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与文史
1949年国民党丧失大陆政权的历史必然性
姜建芳
〔长安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陕西 西安 710064〕
摘 要 ：解放战争时期，国民党作为执政党，掌握着全国绝大部分人力、物力、财力，军队数量远超共产党方面，又有强有力的美方援助，在各方面拥有绝对的优势，但最终却败给了共产党。我们认为，国民党丧失大陆政权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政治方面，发动内战，破坏和平，埋下失败根由。经济方面，巧取豪夺，贪腐成风，丧失执政根基。军事方面，国军将官不和，士兵厌战哗变，注定失败命运。外交方面，外援无门，日陷孤立，锁定垮台结局。
关键词 ：国民党；丧失政权；必然性
1945年抗战结束后，国民党拥有军队430万，且1/4是美式装备，加上又接受了侵华日军一百万人的武器，拥有坦克、重炮、作战飞机和海军舰艇等。又占据绝大部分重工业城市，把持着铁路交通线和几乎全部的现代工业。而中国共产党只有军队127万，武器基本上是“小米加步枪”，只有少数装备缴自日军，并且基本上都是步兵武器。控制的主要是农村和一些中小城市，双方实力对比十分悬殊。
然而，如此强大的国民党，却在1949年丧失大陆政权，其原因是什么？我们拟对此进行分析探讨。
一 、政治上 ，发动内战 ，破坏和平 ，埋下失败根由
日本投降以后，中国共产党顺应民心，先是积极参加重庆谈判，与国民党签订《双十协定》，确认“和平建国，坚决避免内战”。接着，又出席政协会议，为“和平、民主、团结、统一”再尽心力。政协会议闭幕的第二天，中共中央发布指示，要求全党“准备为坚决实现(政协的)这些决议而奋斗”[1]318-319。为显示和平诚意，中国共产党特制定裁军计划，仅第一期就裁军1/3，并立即实施。其中，晋察冀军区立即裁军十余万，率先做出了榜样。这些举措，赢得了社会各界的高度赞扬。民主人士黄炎培就高兴地对记者说：“从今以后，我们中国人还不好好从头做起，做一个现时代民主国家的新国民，还配称人吗？我中国还能立国于世界么？”[2]125
与此相反，国民党蒋介石政府却顽固坚持“军令政令统一”，企图实现国民党的一统天下。政协会议期间，陈立夫上书蒋介石，咒骂政协会议“必无好结果……共产党已得到好处，本党已受害”[3]571。当时，政协会议陪都各界协进会连日在重庆沧白堂组织演讲会，共贺政协会议的成功召开。这一正义之举，却遭到国民党特务的恣意捣乱。1946年1月19日，政协代表梁漱溟正在报告时，“曾有5次被捣乱分子掷石子捣乱……并有爆竹声夹杂期间，并狂呼各种乱七八糟口号而去。”[4]56526日，军警宪特在毫无根据的情况下，竟以私藏枪支的罪名，强行搜查政协代表黄炎培的寓所，肆意恐吓刁难。更为严重的是，2月10日，重庆各界近万人在较场口举行和平集会，国民党重庆市党部竟纠集几十名暴徒冲上主席台，抢夺扩音器，打伤大会主席团成员郭沫若、李公朴、施复亮等人，并向人群投掷石块，致使大会流产。3月1日至17日，国民党召开六届二中全会，彻底推翻了政协达成的协议。
综上所述，“生命化”教育的“一课双师”语文教学模式的实行，有利于教师之间的优势互补，有利于对学生实行个性化教育，有利于构建课程整合体系，有利于形成多样化的教学模式，真正实现了生命化教育的核心——既成全了学生，也成全了老师。
追寻历史脉络，可以看到，在民主革命的每一阶段，中国共产党都充分关注广大农民的现实利益，并制定得力措施，确保其得到实惠。解放战争时期，中共中央先后颁布了《五四指示》与《中国土地法大纲》，真正实现了“耕者有其田”，让亿万农民获得了土地，翻身做了主人。广大农民打心眼里感谢共产党，纷纷参军、支前。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军队之所以能够迅速发展壮大，一个根本的原因就在于执行了正确的土地政策，把占乡村人口90%以上的贫雇农及中农拉进了革命阵营，奠定了打败国民党军队的人力基础。
蒋介石消灭中国共产党的野心由来已久。还在抗战时期，他就说过：不消灭中共，“我死了心也不安，抗战胜利了也没有什么意义。”[5]6抗战胜利前夕，蒋介石在国民党六大上狂称：“今天的中心工作，在于消灭共产党！日本是我们国外的敌人，中共是我们国内的敌人。只有消灭中共，才能达成我们的任务。”[6]158日本投降后，国民党垄断受降权利，抢夺胜利果实，目的就是削弱共产党的实力，以便在内战中占据优势。
综上所述，智慧园区建设和管理中，借助现代化信息技术对现有的生态化产业优化和完善，结合园区发展需求，进一步优化产业链，完善基础设施，提升智慧园区智能化和自动化水平，更好地满足社会多样化需求。
政协会议期间，国民党军政部长陈诚向蒋介石密陈：“今日之情势，惟有以武力求和平，以武力谋统一。”他要求国民党先派重兵控制平津宁汉等重点城市，再拿下山东、苏北富庶之地，以免共产党获取该地资源，增加国军取胜代价。蒋介石立即批示：“所陈各点，皆获我心。”[7]633-634参谋总长何应钦还在日军司令官冈村宁次授意下拟定了一个两年内消灭中国共产党的计划。由于陈诚拟定的六个月消灭中国共产党的计划更合蒋意，因此 6月1日成立国防部时，蒋介石特提议由陈诚改任参谋总长，配合国防部长白崇禧，具体实施内战计划，致使战争一触即发。
北京大学原校长蒋梦麟1950年曾对美国政要谈及国民党的失败。他说，主要原因，就是国民党忽视了社会革命，没有满足广大农民的土地要求，而共产党却正好相反。因此，“无论美国怎样做，最多能推迟国民党的失败，却不能改变其结局。”[20]221-222起义将领傅作义也谈到，共产党之所以能获胜，是因为“解决了土地问题，得到广大农民的拥护”[21]9。
不断完善治黄规划体系。努力使治黄顶层设计同国家主体功能区战略相衔接，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新要求相适应，与加快水生态文明建设相协调。在流域9省(自治区)大力协助下，经过6年不懈努力，完成流域综合规划修编工作，2013年3月，国务院正式批复《黄河流域综合规划》，为今后一个时期黄河治理开发保护与管理提供了基本依据。以此为契机，带动了一批重点规划取得新进展。黄河下游滩区综合治理、黄河水沙调控体系等11项规划通过水利部审查，无定河、伊洛河等5条跨省（自治区）支流综合规划编制完成，黄河流域水中长期供求等10项专项规划取得阶段性成果。
麦穗鱼隶属于鲤形目，鲤科，鮈亚科，麦穗鱼属，东亚地区土著物种，现已遍布于世界各地，其主要分布于淡水中，常栖息在水流较缓的水域或水草密集的浅水区域。由于麦穗鱼入侵给生态系统带来了严重影响，因此利用麦穗鱼的生物学特征进行其入侵防御机制的研究日益增多。本研究通过声音结合投饵对麦穗鱼幼鱼进行驯化，试验结果可为进一步开展麦穗鱼的生物学特性以及其入侵防治的研究提供基础数据。
防治措施：在种子播种前，可以用70%恶霉灵可湿性粉剂加水混合，调制比例3∶50，与10千克的种子混合均匀使用，也可以在混合过程当中加入云大120水剂加水调制均匀，调制比例1∶500，这样可以在种子阶段有效预防苗枯病的发生。若苗枯病已经发生，在最开始发病阶段，可以使用将70%恶霉灵按照1∶4000比例配比配合50%甲基硫菌灵可湿性粉剂按照1∶500针对病株的根本进行喷灌，以七天为一操作单位喷药一次，同时还可以用云大120水剂按照1∶1500的比例进行调制药剂对病株叶面进行喷淋，促进病株的根部发苗。
二 、经济上 ，巧取豪夺 ，贪腐成风 ，丧失执政根基
国民党经济上丧失民心的主要表现，首推战后对日伪资产的接收。这也是其丧失大陆政权的重要原因。蒋介石就曾哀叹说：“我们的失败，就是失败于接收。”[10]15
首先，“接收”等于是对沦陷区人民进行了一场疯狂的洗劫。国府大员们贪婪地搜刮金子、车子、房子、女子、票子，大闹“五子登科”，使“接收”变为“劫收”。其中，巨额日伪资产大都被“接收大员”巧取豪夺；原来被日寇强占的民族资本企业，被发还原主的竟不足10%。国民党上海市党部主任委员吴绍澍在“接收”中竟利用职权侵吞日伪房产1000余幢、汽车800余辆、金条1万多条。此类现象比比皆是，令沦陷区人民大失所望。
其次，严重影响企业恢复生产。蒋介石侍从室少将唐纵在日记中写道：“我政府人员只接受敌伪之公馆、物品、家具，而将工厂封闭，听其停工，毁灭。”[11]554事实正是这样。按说，政府接受了日伪工厂，本应迅速整顿，尽快恢复生产，改良人民生活，但是，接收大员却不择手段地抢掠物资，囤积倒卖，甚至连机器零件都被盗抢一空，致使生产无法恢复。国统区《周报》发文直言：“生产机构的陷于停顿，这是目前普遍的现象。”[12]这种行为导致的直接后果，就是大批工人失业。
2号井始建于1980年，成井深度250 m（资料显示为270.52 m），成井时埋深水位 100 m（现测为109.80 m），经井下电视探测，井深82.40 m处井管破损有水源下泄向井内，污染下部岩溶水，井深109.80 m为埋深水位，孔深145.6 m开始至168 m为滤水花管，下部堵塞淤积，上部82.4 m处水源为污染水源，该处为奥陶系峰峰组地层，河床及周边有大量O2f地层出露，对该深井污染危害很大，故必须进行治污修复，确保深层岩溶水的安全。拟采取全孔封堵止水。
蒋介石秘书邵毓麟到沦陷区考察后当面向蒋进言：“像这样下去，我们虽已收复了国土，但我们将丧失人心。”其结果将使政府“基础动摇，在一片胜利声中，早已埋下了一颗失败的定时炸弹”[13]87。
对接收中出现的贪腐行为，蒋介石“闻之惭惶无地，不知所止”[3]564。但他却始终将注意力放在“剿共”方面，竟无心全力遏制，致使灾祸愈演愈烈。
1.2.6 合理摄入膳食纤维 膳食纤维能增加胃肠道蠕动，这对于促进患者血糖控制具有重要的意义，但是由于甲状腺功能亢进患者分娩的甲状腺激素会引起胃肠道蠕动加快，因此不可过度摄入膳食纤维，避免增加患者大便次数。鉴于此，护理人员要指导患者纤维素的摄入要以新鲜蔬菜为主，同时摄入一定量的含糖指数较低的水果。但在食用香蕉的过程中需注意，虽然香蕉含钾量较高，儿科避免低钾性周期性麻痹和甲亢肌病的发生，但是香蕉的含糖指数较高，因此不可一次进食太多，可采取少量多次的方式进食。
美国哈佛大学教授、中国问题研究专家费正清曾对国民党的“接受”做出客观评价：“从日本人手里接收沿海城市一事，主要成为腐败的攫夺，完全不去用之于工业生产。这是历史上大发洋财的一次机会……官吏们牺牲公众，以填充一己的私囊……国民政府就是这样丧失了公众的拥护。”[14]315-317
为筹措战争经费，国民党政府加重对人民的剥削。在沦陷区，原本法币和伪中央储备银行发行的纸币的比价在1:100之内，但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却将其定为1:200，致使民众的财产顿失过半。正如李宗仁回忆所说：“一纸命令之下，收复区许多人民顿成赤贫了，而携来大批法币的接收人员则立成暴富。政府在收复地区失尽人心，莫此为甚。”[15]557
此外，国民党政府滥发纸币，造成通货膨胀，严重超出了人民所承受的程度。据史料记载，1947年7月，物价上涨6万倍；到年底，又上涨到14.5万倍。1937年可买两头牛的100元法币，到1947年只能买1/3盒火柴了。人民生活不下去了，必然会奋起反抗。解放战争期间，各种民变此起彼伏，充斥整个国统区。人们“越来越强烈地感到国民党政权已经维持不了多久了”，因而热切地“期望着解放快些到来”。[16]109-110国统区人民的斗争，开辟了第二条战线，使国民党处在全民包围之中。
1948年3月1日，国军上将张治中在国民党甘肃省党部发表了措辞激烈的讲话。他抓住土地问题上的失策痛批政府：“不仅孙总理所念念不忘的‘耕者有其田’杳不可迹，连起码的‘二五减租’也谈不到，二十年来本来很可以做到的事情，一样也没有做……土地问题是农民问题的核心，而农民人数又占全国人口的85%以上，问题的重要性可想而知……这是多么可惜的事情！”最后，他坚定地得出结论：“我们的敌人不是别人，正是我们自己，正是国民党本身。”[17]103-104
中国是典型的农业国，农业人口占据绝对多数，这种特殊的国情决定着“中国的革命实质上是农民革命”[18]692。对此，中国共产党高度重视农民的土地问题。毛泽东反复告诫全党，只有“普遍地彻底地解决土地问题”，才能获得“足以战胜一切敌人的最基本的条件”。[19]1252
同年11月，国民党在南京非法召开“国大”，网络一些投机政客，组成了一个所谓的“多党政府”，企图给自己的法西斯独裁统治披上“合法”外衣，此举遭到中国共产党、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的坚决反对和无情揭露。
为阻止内战，上海各界组成请愿团，于6月23日赴南京进行和平请愿。不料一到下关，即遭到国民党暴徒的围殴。请愿团成员马叙伦、雷洁琼等人身受重伤。“下关惨案”遭到全国各界的一致反对和声讨。在南京的中共代表周恩来等人立即赶赴医院看望受伤代表，并就“下关惨案”向国民党提出严正抗议。
淮海战役中，60万解放军之所以能够打败80万国民党军队，主要在于有翻身农民的大力支持。整个战役中，“支前民工共543万人，担架20.6万副，大小车辆88.1万辆，挑子30.5万副，牲畜76.7万头，船8539只，汽车257辆，向前线运送弹药1460万斤，筹运粮食9.6亿斤，向后方转运伤员11万余名，有力地保障了大规模作战的需要。”[22]而这方面，恰恰是国民党难以企及的空白点。成千上万的国军阵前倒戈，很重要的一个原因竟是由于饥寒交迫，使其厌战投诚。可以说，农民群众的大力支援，是解放战争赢得胜利的决定性条件。
由于蒋介石只是把重庆谈判当作其部署内战的烟幕，所以，谈判期间，他重新颁发了十年内战时期的《剿匪手本》，并指令部下切实遵守。阎锡山部公然在山西上党进攻八路军，就是这一背景下的产物。同时，国民党政府利用美军舰机，将抗战中后期调至西南大后方的军队运往华北、华东等内战前沿，加紧做好内战准备。
三 、军事上 ，国军将官不和 ，士兵厌战哗变 ，注定失败命运
只有同时满足上述4个配齿条件的齿数组合才能组成行星机构.表1列举了4组可以装配构成单星内外啮合单排行星机构的齿数组合.
《双十协定》公布的第二天，蒋介石发布密令，要求国民党第十一战区副司令长官马法五、新八军军长高树勋联合夹攻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晋冀鲁豫解放区首府邯郸。蒋介石的倒行逆施，激起了高级将领的反抗。高树勋召集军官开会，要求“退出内战，主张和平”[3]561。他毅然率领新八军约万人在战场起义，投入了中国共产党的怀抱。
解放战争中，国民党高级将领因厌战纷纷倒戈，加速了国民党的失败。这一现象几乎出现在每一次重大战役中。辽沈战役中，国军将领郑洞国、曾泽生亲率第七军和第六十军阵前反水，使人民解放军兵不血刃占领了长春；淮海战役期间，第三绥靖区副司令何基沣、张克侠战场起义，将黄百韬兵团西逃徐州的退路拦腰切断，为全歼该兵团立下大功。平津战役中，“华北剿总”正副司令傅作义、邓宝珊一起投诚，使北京城完整地回到了人民手中。在解放湖南的战斗中，国民党湖南省政府主席程潜、第一兵团司令陈明仁同时宣布起义，湖南顺利解放。在解放绥远的战斗中，国民党绥远省政府主席董其武、兵团司令孙兰峰集体投诚，使绥远人民免受战争灾难。在解放新疆的战斗中，国民党新疆省政府主席包尔汉、警备总司令陶峙岳再次倒戈，新疆和平解放。这些国民党高级将领的阵前起义，大大缩短了战争的进程。
再者，国民党军队虽然强大，但中央军与地方军待遇不一，嫡系和旁系亲疏有别。彼此相互猜忌，矛盾重重。作战时相互观望，难以同心。对此现象，国军王牌74师师长张灵甫曾致书蒋介石，抱怨国军将帅，“彼此多存观望，难得合作，各自为谋，同床异梦……匪诚无可畏，可畏者我将领意志之不能统一耳。”[23]140纵观整个解放战争，国军将领派系斗争复杂激烈。彼此貌合神离，见死不救者比比皆是，难以形成合力抗击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
自2016年“学科核心素养”概念的提出，语文教学从“知识教学”转向“素养提升”，教学指向学生的终生发展，锻造必备品格，培养核心能力。部编新教材更加鲜明地以学生语文素养的提升统领教学。曹老师将低年级阅读教学的核心素养概括为“阅读兴趣的激发”“阅读习惯的培养”“流畅朗读的练习”“基本的阅读方法和策略的学习”“鼓励自主思考和个性表达”等五个方面。书中还特别整理了新教材每单元的“人文主题”和“语文要素”，让读者清晰了解每单元需要培养的核心素养，教学设计能从整体上把握应该“教什么”，每篇课文具体“教什么”。
以上事件，让国共两党对和平民主的态度判若天渊。人们无不对国民党背信弃义的行为感到震惊和愤怒。民族工商业者胡厥文说：“从这一段频繁的政治活动中，我深感蒋介石的言行不一，不民主，不可靠，不得人心。”[8]85蒋介石破坏和平之举，也招致国际友人的憎恶。美国特使马歇尔就“对他发怒且责备他不诚实”[9]428。这样，国民党政府失去了人民的支持，必然招致失败的命运。
孟良崮战役中，国军王牌74师被华野重兵围困，危在旦夕，但师长张灵甫不向离他最近的李天霞和黄百韬兵团求救，却苦苦哀求离他最远的胡琏部对其施以援手。因为张灵甫深知，李、黄二人作为杂牌军将帅，绝对不会向他这个嫡系伸出援手，而胡琏与张乃黄埔同学，同属嫡系阵营，必会鼎力相助。这可以说是唯一的原因。事实正是如此，与张灵甫近在咫尺的李天霞巴不得一向看不起自己的张灵甫早日完蛋。终因张灵甫舍近求远，胡琏增援无门，74师全军覆没，张灵甫拒捕被毙。事后，蒋介石在总结74师失败原因的敕文中写道：孟良崮战役的失败，原因固然很多，“然究其最大缺点，厥为各级指挥官有苟且自保之妄念，无协同一致之精神，至为匪所制，以致各个击破。”[24]109他立即下令，将83师师长李天霞革职查办，并对见死不救的其他将领逐一问责，依法严惩。
淮海战役中，黄伯韬兵团被解放军大军围困，而嫡系将领邱清泉部与黄伯韬兵团仅仅相距15公里，却故意观望，见死不救，笑看黄百韬殒命，更是这一现象的生动写照。
云南省主席龙云本是抗日功臣，因非蒋嫡系，难以获得信任。抗战胜利不久，蒋介石竟于1945年10月2日，突然下令免去了龙云的云南省政府主席职务，让嫡系将领卢汉接任。在经过一次“调虎离山”和近似军事政变的武力强迫后，龙云被调往重庆，虚挂军事参议院院长一职。若不是美国“飞虎队”军官陈纳德暗中协助，龙云必然会被软禁于陪都，很难获得自由。
平津战役初始，傅作义特意将其麾下的蒋系部队配置在北宁线，而将自己的傅系部队配置在平绥线，为的是一旦形势危急，便让蒋系部队首当其冲，而自己的部队可随时西逃。
以上事例不胜枚举。蒋军内部派系严重，勾心斗角，无法团结一心，联手作战，以致一败再败，毫无取胜希望。为此，蒋介石的忠实信徒，“国策顾问”陈布雷及国民党“理论家”戴季陶，均出于对国民党前途的极度失望，分别于1948年11月和次年2月自杀身亡。足见国民党的统治已是内外交困，日薄西山。
四 、外交上 ，日陷孤立 ，外援无门 ，锁定垮台结局
随着内战扩大，国民党政府军费日增，经济捉襟见肘，于是大量接受美援成了其唯一的生存之道。蒋介石为此加紧了求援速度。
当时任驻美大使的顾维钧后来回忆，1948年9月29日，蒋介石曾电令他转给美国总统杜鲁门一份特别密电，呼吁美国对国民党加速军事援助。顾维钧说：“在我看来，密电措辞极为迫切，语气近乎告急，说明军事局势确实十分严重。”他立即对去美国开会的财政部长王云五说：“在中国面临共产党进攻的严重紧急关头，不必担心美国干涉或侵犯中国主权的问题。”[25]503顾维钧的意思很明确，为避免国民党垮台，宁可丢掉部分主权也要即刻换取美国的军事援助和武装干涉。
10月31日，蒋介石又打电报给顾维钧，告诉他已派孔祥熙作为自己的私人代表来到华盛顿，协助办理援助事宜。11月9日，蒋介石委托顾维钧再转密信给杜鲁门，提出了三项要求：(一)美国发表支持中国反共目标的正式宣言；(二)派一美国高级军官来中国主持反共战争之战略的与供应的计划；(三)核准一个给中国以军援与经援的三年计划，每年约需美金十亿元。[26]506为尽快将美援落到实处，蒋介石不惜动用夫人外交，特派宋美龄赴美交涉，以图早日成功。12月1日，宋美龄以马歇尔夫妇客人的私人身份来到华盛顿，要求会见杜鲁门，希图达到蒋介石提出的三项要求。然而，结果却差强人意。
美国的对华政策，完全仰赖其自身利益。战后，对待国共两党，“美国压倒一切的目标仍是支持国民党政府，并尽可能地使它在广大地区内建立政权，对这一点怎样强调也不过分。”[27]309但是，它对国民党政府的援助也一直遵循着“看菜吃饭”的原则，并非毫无条件。杜鲁门认为，中国“不是任何近代的西方军队所能征服的”，幻想驾驭中国，“过去是愚蠢的，在现在也是愚蠢的”。[28]103国务卿艾奇逊也认为，对中国实行军事干涉，绝非上策。十年内战期间，国民党实力雄厚，尚未消灭共产党，现在国民党实力大减，且已失去民心，而共产党的力量如日中天，此时消灭共产党绝无可能。“也许只有靠美国的军力才可以逐走共产党。美国人民显然不会允许在1945年或以后让我们的军队担负如此巨大的义务的。”[29]35
1949年8月5日，美国国务院发表了《中美关系白皮书》。国务卿艾奇逊将《白皮书》送给杜鲁门时，附了一封信，对几年来美国给国民党政府的援助及其效果，作了总结性的回顾：“自从对日战争胜利后，美国政府以赠与或借贷的方式给予国民党中国的援助总数约达20亿美元……超过战后美国对任何西欧国家的援助数量……然而自从对日胜利以来，美国供给中国军队的军需品的大部分，因为国民党领袖们在军事上的无能、他们的叛变投降和他们军队的丧失斗志，而落入中共之手。”[30]40-41的确，战争中国民党的频频失败、高级将领的纷纷倒戈，使美国人逐渐看到，援蒋等于援共。辽沈战役后，国民党外交部长王世杰对此亦有披露：“人家说我们长、沈32个师，几天即缴械，美援等于援共。”[31]166既然深知国民党大厦将倾，美国自然不会再向这无底洞里撒钱，来加重自己的经济负担。正是美国高层抱有如上认识，因此，“大约从1948年秋开始，美国决策者开始认真考虑转变政策，逐步‘脱身’。”[32]412
Water inflow prediction of the Central Yunnan water diversion Caijiachun tunnel XU Yun ZHANG Shi-tao LIU Hao(45)
由于以上原因，王云五、孔祥熙先后到了华盛顿后，杜鲁门竟然拒绝接见。就连国母宋美龄赴美求援，也毫无结果。赴美后第十天，杜鲁门才勉强接见了她，但下场很糟。当记者采访她问及会谈成效时，“她神色严峻，冷冷一笑，给人的印象是会谈没有成就。”杜鲁门在记者招待会上的回答也印证了这一点。“当一位记者向总统询问蒋夫人的今后计划以及他是否将再次会见她时，他生气了。他说，他不知道她的计划，而且不准备再见她。不到一个星期以后，蒋夫人离开华盛顿去纽约了。”[25]574-580可见，宋美龄访美受尽冷遇，无功而返。这样，失去人民支持、又得不到美援的国民党，丧失政权只是时间问题了。
稳固政权的力量，首推民心。否则，无疑是将政权建立在沙丘之上，这是人类社会的普遍规律。解放战争时期，国民党的倒行逆施，已使其彻底丧失了群众基础。俗话说，“基础不牢，地动山摇。”国民党1949年丧失大陆政权，绝对不是意料之外的偶然现象，而是其坚持反动立场、与人民为敌、咎由自取的必然结果。
参考文献 ：
[1] 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3册)[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7.
[2] 黄炎培日记(第9卷)[M].北京：华文出版社，2008.
[3] 金冲及.二十世纪中国史纲(第2卷)[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
[4] 中共重庆市委党史工作委员会及红岩革命纪念馆.政治协商会议纪实(上卷)[M].重庆：重庆出版社，1989.
[5] 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6.
[6] 程思远.政坛回忆[M].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92.
[7] 陈诚先生书信集——与蒋中正先生往来函电(下)[M].台北：台湾国史馆，2007.
[8] 胡厥文回忆录[M].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94.
[9] 张发奎.蒋介石与我[M].香港：文化艺术出版社，2008.
[10] 宋希濂.回忆1948年蒋介石在南京召集的最后一次重要军事会议实况[A].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文史资料选集(第13集)[C].北京：中华书局，1961.
[11] 唐纵.在蒋介石身边八年[M].北京：群众出版社，1991.
[12] 韬.释“接收”[N].周报第5期，1945-10-06.
[13] 邵毓麟.胜利前后[M].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67.
[14] 费正清.伟大的中国革命(1800—1985)[M].刘尊棋，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
[15] 李宗仁回忆录[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
[16] 铅笔大王——吴羹梅自述[M].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89.
[17] 张治中.我与共产党[M].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1980.
[18] 毛泽东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19] 毛泽东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20] 中美关系史丛书编辑委员会.美国对华政策的缘起和发展(1945—1950)[M].重庆：重庆出版社，1987.
[21] 启跃.国民党怎样丢掉了中国大陆[M].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97.
[22] 新华社.红色记忆：淮海战役(下)[N].人民日报,2007-07-29.
[23] 吴淑凤.陈诚先生回忆录——国共战争[M].台北：台湾国史馆，2005.
[24] 临沂行署出版办公室.孟良崮战役资料选[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80.
[25] 顾维钧回忆录(第6册)[M].北京：中华书局，1988.
[26] 董显光.蒋总统传(三)[M].台北：中国文化大学出版社，1980.
[27] 邹傥.美国在中国的失败[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
[28] 杜鲁门回忆录(第2卷)[M].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65.
[29] 艾奇逊致杜鲁门总统的信[A].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1辑)[C].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57.
[30] 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1册)[M].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67.
[31] 徐永昌日记(第9册)[M].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1.
[32] 资中筠.追根溯源——战后美国对华政策的缘起与发展(1945—1950)[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
收稿日期 ：2018-12-22
作者简介 ：姜建芳(1965—)，男，河南许昌人，长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
doi: 10.3969/j.issn.2096-2452.2019.01.006
中图分类号 ：D618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6-2452(2019)01-0031-06
(责任编辑：张明海)
标签：国民党论文; 丧失政权论文; 必然性论文; 长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