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学的构建意义与发展前景(笔谈)——“中国学”的本土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国学论文,笔谈论文,本土化论文,发展前景论文,意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3637(2013)02-0054-06
“中国学”本土化需要特别重视四个问题：第一，要破除“欧洲中心论”的思维方式。“欧洲中心论”或称“西方中心主义”曾经在西方学术界相当流行，把欧洲(主要是西欧)的历史看作是世界历史发展的主轴和主要动力，“欧洲的一切都是普遍的”；“把自己看成是若干文明之中最卓越的文明，认为自己是文明世界，并把这种长期积淀的文明优越论、价值观和偏见“强加于人”，形成“话语霸权”。“欧洲中心论”的思维方式就是把西方社会的文化、价值观和发展道路普遍化的思维模式。中国学术界在上个世纪相当长的时段内，对西方理论就是盲目信从和生搬硬套，从而产生一味模仿的“汉学心态”和唯汉学是尊的“汉学主义”风气。“资本主义萌芽”理论就是一种典型的“西方中心论”，它将近代英国走过的经济变迁道路视为普适性的经验，因此将中国经济史的研究定位在寻找这种“普遍道路”发生发展的蛛丝马迹，或者拷问它为什么没能在中国发生的原因上。即便在今天的学术研究中，我们仍大量使用来自西方的知识体系，用西方的逻辑、观点解释中国与世界。学术主体性的严重丧失，导致我们在观察中国和世界的理论中处于“双重失语危机”。
第二、要提升中国的学术话语权。这里包含三层意思：一是批判性地反思西方话语、解构种种学术神话，这是“中国学”本土化的前提。这就需要对原有的理论和方法进行检验或修正。二是重新回顾中国的文化传统，重视中国原始经典的研究，发掘具有新的普遍世界意义、代表未来人类发展方向的思想资源，这是“中国学”本土化的重心。这就要求我们要以自信的姿态积极与西方学者对话，力争以我们自己独特的方式参与，赋予原有理论和方法以新的内涵。三是聚焦“中国问题”，坚守“中国立场”，创新“中国视域”，总结“中国经验”，诠释“中国道路”，善于“在中国发现历史”，这是“中国学”本土化的目标。这就要求我们重新建构更为切合本土实际问题的理论和方法。
第三，要加强对当代中国的“历史叙事”研究。在后现代史学的冲击下，曾几何时，对史学研究中宏大叙事的摈弃成为新旧史学分离的标志，取而代之的则是“碎片化”的微观史研究。然而面对中国崛起的“大历史”、“大变革”、“大脉络”、“大趋势”，一味求窄、求细、求小的微观史研究显得极不相称，它没有足够的能力来理解和诠释当今中国正在发生的重大转型。要回答中国是什么？已经或正在“发生”什么？以及为什么“会发生”？这就必须以真实的中国为研究对象，必须从宏观入手，通过公正、客观、科学的分析、论证，尽可能地“重现”与“还原”历史事实。“一个整体的中国，绝不是由一块块碎片缀补而成的，它需要宏大的结构作为支撑。”克服“碎片化”的途径就是回归总体史，而要实现总体史追求，研究者至少需要把握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有鲜明的问题意识，二是重视长时段，三是以历史学为本位的多学科交叉。
第四，要提高“中国话语”的吸引力。文化的魅力不在于宣传，而在于吸引力。面对中国崛起产生的影响，世界不同声音的反馈，我们必须直面所有问题，以理性、生动的声音和朴实、有效的学术话语做出回应和解释。这种回应和解释，不仅中国人可以理解，外国人也可以理解。本土化的中国学必须关注学术的大众化。今天的大众不仅需要了解经典，了解历史，更需要从中国社会转型的视角去阅读世界。所以，学者的一项重要任务是让一流的学术走进大众的视野，成为经世致用的显学。只有大众接受，观点才会有张力；只有大众接受，思想才会站起来。本土化的中国学必须关注学术的国际化。简单地说，就是要加强中国话语的对外传播，通过内容和形式一定程度地转换，用外国人能够听得懂、听得进的语言，讲述中国故事，介绍中国现实，解释中国原因，展示中国形象，从而使他们增加对中国的了解、理解和赞同，使中国理念在世界上得到更大传播，使中国形象在世界上更加亲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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