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出自己真实的感受，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真实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我最初从事写作是为了谋生，功利性很强，但写作的意义在慢慢变化。一个作家如果没有生存上特别的困难，没有必要迎合那些花花绿绿、短命而多变的阅读时尚。教师有职业道德，经商有职业道德，作家也有职业道德，那就是“修辞立其诚”，写出自己真实的感受和想法。
我写东西，有时是不期而遇，有时候是刻意追求。《马桥词典》和《暗示》就是这样。提起这种“小说”和“非小说”元素相结合的新文体，我个人认为：“形式和内容，总是在互相选择，甚至本身密不可分。京胡拉贝多芬的曲子未尝不可，也能有一种荒诞的趣味。但这毕竟是一种戏作，只能偶尔为之。一般来说，就像京胡最合适拉京剧，提琴最合适拉小夜曲，古筝最合适演奏《十面埋伏》，文体需要依据题材和思想而定。《马桥词典》散文化一些，《报告政府》故事化一些，都是因地制宜，谈不上什么‘动向’。”
写作就是交流，哪怕只准备给极少数读者看，也会下意识地考虑到读者反应。但修辞立其诚，作者如果因为名或利的考虑迁就一些特殊读者，比如评论家、出版商、评奖要员、流行舆论的控制者等等，就可能以牺牲“诚”为代价，就可能花拳绣腿装模作样，落入虚伪的写作态度。我尽力在《暗示》一书中直言，不打算迁就什么人，因此书中很多地方也许会遭人诟病乃至气愤，在知识界有些右翼和左翼的朋友那里可能两头不讨好。我不是真理的化身，愿意接受各种批评。但我必须忠实于个人的感受，不会专拣人家顺耳的说，哪怕这个时代没有多少人要听这些话。我已经到50岁“知天命”的年龄了，不一定还能写出什么好书，但既然在写，至少也要诚实地写下去，免得将来自己翻看时后悔。
写作本身有很多种方式，我们不能说哪种方式是最好的，至少要容忍和尝试多种写作方式。我开始写作的时候，接受的是西方关于文体写作特别是文艺体裁方面的分类，小说、散文、诗歌等。其实在其他民族也有其他的分类，比如在俄罗斯分为散文和韵文，它的小说与散文分得不太明显。在我们中国，以前小说、散文、历史、理论基本上文史哲三位一体，这是我们中国很长时间的一个大的传统，一笔遗产。我们知道，《圣经》《古兰经》也是一种跨文体写作，思考性和感受性交杂在一起。这种写作至少有它存在的理由。我们定义中的小说（欧洲思想体系中的小说）几个世纪以来在中国发展了很长时间，近代以来尤其是新时期、改革开放以来，介绍过来的很多。但作为过来人，我有一些不满的地方，我觉得所谓的小说很不自由，很多东西没法装进去；而且我现在读小说总有一种饥饿感，吃不饱，小说读了十几页还没得到什么东西。这可能是我个人的问题，总觉得信息不够，自己写起来也觉得不自由，很多的感觉很多的表达被那种情节和模式一套进去，起承转合都是你跟着它走而不是它跟着你走。写《马桥词典》以前，这种对文体束缚的不满就一直在增加，所以《马桥词典》其实是一种尝试，把非小说因素与小说因素作一种结合的尝试。我采取了词典的方式，但是一点把握都没有，不知道读者能不能接受，后来好像至少有一部分读者表示接受，觉得可以，这样写起来也好看。这对我是一个鼓励。
对作家来说非写不可的书，对于别人可能并不重要。我经常给出版社泼冷水，叫他们不要一下印那么多。畅销不是坏事，但现在说一本书畅销，是以一周、一个月、最多一年为一个周期去衡量。如果我们换一种眼光看书的命运，以十年或三十年为一个周期；不以一国为单元，而是以全球为单元，有些销售统计数据就可能会发生巨大变化。这么看，作家就会少一点短期行为，多一点诚实态度。《哈利·波特》天文数字的销量不奇怪，这涉及许多因素，比如商业运作、社会时尚、文化心理等等。在国内，韩寒、郭敬明的书也是动辄几十万。文化消费可以折射出许多问题，这与写作本身关联不大。
种瓜得瓜，种豆得豆。从心出发的文字，会抵达读者的心；从脑出发的文字，只能抵达读者的脑；信笔涂鸦的文字，只会是被眼球阻挡在外的泡沫。春晚一般出不了什么好节目，但以前的《千手观音》就很火，那是因为一群残疾人在表演，他们最初没有商业动机，表演非常本色。我尊重本色的表演，也尊重本色的创作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