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乐至上”新闻思想的人文审视，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人文论文,思想论文,快乐论文,新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从政治逻辑主宰新闻编排到以市场规则、利益原则整合新闻资源，在这种变革的必然中，媒体以对受众本能需要的重新认知和满足，体现着“受众本位”的回归。马克思、恩格斯说：“并不需要多大的聪明就可以看出，……关于享乐的合理性等等的唯物主义学说，同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有着必然的联系。”①
如果“存天理，灭人欲”是一种极端的话，那么，仅仅停留在本性欲望的满足中，必然造成感性欲望的泛化。当“快乐至上”新闻思想成为新的统治、控制力量时，媒体呈现的影像世界缺失了对人类自身根本内涵和终极价值的追求。深陷于感性欲望甜腻的陷阱中，我们不禁发出“是什么遮蔽了人文精神”的诘问。
一
1981年，克朗凯特从哥伦比亚广播公司退休时，美国人感叹一个时代结束了。批评家称，从克朗凯特到丹·拉瑟的过渡是“神的灭亡”（death-of-God）。20年来，美国人早已习惯在面对越南战争、种族冲突、水门事件及阿波罗号登月等重大事件时，聆听“克朗凯特大叔”公正、沉稳、自信、执著的讲解和剖析。丹·拉瑟无法超越前者，他选择了更适合普通人口味的“快乐至上”新闻思想，他以独有的“男性魅力”，开创了主持人明星时代。所谓的“快乐至上”，就是与传统的新闻观念相左的价值判断。传统的新闻观念强调记录的事件、人物对社会、生活的干预和影响力，对受众的教育、启迪作用。“快乐至上”产生在大众文化覆盖下的时代，它以一些无影深但轻松、流畅的故事、情节和场景，用一种令人眩晕甚至沉醉的文化时空，为人们创造着一个想像的“现实世界”，受众借此宣泄心中所潜伏的各种无意识的冲动，从而得到自我慰藉的快乐。满足受众内心的欲望和感官的刺激，获得愉悦感，是这一新闻思想的根本出发点。
在“非如此不可”的具有强烈道德指向的传统文化中，日常的生活被视作有待改造的对象，享乐主义被放置一旁。但丧失了情趣和意义的日常生活是无法容忍的。我们需要生活真实的快乐，而快乐总是从需要开始又回到欲望，正如叔本华所说，缺乏快乐时，我们陷入痛苦，在满足的时候，又陷入无聊。我们继续寻找更大程度的感官欲望的满足，就像钟摆一般欲罢不能，正像莫泊桑形容道，这些人向我叫喊，安慰安慰我们吧，娱乐娱乐我们吧。这就是“快乐至上”产生的根源。
从传播的内容看，“快乐至上”的第一闪念永远是最多数的受众最想了解什么。丹·拉瑟告诉他的手下，当不能确定英阿福克兰群岛之战、中东战争和伦敦黛安娜王妃的新生王子等事件的重要程度时，就设想一天结束之后，两位家庭主妇倚在后院的篱笆上聊天，她们谈论今天“重要的新闻”多半是王妃新生的婴儿。这就是对以后新闻价值观有重要影响力的“后院篱笆原则”。传媒更多地着眼于公众共同欲望的创造和满足。
从表现形式上看，新闻报道中的感情因素和细枝末节被大肆渲染，以形成对受众感官的强烈刺激，即“瞬间原则”。受众通过几个“瞬间”场面的表现，在了解事件的同时，能够感觉它，嗅到它，并经历其中。这种“可受性”强化了媒体与受众的亲和力，使传媒沉醉于“情感色彩”中，走向大众化、生活化、世俗化。
于是媒体远离了对事件、人物历史价值的深厚思考和向新闻本质的深度逼近，满足于记述的轻松与浪漫，津津乐道于事件中富有感官刺激的离奇和怪异，陶醉于表层与假象张狂的臆断。在广播电视肆意夸张的声像中，在报刊杂志绚丽的彩版、图片中，在极尽渲染、夺人眼球的卖点中，我们感到了媒体对“快乐”无原则、无抵抗的顺从。
对于媒体来说，能否作用于人的兴趣、感官和本能，提供受众以消遣享受，显得异常重要。这导致了信息与娱乐的交汇与合成，娱乐、感官刺激压倒了信息的客观真实的记录。“快乐至上”新闻思想最重要的表现是，传媒成为现代社会人们重要的娱乐、休闲工具。难怪人们戏称媒体是“快乐大本营”，无休止地进行着全社会的“欢乐总动员”。正如丹·拉瑟所感叹：“我们已经变成好莱坞了，我们已经屈从于新闻的好莱坞化。”②
二
在市场经济中，消费者的购买行为的内在驱动力更多地缘于对快乐的追求，受众对新闻媒体这一服务形式的消费同样如此。让受众感受快乐，是人文精神影响、指导媒体的重要标志。施拉姆一针见血地指出了这种进步的意义：“个人始终得到社会的认可、重视和强调，成为文明世界的基本单位和推动者”。③
人文精神的核心是以人为本，肯定人是世界的中心，倡导着尊重人、关心人，为人的自我价值的实现和人的创造性的最大发挥提供条件。它对媒体的影响力主要从两个渠道传递：一是随着市场经济主导地位的确立，媒体之间竞争加剧，人文精神迅速推动媒体进入“受众本位”的时代。
长期以来，媒体把受众看成接受教化、指挥的芸芸众生。媒体凛然肩负着社会职责，从终极关怀出发，以“应当是什么”作为价值评判的标准，为人们构建并守护着符合传统价值标准和审美判断的精神家园。人们毕恭毕敬地接受教化与熏陶，媒体自诩为圣殿、教堂，进行着洗礼、净化。
从媒体的生存环境上看，“媒体本位”产生于政党报纸和政论报纸的时代。媒体是政党启迪民智的工具，是“国民教育之大机关”，在媒体面前，受众只能是俯身受教育的学生。所以，此时的新闻传播的管理、运作机制直接服从于政治逻辑，按照意识形态的指令实施信息资源的组合配置。这种传媒指导思想，说到底是服务于传媒所有人，或其背后的阶级、阶层、政党的政治或经济利益。“媒体本位”主要从自己的需要、利益、意志、兴趣出发，很少考虑受众的实际状况和需要，这种情况下，自然很难论及对受众的关怀、尊重和满足。
在市场经济体制之下，作为社会元系统的市场体制必然对其子系统产生深层次的渗透和影响。作为社会系统之一的新闻传播业，不得不接受市场经济的游戏规则、利益原则，并奉为圭臬。信息资源在一定程度上由市场进行自然配置，当新闻传播这种特定的精神生产与市场法则产生交叉和互渗时，传媒必将由高不可及的神坛，走向大众化、生活化、世俗化，从教化型转向服务型，从功能的单一转向多样化。
人文精神的影响渠道之二是提倡社会平等，人的价值、尊严等应受到尊重。这一人文精神从流行于知识分子阶层，进而灌输到传媒从业者的头脑中，并影响了新闻价值评判的尺度。
应当看到，受众主体地位的回归是漫长而艰难的。当大众文化入主大众传媒，并产生强大的影响力时，最直接的体现是对世俗人生和现实生活的关注。在客观上释放了人的欲望，起到“让生活美丽”的作用。
很久以来，欲望是人们讳莫如深的话题。在传统文化中，欲望被视作从所罗门的瓶子里跳出的魔鬼，是不能开启的潘多拉的盒子。在宗教信仰中，物欲的泛滥是一种罪恶，血肉之躯不能步入上帝的王国。康德坚守着用理性、道德去压抑欲望，肉体愉悦的全部过程都被无情地省略了。
随着人们对人文精神的深入认知，媒体的文化特权轰然倒地。相对于一元的意识形态中心的状态，崇高、理想、信念、禁欲是价值理想的核心，这导致了人们世俗生活的贫乏与感性欲望的禁锢。“因为它具备了超越性，却没有了现实性；使自己贵族化了，却从此与大众无缘；走向了神性，却丧失了人性。”④
与传统文化不同，大众文化振聋发聩地喊出，并非只有理性才是人类的财富，并非欲望就是罪恶的代名词。实际上欲望本身无罪，只有以欲望排斥理性甚至无节制地发泄欲望才是罪恶。大众文化转而与传统文化不屑一顾的“欲望”保持着内在的一致，它睿智地指出，传统文化的自由是靠不自由来实现的，换言之，理性的自由竟然是靠禁欲实现的。它旗帜鲜明地祭出欲望、快感、刺激等赢得受众的“法宝”。正如迈克·费瑟斯通所说：“在大众文化影像中，以及在独特的、直接产生广泛的身体刺激与审美快感的消费场所中，情感快乐与梦想、欲望都是大受欢迎的。”⑤
快乐主义受到欢迎，首先缘于它体现了大众文化环境中媒介的“展示性”。半个多世纪前，麦克卢汉就提醒我们，报纸是如何让我们兴致盎然地看下去的。其实媒体作出了很好的回答。媒体一如企业，高扬受众至上的旗帜，满足受众需要、捍卫受众权利等同于满足消费者需要、保障消费者权利。在市场经济环境中，人们的兴趣、观点以及利益要求各异，最大的共同点是什么，答案是娱乐，是感官刺激得到最大程度满足后的快乐。桑塔耶纳说，快感确实是美感的要素。从第一张便士报的诞生，媒体在巨大商业利益的驱动下，将人们心中的“欲望”、“感官需要”拿来，经过加工包装后，重新出售。收听、收视率、发行量使大众传媒有了经营意识，较以往不同的这种新型商业文化、消费文化突出的特征就是经营性。大众传媒传递给我们的不仅是一种生活的再现，它带有审美化的理想成分，它激起人们的生活欲望，然后将之作为换取利润的资本去交易。商业逻辑已运用并深入到了人的本能、欲望的层次，借人的快感满足而实现商业资源的开发。
快乐主义受欢迎缘于它与文化心理结构和社会价值观念的贴合。西方价值观强调情感、欲望，主张从内心把握价值的选择和判断。萨特、迈农、费尔斯等有过相似的论述，价值是基于快乐的情感；价值是主体对客体的欲求，及由此决定的情感体验；价值是需求的满足；价值是个人的自由选择和创造……。他们认为，非认知需要是激发人的意识活动的基本动因，是价值意识的深刻基础，人的本性推动着人与社会的关系。
西方价值观更强调对受众的心理需求的满足。这种需求既有欲望、动机、情感、兴趣、态度等非认知、非理智的心理感受，也有意志、信念、理想等理性色彩和心理体验、心理趋向。西方的新闻价值观更为看重的是前者，欲望、兴趣、情感居于中心地位，规定和表达着新闻价值的基础和价值本质。他们认为，新闻起源于人类天生的好奇心，获得信息的本能或欲望，比起理性思考，同人的切身实际联系得更为直接和密切。因此较之价值观念、意识形态，它更清晰地反映人们的需求，成为客观的精神价值内容。
在人的本性中，有两个组成部分：神性和物性。后者指的是人的动物性本能、欲望和需求等。近现代人们不断提升着物性的地位，视利益为幸福的源泉，视幸福为感官的享乐，这是快乐主义的出发点。感官上的快乐是人生的目的，光凭感官上的快乐就能使人满足和幸福，感官快乐、谋求享受、注重娱乐是快乐主义的价值目标。
应当看到，相对于压抑人的肉体欲望，片面弘扬人的道德价值和精神追求，快乐主义对感性欲望的刺激和满足，极大地丰富和改善了人的生存状态，提高了人的生活质量，促使人们从神圣的政治、宗教的世界中解放出来。它抹平了文化特权、垄断、偶像，大大推动了文化的多元化和民主化的进程。它的开放性、宽容性以及丰富多彩的文化产品，创造了一种共享的文化空间，激发出大众强烈的参与欲望和体验热情。
三
虽然西方文化在世俗的世界中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它的精神始终指向一个超越性的维度，即使在十分功利的资本主义社会中，仍然有一种精神理想在始终不渝地批判着现实。这种自我超越的冲动和否定现实的理想，正是人类社会前行的动力。快乐是生动现实的、不可或缺的，但它不能成为媒体的惟一，不能至上。“文化的功能之一便是在人与外部世界之间树立一面选择性很强的网筛。”⑥当传统文化让位于大众文化，快乐至上的思想被顶礼膜拜时，媒体给我们呈现的影像世界自然是残缺、不全面的。在快乐至上弥漫的甜蜜的空气中，我们必须做深入的思考。
新闻本应具有多维性。受众精神层面的各个方向及其不同时期，都会对传播内容产生需求，都可能形成一定的价值关系。面对着多元的、发展变化的多维价值观，如果说传统的新闻价值判断只是体现了世界的一个方面，缺乏平衡看待事实的价值体系的话，快乐至上的新闻思想就偏爱事件的冲突、刺激和煽情，过分注重异常怪诞、骇人听闻，从而导致传媒向世人展示一个不完整、不真实甚至扭曲的世界：片面追求人物、事件的显赫和轰动效应，淡忘了从业者的职业道德，对真正影响社会的热点、难点、疑点问题漠不关心；没有更大参照系的宏观视野，过于强化接近性、针对性，从而在影像世界中，表现出狭隘的区域意识；没有更宽广的时空、纵深思维观念，片面追求时效性、时宜性，只会争先恐后抢发新闻，而无暇作深入的调查、细致的分析，从而使新闻流于表层。
不妨将其称为“有新闻而无文化”。当人们获取信息的渠道充塞了这些愉悦耳目、刺激人心却华而不实的新闻时，我们不无遗憾地看到学者的告诫，受众得到了无比丰富的信息，他们缺失了应该获得的、有价值的东西。
首先，媒体的主体形象转换了。过去我们的目光凝聚在社会前进的推动者的身上，他们是传统文化重要象征，他们积极向上，为社会发展倾其一切。而现代媒体认为他们是神。在消灭一切的非神化趋势中，他们随着精英文化一道走向边缘。即便是对成功人士的报道，也不再着眼于其奋斗过程的描述，而是津津乐道他们的生活方式、服饰打扮以及私生活等。在新闻价值评判的标准改变后，媒体的形象和内容从单一转向了多元化。
其次，快乐至上是以个体及其欲望为内在基础，从世俗单纯意义上来理解生活和人生，将享乐、娱乐视为生命价值的重要组成。而社会赋予媒体的神圣使命在于协调完善社会关系，促进人类社会的全面发展。弗洛姆指出，人们在当代社会注重“占有的”的意识影响下，很容易被现代社会自由俘虏，产生非生产性性格取向，这种滋生的新的人性表现为接受型、剥削型、囤积型、市场型等等。受之影响，人们放弃了对社会、未来的责任承诺，转向个人主义的自我迷恋，媒体必须对这种人性的嬗变作深入的思考。
第三，媒体的生存与发展更多地依循商业逻辑运行时，受众难以回避商业赤裸的诱导。我们将很少抬望理想的天空，而是迷离于世俗的人生。媒体过于展示物质享受的现实诱惑，以轻松化的娱乐、程式化的复制、无限度的媚俗，抚慰甚至麻木着受众的心灵，满足着非理性的大众意志和文化市场化的需求，从而使受众的感性价值无边地膨胀，滑向享乐主义、消费主义。操纵这一切的始终是市场经济中“那只看不见的手”。媒介文化表面上看是张扬大众意识形态，实为坚持投资和回报的市场规律和利益原则，尽可能大的利益追求是其终极目标。实现这一目的的最有效手段就是制造热点、吸引受众，然后将之作为与商家讨价还价的筹码。在这种简单的物与物的交易中，媒体放弃了思想的开拓、理性的锤炼。
第四，传媒角色的转换意味着其社会职责和精英意识的缺失。随着大众传媒社会功能多元化的表现，可以肯定的是，它已不是堂皇的教化者的角色，不再绝对拥有“应当是什么”、“非如此不可”的价值取向引导功能，它不再尊为精神家园的建构者和守护者。因为受众不再与之保持一定的心理距离，毕恭毕敬地接受教化与熏陶，媒体只是一种工具，我们可以随意、方便地使用。
当新闻价值观为市场标准取代时，媒体与受众之间更多地融入了买卖关系，于是受众的消费需求主宰了新闻的采集、制作和表达。在这种缺乏启蒙和清醒的审视的环境中，法兰克福学派疾呼，受众会变成没有思考能力的“单向度的人”。
四
在生物遗传学中，有一种“米亚德现象”：两个亲本在杂交中，一方的性状在子代中充分表现，而另一方的性状则基本消失，呈现一边倒的态势。不妨把大众文化与传媒自身的文化规律的交融，看作是文化的“杂交”。“快乐至上”思想正是“米亚德现象”的凸显。因为媒体屈从于市场要求，揣摩于受众的口味，而将其作为社会公器的职责放置一旁。
一家运作优良且有长久发展潜力的媒体，必须依靠其从业人员的高度责任感与责任心。美国新闻自由委员会反复告诫传媒界，享有新闻自由，应以担负社会责任为前提。当今媒体之所以简单认同“快乐至上”，首先缘于思想观念。
从宏观形态考察，媒体的行为模式向市场机制转型时，依然沿袭着计划经济的因素。从计划思维向市场思维粗放过渡，演化了媒体竞争原始性的必然。无缘由、无内涵、混沌的“快乐”就成为现在媒体竞争的典型特点。这种“原始性”突出地表现为，在媒体模式和市场理念匮乏的阶段，对于已经在市场中成功的媒体运作形式的模仿，成为后来者参与竞争的捷径，也成为规避风险的有效手段。媒体生活在急功近利的氛围中，导致了竞争手段和内容的单一以及无限的重复叠加。受众的利益和权利乃至人文精神如烂泥般践踏于脚下。
这种效仿复制缘于市场理念的“大数法则”，以尽量小的投入和风险，赢得最大的利益。当一部分媒体因“快乐”赢得受众、利益时，其他媒体亦迷恋于此，奉为圭臬。“快乐至上”实质是一种观念竞争的产物，体现了媒体竞争的不成熟性。在“观念领袖”的经营模式看来，顺应了观念革新，就意味着成功。而观念的拷贝复制是最为简单的。真正成熟的竞争是观念加上整合，在操作层面上表现为对内部群体智慧的整合能力，表现为在观念的大框架中，构建出每个精巧的细节，把观念生动、鲜活地表现出来，靠简单的复制是无法完成的。比如面对同一题材，从业人员思考的是，传达人物的独特生命体验，或者去成就大众的趣味；究竟受众的心理是什么，除了博得一片叫好喝采外，是否顾及受众更深层的需求；作品是否要不断超越，将受众引向一个未知的领域，还是玩弄高明的手法、技巧对爱恨情仇、风花雪月的故事不断组合出新的“噱头”，以“满足”受众。
19世纪末，新闻专业主义开始形成，它强调媒体作为一个独立的社会子系统的收集、整理、传播信息的功能与职责，还有一系列的新闻工作的职业伦理。它强调新闻工作是职业化程度很高的行业，从业者的职业理念和精神内化性很强。这样，就不会更多地受外界控制和影响。由此看来，媒体要脱身于世俗甜腻的陷阱，在不断逼近职业理想和职业理念的同时，进行人文精神的参省和审视不能停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