吐蕃马具与东西方文明的交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吐蕃论文,马具论文,东西论文,方文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吐蕃作为雄踞中亚的强大帝国，以军事征服和游牧经济为其主要特征①。马是吐蕃民族征战游牧的重要工具之一，吐蕃人不仅生前乘骑良马，死后也流行以良马或者马具随葬入墓的习俗。近年来在出土的吐蕃时期墓葬考古材料当中，吐蕃马具的资料开始增多，尤其是美国芝加哥某私人收藏家所收藏的一套吐蕃时期（公元7～8世纪）的马具十分引人注目。这套马具包括一套鎏金马鞍以及马具上的若干金属饰件，是迄今为止所见的吐蕃文物中保存最为完整的一套马具，对于我们认识和研究吐蕃时期的马具与马饰提供了十分难得的实物依据。本文拟以这套马具为主要讨论对象，并结合近年来吐蕃出土的其他马具的资料，对吐蕃马具的特点及其在中外文化交流方面的意义进行论述。
一、青藏高原出土的吐蕃马具及其图像
为了便于统一对于马具各部位名称的叫法，参照杨泓、孙机等的研究成果②，将中古时期的马具名称对照图列举如下（图一）。
图一 马具名称对照图
1.络头（辔） 2.缰绳 3.鞍桥 4.鞦带（鞧带） 5.杏叶 6.镳 7.攀胸 8.铃（马铎） 9.马镫 10.障泥 11.鞯（下鞍） 12.火珠（云珠） 13.节约（引自《中国古代马具的发展和对外影响》并略作修改）
吐蕃时期的马具实物过去知之甚少，虽有零星的马具及其饰件出土，但难以窥其全貌。西藏山南浪卡子县查加沟古墓葬中曾出有一批金马形牌饰，但仅能观察到马头上有马缰，背上负有鞍鞯，鞍鞯下方垂有护甲，马身及护甲上饰圆点纹③（图二，1、2）。
图二 山南浪卡子县吐蕃墓葬出土的金马形牌饰
1.LCM1:5 2.LCM1:10
青海都兰热水吐蕃墓地二号墓曾出土两套马鞍（编号为一、二号）的残存构件，包括前桥、后桥、鞍鞯等残件④。据发掘报告，两套马鞍的木质松软，呈紫红色，在部分鞍桥和鞍鞯的残件上残存黑漆。鞍桥腿部的内侧面和背面均遗有小圆孔，可供穿系对接。从形制上看，前、后鞍桥均为拱桥形，前后鞍桥的高低、大小基本一致（图三）。鞍桥下接鞍鞯，从一号鞍鞯的残存情况看，鞍鞯的顶面呈曲线形，发掘者推测其“曲弧度顺应骑马人臀部走向，内高外低”。由于这两套马鞍残破太甚，无法作进一步的观察与分析。
青海都兰热水墓地一号墓出有彩绘木板4件，其中1件木板(99DRNM1:23)上残存彩绘的立马形象，从中可以窥见吐蕃人对所乘马匹鞍具的描绘。木板上残存马的颈部、腹部、两条前腿、前蹄和一条后腿，可看到马颈上系有辔带和铃铛，身披填充砖红色彩的鞍鞯，马蹄饰黑彩⑤。同样因为该木板彩绘过于残破，无法展开更多的讨论。
图三 青海都兰热水吐蕃墓地二号墓出土的马鞍残件上.一号马鞍 下.二号马鞍
图四 青海都兰热水吐蕃墓地三号墓出土骑马木俑
(99DRNM3:110)
此外，青海都兰热水墓地的三号墓还出有3件骑马武士木俑，以99DRNM3:110的骑马武士俑保存相对较好（图四）。此件俑残高6.2、残长6.6厘米。武士双手执缰，身上用墨线绘出鱼鳞状铠甲，坐骑一马，有辔头、缰绳、马鞍、马镫等马具，辔头可见四条纵横向的皮带，马的胸前有一条皮带，即文献所记载的“攀胸”。缰绳持于武士手中，马鞍可见鞍和鞯两部分，鞍鞯上有墨绘的装饰，马鞍的特点为前桥高、后桥低。马的后臀部墨绘一条皮带，应为文献记载所称的“马鞦”或“鞧带”。马臀下部有两道平行的凹槽，未发现马尾⑥。马镫的发现具有重要意义，近年来中外学者对于马镫的起源及其在欧亚大陆的传播论之甚详⑦，但关于吐蕃使用马镫的情况由于资料的局限过去了解不多，这一发现足以证明吐蕃时期已经使用马镫。如同有学者论述的那样，“很少有发明像马镫那样简单，而且很少有发明具有如此重大的意义。……马镫把畜力应用在短兵相接之中，让骑兵与马结为一体”⑧。作为纵横驰骋于中亚腹心地带的吐蕃帝国而言，马镫的利用更是意义非凡，它使得吐蕃骑兵在与唐、阿拉伯帝国争雄于欧亚的战争中发挥出巨大的威力。
2002年美国人约翰·文森特·贝勒萨(John Vincent Bellezza)在藏北地区采集到1具马具的头套，现存于西藏自治区博物馆。该马具头套由大小不一的各种配件35件组成，其中衔、镳为红铜铸成，余为青铜。与之同时还采集到1件红铜短剑。从所公布的图片观察，短剑呈柳叶形，带有短柄，年代不晚于唐代吐蕃时期。有意见认为，“尽管这套马具及红铜短剑没有具体出土地点和其他伴生品，但从其特征上基本能确认为属于西藏早期金属时代的作品”⑨，可备一说。
近年来有关吐蕃马具图像最为集中的发现，是青海德令哈市郭里木乡吐蕃木棺板画的出土。据现在所了解的情况，在其中多具木棺的两个侧板上，都绘制有骑马的吐蕃武士形象⑩，我们可以从中观察到许多吐蕃马具与马饰的细节。
在一号棺板画A板的中部位置，绘有两座圆形的帐篷，帐篷前有侍者袖手而立，前方（左方）有三人骑马前来，其中一人身穿白色带三角形翻领的长袍，身下骑一青色马。马的头部及上半身已漫漶不清，但还可以清晰地看出马的后半身上所饰马具，其中有一条带子从鞍后绕过马尻，称之为马鞦，两条马鞦分别在马尻后系成一结。另外还有一条带子从马鞍后下垂，在马鞦和下垂的带子上可观察到装饰有方形或圆形的小饰片（图五）。马鞦是实用性的带子，用于固定马鞍，而下垂的带子则主要起到装饰性的作用。这类上面缀饰以各种装饰品的带子，唐人将其称之为“蹀躞”，如沈括《梦溪笔谈》卷一载：“带衣所垂蹀躞，盖欲佩弓、剑、帉、帨、算囊、刀、砺之类”。这类装饰性的带子既可用作人体的饰物，在唐代也用于马身，如宋人诗中有“锦鞯金狨玉蹀躞，天宝繁侈逾大业”之语，形容唐代马饰的华美之风。孙机先生认为诗中的所谓“玉蹀躞”，可能就是指马具中装饰有玉饰的带子而言(11)。芝加哥私人收藏的这具吐蕃马具上附属的鎏金饰片，实际上也是垂带“蹀躞”的一个种类。
图五 一号棺板画A板上所绘的骑马武士图
在二号棺板画A板低帮位置上也绘有正在骑马狩猎的武士，其中一位武士面部涂朱（似为吐蕃“赭面”习俗的反映），身穿交叉直领长袍，腰间挂系箭囊，身下骑一褐色骏马，正反身拉弓拟射击一群野鹿。由于画面保存较好，我们可以较清楚地观察到这套马具与马饰。辔头由额带、颊带、鼻带、咽带以及从马口中穿过的勒带等带子构成，勒带用红色的织物与马口中的衔镳相连接，其他的带子上装饰有金黄色的牌饰状物，应为饰有金银饰牌的蹀躞带。由于骑乘有人，我们看不到马鞍的情况，但能看到马身上用来固定鞍鞯的数条纵、横向的带子。马胸前有一横带，自马鞍向前绕过马胸，称之为“攀胸”；另在马鞍后有一横带绕过马尻，此即上文所述的马鞦；另外还有一条纵向的带子从马鞍下垂，是否绕过马腹因画面破损而无法确定，但能肯定其属于装饰性的垂带。在这数条纵、横向的带子上面，还能观察到黑色的带子上用金黄色绘制的、可能象征蹀躞带上金银垂饰的小圆点。此外，马尾向上绕起并打成一结，在其他棺板画的画面中还有将马尾挽成两条向上分开的剪刀形状的情况，这种习俗可称之为“缚尾”，与“剪鬃”一样属于对马匹加以装饰的方法，流行于当时的东方与西方（图六）。
一号棺板画的B板的高帮位置绘有妇女哭灵、装饰彩马、击鼓告丧和骑射狩猎等场景(12)，其中的骑射狩猎场面上绘有两位正在围射猎物的武士。武士均头缠巾，腰系带，足蹬靴，手搭弓。从其身下的坐骑能观察到马头上有辔头，身上系有横向的攀胸和马鞦，马鞍和鞯下有略呈方形的障泥，从马鞍下垂有一条带子，在攀胸、马鞦以及垂带上缀饰有饰物，马尾缚尾上扬。更为重要的是，在这幅画面上，我们发现左边一骑的武士脚下踏有长方形的环状马镫。尽管在芝加哥所藏吐蕃马具中不见马镫的实物，其他的棺板画上也未绘出马镫，但这个例子可以同上述都兰吐蕃墓地所出的骑马武士木俑相结合，说明吐蕃骑士使用马镫的情况（图七）。
图六 二号棺板画A板上所绘的骑马武士图
图七 一号棺板画的B板所绘的围猎武士（局部）
图八 二号棺板画所绘的立马（局部）
在上举吐蕃木棺板画的例子当中，由于马上均骑乘有人，所以对马鞍和马鞯部分的情况不甚清楚。值得庆幸的是，在二号棺板画的一个画面上，在帐篷外面席地而坐开怀痛饮的人群身后有三匹站立着的马，从中能观察到关于吐蕃马具的其他一些细节。三匹马神态安祥地正在休息，一匹马正低头下垂，另外两匹马昂首张望。低头下垂的马头上有辔头，但鞍已卸下，露出马鞍下长方形的鞍鞯（即鞍褥），马胸前有横向的攀胸，在鞍鞯后面有绕向马尻的马鞦。中间一匹马还带着未卸下的马鞍，马鞍形状为双桥形，前后桥呈弧桥状，前高后低。鞍下放置有一张边缘为环状的鞍鞯，在鞍鞯下铺放长方形的障泥，衬在鞍鞯之下，马头上有全套辔头，攀胸系在鞍鞯之上，从鞍下有两条下垂的带子，一条可能为绕向马尻之后的马鞦，另一条则为装饰性的垂带。与上举各例一样，这些马具上的辔头和带子都绘有象征饰物的圆形或方形的金黄色圆点图案（图八）。
二、芝加哥所藏吐蕃马具的形制特点及其复原
芝加哥所藏吐蕃马具由一套保存基本完整的马鞍和若干饰件组成，结合上述青藏高原考古出土材料，我们可以对其特点和各种饰件的用途作一定程度的复原。
（一）前桥与后桥
从残存的鞍桥金属包片上，可以推测吐蕃马鞍的基本形制及大小。该马具有保存较完整的前桥和后桥鎏金包片，均呈拱桥形，其形状与青海都兰热水墓地二号墓所出的木质马鞍上的前后桥基本一致，也与青海吐蕃木棺板画上所绘的马鞍形状一致。根据上述吐蕃棺板画上所绘马鞍的形状来看，其特点应为前高后低，所以前桥弧线应较高起，后桥弧线应较低平，可以明显地加以区分。由于鞍体可能也为木质，所以出土时已完全腐朽，仅余前后桥的金属包片（图九）。
（二）辔头（络头）及其饰物
从吐蕃木棺板画和出土木俑的情况来看，吐蕃马具的辔头部分由额带、鼻带、颊带、咽带等四条纵横向的皮带组成，以便有效地控制马头部，在头部的这些皮带上均绘有金黄色的圆点表示金属类的饰物。所以，在芝加哥所藏吐蕃马具的这套金属饰片当中，一些较小的方形或椭圆形的鎏金饰片应属于辔头部分这些皮带上的缀饰物（图一○）。在唐代马具上，辔头的各条皮带上常缀挂有小金花饰物，可作为参照。
图九 芝加哥私人收藏马具
上.前桥鎏金包片 下.后桥鎏金包片
图一○ 芝加哥私人收藏马具中的鎏金饰片
图一一 芝加哥私人收藏马具中的鎏金饰片——杏叶
图一二 唐代马具中的杏叶
1.卢芹斋旧藏铜杏叶 2.正黎某代藏鎏金铜杏叶
中原地区汉代的马具在辔头额带上饰有“当卢”一枚，唐代此风有所变化，仅在马额前、鼻端及两颊上部各装饰有一枚较大的叶片状的饰物，称之为“杏叶”。据孙机先生研究，杏叶的造型除有大量卷草、宝相花等植物图案外，也有铸出狮子、麒麟等动物图案。芝加哥所藏吐蕃马具中有一批鎏金叶形饰片，上面饰有对狮等动物纹样（图一一），与孙机先生文中所例举的卢芹斋旧藏铜杏叶、正黎某代藏鎏金铜杏叶在纹饰构图和风格特点上都十分相似(13)（图一二），因此可以肯定其性质应为杏叶，而且其中可能有数片杏叶应是装饰在辔头额带、鼻带和颊带上
图一三 马尔萨克所绘芝加哥私人收藏马具与马饰复原图的饰件。
（三）胸、腹、尻部的革带及其饰物
如前所述，为了固定鞍、鞯，在马的胸、腹和尻部要引出长短不一的革带，包括攀胸、靴带等。据杨泓先生研究，中原汉地在两晋南北朝时期，马具上的这类带子往往较为繁缛，形成纵横多条带子构成的网状革带，而到了唐代，马具上的这类网状革带日渐减化，横带的数量减少，通常只有最下一条，纵带均与其相连，然后在马尻上部相交，同时在横带上垂饰以“杏叶”。但是也有的马具不使用这种网状结构革带，而是使用受到中亚一带影响的带有蹀躞的革带(14)。
从青海吐蕃木棺板画上所绘制的吐蕃马具来看，均未见使用网状结构的革带，而是十分简约地使用了一条攀胸和一条鞦带，至多在鞍后再垂有一条有装饰物的蹀躞带。参照这一情况，我们推测芝加哥所藏吐蕃马具也不会出现多条革带，采用的应是受到中亚影响的较为简约的蹀躞带。而芝加哥所藏吐蕃马具的金属杏叶饰片数量较多，除去上述可能使用在辔头部的杏叶外，余下的杏叶则应分布在马身两侧的攀胸与鞦带上，作为革带上最主要的金属饰件。与之相配的则应还有其他形制较小的金属饰片。
已故的中亚考古学家马尔萨克(Boris Marshak)曾对芝加哥所藏吐蕃马具及其饰件作过复原研究，并绘出相关饰件可能的配置图（图一三），与本文的研究结果相当一致。特别需指出的是，马尔萨克教授是在并未见到青海出土有关吐蕃马具的考古资料的情况下做出的复原，我们不能不钦佩他深厚的研究功力与高超的洞察力。
三、从吐蕃马具看东西方文化交流
骑马术的兴起和马具的起源与发展在东西方文化交流的过程中具有重要的意义，吐蕃在对外扩张的过程中，以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可能同时受到东方与西方两个方面文明的影响。
在伊朗萨珊王朝的艺术品上，可以观察到公元5～6世纪伊朗高原马具的形态。如美国大都市博物馆收藏的1件伊朗出土的萨珊王朝银盘上有帝王狩猎的场面，其坐骑上可见到辔头和呈横向的攀胸、鞦带，皮带上面缀饰有杏叶一类的饰件（图一四）。大都会博物馆内收藏的另一件出自巴基斯坦的萨珊王朝艺术品上，也铸出骑马武士的形象。在马的辔头上可看到额带、鼻带、颊带、咽带等四条皮带，鞍、鞯之下有一条横向的攀胸和一条绕于马尻尾后的鞦带，在马尾束有一结，辔头、攀胸和鞦带上也都缀饰杏叶一类的饰片（图一五），整个马具的装饰手法与吐蕃马具十分相似。此外，我们还注意到，这些中亚艺术品上武士们所佩戴箭囊的式样，与吐蕃武士所佩之物也十分接近。两者之间的关系值得重视。
图一四 萨珊王朝银盘上帝王狩猎场面中的马具与马饰
图一五 萨珊王朝艺术品上的骑马武士形象
在中亚地区被中国文献称之为“昭武九姓”的康居国境内的穆格山城堡（今塔吉克斯坦共和国札赫马塔巴德地区）内，出有1件皮面木盾，上面绘有一位全副武装的武士。他骑在有鞍的马上，马头部有辔头，胸前有攀胸，一条鞦带从鞍后绕向马尻尾部之下，攀胸和鞦带绘成联珠纹式(15)（图一六），似乎象征皮带上的缀饰。与之同时的片治肯特壁画中，也绘有粟特骑马者的形象，我们可以看到与穆格山城堡木盾上相同的马具。两位身穿粟特式长袍的骑士骑马而行，马口内套有马镳，镳上系有绳索牵在骑士手中，马辔头上和攀胸、鞦带除饰有圆形的联珠纹样之外，穿过马尻尾下的鞦带上还缀有星形与半月形的饰片(16)（图一七）。这两处遗址的年代约为公元8世纪以前。
图一六 康居穆格山城堡出土木盾上的骑马武士像
中亚马具上的这种装饰手法，可能传入到唐帝国，有意见认为唐代马具中金属制作的蹀躞和杏叶的出现，也许是受萨珊王朝马具的影响(17)。吐蕃马具无论从革带的装配式样还是其上所缀饰的蹀躞来看，都与中亚马具相似，两者之间应存在着一定的关系。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吐蕃马具中包括杏叶在内的各类金属片的式样与纹饰。前文已指出，芝加哥所藏吐蕃马具的饰片具有浓厚的西方文化色彩，其中有大量带翼的神兽形象，如翼狮、翼马等，还有不少对兽构图的图案。这类题材主要流行于中亚、西亚各国，随着中外文化交流在汉唐时期传入中国(18)。吐蕃与唐代“丝绸之路”关系密切，而且曾攻陷唐之安西四镇，长期占领和控制丝绸之路，所以从西方接受这类图案是完全可能的。
图一七 片治肯特壁画中粟特骑马者的形象
另一方面，由于吐蕃与中原唐王朝之间关系密切，也可能从汉地中原文化中吸收许多文化因素。举例而言，从青海出土的吐蕃木棺板画上，许多马匹的马尾打结或者结束成两束呈分开上扬飘带状，这种习俗如前所述，可称之为“缚尾”。过去的考古资料中，在东西方都发现有这种对马尾的装饰方法。孙机先生研究指出，早在汉代的画像石里面，便能找到缚尾的例子，唐时西方如萨珊等国也使用这种装饰方法，这是当时东西方流行的习惯(19)。但从萨珊银器上所反映出的对马尾的装饰方法来看，一般习惯在马尾上部的鞍鞯后面加饰两条缀有花穗或者兽头的饰带，马尾束结，或呈自然下垂状。而吐蕃马尾的缚尾习俗却未见到在马尾部饰以其他饰物的情形，只是将马尾采取自然束结的方式使之较短也显得较为精神。类似的缚尾方式可举出唐昭陵六骏的例子，如六骏中的“飒露紫”，其马尾便束为一结，而不见采用另外饰以缀物的方式（图一八，2）。另在敦煌莫高窟唐代的第130号窟中，东壁南侧所绘的一骑马武士身下的坐骑大体上也是采用的这类缚尾方式（图一八，1）。因此，吐蕃的饰马方法中，可能既有来自西方的文化因素，也可能包含有中原汉地的文化因素，需要作一番认真的比较梳理。
图一八 唐代马尾的“缚尾”
1.敦煌壁画中所见唐代马饰的缚尾方式
2.唐昭陵六骏中“飒露紫”的缚尾方式
此外，马镫在吐蕃的出现和流行，如果放在欧亚大陆这样一个大的文化背景下考察，还应充分注意到它与中国北方各民族之间的关系。中国学者最新的研究成果显示，从考古材料上看，马镫最早应起源于中国东北地区，形制为木芯长直柄马镫，时代约为公元5世纪。这种马镫后来在欧亚大陆广为流行，发展成为不同的形制，但大量事实表明，木芯长直马镫是东西方各类马镫的源头。最早的马镫发现于公元3～4世纪中东北鲜卑人的活动区域，而马镫的西传也和源出鲜卑族的柔然人密切相关(20)。对于青海都兰吐蕃墓葬出土的棺板画，已有学者注意到它与鲜卑人在棺板装饰传统方面的共同因素，并且由此推测其与鲜卑人在族属上可能的联系(21)。由于青海湖一带曾是吐谷浑人的故地，吐谷浑在被吐蕃灭国之后成为吐蕃帝国的属地之一，但还仍然保持着它的许多风俗，所以也有意见认为青海都兰发现的吐蕃墓地是吐蕃占领下的吐谷浑人的墓地(22)，而吐谷浑人便是鲜卑拓拔氏西迁的一支后裔在融合本地民族之后形成的。因此，马镫随着这些民族一道自东而西进入到青藏高原，最终成为吐蕃骑马文化当中的一个特征也是完全可能的。
最后需要附带讨论的是，芝加哥所藏吐蕃马具虽然无明确的出土地点，但它和其他马具与马饰一样，我们推测都应是出土于吐蕃时期的墓葬当中，而且很有可能是与当时殉马的习俗联系在一起的。殉马这一习俗在中亚游牧民族当中广为流传，如斯基泰、匈奴、突厥等民族都曾有过类似的习俗。吐蕃深受这一习俗的影响，在青藏高原吐蕃时期的墓葬中多见以马具或马匹随葬的考古资料(23)，同时流行于吐蕃的本教丧葬仪轨当中对于杀殉马匹营葬也有大量的记载，其中便包括为死者献上可供其在“天界”乘骑的“宝马”以及宝鞍(24)。在芝加哥私人收藏品当中，除了这套马具与马饰之外，还有另外一副保存状况十分完好的马鞍，马鞍为木质，外包以鎏金饰片，上面饰有与芝加哥所藏吐蕃马具风格一致的动物与植物纹样。更为难得的是，这副马鞍的鞍、鞯、障泥外还包裹一层织锦，上面饰有精美的团窠联珠含绶对鸟纹和团窠联珠对狮纹。类似的织锦曾见于中国新疆吐鲁番、青海都兰等地北朝至隋唐的墓葬中，这为判断这副马鞍的年代与族属提供了很好的比较资料(25)。同时我们也看到，以装饰精美的马具与马饰随葬，曾是吐蕃贵族流行的时尚之一。流散于美国芝加哥的上述两套吐蕃马具，以前所未有过的风采向世人展示出这一时尚的耀眼片断。
附记：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项目“近十年青藏高原吐蕃考古材料综合研究”（项目批准号05JJD850004）及四川大学985二期工程“南亚与中国藏区”创新基地研究成果之一，笔者赴海外调查中还获得美国亚洲协会(ACC)杰出人才基金项目资助，特此鸣谢。
注释：
①B.A.李特文斯基主编：《中亚文明史》第三卷第十五章“唐帝国统治下的西域与吐蕃王国”，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3年。
②a.杨泓：《中国古代马具的发展和对外影响》，《文物》1984年第9期。
b.孙机：《唐代的马具与马饰》，《文物》1981年第10期。
③西藏自治区山南地区文物局：《西藏浪卡子县查加沟古墓葬的清理》图二，《考古》2001年第6期。
④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都兰吐蕃墓》第48～52页，科学出版社，2005年。
⑤同④第14～15页。
⑥同④第97页图六一。
⑦关于马镫起源与发展问题中外学者多有讨论，近年来较为集中地收集相关资料并进行系统研究的可见王铁英：《马镫的起源》，《欧亚学刊》第三辑，中华书局，2002年。
⑧王铁英：《马镫的起源》，《欧亚学刊》第三辑，中华书局，2002年。
⑨夏格旺堆、普智：《西藏考古工作40年》图版2、3，《中国藏学》2005年第3期。
⑩a.许新国：《郭里木乡吐蕃墓葬棺板画研究》，《中国藏学》2005年第1期。
b.《中国国家地理》2006年第3辑《青海专辑·下辑》收录的一组文章介绍了青海吐蕃棺板画，包括程起骏：《棺板彩画：吐谷浑人的社会图景》；罗世平：《棺板彩画：吐蕃人的生活画卷》；林梅村：《棺板彩画：苏毗人的风俗图卷》。
c.林梅村：《青藏高原考古新发现与吐蕃权臣噶尔家族》，亚洲新人文联网“中外文化与历史记忆学术研讨会”论文提要集，香港，2006年。
d.罗世平：《天堂喜宴——青海海西州郭里木吐蕃棺板画笺证》，《文物》2006年第7期。
(11)同②b。
(12)有关此棺板画的定名与研究情况可参见罗世平：《天堂喜宴——青海海西州郭里木吐蕃棺板画笺证》，《文物》2006年第7期。但笔者对其内容的考订与之有不同之处。
(13)同②b图七，6、8。
(14)同②a。
(15)А.Л.蒙盖特：《苏联考古学》第263～265页，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资料室译，1963年。
(16)同(15)第271页所附图片。
(17)同②b。
(18)较系统论述这方面问题的论著有沈福伟：《中西文化交流史》第67-74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林梅村：《大夏黄金宝藏的发现及其对大月氏考古研究的意义》，见《西域文明——考古、民族、语言和宗教新论》，东方出版社，1995年；《狮子与狻猊》、《天禄辟邪与古代中西文化交流》，见《汉唐西域与中国文明》，文物出版社，1998年；《西京新记——汉长安城所见中西文化交流》，见《古道西风——考古新发现所见中西文化交流》，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年。李零：《论中国的有翼神兽》，《中国学术》2001年第1辑，商务印书馆，2001年。
(19)同②b。
(20)同⑧
(21)仝涛：《木棺装饰传统——中世纪早期鲜卑文化的一个要素》，见《吐蕃与丝绸之路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成都，2006年。
(22)同⑩a。
(23)吐蕃时期墓葬中以马匹作为随葬的考古遗存，可见霍巍：《西藏古代墓葬制度史》第七章，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年。
(24)褚俊杰：《吐蕃本教丧葬仪轨研究——敦煌古藏文写卷P.T.1042解读》，《中国藏学》1989年第3期。
(25)a.许新国、赵丰：《都兰出土丝织品初探》，《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1991年第15、16期合刊。
b.姜伯勤：《敦煌吐鲁番文书与丝绸之路》第211～213页，文物出版社，1994年。
c.许新国：《都兰吐蕃墓出土含绶鸟织锦研究》，《中国藏学》1996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