川剧研究百年史略，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史略论文,川剧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川剧形成的时间至今仍众说纷纭，如果以外来声腔完成四川化的改造过程为起点，大抵是在康、雍、乾、嘉年间；倘若以五种声腔同台演出为标志，也应在大名班成立之前，迄今亦有近两百年历史。然而，它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并进入蜀中文人的研究视野，却是在辛亥革命的前后，这是因为：
其一，川剧形成后长期流传于民间，其主要的生存方式，是借助旧时众多的庙会、行会等民俗性活动，进行频繁的流动性演出，被上层社会视为不能登堂入室的“下里巴人”，因而不为人所注意。1903年吴碧澄于成都的会府北街修建可园，创立四川第一所茶园式戏园。此后十多年间成都、重庆、自贡、南充等地兴建戏园成风，各类演出场所如茶园、戏园、舞台、剧部、剧院等相继出现。在此背景之下，川剧逐步由广场艺术向剧场艺术转变，并迅速占领大中城市的文化市场，使社会各界不能不对其刮目相看。1912年后，由八大班社部分人员共组一班的三庆会，以悦来茶园为演出基地，“脱专压之习，集同业之力，精研艺事，改良戏曲”，更使川剧名声大振，从而引起不少蜀中文人研究它的浓厚兴趣。
其二，自戊戌变法始，西文文化思想逐步传入，随着光绪皇帝十道变法令的颁布，文化界也兴起了一股“改良”的浪潮。戏曲界亦如是，正如慕优生在《海上梨园杂志序》中所说：“十数年来，中国凡举一事，莫不舍旧而谋新，于是戏剧亦有改良之名。”在这种文化思想的影响下，四川劝业道周孝怀一反对川剧的历史偏见，于1905年在成都老郎庙成立戏曲改良公会，以“改良戏曲，辅助教育”为宗旨，集资修建新式剧场、邀集文人编写剧本、考核伶工、净化舞台，使川剧的面貌为之一新。辛亥革命前后，民主主义思潮汹涌澎湃，川剧艺术更是倍受青睐，乃至有人认为“欲移易今之风俗，舍改良戏曲，其道莫由”。一些蜀中文人并积极参与川剧剧本的创作，借以表达政见，干预时事，以川剧作代言之笔。人们戏剧观念的这种历史性变化，必然会把理论家们的研究视角引向川剧这块神秘的艺术天地。
辛亥革命前后至1949年，随着四川政治、经济和人文环境的变迁，川剧经历了由盛到衰的发展历程，充分显示出了那一历史阶段川剧发展演变的一些客观规律性，川剧研究也在这一时期开始起步，并相继取得一些重要的研究成果。
一、在艰难岁月中起步
宣统元年，在傅崇榘《成都通览》中已有关于川剧戏园、演员、上演剧目及演出情况的记述，特别是对当时演出中存在的一些弊端及其成因，多有较中肯的评论。惜乎此类著述别无它见，且分别见诸于一些相关小节，不成系统，分析亦欠深入。较系统的川剧研究成果，均先后出现于辛亥革命之后。其中影响较大且有书可查者，计有七部：杜溪渔叟出版于1916年的《诸伶小传》，又名《成都鞠部提名》；胡淦于1924年编印的《蜀伶杂志》，此书为“壁经堂丛书”之一；陈秋舫出版于1934年的《梨园旧感录》，书后附有《成都巷战后柳枝词》31首；唐幼峰出版于1938年的《川剧人物小识》，扉页有演员剧照和便装照21幅；唐幼峰于1944年写成的《川剧杂拾》，部分章节在《戏剧精英》上发表；阎金谔出版于1947年的《川剧序论》；中隐楼主出版于1949年的《蜀伶选粹初编》。此外，张德成于抗战期间著有《川剧内影》一书，共十二章，郭沫若曾为之亲写序文，称赞此书“是极有意义的创举”，可惜当时未能出版，原稿现已不知去所终；同一时期，逸君著有《川戏戏装考证》一书，全文分二十二段，由《华西晚报》于1942年1月18日至同年2月21日逐日连载。
上面这些著述，其内容大致可分为四类：人物评传，艺事杂录，剧史研究，理论探讨。对当时川剧的方方面面，诸如剧目构成、编剧方法、声腔沿革、乐队建制、行当体制、表演规范、舞台美术、演出习俗以及戏园、班社、人物、艺事等等，或以专著研讨，或用专章论述，大多有所涉猎，且有一定的系统性。不仅资料丰富，也不乏独到的见解。它们以其具有开拓性的研究成果，为处于起步阶段的川剧研究做出了历史性贡献。
在川剧研究专著相继问世的同时，一些研究评论文章也陆续见诸于报端。特别是在抗战时期，川剧作为弘扬民族精神和动员全民抗战的重要艺术形式之一，受到中共南方局和进步文化人的高度重视，在郭沫若、田汉、阳翰笙等同志的大力倡导下，一些文艺界的知名人士如洪深、贺绿汀、凌鹤、黄芝冈、柳青、阎金谔、刘伯量以及张恨水等，都纷纷为报刊撰文，对川剧的历史、现状及其发展前景提出了许多具有深远影响的真知灼见，把川剧研究推进到一个前所未有的新高度，构成了那一时期川剧研究的一个重要侧面。
我们今天回过头来审视这一漫长历史进程中的川剧研究工作，无疑应当充分肯定前辈理论家们建立的具有拓荒意义的历史功勋，但也必须指出，由于当时的执政者并不重视川剧，更无倡导扶持之举，川剧研究自然不在他们视野之内，因此，研究家们的工作都是在极其艰难的条件下自发地进行的，这就不能受到诸多方面的限制，而留下一些令人遗憾的缺陷。例如关于川剧戏园、班社、人物及上演剧目的记述，仅限于作者的所见所闻，覆盖面不够宽，也显得较粗略；关于剧种历史及艺术本体的研究，大多缺乏较周密的考证，往往浅尝辄止，甚至存在一些明显错讹等等。在本世纪的上半叶，川剧研究家们虽然为后人留下了不少珍贵的历史资料和理论成果，但同川剧的悠久历史和丰富积累比较，只能算是凤毛麟角。
二、在除旧布新中发展
本世纪40年代末濒于绝灭的川剧艺术，随着新中国的成立，犹如枯木逢春，进入了一个充满生机的新的发展时期。然而，这一具有深厚传统文化底蕴又不可避免地渗透着浓重封建意识的传统艺术，在进入新的时代后，如何以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为指导，正确地区分精华与糟粕，使之成为社会主义文化的一部分；特别是如何适应变革中的社会现实的需要，运用传统艺术形式反映当代社会生活，使之随着时代的变迁而前进，却成为困扰着我们推动其向前发展的一大难题。因此，川剧研究工作也就理所当然地提上党和政府的议事日程。
50年代初，我省根据政务院“五·五指示”的精神，在川剧界进行了“改人、改戏、改制”的工作，使日渐凋零的川剧艺术获得新生。此后，川剧研究工作随即有计划地逐步展开。1953年5月，建国后川剧第一个国营大剧院西南川剧院宣告成立，同时在该院设立研究室，开始进行传统艺术发掘整理和改革创新的研究工作。1955年5月，西南川剧院改建为四川省川剧院，为适应川剧艺术改革发展的需要，仍然在院部保留着研究室的建制。这一时期，川剧研究工作虽然存在着一定的依附性，但这种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体制，在川剧研究的始初阶段，对于组建和培养川剧研究的队伍，却无疑具有积极的意义。1958年11月，四川省川剧院撤销，所辖剧团分别下放成渝二市，同时，以该院的研究室为基础建立四川省戏曲研究所。自此，川剧研究工作逐步由演出的附庸发展为独立的门类，开始按自身的发展要求和运行规律，走上有计划地进行资料积累和学科建设的求索之路。该所建立之初，共有在省内外有影响的川剧研究家、剧作家二十余人，如李兆鸿、李明璋、彭其年、罗祥
、郭明彝、林伯晋、邱栖迟、柯静、马善庆、安民、孙由美、薛义安、文国栋、林云鹏、蒋学群、饶秉均、肖宗英、陈云先、康耕耘、郑福盛、朱影樵等，构成了一个由剧本文学、表演艺术、川剧音乐、舞台美术、川剧史论等方面的专家组成的配置合理的研究群体。之后，又从大专院校毕业生中选调了一批有志于川剧研究的年轻同志，如李国林、王定欧、谭清泉、秦川、袁有芬、庄性根等，充实到该所的这一研究群体之中，可谓人才济济，形成一时之盛。可惜在短短的四年之后，该所即因精减机构而并入四川省川剧学校，虽然研究工作仍在继续进行，但已从过去的剧种研究转向为教学服务的轨道。
在“文革”前的17年中，由于党和政府对川剧研究工作的高度重视，较之过去，川剧理论建设取得了长足的进展。一些有造诣的理论家和艺术家相继跻身于这一工作，先后推出了一批具有奠基意义的研究成果，如席明真的《川剧浅谈》、阳友鹤的《川剧旦角表演艺术》、周慕莲的《周慕莲舞台艺术》、胡度的《川剧艺诀释义》、张德成的《川剧高腔乐府》、沙梅的《论川剧高腔音乐》以及王朝闻关于川剧的研究文章等，都是一些超越前人的系统性著述。这些研究成果，不仅在当时具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对于“文革”后川剧理论的勃兴，同样具有多方面的启示。建国后的十多年间，四川正处于除旧布新的文化重构时期，因此，着眼于新时代川剧艺术改革和发展的研究显得尤其活跃，其中，由李兆鸿与羊路由于1954年分别在成都和重庆对川剧折子戏《双拜月》及《祝庄访友》进行音乐改革引发的高腔加伴奏的讨论，一直以座谈、笔谈等方式延续了五六年之久，在省内外产生了广泛的影响。这些工作，都对川剧艺术的发展起过重要的促进作用。
不过，从历史的角度来看，这一时期川剧研究工作最耀眼的成就，并不在理论建设的本身，而在它的基础工程，即为体系化的理论建设积累了丰厚的艺术资料。若干年来，川剧工作者们在各级党政部门的关心和支持下，对川剧传统的艺术资料，包括剧本、表演、音乐、舞美等各个门类，进行了广泛深入的发掘整理，出版了数千万字的资料专集，如《川剧》88集、《川剧传统剧本汇编》33集、《川剧丛刊》19集、《川剧选集》2集、《川剧演出剧本选》12集、《黄吉安剧本选》上下册、《川剧喜剧选》上下卷、《四川地方戏剧选》4辑、《川剧锣鼓曲牌》、《川剧唢呐曲牌》、《川剧弹戏曲牌》、《川剧胡琴曲牌》、《川剧高腔曲牌》、《川剧脸谱选》以及一些关于川剧表演经验的记述，并辑录《川剧抄本汇编》198集，发掘、誊抄传统戏手抄本二千余个，可谓洋洋大观。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1955年至1957年间在全省进行的川剧传统剧目鉴定工作，规模之大，时间之长，成果之巨，均为戏剧界所少见。1955年5月，四川省川剧传统剧目鉴定委员会成立，同时在成渝两地分设办公室，负责这一工作的规划和实施。文化部和全国文联特派作家赵树理，戏剧家赵慧深、晏甬、张东川，音乐家沙梅等赴川指导。省文化事业管理局杨吉冉、彭长登、朱丹南等同志亲自参与鉴定委员会的领导工作。四川大学教授林如稷及四川师范学院教授屈守元等，也以特邀专家的身份介入了这一工作的全过程。经过近两年的努力，先后在舞台上鉴定演出299个剧目，书面鉴定22个剧目，共321个剧目；之后，由鉴定委员会编印《川剧剧目鉴定演出剧本选》11集，《川剧剧目鉴定演出优秀剧本选》3集，交出版社出版大小剧目116个。这一声势浩大和效果卓著的艺术工程，当时被评论界誉为“戏曲界的一次壮举”。
此外，1960年由四川省文化局主办、省戏曲研究所承办的川剧名老艺人示范演出大会，对于抢救继承川剧传统艺术同样功不可没，也是在川剧研究史上值得大书一笔的盛事。参加这次示范演出的表演艺术家，有成都的周企何、杨云风等，重庆的周慕莲、周裕祥等，川东的刘学智、金文品等，川南的龚兆麟、杨松林等，川北的周海滨、肖云华等六十余人；名鼓师刘汉章、彭文元等，名琴师何秉金、陈正全等，也应邀参加此次盛会，为各台剧目的演出亲自司鼓操琴、这次活动前后历时二十余天，演出各路名家代表剧目六十余个。省戏曲研究所的同志们则按行当分工记录这些名家的艺事经历和艺术经验，积累了一笔极其珍贵的艺术资料。与此同时，经省文化局副局长彭长登同志与上海唱片公司洽谈，由省戏曲研究所将建国前上海百代公司灌制的全部川剧唱片翻录回川，并复制多套分送全川各剧团，对继承老一辈艺术家的唱腔艺术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文革”开始之后，这种艺术资料的系统性积累被迫终止，但前些年完成的那些规模宏大的系统工程，为后来的川剧理论建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纵观“文革”前17年的川剧研究工作，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印象：应用研究同基础研究比较，更加注重应用研究；理论研究同资料积累比较，更加注重资料积累。关于前者，其形成的原因大约包括两个方面：从客观上看，当时的政策导向更注重理论对实践的现实指导作用，而川剧艺术在“三改”后兴旺发达的生存状态，也不易唤起人们对基础研究的紧迫感；从主观上看，当时对传统的艺术资料正处于发掘和梳理的过程中，体系化理论建设的基础工程尚未完成，也难以把基础研究的工作摆上重要的日程。关于后者，应当说是正确地反应了川剧理论建设必然要经历的一个发展过程，没有深厚的资料积累势必制约系统的理论研究，将工作重心放在艺术资料的全面发掘和系统梳理上，正好表明文化部门的领导者具有与川剧研究的客观规律相一致的战略眼光。
三、在改革开放中勃兴
“文革”结束之后，全国各条战线包括文艺界开始进行拨乱反正、正本清源的工作。1978年，邓小平同志来川视察工作，在观看川剧演出后，对开放川剧传统剧目的问题作了重要指示，指出一些优秀传统戏可以向社会公演。随后四川开放了第一批川剧传统剧目，被长期禁锢的川剧艺术逐步复苏。同年，省革命委员会批转省文化局《关于加强川剧工作的请示报告》，恢复1962年被撤销的省戏曲研究所的建制，并更名为省川剧艺术研究所。至此，川剧研究工作又重新提上党和政府的议事日程。当时，尚健在的老艺术家大多年事已高，由于十年浩劫，他们多年来积累的艺术财富有许多未能很好地传承下来。为此，我省自1980年起开始有计划地对川剧名老艺人的代表剧目和表演艺术进行抢救性录音录像。经过近三年的努力，共录制老艺人拿手好戏125出（含大幕、中幕、折戏）以上，参加录制的人员约500人次。这些由老艺人们亲自示范的录音录像资料，无论对于提高川剧的表演水平或者深化川剧的理论研究，都具有无可替代的价值。
进入80年代以后，随着改革和开放的深入发展，传统川剧同社会变革的需要日渐不相适应，川剧艺术在经历了一阵短暂的繁荣后逐步走入低谷。要改变川剧面临的窘境，必须深入研究川剧面临的新情况和新问题，找准其在新形势下的文化座标和发展走向，从宏观上为川剧艺术的现代化指出一条正确的道路。
有鉴于此，1982年，中共四川省委在发出振兴川剧号召的同时，决定把省川剧艺术研究所扩建为省川剧艺术研究院，并将它作为振兴川剧的三个基地之一，赋予其“抢救、继承、改革、发展”川剧的重任。1985年，成渝二市也相继建立川剧艺术研究所。一些群众性的川剧研究团体，如省川剧理论研究会、省川剧学学会、重庆川剧学会及四川大学戏曲研究会等，更如雨后春笋，在振兴川剧大潮中应运而生。这样，便以川剧艺术作为研讨对象，把整体性研究与地域性研究、专业性研究与群众性研究有机地结合起来，使川剧研究进入了一个空前繁荣的新时期。重庆市直辖后，在两省市党政领导的共同支持下，川剧研究工作一如继往，始终保持着蓬勃发展的良好态势。
改革开放以来的二十余年中，川剧研究工作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其明显的标志之一，就是逐步从侧重于资料积累过渡到侧重于理论建设的新阶段，无论是基础研究或应用研究，都有重大的突破性进展，同不景气的艺术实践相比较，呈现出了一种异峰突起之势。这些进展，大致可归纳为两个方面：
（一）基础研究的强化与深入。它主要表现为：
1、修志工作的全面开展。基础研究是一个多侧面、多层次的系统工程，由政府部门直接部署的修志工作，包括专业志和地方志中的戏剧篇，就是这一系统工程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年来，修志工作一直是我省艺术科研的一项重点工程。以研究川剧为主要内容的集成、志共有3项，即《中国戏曲志·四川卷》、《中国戏曲音乐集成·四川卷》和《四川省志·文化艺术志》中的戏剧篇。《中国戏曲志·四川卷》的编纂任务于1983年由文化部、国家民委和中国剧协联合下达，我省三家对口单位随即责成省川剧艺术研究院率头组班，并任命该院名誉院长席明真担任主编，采取省、地、县结合的办法开展工作。该卷按国家规定体例分综述、图表、志略、传记四大部类，全书约100万字，已于1988年完成初稿，1995年正式出版。在此期间，由省音乐舞蹈研究所和省川剧艺术研究院分别承担的《中国戏曲音乐集成·四川卷》和《四川省志·文化艺术志》戏剧篇的编纂工作也相继展开，并按照国家和省志办的要求，先后于1999年前出版或通过终审。作为川剧两大发祥地的成都、重庆，其地方志中的《戏曲志》或《川剧志》，经过多年努力，也分别于1991年和1998年正式出版。这些体例严谨和规模宏大的集成、志书，全面系统地记述了有价值的戏曲资料，真实地反应了四川戏曲的历史和现状，为进行川剧理论体系的建设提供了具有信史价值的戏曲文献。其中《中国戏曲志·四川卷》、《中国戏曲音乐集成·四川卷》获文化部编纂成果集体奖，《重庆戏曲志》获省政府优秀社科成果三等奖。
2、艺术经验的系统总结。这些年来川剧基础研究取得的另一重要进展，是有计划地对川剧各行当有代表性的表演艺术家的艺术经验进行科学、系统的研究和总结。80年代以来，在省委振兴川剧“八字方针”的指导下，成渝二市的川剧研究所和一些地市的文化主管部门，曾先后举办过司徒慧聪、刘成基、袁玉堃、曾荣华、陈全波、阳友鹤、张光茹等已故或健在的老一辈川剧表演艺术家的专题艺术研讨和纪念演出活动，并组织专门的写作班子，为一些在省内外享有盛誉的老艺术家著书立说。至1998年，共出版11部熔资料性、知识性、理论性于一炉的“舞台艺术”专著，约计220万字，它们是：《刘成基舞台艺术》、《周企何舞台艺术》、《陈全波舞台艺术》、《李文杰舞台艺术》、《曾荣华舞台艺术》、《袁玉堃鹦舞台艺术》、《陈桂贤舞台艺术》、《邹西池舞台艺术》、《金震雷舞台艺术》、《许倩云舞台艺术》、《张光茹舞台艺术》。著名川剧表演艺术家阳友鹤的文集《一代桐凤——阳友鹤文存》上下卷，也已于1996年正式出版。近年来，又推出川剧名鼓师王官福的《王官福司鼓艺术》。此外，对当代有代表性的中年川剧表演艺术家舞台艺术经验的系统总结，也逐步提上日程，先后出版专著2部，它们是：《川剧名丑赵又愚》、《晓艇表演艺术初探》。戏曲是实践的艺术，它的特色、规律无不包含于舞台艺术的创造之中。系统地研究和总结表演艺术家们的创作经验，对于深化川剧理论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这些著述以其剧种艺术理论的原创性和丰富性，受到学术界的高度评价。
3、史论研究的重大突破。在编纂川剧志书和总结艺术经验的过程中，作为川剧基础研究的主体部分的川剧史论研究工作，也不断开辟新的研究角度、拓展新的研究领域，一步一个脚印地向纵深发展。这些年川剧史论的研究成果，大致可以分为四类；对川剧史论的某一论题进行专题研究；对川剧史论的某一方面进行系统研究；对川剧史论作全面的知识性介绍；对川剧史论作系统的理论性阐述。前一类散见于一些戏剧刊物和戏剧论文集，数量颇多。据不完全统计，这些年共出版川剧文集20部，其中个人文集12部：《席明真戏剧文集》、《张德成表演论文选》、《评戏集》、《寻找新的文化座标》、《边鼓集》、《戏剧·观众·审美》、《中国川剧》、《川剧艺术管窥》、《川剧：走向新世纪》、《戏谭》、《玩友十年》、《李德书戏剧文选》；多人文集8部：《川剧艺苑春烂漫》、《面向新世纪的思考》、《川剧表演技法撷英》、《目连戏与巴蜀文化》、《艺海轻舟》、《川剧艺术研究》四至六集。后三类则多系专著，据不完全统计，改革开放以来，共出版各类川剧专著41部，其中剧史类专著6部：《川剧简史》上下集、《中国川剧通史》、《移民入川与舞台人生》、《川剧群星》、《振兴川剧十年》、《川剧的李老板》；剧论类专著10部：《川剧艺术概论》、《巴蜀目连戏剧文化概论》、《川目连艺术论》、《李渔戏曲艺术论》、《振兴川剧综论》、《川剧艺术引论》、《民间祭礼与仪式戏剧》、《川北灯戏》、《巴蜀傩戏》、《好一朵芙蓉花》；表演类专著6部：《中国戏曲舞台上的角色创造》、《周慕莲谈艺录》、《川剧艺闻录》、《四卒千军》、《川剧表演身段教程》、《川剧旦角身韵》；导演类专著3部：《导演心谱》、《似是而非》、《戏曲表导演知识谈》；音乐类专著5部：《川剧高腔音乐散论》、《川剧音乐概述》、《川剧高腔曲谱》、《川剧唢呐曲牌》、《川剧锣鼓牌子》；舞美类专著3部：《川剧舞台美术》、《川剧艺术形象谱》、《川剧脸谱》；普及类著作4部：《天府之花》、《川剧览胜》、《易胆大的班子》、《川剧爱好者》；辞书类著作4部：《川剧词典》、《川剧剧目辞典》、《川剧剧目选考》、《川剧剧目摭编》。此外，内部编印的史论著述尚有数十种之多。川剧史论，是对川剧的历史演变、艺术特征、发展规律及其与外部世界的联系进行总体把握的骨干工程，这一研究领域的扩展和深化，对于川剧理论体系的建设具有特殊的意义。特别应当提到的是，1999年出版的《川剧剧目辞典》，共收入川剧传统剧目及创作剧目近六千个，全书约140万字，不仅有重要的文献价值，也为多角度深化川剧史论的研究创造了有利的条件。1984年后，这些论文、文集和专著中，共有11项获省政府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2项获文化部文化艺术科学优秀成果奖。获省政府奖励的是：席明真的文集《席明真戏剧文选》，获荣誉奖；钟善样的专著《川剧高腔音乐散论》、杜建华的文集《寻找新的文化座标》，获二等奖；于一的论文《试论振兴川剧八字方针》、邓运佳的专著《川剧艺术概论》、杜建华的专著《巴蜀目连戏剧文化概论》、胡天成的专著《李渔戏曲艺术论》、唐永啸的专著《中国戏曲舞台上的角色创造》、胡度、刘兴明、傅则合著的辞书《川剧词典》、王定欧的专著《川目连艺术论》、陈国礼的专著《戏曲表导演知识谈》，获三等奖。获文化部奖励的是：杜建华的专著《巴蜀目连戏剧文化概论》、严福昌、王定欧主编的专著《振兴川剧十年》，获三等奖。特别是文化部于1999年举行的首届文化艺术科学优秀成果评奖活动，系对新中国成立后50年以来文化艺术研究成果的总检阅、总评定，川剧研究成果能在众多文化艺术科研成果评奖中荣获两个三等奖，实属不易。
4、学科建设的积极探索。随着资料积累的日渐丰富和史论研究的不断深化，对川剧艺术进行更高层次理论概括的学科建设的任务便历史地提到人们的面前。1988年发表于《四川戏剧》的一篇文章中，第一次提出了建立川剧剧种学的问题。1990年后，该刊为此辟出专栏，就川剧学总体框架和分支学科的构想展开了长达两年之久的热烈讨论，发表论文近20篇，其中多数文章为中国人民大学资料复印中心全文收录。与此同时，一些有志于学科建设的研究家们并对川剧学或其分支学科的构建进行了大胆的探索。1993年秋，由中国艺术研究院、四川省文化厅、绵阳市政府主办，四川省川剧艺术研究院、绵阳市文化局承办的中国四川目连戏国际学术研讨会在绵阳市举行，到会中外专家二百余人，共演出绝迹于川剧舞台近40年的正目连4台、花目连1台，全面展示了四川目连戏的艺术风貌和演出习俗，把中国目连戏的研究推上了一个新的阶段，也促进了川剧目连学的建立。此项活动，不仅是川剧研究史上一次空前的盛举，也在国内外产生了广泛影响，被评为四川当年的十大文化新闻之一。四川省川剧艺术研究院的杜建华同志在筹备此次活动的过程中撰写的《巴蜀目连戏剧文化概论》一书，从文化背景、剧本文学、思想蕴涵、演剧形态、舞台结构、演出习俗等方面对四川目连戏进行了深入的剖析，并于会前由文化艺术出版社公开出版，填补了我国目连戏研究中的一项空白，也为川剧目连学的建设提供了一个可兹借鉴的版本，在会上受到中外专家的一致好评。川剧理论界对学科建设进行的理论探讨及其取得的具有开创性的学术成果，把川剧艺术的基础研究引入了一个更高、更深的理论层面。
（二）现状研究的勃兴与拓展。
1、艺术现状研究的深入。现状研究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艺术现状是人们关注的一个焦点，因而，也是现状研究中涉猎最多的一个领域。在艺术现状的研究方面，振兴川剧以来，省川剧艺术研究院采取创办理论刊物、设置研究课题、举办学术会议、参与艺术实践等办法，进行了许多卓有成效的工作。1984年后，该院每隔一至二年，都要采取自办或联办的形式，有准备地举办一次以研究艺术现状为议题的全省性学术会议，广泛邀集省内外有关方面的专家，就一些普遍关心的问题进行学术探讨。如“川剧与时代”、“川剧与观众”、“川剧音乐改革”、“现代戏表导演”等问题，都举行过专题学术研讨会。1992至1993年，该院并相继出版《振兴川剧十年》和《振兴川剧综论》2部史论著作，分别从不同的角度，对振兴川剧十年的经验和问题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和总结。进入90年代之后，该院又举办了“90年代川剧创新理论研讨会”及“振兴川剧与精品战略研讨会”等全省性的学术会议，并出版论文集《面向新世纪的思考》，对川剧90年代佳作叠现的新经验及其在新世纪的发展前景进行了多侧面、全方位的理论探讨。这些工作，无疑对新时期川剧艺术的改革和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从全省范围看，这些年来围绕艺术现状开展的学术争鸣也显得十分活跃。这些学术争鸣，有针对一种观点的，如“传统戏曲与现代意识的十大冲突”。“苦文化的贫困”等，有针对一部作品的，如《红梅赠君家》、《芙蓉花仙》、《潘金莲》等，都在不同程度上上对川剧艺术实践起到了正确的舆论导向作用。
2、川剧评论工作的加强。川剧评论工作是指导川剧艺术创作、提高观众欣赏水平的重要手段，一直是川剧现状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些年来，川剧评论工作也随着川剧艺术实践的发展，呈现着逐步加强的态势，表现出一些明显的特征：第一，密切联系川剧创作和演出的实际，或借助报刊开展经常性评论，或通过会议进行系统的研讨，始终与实践家们保持着一种亲密无间的平等对话的关系；第二，不少评论文章具有个人的独到见解、深入的艺术分析，有的甚至表现出一种成熟的理论家的远见卓识，对一些作品艺术境界的提升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实事求是、不捧不压已成为川剧评论的主潮；第三，对川剧现代戏创作的研究和评论，逐步受到评论界的重视，几乎凡有新作问世，都会得到评论界的热情支持；第四，对川剧中青年演员的介绍和评论，开始引起评论界的关注，《川剧名丑赵又愚》和《晓艇表演艺术初探》的出版，更为系统地研究中青年表演艺术家的创作经验开了先河。这些具有时代性和前瞻性的重要特征，表明川剧评论工作已进入一个更加富有生气的发展阶段。1997年，李祥林的评论《〈山杠爷〉的人文深度》获文化部第二届文化新闻奖三等奖。1998年，廖全京的评论《题材的超越——川剧〈山杠爷〉散记》获中国文联曹禺戏剧文学奖评论奖第一名。
3、工作现状研究的勃兴。振兴川剧的工作是一项具有开创性的巨大工程，必须有计划、分阶段地通过工作现状的研究，切实地掌握其发展的规律和特点，才能制订出具有科学性的方针、政策和措施。因此，工作现状研究便成了川剧现状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这些年来，工作现状研究也呈现出一种勃兴之势。1986至1987年，省川剧艺术研究院与《四川戏剧》编辑部先后以“川剧现状与理论研究”、“川剧现状与发展战略”为题，连续召开了两次专题性的学术研讨会，对川剧危机的根源、振兴川剧的现状、川剧发展的前景、振兴川剧的战略以及理论工作的导向作用进行了深入的研讨。仅在《川剧艺术》和《四川戏剧》上刊发的这一方面的单篇文章，从1982年至1990年，即有120余篇，约计40万字。所涉范围极广，诸如方针政策、工作措施、体制改革、经营管理、剧目建设、理论研究、艺术教育、剧场工作、舆论宣传、中小学的川剧普及教育、群众性的川剧玩友活动以及振兴川剧发展战略和对外文化交流活动等等，统统包括在内，几乎触及到振兴川剧及其相关的各个领域。近几年来，该院和《四川戏剧》编辑部又通过“纪念改革开放二十周年”与“世纪之交的四川戏剧”等研讨活动，对振兴川剧的成就及其在新世纪的发展前景进行了理论探讨，都收到较好的成效。其中不少文章实据充分，论证严密，具有一定理论深度，产生了积极的社会影响。省川剧理论研究会先后同成都市文化局、省川剧艺术研究院联办的《川剧与观众》报，更以其“川剧信息总汇”的特点，成为决策部门、艺术团体和川剧观众的桥粱，受到省委领导和宣传文化主管部门的高度重视。
4、振兴对策研究的开展。我省川剧研究院所均系政府文化主管部门直接领导下的事业单位，在振兴川剧的系统工程之中，既有其自身理论建设的任务，又有为振兴川剧提供决策咨询的责任。因此，开展振兴川剧对策研究也是现状研究中不可忽视的一个内容。这一工作，振兴川剧以来已有一些初步进展。1989年，省川剧艺术研究院对川西、川东、川南、川北一些不同类型的剧团进行了为期一个季度的调查，形成了题为《困境·振兴·希望》的调查报告，提出了需要调整政策、心态和舆论三个误区的建议。1991年，该院又奉命参加省文化厅统一组织的县级剧团调查工作，在振兴对策的研究方面进行了一些深入的探索，省文化厅形成的调查报告获省政府优秀社科成果三等奖。1997年，省委研究室和省文化厅对振兴川剧的现状进行全面调查，省川剧艺术研究院也有同志参加，并执笔完成了以《振兴川剧的现状、前景和对策研究》为题的长篇调查报告。1998年，省政府下达“文化扶贫”的研究课题，该院具体承担了戏剧、电影两大门类的调研任务，并向省文化厅提交了长达万言的调查报告，其后，由省文化厅总纂的文化扶贫调查报告获文化部文化艺术科学优秀成果三等奖。这些对策建议有些已被省委、省政府采纳，转化为文件中的一些条文。
川剧研究工作之所以能在改革开放以来取得长足的进展，是党和政府的倡导与理论家们奋发努力的结果。这些年来在探索新时期川剧研究的规律和特点中积累的一些宝贵经验，是值得我们认真地进行总结并加以发扬的。这些经验，我认为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形成新的研究格局。围绕川剧理论体系建设这一主体工程，向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两个侧面同时展开，形成与新时期川剧发展相适应的研究格局，是使川剧研究工作增强活力、实现可持续发展的一条重要经验。这种新格局的形成，既是新形势下振兴川剧对研究工作的客观要求，又是川剧研究在现阶段必然要出现的发展趋势，正确地反映了川剧研究工作发展的客观规律性。
（二）建立新的研究体制。有计划地建立省市川剧研究院所和与之挂靠的学术团体，把整体性研究与地域性研究、专业性研究与群众性研究有机地结合起来，形成一种与川剧研究的任务相适应的研究体制，是川剧研究工作能取得多方面进展的又一重要经验。川剧研究体制的这一新发展，是省委振兴川剧综合治理方针在川剧研究领域的具体化，反映了川剧队伍文化结构的变化和研究对象的实践性特征，显示了这一工作深厚的群众基础和光明的发展前景。
（三）开辟新的研究领域。从纵横两方面有步骤的开辟新的研究领域，并不断拓展其研究的广度和深度，从多种角度全面地揭示新时期川剧艺术的发展规律，是这些年川剧研究工作所取得的重要经验之三。改革开放使川剧的生存环境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川剧的艺术形态和生存方式也面临着新的选择。在川剧研究工作中，逐步把基础研究与现状研究、艺术研究与工作研究、本体研究与社会研究、理论研究与技术开发有机地结合起来，形成一种与时代变革和川剧演进相适应的结构形态，是新形势下改善生态环境、增强竞争能力的需要，能有效地发挥理论对实践的导向作用，也为川剧研究工作开拓出深远的发展空间。
（四）探索新的研究方法。以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为指导，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原则，探索同川剧艺术的规格和特点相吻合的研究方法，是新时期川剧研究工作所取得的重要经验之四。川剧艺术作为一种具有历史积淀和发展潜能的舞台艺术，其形成与发展的内部规律和外部规律，大都直接间接地包容于其舞台艺术的创造之中，因此，要进行川剧理论体系的建设，就必须突破文献资料的局限，把研究演出与学术探讨结合起来，采用多维度、立体化的研究方法。1987年在成都举行的川剧《情探》研究演出，就是这种研究方法的一次成功的实践，主办单位省川剧理论研究会、省川剧艺术研究院、成都市川剧研究所及锦江剧场等把《情探》这个脍炙人口的剧目在历史上出过现的四种演出路子，即老本《活捉王魁》、赵熙的《情探》、抗战时期套《情探》的框架而创作的时装戏《丑情探》和50年代改编的《焚香记》中的一折《惊变》，按当时的原样，集中于一台中演出，从比较研究的角度，用解剖麻雀的方法，探讨川剧剧本和舞台艺术的演变规律及其与时代的联系，并在学术讨论的过程中注意研究者、欣赏者与表演者的结合，使三者的见解互为补充，为这一新的研究方法的探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之后成都市举办的多次“旧戏新探”研究演出以及1998年省市六家川剧单位联合举办的川丑艺术研究演出，更使这种研究方法得到创造性发展。
近百年来，川剧研究随着社会变革和川剧自身的发展进程，从开始起步到逐步发展，从资料积累到理论建设，历经几代人的努力而达成今天的繁荣局面，走过的是一条螺旋式上升的发展道路。改革开放后的二十多年，是它发展史上的高峰期。这一时期，除散见于报刊的为数众多的论文、评论之外，公开出版的各类集成志书、专著、文集即有80余部，计二千余万字。这些专著及论文中，至1999年，获文化部、省政府科研成果奖的著作共18件、获文化部文化新闻奖的作品1件、获中国文联曹禺戏剧文学奖评论奖的作品1件，可谓成绩辉煌。虽然它目前仍有许多明显的不足，川剧理论的体系化建设也才只是起步，但它的发展潜力却是不可限量的，在它前面展开的是一片广阔天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