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粗放到集约：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基本特征及其途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粗放论文,集约论文,基本特征论文,经济增长方式论文,途径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基本特征
在迈向工业化的进程中，一般而言，一个国家或地区经过最初的一定阶段正常的、必要的经济粗放增长（经验表明，在工业化初期存在着这种粗放增长的生产条件和经济条件，因而，粗放增长是不可避免的），在初步奠定和建立起了一定的工业基础或国民经济体系之后，经济发展随之转入工业化阶段。其内在规律是技术进步随着资本投入的增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显著提高，从而，在总体上引起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的数量扩张型向集约的质量提高型转变。目前，我国就正处于这样的战略性转变时期。如何促进和实现这一转变，成为了摆在我们面前亟待研究的一个兼具理论性和实践性的重要课题。为此，结合我国的具体现实，认识和把握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基本特征，是很有必要的。
特征之一：低耗高效的增长
无论是哪一个国家，无论在哪一种社会经济制度和经济体制下，在其经济增长过程中，都离不开土地、资本和劳动力等要素资源的投入，都面临着一个资源有限的问题。而如何配置有限的资源，使投入、消耗与产出之间保持何种置换关系，则直接影响到一个国家经济增长的效率和效益。
如果技术条件没有明显的改善和变化，要素资源的投入和消耗大大超过同期产出量的增加，那么，经济纵有增长，但因其以粗放扩展的不经济性、甚至浪费为代价而表现为无效增长。可以说，我国传统体制下的经济增长，基本上就是以这种“高投入、高消耗、低产出、无效益甚至负效益”为特征的。
如果技术发展相当缓慢，要素资源的投入和消耗与同期产出变化相比，仍呈较高比例增加时，经济增长则表现为低效增长。改革以来，我国几度出现的经济增长都带有鲜明的“高投入、高消耗、低产出、低质量、低效益”的特征。
只有在要素资源的投入和消耗量不变、甚至减少或虽有增加，但由于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即以技术进步为核心，通过对要素进行改进，包括技术革新、开发新产品，改进生产方式和资本物品（机器设备等）的质量，改进管理，使资本和劳动能有效利用等手段，使产出增长率主要依靠要素生产率提高的贡献而大大提高时，才能使经济增长的整体素质得以提高。这种依靠技术进步实现的经济增长，即低耗高效的增长，乃是实现我国当前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可选方式。
特征之二：持续协调的增长
要实现低耗高效的经济增长，既需要有适应市场经济发展要求的经济自组织运行和增长机制的内在作用，又要有政府必要的宏观调控，以保障经济持续协调的增长。
经济自组织运行和增长机制，是企业间源于自身利益追求利润极大化的经济行为，与实施社会经济资源的配置、促进经济增长之间的内在连锁互动过程及其关系。其形成及其作用的发挥，又取决于市场、市场机制的有效性，市场体系的发育和完善程度，取决于有一个新的微观基础——企业，作为具有独立经济利益、自主决策、自负盈亏、自我发展、自我约束的市场主体、产权主体和经济增长主体的存在，有一个土地、资本、劳动力，特别是技术等要素资源通过竞争性市场获得和选择的经济环境。在市场化的激励机制和约束机制作用下，企业在竞争中的生存和发展，企业利益的实现和增进，就主要取决于能否更好地满足市场需求，或能否更有效率地使用各种资源。为此，企业就会根据市场情况自觉调整其生产经营行为，选择生产符合市场需求的产品、采取更有助于提高生产效率的工艺技术。这种企业内生的追求技术进步和管理科学的机制，成为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重要支点，其作用将直接引起企业生产能力扩大、资源合理配置并促进社会经济的增长，而社会经济的增长又为企业更大规模地扩大再生产提供了可能。正是这种在市场基础层次上企业经济活动、资源配置与经济增长三者之间内在互动的过程，成为社会经济持续增长的一个重要源头。
与此同时，也应注意到，在市场经济中，由于信息的不充分性和不确定性，作为市场主体的企业在信息的搜寻、鉴别、处理、选择与转化能力上的相对不足等多种原因，致使企业谋求自身利益极大化的行为表现为理性有限；加之市场机制调节作用的效果主要局限在实现微观短期均衡方面，且以盲目性、滞后性和浪费为代价。无疑，市场缺陷——无论是“市场做不到的”，还是“市场做不好的”，都将导致市场机制作用某种程度的无效性，因而，经济自组织运行和增长机制本身并不具有宏观总体意义上的自协调、自平衡、自稳定的功能，一个常见的典型例子是外部不经济问题。为此，需要有政府站在更高的层次，从更大的社会范围和更深远的经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出发，对企业生产扩大、社会经济增长的正常运行提供必要的保护、引导和干预，运用经济的、法律的和行政的各种手段来调控、组织市场，通过完善市场运行的规则和环境，减少和避免市场作用的无效性，充分发挥市场对企业的积极诱导作用，从而与市场和企业形成能量和信息交换，增强经济自组织运行和增长的能力及其有序化程序，以保证社会经济持续、协调、高效的增长。
然而，历史经验值得注意。在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这一新的形势下，切忌把政府能力不切实际地夸大甚至理想化，避免过去经济增长过程中人为的高频震荡的折腾，即政府此一时彼一时的政策导向，引起的经济忽而超高速增长（不一定是高效增长）、忽而急刹车的低速增长甚至负增长。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其次，也要看到，与市场一样，政府也是一架不完善的社会机器，存在着认知、行为能力的局限，信息障碍、政策时滞及其低效率等诸多问题，因而难免会出现政府干预行为的偏差或缺陷。再次，从现实的情况来看，政府素来是以社会公众利益的代表机关出现，但这并不意味着政府没有自己的特殊利益。因此，出于对既得利益的维护，政府在职能转换方面尚存在消极、被动、滞后的问题。上述政府超职能发挥的反经济行为、政府自身能力及其干预行为的缺陷、政府行为的不到位，在不同方面对正常的经济活动的进行、以及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都有着不利的影响甚至负作用。结论是：政府必要的宏观调控，应界定在为正常的市场运行和企业活动提供规划、导向、监控、维护公正与秩序、信息服务等经济职能范围之内。
诚然，以上分析远没有穷尽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方方面面的特征。然而，抓住这两个基本的特征，也就把握住了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基本方向，这就是要从单纯依靠投入、消耗拉动的产出量增长，转向主要依靠要素生产率的提高而实现的低耗高效的经济增长；从过去主要依靠政府机构和即时政策外来力量推动的非连续性的增长，转向基本依靠经济自组织运行的增长机制的内在作用、辅之以政府必要的宏观调控实现的持续协调的经济增长。
二、影响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诸因素
借鉴美国经济学院J·W·肯德里克（Kendrick）和E·F·丹尼森（Denison）在本世纪60年代提出的“经济增长因素分析理论”，立足我国体制转轨的特殊背景，综合分析体制、结构、技术、资本、劳动力等影响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诸因素，正是旨在探寻新的又好又快地经济增长的途径。
（一）决定性因素：经济体制的转变
经济体制是制约和规定一个社会经济运行基本特点的决定性因素。一定的经济体制，必然决定着相应的资源配置、经济增长方式和机制。数量扩张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和机制，就是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以行政手段分配资源、支配经济活动的经济运行方式的直接产物。因此，转变经济增长方式，首要问题是实现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根本转变。
新旧体制的转变是一个系统工程，它包括对原有经济系统模式的转变、系统内在结构的调整和运行机制的转换、系统基本元素的再造，以及系统的环境改变等相互关联、互为影响的内容。择要而论，首先，要使生产组织和经济活动真正地企业化、市场化。确保企业产权主体的地位和相应的经济利益，使企业在生产经营活动和市场交易中，从谋求自身利益与满足市场需要的内在联系出发，积极主动地采用新技术，提高经营管理水平和职工素质，从而使企业经济效益的提高、经济规模的扩大和经济实力的增强具有一种永不衰竭的强大内趋力。当前，要加快转变企业经营机制、建立以产权明晰为基础的现代企业制度、强化企业管理的步伐，重塑效益提高的集约型微观经济增长主体。
其次，积极培育和完善市场体系。拓破条块分割下部门利益、地区利益的相互掣肘，大大推进市场的统一程度，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对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保证土地、资本、劳动力，特别是技术等要素资源通过竞争性市场的可得性和选择性。同时，辅之以政府必要的宏观间接调控，这意味着政府调控经济活动的组织、手段、职能的相应转变，旨在促进经济运行环境中，资源从封闭系统下行政分配、低效使用，到开放系统下市场配置为基础、高效使用的新的配置机制的形成，从而实现到新的经济增长方式和机制的转变。
总之，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客观上要求体制要转变、机制要转换，并以增长质量的提高为归宿。以此为准则，我们在经济体制转变的过程中，进行的每一项改革，采取的每一个步骤，特别是体制转变的总体效果，就都只有在经济增长的效率和效益得到提高后，才能表明其价值，证实其成效。
（二）重要环节：经济结构的调整
实现集约型的经济增长，需要在国民经济各部门以及再生产各个方面的构成之间转移和重置资源，这又表现为一系列的结构调整和变化。
一般来说，经济增长方式转变过程中结构变化的规律，在产业结构方面，主要表现为转变是从边际产出很低的第一产业（农业）转向第二产业（制造业）和第三产业（服务业），我国也不例外。我国的经济结构在世界上较为落后，第三产业发展不足，第二产业效益不高，第一产业基础不稳。据统计，在三次产业中，我国第三产业仅占不到32.7%，而发达国家一般占50—60%。因此，我国仍是一个以农业和工业为主的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主要是依靠大量的劳动和资本的投入来推动的外延粗放型。
为改变这种状况，当前优化经济结构，就必须大力发展第三产业，积极引导第一、二产业的大量剩余劳动力有序地向第三产业转移；在生产结构方面，从初级产品占较大份额逐步转向工业品及服务的份额的提高；在贸易结构方面，以初级产品出口在国民生产总值中占主要比重转向高附加值的工业制成品的出口、特别是服务的出口比重的上升，等等。
结构的调整、交替、优化和升级，势必促进着企业、行业乃至国民经济总体效益的提高。
（三）核心：技术进步及其扩散程度
现代经济增长早已突破了产出量增加十倍或百倍的单一含义，由于科技进步，主要是科学技术对土地、资本、劳动力等要素的渗透和扩散，改善了要素的内在功能，提高了要素的使用效率，其结果不仅使整个生产过程在效率上获得成倍甚至上百倍的提高，更重要的是使现代经济增长更多地被赋予了资源合理配置、结构优化等总体质量和效益提高的丰富内涵。经济的增长越来越依赖于科技的进步，已经成为当今世界工业发达国家和新兴工业化国家及地区的共同经验。
据统计，美国1929—1947年国民收入增长依靠科技进步占37%，而1948—1969年则达到56.2%，70年代后更达到60%以上；日本国民生产总值中，依靠科技进步取得的50年代只占19.5%，60年代占38%，70年代则占到60%以上了。而在我国的经济增长中，只有28%是靠技术进步取得的。之所以会如此，从我国多数行业和企业的技术进步缓慢、技术水平落后中不难找到答案。目前，我国工业的技术水平大约比发达国家落后了15—20年，其中机械、电子制造业的差距更大。就技术装备所达到的技术水平看，根据有关部门对1.9万户重点企业的调查，技术性能达到或相当于国际近5年同类设备水平的仅占13%。作为技术装备产业，我国机械工业目前主要产品的技术水平和发达国家相比大体上相差20年，另据有关部门对2700多种机电产品的初步分析，约有60%属于落后的必须淘汰的产品，亟待更新。这种落后的装备状况，难免带来能耗大、成本高、质量差的粗放型增长。究其原因，制度安排中仍存在着某些阻碍技术进步及其应用的因素，诸如政企难分、投资主体单一，国家“拨改贷”情况下，一遇宏观经济紧缩、贷款利率提高、市场收缩，企业技改就会受到多方的强力抑制；加之企业内部管理不力，惧怕技改、市场风险，坐等国家“输血”、期盼市场再度扩张的无所作为者众，而自筹资金，勇于技改、敢为人先开辟新市场者寡。此外，至今体制上仍存在着的条块分割，也使得已有的先进技术成果难以扩散，先进进步的效益得不到充分发挥。总之，技术水平上的差距、技术进步和技术成果扩散的制度障碍，严重地影响到我国经济增长质量的提高。
不言而喻，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核心是技术进步，重点应放在科技开发、转让和应用体制的创新上。大力推进产—学—研相结合的科技经济一体化，使经济在科技的推动下实现稳定、协调、高效的增长中又反哺科技，为科技进一步发展提供更雄厚的资金和更先进的实验手段，加速科技进步。为此，要下大决心攻克政企难分这一关。“拨改贷”转“贷改拨”在一定时期也不失为投资主体多元化、减轻企业还本付息重负和帮助企业改善经营管理的尝试之一。而更为关键的是，企业的存亡应有一个“市场选择机制”——技术创新、市场取胜者生、技术守旧、市场败阵者亡。同时，积极培育技术市场，打破条块和所有制的限制，促进技术成果从实验室到企业、从沿海到内地、从技术先进地区到落后地区、从军工到民用的转移和扩散辐射，从而有力地推动整个社会经济的增长和发展。
当前，国家还要加大科技投资力度。参照发达国家的经验，考虑我国总体资金不足的实际情况，使科技研究与发展经费的增加速度略高于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率。
（四）根本保证：就业者受教育的程序及劳动者素质
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伴随着技术含量的提高，是需要劳动者素质的提高作保证的。就业人数在全部劳动者中所占比率，即就业率的高低，作为活劳动量的投入对产出量的增加虽也有一定的影响，但劳动者的素质才是决定着技术创新和运用的能力、决定着经济增长质量的重要因素。诺贝尔奖得主美国经济学院西奥多·舒尔茨（Theodore N.Schultz）在其《人力资本的投资》（1971年）一文中有一个著名的观点：人力资本即人的知识、能力、健康等质量的提高，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远比物质资本和劳动力数量的增加重要。二战后，从发达国家的经验来看，教育则是提高劳动者素质的根本因素。以日本为例，日本从战败的废墟中爬出，经过短短20多年的经济恢复和发展，一跃而为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大国。个中奥秘之一，文部省的总结可以给出答案：“支撑战后如此辉煌的经济发展的，是从战前积累起来的知识和技能这一人的因素。”日本政府在1960年《国民收入倍增计划》中就曾明确指出：“振兴科学技术的根本，则是以科学技术教育为中心，来培养人才。”不言而喻，战后日本经济奇迹般地增长，正是得力于建设和培养起了一支适应现代生产力发展的高素质、科技型劳动大军。
当今世界各国普遍加强了教育事业的投资力度，工业发达国家的公立教育经费占GNP的比例达5—7%，新兴工业化国家一般可达3—4%，而我国教育投资却一直在1%左右徘徊，我国的大学生入学率仅为1.6%，远远低于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据有关资料，1990年我国每百名从业人员中，大专及大专以上文化程序的仅有1.87人，而美国（1981年）为32人，日本（1980年）14人，韩国（1985年）11人，泰国（1980年）2.9人。另一方面，我国还有众多的低文化程度的劳动者。初中及小学文化的劳动者占70%，其中小学文化占38%，文盲半文盲占17%。为提高就业者受教育的程度及劳动者素质，必须迅速扭转教育滞后现象，增大教育投入，提高大学入学率，加强职业培训。
（五）必要措施：资本存量效率的挖掘及设备利用率程度
毋庸置疑，投资和消费的增长都是刺激和带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建国以来，经过近50年的累积投资，我国国有资产总量已达5.19万亿元。根据发达国家的经验，在资本存量达到一定规模时，就应注意存量资本效率的挖掘，提高设备利用率，从而实现经济增长质量的提高。目前，我国现有的国有资产存量规模已经很大，但结构却不尽合理。为此，盘活现有存量资产，提高国有资产运作能力，就成为改变“高投入、高消耗、低产出、低质量”为主的传统增长方式的必要措施。
首先，盘活现有存量资产，就要在存量上改变企业只生不死的状况，通过企业改革，改组、改造，走破产与重组、兼并收购相结合的道路，实现社会资源的优化组合，提升支柱产业、传统产业的规模和层次。
其次，盘活现有存量资产，还需改变传统投入方式，更新投入观念，以租设备、租厂房的租赁投入方式，取代过去单纯追求买设备、建厂房的购建投入方式，来实现扩大再生产，这既可以克服资金不足制约投资的问题，又可以降低大量资金投入的投资风险；既可以避免设备利用率低甚至闲置的现象，又能加快企业技术进步和设备更新、提高生产能力，可谓一举多得。
此外，对必要的投资增量也应注意投向结构调整，切实保证新增投资主要流向农业、交通、能源、教育、科技开发等薄弱环节，逐步缓解和改善这些“瓶颈”对经济增长整体素质提高的制约状况。
（六）降本增益选择：规模经济实现的程度
按照美国经济学家金德尔伯格的观点，生产效率和收益部分地是生产规模的函数（《经济发展》〈1958〉），在企业存在着内在经济或外在经济时，企业自身规模的扩大，可以使内部分工更加精细，以减少生产、购销费用；或整个行业规模的扩大，可以使单个企业得到修理、服务、运输、市场信息等方面的便利条件，使其减少成本支出，从而都使收益增加。由于收益随规模变动有两种情形：一是收益增加的幅度小于规模扩大的幅度，即规模收益递减；一是收益增加的幅度大于规模扩大的幅度，即收益规模递增。而规模经济，强调的是成本降低、收益递增的适度规模状态。达不到一定的规模，而使成本过高，收益过低；或者相反，规模的扩大超过一定点而使成本上升、收益递减，都是规模不经济的。在现实生活中，不同的行业、不同的企业，规模经济有着不同的要求。
目前，我国的国有企业规模经济实现的程度低下。一方面，存在着系列规模不够，搞数量主义，不考虑市场与成本的问题，一些企业产品和服务品种过多，贪大求全；另一方面，存在着忽视专业化生产的长处，不讲求企业效率、缺乏规模经济等问题。不少企业纵向加工程度过深，几乎所有前期加工及部门生产资料的生产都是在本企业内进行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关键之一是根据国家近期产业政策确定的战略性目标，选择那些科技含量高、关联度大、产品有市场、经济有效益、发展有前途的中小企业，作为培育规模经济的生长点，突出其优势。目前可操作的办法是，在政府导向与扶持的前提下，把培育规模经济与改革相结合，实行存量整合。
1.鼓励优势企业兼并、收购经营困难甚至亏损、濒临倒闭的劣势企业，并根据市场需要和发展预测，结合企业自身条件，确定具有长期竞争优势的名牌产品，形成以优势企业的商标许可为纽带，协调组织中小企业批量生产名牌产品；
2.鼓励优势企业投资控股现有的中小企业；
3.采取鼓励中小企业以资产折股向优势或重点企业投资等办法形成规模经济。
同时在生产领域，要进一步加强企业技术改造，增加必要的关键设备，强化核心技术和核心产品，简化产品品种，减少小而全；在流通方面，按照专业化分工协作的原则，重建营销理念，实行产销分工负责，由专业的销售公司包购包销，有效提高产品市场覆盖率和占有率。通过降低成本，增加收益，实现规模经济和名牌效应。
上述影响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经济因素，只是举其要。应该看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决不是单一的经济现象的变化，而是诸经济因素共同作用的复合反应过程，它是随着体制的转变和创新、结构的调整和优化、科技含量的增大、管理的改善、劳动者素质及要素生产率的提高、规模效益的扩大等逐步实现的。这足以表明，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决不可毕其功于一役，要充分认识到这一转变过程的复杂性、艰巨性和长期性。为此，还需要建立起一套包括上述诸经济变量在内的指标体系，以科学地监测和评估经济增长方式是否转变、转变程度大小以及转变成效的高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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