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史在中国的再建制化问题之探讨（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再建论文,科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关于科学史在中国发生建制化的早期过程
出于一种巧合，大约就 在科学史于美国开始发生职业化的同时，我国分别于1954年及1957年成立了中国自然科学史研究委员会（隶属中国科学院）、中国自然科学史研究室（当时隶属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因此，论及科学史研究在我国的建制化过程，我们不妨以此为其起点标志。但与美国的科学史建制化过程有很大的不同，这种建制化是在缺乏充分的认知认同和社会的广泛理解的情形下以跳跃的方式进行的。在很大程度上，它出自于政府指令并得到政府权力部门或科学管理机构中的重要人物（如当时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的竺可桢先生）的支持〔25〕。
在“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所40年”一文中，席泽宗先生这样写道：1956年元月，在“总结祖国科学遗产，总结群众和生产革新者的先进经验，丰富世界科学宝库”的目标下，“中国自然科学史的研究被纳入了12年远景规划的议程之内”；2月， 学者们主张“要把科学史建设成为一门学科，要设立专门机构，要有专职人员来搞”；7月， 决定“尽快成立中国自然科学史研究室”；10月，“决定创办《科学史集刊》”；11月，科学院“第28次院务常务会议正式通过成立中国自然科学史研究室，为所一级的院部直属机构”；“1957年元旦，中国自然科学史研究室在北京九爷府挂牌亮相，但正式工作人员只有8人”。 关于后来的发展情形，席先生还曾这样不无感触地写道：“40年来，我们国家经历的政治风云，给这个研究所成长过程打上了深刻的烙印，95%以上的成果都产生在‘文革’以后的近20年内就是一个明证。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正确的政治路线和思想路线给我们提供了一个与先前完全不同的工作环境，使大家可以专心致志地从事研究工作〔26〕”。
在过去相当长的时间里，科学史研究被定位于“总结祖国科学遗产，总结群众和生产革新者的先进经验，丰富世界科学宝库”的总体目标下。这一目标在很大程度上规定了职业性的科学史研究的任务和性质。在此背景下，职业科学史研究所关注的焦点是中国古代科学史。多年以来，中国的职业科学史家们在中国古代科学史与数学史（特别是学科史类型的研究）方面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是，我们也必须看到，过去，职业科学史家的主要编史程式是：参照现代科学从古代典籍中离析出科学知识和实用技术知识，并就之与西方科学中同类知识进行印证。
一般说来，内史方法的适当性植根于科学的自主性与独立性。西方科学生长于西方文明中，自近代以来发生了知识的体系化、结构化，并在此基础上完成了建制化，取得了一定的自主性和独立性。在此前提下，采纳内史型的研究进路（如柯瓦雷科学思想史）方具一定的合理性。“中国古代科学”生长于中国古代文明之中，没有经历过西方科学曾经历过的那些重要变化，而是以另一种方式、沿另一种方向和进路生长。在这种意义上，参照现代科学进行纯粹的知识史考察只具有史料研究的意义（将古代见解翻译为现代语言），并不能描绘出中国古代科学在广阔的社会文化背景中生长、运作的动态画卷。事实上，即使是就西方科学史而言，将科学知识与思想作为一自主系统进行考察，也只是在一定范围内适用。而就中国科学发展的整体情形而言，它始终都是科学—文明史而非单纯的科学知识史。
80年代以来，科学史建制化进程取得了进展。在我国高校系统里也开始出现一些专门的科学史研究机构。如，1986年北京大学成立了科学史研究中心，由赵匡华教授担任该中心主任。此外，中国科技大学、内蒙古师范大学、华中师范大学以及其它高校也建立了科学史研究室或研究中心。
同时，科学史研究在我国开始在研究价值取向上发生多样化。在中国科学史研究领域，科学史家对于过去的研究进行了回顾与反省〔27〕〔28〕，翻译出版了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一卷《导论》、第二卷《科学思想史》〔20〕〔30〕，围绕李约瑟难题进行了探讨（最新综述可见文献〔31〕），并全面标定了中国古代科学史研究的主要研究领域和问题。
相对而言，我国科学史界从事西方科学史（主要是近现代以来的西方科学史）研究的队伍人数较少。他们的研究大多以科学思想史的形式进行，较接近于西方学术规范，并拥有较宽的读者面。这一学者群还较为关注科学史理论研究（科学编史学），在译介国外科学编史学著作的同时〔15〕〔32〕〔33〕，还就科学史学史、默顿论题、辉格史、各类研究方法以及新的综合进行探讨〔34〕〔35〕〔36〕。但是相比于国外同行，我们在掌握和运用一手文献进行原创性研究方面，还存在着一定距离。
遗憾的是，国内科学史界明显地缺乏学术互动。研究中国科学史与研究西方科学史的学者似乎分属两个不同的研究群体，彼此之间缺乏最起码的学术交流。事实上，科学史年会亦停止举办。就与国外科学史学界的学术交流情形而言，也主要表现在与中国科学史研究界及汉文化研究界之间的学术往来上。此外，国内从事中国科学史研究的学者与国内从事科学哲学、科学社会学或科学—社会研究的学者之间也缺乏学术交流。事实上，在我国，科学史、科学哲学、科学社会学、STS 研究这些相邻学科或学术领域未能形成集约发展的整体格局。
（3）关于两种建制化进程的比较以及再建制化的必要性
比较科学史在西方以及在我国实现初始建制化的过程，我们不难发现：科学史在西方实现建制化的历程大体上可用权威系统驱动模式进行描述，而在我国的情形则可用权力系统驱动模式进行近似描述。相对而言，科学史在西方的建制化则显得较为充分。无论是从学术研究规范、交流与批评体制，还是从后备人才培养与教育体制来看，情形均是如此。
在西方，柯瓦雷科学思想史研究纲领崛起，替代萨顿的实证纲领并于当时居于主导地位，对于科学史的建制化起到了相当重要的作用。然而，揭示科学进步并非科学史永恒的主题。科学—社会史研究随后普遍兴起并与柯瓦雷式科学思想史形成对峙，促使在科学进步观牵引下的综合科学史研究格局解体，而科学史研究由此步入了一个极度异样化的时代。
因此，就科学史在当代的发展情形而言，科学史恰恰是一个典型的多范式学科。今天，在这个学科里，并不存在拥有共同的学术范式的、统一的学术共同体，我们只能在较为宽泛的意义上说存在着一个较为松散的学术联合体；在此联合体内，我们可以清楚地辨识出多个价值—信念系统在同时发生作用〔37〕。因此，要在不同价值—信念系统下展开工作的不同科学史家群体之间，建立起真正有效的学术互动网络，就必须充分地实现学术自由与学术批评，就必须有规范的人才培养制度，能够培养出知识面广、理论素质高、对话能力强的新学人。由于西方学术界拥有最起码的、通行的学术批评传统、学术交流制度、以及重视基础知识的后备人才培养和教育系统，这便使得持有不同学术信念的学者之间的对话成为可能，科学史学术互动也由此在最起码的水平上得到了保证。
与西方的科学史学科发展情形形成某种对照，由于科学史在我国的初始建制化主要遵循权力系统驱动模式，这便使得科学史研究在我国未能充分地实现学术研究传统的多元化，由此导致较为单一之学术格局的长期存在。在此格局中，展开学术批评十分困难，而学术互动的实质恰恰是理性批判。在此，我们不能不承认，科学史家群体未能形成真正独立的、有人文价值取向的学术信念系统，而这正是长期以来我国缺乏有历史文化厚度的科学史著作的主要原因。就科学史专业硕士、博士培养而言，也存在着许多问题。首先，国内可授予科学史博士学位的学术机构数目极为有限，现行的学位管理制度远远落后于西方。其次，科学史专业博士生、硕士生基础课程建设较为薄弱，在多数情形下，学生的阅读题材受到了限制，阅读量也大大低于西方同类学生。
正是在上述背景下，我们认为，摆在我们面前的一大重要任务是推进科学史在我国的再建制化事业〔38〕。近一个多世纪以来，中国社会一直处于不断的社会转型之中，中国的现代学术事业也产生于这一伟大的历史转折期之中。但是，我们也应看到，整个现代学术系统在中国的建制化历程都与它在西方国家的建制化历程的确存在着重要区别。勿庸讳言，就中国的情形而论，现代学术系统的初始建制化历程大多采取权力系统驱动模式，历时较短，往往带有它主性与它辖性。正因为如此，中国的现代学术系统在经过数十年的发展之后，仍然面临着一个普遍的问题：即加强学术互动，完善相应的人才培养机制，充分实现多元化与国际化，概言之，重建现代学术制度，提升学术自主性。
3 科学史的再建制化：价值判断、 目标与可能的途径（注：作者曾就本节所述内容与廖育群研究员探讨并参考了他的意见，在此表示感谢。）
欲全面启动科学史在我国的再建制化进程，我们认为，首先应从价值—信念系统角度作出独立的判断，以此标定我们的目标。在此，请允许我们以简略方式直接给出以下诸命题：①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科学史不等于自然科学各门学科史的集合；②作为一种真正的史学，科学史与史学的其它门类一样，旨在揭示人与人类文明的历史；③今天的科学史已不再只是揭示科学进步的知识史，它将人类整体科学活动及其全部历史作为自己所要探讨的对象，它认为科学知识只是这类活动的产品；④科学史家的基本使命就在于：从历史文化角度对科学的性质、对科学在人类社会中的整体运作方式及过程，作出系统理解和全面反思，在人类文明的整体历史框架中重建人类科学活动的历史，并以此促进科学文化—人文文化之整合〔39〕；⑤21世纪的科学史，就其主要研究形态而言，将是批判的、综合的科学史，是科学—文明史。
我们认为，实现科学史在我国的再建制化，基本目标就在于：在致力于建立广泛有效的学术互动网络（完善学术规范、规范学术话语系统、建立学术交流—批判制度、建立人才培养制度等）的同时，致力于实现学术研究纲领的重建与多元化。而且我们还认为，由于过去数十年（特别是80年代以来）的学术建设，由于近20多年以来的改革开放，在我国全面启动科学史的再建制化进程已具备其最起码的学术基础与较为有利的社会文化条件。
具体说来，我们应致力于以下两方面的工作：
（1）在学术建设方面
我们应面向世界整体科学史，加强以往科学史研究格局中的空白地带、薄弱地带的研究（如科学史理论、西方科学思想史等等、中国近现代科学—社会史）；应从认知目标上实现从科学知识史到整体科学活动史的转换；从方法论上或研究传统上实现多元化；应加强规范建设，实现学术国际化。
相应地，我们应加强科学史教育与知识普及工作，优化科学史专业博士、硕士研究生培养计划，加强科学史理论素质训练课程，在课程设置上实现规范化、国际化。
我们还应撰写出较为优秀的新型综合科学史著作与科学史理论著作。
（2）在学术组织实施形式方面
建立科学史年会制度，加强不同范式下的科学史家之间的学术互动；争取国家基金支持，即争取将科学史作为一级学科列入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哲学—社会科学基金资助项目；争取设立针对大学生的科学史通选课程；在高校系统建立更多的科学史系；建立多个科学史一级学科博士点；建立科学史出版基地、基金；加强与科学哲学家、科学社会学家之间的学术互动，实现与科学哲学、科学社会学、STS 等相邻学科集约发展；加强国际学术联系与协作。
那么，在我国当前形势下宜采用何种驱动模式以启动科学史的再建制化进程？
在此，必须指出的是，由于不同范式下的科学史家之间缺乏学术互动，且由于科学史家与科学哲学家、科学社会学家、STS 学者之间缺乏必要的沟通，现有的相当松散的科学史学术联合体内尚未自发地形成统一、有效且在科学史界及更大的学术圈均享有学术威望的权威系统。
而就以科学史为职业的学术队伍而言，我国现有的学术权威系统（主要是指学会、学术委员会）是在较为单一的学术研究格局（主要表现为中国古代科学史之学科史与史料考证）中形成的，具有一定保守性。该权威系统所代表的学术信念是一种科学向度的信念或者说是准科学的学术观念，在此信念牵引之下，职业科学史学术交流与批评主要是参照现代科学的学术交流与批评准则进行的，职业科学史的话语系统也与科技话语系统颇为相似而不同于历史、人文传统的学术话语系统。在此，我们不能不认为，该权威系统难以担负起推进科学史在我国的再建制化事业的重任。这样讲是因为，就国际科学史研究的整体发展情形而言，科学史早已呈现出与科学哲学、科学社会学、STS 等学科（这些学科对科学已不再持单纯的赞颂态度，而是持一种较客观的批判态度）集约发展的大格局，形成于19世纪的、传统的、排斥历史家与哲学家的科学史家—科学家联盟，已不再适应科学史发展的需要。
事实上，正如在中国现阶段设想改革自下而上发生是相当困难的，在此我们也很难设想由科学史权威系统来启动科学史在我国的再建制化事业。相反，在我国科学史界，视线较为开阔、更具有开拓意识的中、青年学者已（主要通过任命制）纷纷走向各学术机构的领导岗位，这便使得科学史界的权力系统展现出较强的活力。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科学史在中国实现再建制化的一种可能途径是：初期以权力系统所发起的变革为主要驱动力，争取在最近十年内有效地形成新的、完备的学术权威系统（该权威系统不但应在科学史学术联合体内得到认同，而且至少也应在科学史、科学哲学、科学社会学、STS、科技决策与管理研究等领域赢得认同）， 并由此转入以权威系统为驱动中心的学科建制化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