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关于清末民初乡村民变问题研究述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民初论文,述评论文,清末论文,乡村论文,国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民变是衡量社会运行状态的一项重要指标，处于社会恶性运行状态的近代中国民变频发。大陆学人对近代民变问题的研究从未停止过，近年来对清末民初民变问题的研究也有所加强，取得了斐然的成绩。但是，国外的相关研究状况却很少为大陆学者所关注。国外学者对太平天国运动、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等大规模农民起义、民众运动的研究着力较多，其中多涉及乡村民变。国外学者的研究既有宏观与微观的探讨，也有定性和定量的分析，成果较丰硕。本文仅将国外对清末民初社会转型期乡村民变① 问题的相关研究状况试作初步概述介绍，以期拓宽国内学者的研究视野。难免挂一漏万，诚祈方家指正。
一、美国学者的研究
美国学者批评了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末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者集中关注阶级觉悟和压迫而忽视了相关的史料和农村动荡的复杂性。20世纪70年代以来，美国一些学者将研究主题移向社会下层默默无闻的广大民众，致力于探索群众行为的社会、经济根源，把社会经济结构和历史事件结合起来，从社会结构的演变中寻找民众运动的动因，成果显著。
魏菲德（Frederic Wakeman,Jr.）和卡罗林·格兰特（Carolyn Grant）编的《中华帝国晚期的冲突与控制》（Conflict and Control in Late Imperial China），其中载有杨庆堃的《十九世纪中国民众运动的若干初步统计模式》（Some Preliminary Statistical Patterns of Mass Actions in Nineteenth- Century China），该文较早地对1796—1911年的民众运动作了定量分析。②
罗克斯安·普拉兹尼亚克（Roxann Prazniak）的博士论文《辛亥革命前夕中国乡村的社团与抗议：抗租与村镇政治》（Community and Protest in Rural China:Tax Resistance and County- Village Politics on the Eve of the 1911 Revolution）和著作《骆驼王和其他事件：中华帝国晚期农村对现代性的反抗》（Of Camel Kings and Other Things:Rural Rebels Against Moderni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研究了清末十年出现的新社会紧张状态，探讨了清末山东莱阳、直隶遵化、四川威远等地的抗捐斗争和江苏川沙反自治风潮等个案。③
裴宜理（Elizabeth Jean Perry）的研究主要集中于近代和当代的民众反抗运动和下层政治，著有《华北的叛乱者与革命者（1845－1945）》（Rebels and Revolutionaries in North China,1845－1945）④、《挑战天意：中国的社会抗议和国家权力》（Challenging the mandate of Heaven:social protest and state power in China）⑤ 等，前者以淮北地区捻军、红枪会和共产主义革命为研究对象，运用社会生态学和环境学、人类学原理，通过阐析淮北地区恶劣的环境及农民的适应性生存策略，以探究该著名叛乱地区在一个世纪里反复发生乡村暴力的长时段原因。作者认为传统的农民抗议并不是自发的、反常的、无理性的，而是一种持久的、有组织的合理的集体行动。
白凯（Kathryn Bernhardt）的《长江下游地区的地租、赋税与农民的反抗斗争：1840－1950》（Rents,taxes and peasant resistance:the lower Yangzi region,1840－1950）以长江下游地区为讨论焦点，通过大量的数据来阐释地租、赋税与农民反抗斗争的关系，认为：“赋税和地租关系实质上就是对农产品的竞争。因为每一季的收成都是固定的，国家、精英、农民三方的争夺实际上是一场有得有失的游戏，一方获利，即意味着另外两方遭受损失。小农生产的特性注定了
口以外的剩余十分有限，因此，发生冲突的可能性很大。即使产量稍稍下降，也很容易引起针对收获物的激烈斗争。”农民抗租抗税活动“有助于促成江南地主和政府官员的政策与实践”。⑥
王国斌（R.Bin Wong）除发表了《清代的食物骚乱》（Food Riots in the Qing Dynasty）、《在中国和西欧为生存而发生的骚乱》（Les emeutes de subsistances en Chine et en Europe Occidentale）⑦ 等文章外，他在《转变的中国——历史变迁与欧洲经验的局限》（China Transformed:Historical Change and the Limits of European Experience）一书的下编“社会抗争”中，对中国和西欧的如粮食骚乱、抗税活动等小范围内的集体行为进行了比较研究，把它们放在政治、经济、社会的历史“大环境”中去考察。就食物骚乱，作者认为，中国与西欧的老百姓之所以进行抗争，是因为“他们都认为某些涨价并非因一般的供求状况所致，而是商人将食物运出本地或官员未能保持价格稳定的结果”。⑧ 不同的是，在欧洲，新的需求来源和需求结构创造了食物骚乱的条件，而在中国，供给的不稳定则是主要的。就抗税运动，他认为，是民众对于政治权威的抵御。在欧洲，抗税运动总是针对中央政府及其代表，当民族国家建立起征税能力时，集体抗税在20世纪渐趋减少，而20世纪前期中国的集体抗税却更加普遍，矛头常常指向地方政府。
陈兴国（Joseph Hing- Kwok Chan）的博士论文《帝制末期中国的民众骚乱和抗议运动（1796－1911）》（Mass Disturbances and Protest Movements in Late Imperial China,1796－1911）旨在探讨传统社会中社会政治的动荡和根本变化的多样性和重现性，在理论透视社会系统和社会冲突的基础上，深入地分析了1796－1911年间民众运动和集体暴力的形式和过程，运用模型技术评估民众骚乱和抗议运动的影响因素，认为社会骚乱和集体行动构成了对统治权威的严重挑战。此外还有沙培德（Peter Zarrow）的《中国在战争与革命之中（1895－1949）》（China in war and revolution,1895－1949）⑨、施乐伯、于之乔的《近代中国及其革命进程——向传统秩序的不断挑战（1850－1920）》⑩，等。
综合评论性论文主要有魏菲德的《造反与革命——中国历史中的民众运动研究》(11)、周锡瑞的《农民造反专题论集：若干介绍性评论》(12)。此外，《中国的抗议与罪行：关于秘密社团、民众起义和农民暴乱的书目》（Protest and Crime in China:A.Bibliography of Secret Associations,Popular Uprisings,Peasant Rebellions）一书则提供了大量国内外相关专题的论著索引。(13)
美国学者还对清末民初民变进行了区域和个案研究。如，维·富尔著《中国江苏省的地方政治动乱（1870—1911年）》（Local Political Disturbances in Kiangsu Province,China,1870—1911）研究长江下游城市化环境中的社会动荡不安的原因，菲利普·比林斯利著《1911—1928年的中国盗匪活动，特别论述河南省》与裴宜理著《社会盗匪活动再探——中国土匪白朗个案》专门论述民国初期白朗起义，安格斯·马克唐纳德的《乡村革命的城市根源：1911—1927年中国湖南的精英与大众》、马克斯的《华南的农民协会和农民起义——海丰县社会变迁史（1630—1930）》、周锡瑞的《改良与革命：辛亥革命在两湖》、阿瑟·罗森鲍姆的《士绅权力与1910年长沙米风潮》等。
直至目前，民变仍是美国学者关注的重要问题之一，并体现出强烈的现实性。美国学者主要对以下几个问题进行了阐析：
1.关于群众叛乱的根源，美国大多学者认为是地方政治腐败。苏珊·M·琼斯、菲利普·A·库恩认为清王朝衰落的形象反映于地方政府的敲诈盘剥、追求私利和颟顸无能，这促进了群众性的叛乱活动。(14) 同时，玛丽·B·兰金（Mary B.Rankin）等注意到了其他民变因素，认为近代中国的显著变化之一就是民众的好斗精神、有组织的暴力行动增加了，尤其是在那些政府管理不到的边缘地区叛乱频发。(15)
2.关于清末新政时期的民变。美国学者给予充分重视，认为老百姓之所以反对清末改革运动，并不是纯粹出于对革新本身的恐惧。罗斯特（John Lust）在《秘密会社、民众运动与辛亥革命》（Secret Societies,Popular Movement,and the 1911 Revolution）一文中，试图把1909－1910年间反新政的动乱和1911年起义的某些方面联系在一起。他指出在1910年山东莱阳反改革民变中，当地劣绅和官吏由于谋取私利、操纵改革而遭到攻击，表现出激烈的阶级矛盾。他认为晚清时期民怨沸腾、民变蜂起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主要有人口过多，赋税增高，灌溉系统和公共粮仓被忽视，官民之间的调节环节因士绅逃往城镇而中断，清末新政更加剧了深刻的社会经济危机，新政给下层人民增加出新的纳税负担，却为士绅提供了提高其行政和经济地位的新机缘，使既有政治机构的权威和自信遭到根本破坏。(16) 周锡瑞也持类似观点。他分析了辛亥革命前夕两湖群众反改革暴力行动，认为随着改革的推进，新的经济负担过多地压在农民和贫苦市民的身上，而直接参加改革机构的少数上层人士却独享改革收益，群众反改革的暴力行动由是而生。(17)
3.关于近代农村组织和农民运动的关系。玛丽·B·兰金等指出由那些感到遭遇不公平，或不能维持生计的人群组成的非法组织具有对抗政府和上层社会的竞争能力。虽然暴乱和对抗可能自发出现，但是当农村组织卷入社会动乱时，后者就可能更为频繁而持久，同时，帮会、教派的卷入也能起到使动乱保持在限度以内的作用。农村动荡的目的很少在于政府和社会的革命性重建，纯朴农民（常常是有组织的）对地主、官吏和城市资本家的社会反抗只是要求改正特定的错误，而不是要推翻社会旧秩序以建立新秩序。中国一系列农村骚乱是非革命的、由道德观念鼓动起来的抵抗，正因为此而遭遇失败的结局。(18)
4.关于辛亥前乡村斗争在革命中的作用，美国一些学者没有给予高度评价，甚至有的学者认为个别地区的农民起义几乎完全脱离革命运动。周锡瑞认为参加了反新政骚乱的会党、农民、城市贫民以及一切其他反对既存体制的民间势力，在1909－1911年间广泛掀起的骚乱中显示了他们的力量，而且也暴露出随时准备在革命时利用既存权威的弱点，他们把革命推向前进，但并不总是采取直接参加的方式，对辛亥革命所作的贡献都是比较间接的。同时，他认为罗斯特“在强调民众对缔造共和国的事业所作的直接贡献方面却很可能走得太远”。(19) 施乐伯和于之乔承认人民大众的反抗活动是辛亥革命发生的内因之一，在1911年前夕农民骚乱此伏彼起，遍布全国，但不认为1910－1911年间的经济形势确实比前几年恶劣，大多数农民不再卷入、或退出乡村政治运动，1911年前三年抗粮暴动和其他自发起义主要发生在城镇，而不是农村。在分析了农民心理之后，他们得出结论：在1911年要发动农民反对满清统治是不可能的，但农民还是可能被动员起来参加政治运动的，必须教育他们：他们及其先辈所生活的社会经济制度是万恶的，必须推翻。(20) 迈克尔·加斯特认为在1911年前的十年中，虽然经济苦难的加深造成了饥馑、盗匪和大量涌现的起义，但革命派根本不能与农民联系起来。相反，“农民的不满找到了反抗的传统形式”。(21)
二、日本学者的研究
日本学者在研究中国近代民变问题上起步很早，取得了瞩目的成绩。
早在1910年日本外务省就派遣密探山口昇到中国华中、华南地区的农村进行实地调查，他就写有《中国的形势及秘密结社》的报告，对研究清末民变有着较高的史料价值。他较早地注意到辛亥革命前夕民变问题，甚至得出“江北皆成无政府状态”的调查结论。他研究了饥馑、新政、贪官污吏与暴动的关系，指出当时的中国，“连年水旱灾荒歉收，国库空虚，生计窘迫，……今年之收获如能完成大半，谋明年之事不可知。倘明年之收获失望，则到处纷起暴乱，其数将倍于今年”。又“由于改革，使财政贫乏、租税愈重，因此发生暴动的机会也就愈多”。“上下一般皆以新政为虐民暴政，怨恨遍地，见其上者如同仇敌，而人民所以反抗新政者，并非反抗新政本身，他们也不了解新政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但地方的贪官污吏在此时，借新政增设新税，苛征暴敛，遂激发他们的反抗。近时，地方多骚乱，实非土匪无赖之徒，都是被那些贪官污吏所激发的良民起义”。(22) 政府官吏横征暴敛的行为迭出，戕害民生，贫民诉讼无门，匪徒蜂起，势难抑制，泄愤而成祸乱。
20世纪60年代以来，不少以农民为主体的研究成果相继问世，从农民斗争史角度考察农民意识进化和组织发展的过程以及农村中权力关系和斗争形态的变化。大多数日本学者高度评价农民斗争在革命中的作用。
狭间直树发表了《山东莱阳暴动小论——辛亥革命中人民斗争的作用》《中国近代史中“资本所需要的隶农”及以此为中心的农民斗争》二文，以阶级对立的观点来考察农民斗争。他认为，在近代中国，农民仍处于封建隶农地位，不仅仍是地主压榨的对象，还被推到遭受帝国主义掠夺的“资本所需要的隶农”的地位，这样，农民不仅要与封建统治阶级斗争，还必须同帝国主义进行斗争，农民斗争也因此成为推翻帝国主义统治的原动力，农民是人民斗争的主力军，是革命的基本动力。农民斗争为革命派创造了日趋有利的条件，或者说是潜在的历史发展的能动因素。在人民斗争的高潮中，革命派代表了对现实不满的人民革命的一方面，把人民斗争推向顶点而夺得了政权。
菊池贵晴认为，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斗争与民族民主运动、立宪改良运动三种势力以互相对立、互相利用和结成同盟的复杂形式展开了同帝国主义、清朝反动政权和官僚买办资产阶级的斗争。清末农民和贫民的暴动——民变是自发的反帝反封建斗争，和同盟会所领导的武装起义和城市民众的收回利权运动互相关联，其主体是贫农，也包含有富农甚至中小地主等广大阶层，造成暴动的直接原因是清朝的“新政”和资产阶级性质的改革，结果大多归于失败和遭到了镇压。人民的暴乱是促进革命形势高涨的重要原因。这一观点与狭间直树的评价相似。
横山英认为，不仅农民斗争是“构成革命形势的一部分”，还是造成资产阶级性质的整个政治局面的“最根本力量”。而辛亥革命时期的农民斗争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压榨下资产阶级化了的小资产阶级农民要求独立发展的一次大爆发，孕育着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路线的“潜在的胚胎”，并且有了部分的“萌发成长”，但它始终是潜在的革命意志，农民斗争不是革命斗争，而“改良路线的拉纤人利用了农民的这种斗争意志：一面反对农民斗争，一面又操纵了对它的领导权。”石田米子认为横山英过分否定了辛亥革命时期农民的革命意志。(23)
小岛淑男重点研究了江南农民斗争，写有《辛亥革命前后苏州府的农村社会与农民斗争》《辛亥革命时期江南的农民运动与中华民国农党》《抗租斗争——以江南地区为中心》等。他认为随着农民和地主间阶级关系的变化，农民要求占有土地和享有权利的意识逐渐高涨，相互联合的意识逐渐形成并自行组织起来。他的《近代中国的农村经济与地主制》一书重点以辛亥革命前后江浙地区为考察对象，分析了农民斗争与租税负担的密切关系。(24)
此外，著作还有中村义的《辛亥革命史研究》运用大量的湖南地区的史料论述了湖南民众运动；(25) 论文有：山下米子的《辛亥革命时期的民众运动——以江浙地区农民运动为中心》、小林一美的《抗租·抗粮斗争的彼方》、秋山尚功的《抗粮斗争——江苏省丹徒县》、二宫一郎的《抗捐·抗粮斗争——浙江省新昌县》、西川正夫的《辛亥革命和民众运动》，等等。对于农民斗争和会党的关系等问题，日本学者也做了实证性的研究。
到了20世纪90年代，与以往以革命史、人民斗争史为中心研究不同，日本学者不再把民众运动绝对化，民众斗争史研究受到冷遇，成果不多。如，今井骏的《关于白朗之乱的考察》（《人文论集》，静冈大学）认为白朗组织不是农民军，而是土匪和游民无产者集团。并木赖寿的《民众反叛与近代中国社会》（《呴沫集》）指出在民众反叛的内部也具有与王朝统治相同的权威主义的要素。(26) 崛地明则重点研究明清农村灾荒和骚乱，写有《1911年杭州、上海的抢米风潮与社团》（《现代中国研究》8）。
三、法国学者的研究
法国历史学家对民众运动给予了重视，法国专家谢诺（Jean Chesneaux）以中国工农运动史研究而见长，著有《中国农民运动（1840－1949）》，编有论文集《中国民众运动与秘密会社（1840－1950）》（Popular Movements and Secret Societies in China,1840－1950），毕仰高（Lucien Bianco）对农民运动深有研究，著有《无党派的农民——二十世纪的草根运动》（Peasants Without the Party; Grass- Root Movements in Twentieth- Century），还发表了《两种不同的“食物骚乱”：1910和1932年的江苏》（Two Different Kinds of Food Riots:Kiangsu,1910 and 1932）等。
法国学者马里亚尼·巴斯蒂－布律吉埃在《社会变化的潮流》一文中，对清末工人、农民、手工者和民众运动进行了详细的考察。认为许多动乱都是经济因素触发的，农业形势不断恶化，对佃农剥削加重，地主丧失权威，讲求个人关系和社会责任的本可缓和对抗和阶级冲突的体系已分崩离析，农村贫困日益普遍，迫使贫困农民造反。下层社会在社会转变过程中日益不安和骚动。民众运动在19世纪末又蓬勃发展起来，平均持续时间更长，参加人数更多，且社会成分复杂，许多民众运动只具有特定的形式，并没有明显的社会目的，洋人和满族只是引起动乱的次要原因，民众运动更是由秘密会社引起的，但秘密会社对社会动乱的政治化作用正逐渐减弱。骚乱常常通过简单的反抗和自发行动表现出来，赤裸裸的暴力行动占各种斗争方式的绝大多数，因此，官府也越来越可能诉诸武力镇压。
关于民众运动的作用，谢诺在《中国农民运动（1840－1949）》一书中认为清末农民运动的目的同早年的农民起义相比几乎没有改变(27)，而巴斯蒂对此进行了反驳，认为频繁的民众运动表明清政权越来越无力维持社会秩序，削弱了政权残存的力量，政府在民变的打击下惶惶不可终日；民众起义表明人们对个人行动在社会中的作用的看法正在改变，骚动本身就是社会动员的一种形式；民众起义在维护了清帝国领土完整的同时，也使传统的制度及与其相关连的政治、社会和道德秩序等准则全部崩溃了。民众的压力长期把清王朝的元气耗尽，清朝灭亡、民国诞生是全国农村中深刻的运动逐渐取得成功的结果。(28)
近年来，法国还出版了《20世纪中国农民起义与革命》等相关著作。
四、前苏联学者的研究
1927年中国大革命的失败引发了苏联学者探讨中国农民起义的历史的兴趣，以揭示在中国革命过程中农民阶级所起的作用。1934年，库楚莫夫的《中国革命史论》出版，他肯定了民众起义在辛亥革命中的重要作用，还认为中国农业打入世界市场必然促使地主更残酷地剥削农民。库楚莫夫的著作对苏联学术界研究晚清史问题起了指导作用。(29)
20世纪60、70年代，在农民运动史研究领域涌现了一批学者。齐赫文斯基认为沉重的租赋徭役迫使农民群起反抗。(30) 科斯佳耶娃的《1901－1911年中国的民众运动》对1906年萍乡起义、1910年长沙抢米风潮和山东莱阳抗捐斗争等清末十年间小规模的起义、暴动、反抗进行了比较研究，多层面地刻画了农民运动的若干具体图景。关于民众运动的起因，她不同意库楚莫夫和齐赫文斯基的观点，而认为是由于支付列强赔款、补偿传教士损失及实施新政，使得清廷加重赋税以充实国库，负担落到了广大雇农和中小地主身上，导致民众不满(31)，民众运动也主要是排外而非反清王朝。她还认为1901－1911年是旧式起义向自觉的民主运动转变的时期，但这一时期猛烈爆发的民众运动并不受资产阶级所领导，仍然与自觉的革命运动脱离，只反对封建制度的具体表现，而不是反对整个的封建制度。农民和城市贫民自发起义缺乏组织，并受低水平的特定地区的意识的束缚，保留了早期反抗斗争的许多特点（如由秘密会社和由农民——地主地方自卫团体领导）。尽管如此，这些群众行为仍然逐渐削弱了清朝控制力，造成了危机条件，促进了革命形势的发展。(32)该书表明苏联学者已开始更加深入探讨晚清民众政治心理状态。此外，叶菲莫夫的《中国资产阶级革命与孙中山（1911－1913年）——史实与问题》（1974年）一书，全面阐述了人民群众在1911－1913年革命中的作用，将“革命前夜的中国革命运动（1901－1911）”作为第一章进行专门论述。别洛夫研究了辛亥革命后的农民起义，发表了《白朗领导的中国农民起义》《关于白朗起义历史中的几个问题（1912－1914）》。
这一时期苏联所发表的一些涉及民间组织和抵抗运动方面的论文，已经注意到了辛亥前后民众运动因受封建传统影响而在意识形态和组织上存在的缺陷，这与早期苏联学者和中国学者夸大民众运动的作用形成了对比。
但由于语言隔阂、政治等原因，前苏联与其他国家的学术交流相对较少，极大地影响了他们的历史研究工作。
五、研究评说
综上所述，国外学者对于民变研究可以说成果不少，特别是20世纪60－70年代，民众反抗研究几乎处于西方社会史研究的中心地位，美国和日本的研究成绩尤为突出。虽然受史观局限，所持观点难免有偏颇之处，但其定量研究等许多地方值得国内学者借鉴，特别需要肯定的是国外学者的某些研究方法和视角，如陈兴国（Joseph Hing- Kwok Chan）的《帝制末期中国的民众骚乱和抗议运动（1796－1911）》即采用计量史学的方法对民众运动加以探究，王国斌的《转变的中国——历史变迁与欧洲经验的局限》一书则采用了动态双向比较的方法。一些学者试图从中国传统文化中解读民变的原因，如澳大利亚研究课题《〈水浒〉对19－20世纪中国革命运动的影响》，对研究民变具有启发意义。尽管西方学界研究成果丰富，但也存在着一些问题，例如：
1.由于资料缺乏、史观偏执等局限，对清末民初时期民变的研究远不如大陆学者广泛细致，对于民变的资料建设更为欠缺。
2.研究区域不平衡。重全国而轻地区，相对而言，研究区域较多地集中在沿海地区，对于广大内地乡村民变关注不足；重总体考察而轻具体分析，个案研究有待加强；重视清末而相对忽视民初，特别是民初乡村民变研究较为薄弱。
3.存在一些有待进一步研究的问题，如乡村民变与乡村信仰、乡村舆论、乡村法观念、乡村社会阶层变动、乡村社会运行控制机制等关系问题，国家与社会的“紧急应变机制”与“长效应变机制”等问题。民变作为一种社会反控制力量，自古就有，并且是任何社会都无法杜绝的，社会控制力量尽量将其控制在一定范围之内。适度的民变可以起到促使社会运行机制不断完善的作用。
4.对于古代与近代、中国与外国的乡村民变，比较研究仍需深入。近代乡村民变即有古代乡村民变的传统特点，又因中国近代处于社会转型期而体现出现代性。同时，作为以农民为主体的乡村民变，中外存在着诸多普遍性，又因中外近代发展程度不同，乡村民变也表现出各自的特殊性。王国斌的《转变的中国——历史变迁与欧洲经验的局限》一书仅重点比较了近代中外粮食骚乱、抗税活动，而对其他内容的民变则很少涉及。亨利·兰斯伯格（Henry A.Landsberger）编有《乡村抗议——农民运动与社会变迁》（Rural protest:peasant movements and social change），该书对各个历史时期内世界个别国家地区的农民运动进行了探究，（亨利·兰斯伯格对Peasants（农民）和Movements（运动）进行了界定，并进而对农民运动的目标、方式及思想进行了总体理论探讨。(33) 但由于该书内容覆盖面广、时间跨度长、地区跨度大，导致挖掘不够全面深入。
5.民变问题的研究需要国际学术交流的进一步推动。如国内对英德学者的相关研究介绍的成果较少，主要是法德两国学者合写的《20世纪中国：从革命到革命（1895－1949）》（上卷1989年在巴黎出版）及英国学者杰克·格雷（Jack Gray）的《暴乱与革命：19世纪至20世纪80年代之中国》（Rebellions and Revolutions:China from the 1800s to 2000）。
虽然我们要批评过去的以人民斗争史为中心的观点，但从社会底层和民变中去认识社会的思路还是要继续坚持的。随着“向下看”的研究视角的日益推广和社会史研究的不断深入，民变问题的探讨将更加深化。对于近代中国民变这种社会底层群体抗争的研究具有极强的现实意义，应给予充分的理性关怀。
注释：
① 学界对“民变”一词的理解，尚有争议。本文中，乡村民变主要是指以农民为主体的普通中下层群众对抗官绅、富户、洋教等突发性群体事件，具有多因性、突发性、本土性、缺乏策划性、武装色彩较弱、合理性和违法性兼有等特点，常常旋起旋灭，形式多样，如抗捐抗税、闹荒闹漕、挨吃富户、砸抢公司商铺、焚毁学堂教堂、冲击官署公所和殴辱官绅等。
② Frederic Wakeman,Jr.and Carolyn Grant,Conflict and Control in Late Imperial China,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Berkeley,1975.
③ Roxann Prazniak,Community and Protest in Rural China:Tax Resistance and County- Village Politics on the Eve of the 1911 Revolution,Thesis (Ph.D.),University of California,Davis,1981; Of Camel Kings and Other Things:Rural Rebels Against Moderni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inc.Lanham,Md.,1999.
④ 裴宜理著，池子华、刘平译：《华北的叛乱者与革命者（1845—1945）》，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
⑤ Elizabeth J.Perry,Challenging the mandate of Heaven :social protest and state power in China,M.E.Sharpe,Inc.Armonk,New York,2002.
⑥ Kathryn Bernhardt,Rents,taxes,and peasant resistance :the lower Yangzi region,1840-1950,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Stanford,California,1992,Introduction.
⑦ R.Bin Wong,Food Riots in the Qing Dynasty,Journal of Asian Studies,41.4 (August 1982); Les emeutes de subsistances en Chine et Europe Occidentale,Annales :Economies,Societies,Civilisations,38.2(mars avril 1983).
⑧ Peter Zarrow,China in war and revolution,1895- 1949,Routledge,London,2005.
⑧ 王国斌著，李伯重、连玲玲译：《转变的中国——历史变迁与欧洲经验的局限》，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75页。
⑩ 施乐伯、于之乔：《近代中国及其革命进程——向传统秩序的不断挑战》（1850—1920），洛杉矶：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
(11) 魏菲德：《造反与革命——中国历史中的民众运动研究》，《亚洲研究杂志》第36卷第2期（1977年2月）。
(12) 周锡瑞：《农民造反专题论集：若干介绍性评论》，《现代中国》第9卷第3期（1983年7月）。
(13) Ssu- yu Teng,Protest and Crime in China :A Bibliography of Secret Associations,Popular Uprisings,Peasant Rebellions,Garland Publishing,Inc.New York and London,1981.
(14) 苏珊·M·琼斯、菲利普·A·库恩：《清王朝的衰落与叛乱的根源》，费正清、刘广京编《剑桥中国晚清史》（上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14页。
(15) 玛丽·B·兰金等：《近代中国历史的透视》，费正清、刘广京编《剑桥中华民国史》（下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33—57页。
(16) John Lust,Secret Societies,Popular Movement,and the 1911 Revolution.Jean Chesneaux,Popular Movements and Secret Societies in China,1840-1950,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Stanford,California,1972.pp.165-200.
(17) 柯文著，林同奇译：《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27、125页。
(18) 玛丽·B·兰金等：《近代中国历史的透视》，费正清、刘广京编《剑桥中华民国史》（下卷）。第33－57页。
(19) 周锡瑞：《辛亥革命史研究述评》，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编辑部编《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第2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34页。
(20) 施乐伯、于之乔：《辛亥革命总评价》，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编辑部编《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第18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17－18页。
(21) 迈克尔·加斯特：《共和革命运动》，费正清、刘广京编《剑桥中国晚清史（1800－1911年）》（下卷），第578页。
(22) 山口昇著、赵金钰译：《中国的形势及秘密结社》，《近代史资料》（总75号），第231－234页。
(23) 以上均参见石田米子《近期日本对辛亥革命研究的成果》，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编辑部编《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第2辑），第43－63页。
(24) 小岛淑男：《近代中国の農村経済と地主制》，汲古书院2005年版。
(25) 中村义：《辛亥革命史研究》，未来社1979年版。
(26) 宫田道昭：《1992年日本关于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编辑部编《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第26辑），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4年版，第285页。
(27) Jean Chesneaux,Peasant Revolts in China,1840-1949,W.W.Norton & Company,Inc.,New York,1973.
(28) 马里亚尼·巴斯蒂－布律吉埃：《社会变化的潮流》，费正清、刘广京编《剑桥中国晚清史（1800－1911年）》（下卷），第656－687页。
(29) D·普赖斯著、间小波译：《美国学者评苏联对晚清政治史的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编辑部编《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第19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
(30) 谢·列·齐赫文斯基著，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等译：《中国近代史》，三联书店1974年版。
(31) 张注洪、王晓秋：《国外中国近现代史研究述评》，中国文史出版社1999年版，第41页。
(32) 章开沅等编著：《国内外辛亥革命史研究综览》，湖北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283—284页。
(33) Henry A. Landsberger,Rural protest.,peasant movements and social change,the Macmillan Press Ltd,London; New York,197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