文化影响很深，对诸弟是很讲“悌”道的。
同时，我们还应看到，阿保机为帝时期虽是家庭本位代替宗族—家族本位的时期，但是宗族—家族本位及其世选制文化还要存在很长时间，仍有不可忽视的影响力。“辽之秉国钧，握兵柄，节制诸部帐，非宗室外戚不使。”“及夫肆叛逆，致乱亡，皆是人也”〔67〕。说明有辽一代，成由二姓，败亦由二姓，宗族—家族的统治特点十分明显。在辽代前期，不仅“辽官功臣无世袭，而有世选之例”〔68〕，就是皇帝的继承，在圣宗之前，也留下了世选的形迹。
阿保机死后，“述律后爱中子德光，欲立之，命与突欲俱乘马立帐前，谓诸酋长曰：‘二子吾皆爱之，莫知所立，汝曹择可立者执其辔。’酋长知其意，争执德光辔……遂立之。”〔69〕德光之立是由诸酋长执其辔，即是八部推举的旧规。德光死于栾城，有资格或机会被推举即位的，有德光弟李胡、子述律和侄（倍子）兀欲。尽管李胡有述律后支持，但北院大王耶律洼、南院大王耶律吼等大首领推举兀欲为帝，实质上也是八部推选的旧俗，即《辽史·耶律屋质传》所说的“太宗崩，诸大臣立世宗”。其后，安端子察割弑兀欲，屋质等又拥立太宗子述律为穆宗。辽应历十八年（宋开宝二年，969年），“契丹主述律为帐下所杀……诸部首领迎立明记”〔70〕。明记即兀欲第二子耶律贤，是为景宗。上述四帝的推立，是在叔侄、堂兄弟和从叔侄之间进行的，也就是阿保机家族的世选制。而圣宗以景宗长子继位，则是权臣耶律隆运（韩德让）“请于后，易置大臣，敕诸王各归第，不得私相宴会，随机应变，夺其兵权”的结果〔71〕。从此之后，随着家庭本位的确立，并在汉文化的直接影响之下，才正式纳入了立嫡立长的世袭轨道，但也并不平静，不过，已不属于本文的论述范围。
总而言之，契丹民族是由宗族部族发展而来，与此相适应而形成权力继承上的宗族—家族世选制，随着宗族本位逐步让位于家族本位和家庭本位，世选制的范围越来越小，而权力的作用则越来越大，因而对权力的争夺也越来越深入，从宗族之间到家族之间，再到兄弟、叔侄之间。契丹古代社会所展示的一幅统治阶级内部的权力争夺的画卷，基本上就是这个样子。
注释：
〔1〕郭政凯先生在《史学集刊》1993年第3期发表《中国古代宗族的申缩性》一文认为：“宗族与氏族的区别在于：二者有产生时间早晚之分；氏族内不包括配偶，宗族则相反；氏族不区分子女，宗族却极为重视；氏族的始祖往往是虚构的，宗族则有十分确凿的始祖；氏族的亲属关系简单，宗族则相当复杂；氏族首领的产生主要看个人能力，宗族首领却只能在固定的家族中选择。”
〔2〕恩格斯：《自然辩证法·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
〔3〕《契丹国志》卷23《并合部落》。
〔4〕〔17〕〔38〕〔42〕参阅舒焚《辽史稿》， 湖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2～25页；第19～20页；第67页；第100～101页。
〔5〕〔6〕《魏书》卷100《契丹传》。
〔7〕〔36〕《辽史》卷32《营卫志中》。
〔8〕《隋书》卷1《高祖纪上》。
〔9〕《新唐书》卷219《契丹传》。
〔10〕《册府元龟》卷971《外臣部·朝贡四》。
〔11〕《册府元龟》卷975《外臣部·裹异二》。
〔12〕《契丹国志·初兴本末》。
〔13〕〔41〕蔡美彪：《契丹的部落组织和国家的产生》，《历史研究》1964年第5～6合期。
〔14〕《辽史》卷4《太宗纪下》。
〔15〕《周书》卷1《文帝纪上》。
〔16〕参阅王希恩《宇文部史迹勾勒》，《民族研究》1988年第5期。
〔18〕向南、杨若微：《论契丹族的婚姻制度》， 《历史研究》1980年第5期。
〔19〕李桂芝：《契丹大贺氏遥辇氏联盟的部落组织》， 《庆祝王钟翰先生八十寿辰学术论文集》，辽宁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 第403页。
〔20〕范镇：《东斋纪事》卷5；江少虞：《皇朝类苑》卷78。
〔21〕〔24〕〔25〕〔26〕陈述：《契丹政治史稿》， 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49页；第51页；第60页；第50页。
〔22〕《旧唐书》卷39《地理志二》。
〔23〕《新唐书》卷43下《地理志七下》。
〔27〕《北齐书》卷4《文宣帝纪》；《旧唐书》卷75《韦云起传》。
〔28〕《北史》卷94《契丹传》；《北齐书》卷4《文宣帝纪》。
〔29〕《新五代史·契丹传》；类似的记载又见于《旧五代史》、 《资治通鉴》、《契丹国志》、《虏廷杂记》等书。
〔30〕《辽史》卷63《世表》；两《唐书·契丹传》。
〔31〕《资治通鉴》卷213《唐纪二十九》。
〔32〕〔59〕〔64〕《辽史》卷63《世表》。
〔33〕《曲江张先生文集》卷9《敕契丹知兵马中郎李过折书》。
〔34〕《资治通鉴》卷214《唐纪三十》。
〔35〕〔37〕〔44〕〔50〕〔62〕《辽史》卷2《太祖纪下》。
〔39〕参见《辽史》卷32《营卫志中》，卷33《营卫志下》。
〔40〕〔51〕〔52〕〔55〕《辽史》卷45《百官志一》。
〔43〕〔49〕《辽史》卷112《耶律辖底传》。
〔45〕〔48〕《辽史》卷71《玄祖简献皇后萧氏传》。
〔46〕此从舒焚先生说，见《辽史稿》第118页。
〔47〕《辽史》卷75《耶律铎臻传》。
〔53〕〔56〕《辽史》卷112《耶律滑哥传》。
〔54〕《辽史》卷61《刑法志上》。
〔57〕〔61〕〔63〕〔66〕以上均见《辽史》卷1《太祖纪上》。
〔58〕《辽史》卷72《耶律喜隐传·论》。
〔60〕《五代史记》卷73《契丹附录》。
〔65〕《辽史》卷77《义宗倍传》。
〔67〕《辽史》卷114《逆臣传·论》。
〔68〕赵翼：《廿二史札记》卷27《辽官世选之例》。
〔69〕《资治通鉴》卷275《后唐纪四》。
〔70〕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开宝二年。
〔71〕《契丹国志》卷18《耶律隆运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