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与群众：“十七年”文艺通讯员运动研究——以《文艺报》和《长江文艺》为中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艺论文,文艺报论文,长江论文,通讯员论文,群众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49年以后的中国文艺期刊以机关刊物的身份在文艺发展格局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它们不但以党的文艺政策为基本的指导方针，还执行着所属文艺机构的文艺任务，同时依靠自身的大众传媒角色，在文艺机构、读者之间建立起符合意识形态需求的联系，以保证文艺领域内部信息的畅通和文艺管理的有序进行，确保文化领导权的稳固。在文艺机构、作者、群众的关系系统中，“十七年”文艺期刊所发起的文艺通讯员运动无疑具有重要的时代特色，其包含的联系群众、信息搜集、作家培养、读者权威与群众批评等要素，都是“十七年”文艺体制建设的重要内容。这一运动所体现出的操作模式、特定目的和基本规范，为我们理解“十七年”文艺领导机制、作家培养制度以及文艺运动模式提供了很好的观察视角。
一、联系群众和文艺通讯网的建立
“十七年”文艺期刊发起的文艺通讯员运动，一个重要目的就是加强与群众的联系，依靠群众建立完备的通讯网络。通过通讯员获悉其所在地区的文艺发展状况和面临的问题，搜集读者对文艺现状的意见和建议，对文艺作品的批评和对文艺运动的看法，文艺领导机构在一定程度上掌握了所需要的文艺信息。这些来自基层的信息代表了群众的文艺观点，是对官方正式的、制度化的信息传达方式的一种补充和实施效果的一种反馈，甚至具有官方信息制度所不具有的更详细、更具体、更接近现实等的优势和特点。这些信息为文艺领导机构全面掌握全国范围的文艺状况提供了强大的信息支持，为文艺政策的制定和文艺运动的开展提供了现实根据，为进行文艺决策、调整工作部署提供了群众基础。
1949年以后，同人刊物、商业刊物逐渐消失，各级领导机构直接控制的文艺刊物开始扮演“与群众联系的最密切的工具”的角色，而且“联系群众，是刊物的首要任务。从编辑部里提出来的问题一定要是今天群众所迫切要求解决的问题，也就是在整个政治活动中，和人民生活中一切应该提到思想领域里来的问题”①。譬如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简称“中国文联”）的机关刊物《文艺报》的定位就是“文艺工作和广大群众联系的刊物”②。《文艺报》刚一创刊，中国文联就发出《全国文联关于出版〈文艺报〉致各地文联及各协会的通知》，除要求各地方文联、协会指定专人与《文艺报》联系，向其提供文艺活动情况和工作经验资料外，指出“《文艺报》拟广泛征聘文艺通讯员，组织全国性之文艺通讯网，请多予协助”③。《文艺报》征聘文艺通讯员运动是为了“及时了解各地群众文艺运动的情况，以便交流经验，发现问题，展开讨论，使《文艺报》不仅是文艺工作者的刊物，而且也是群众对文艺工作发表意见的园地”④。中南区文联的机关刊物《长江文艺》发起的文艺通讯员运动，也恰恰是为了“加强《长江文艺》与群众的联系”⑤。
文艺通讯员代表的是基层、群众的力量，所以征聘对象必然向基层文艺工作者倾斜，文艺通讯员来稿反映信息的范围，也被要求集中于基层文艺工作的现状和问题，以及群众对党的文艺工作的建议。这种极强的针对性和目的性使通讯员成为中国文联获得基层文艺消息的重要来源，保证能够获得更为全面的基层文艺动态和群众观点。因此《文艺报》对通讯员资格的限定也比较宽松，除政治条件外，“凡在文艺工作岗位工作的同志，或在工厂、农村、部队、机关、学校工作而对文艺感到兴趣的同志们，只要愿意协助我们的，都可以成为文艺通讯员”；至于业务条件，同样很宽松，“凡连续赐寄文艺通讯稿两次以上者，不论采用与否，经《文艺报》编委会认可，即可作为本报之文艺通讯员”⑥。
1952年《文艺报》进一步扩大文艺通讯员的征聘，对通讯员人选的规定也更加细化和具体化，并规定了七类人选，包括各级党委宣传部门和政府文教部门接近文学艺术工作的同志；群众文化工作者、工农速成中学、文化补习夜校、业余学校、中等技术学校，以及大中学校的语文、文学、艺术教员和部队的文化教员；工矿、企业、农村中宣传鼓动工作和文学艺术活动的组织者和辅导者；部队中宣教工作者、文工团创作组和宣传队的工作者；各地专业文学艺术工作者；对文艺有兴趣、并经常关心和研究文艺运动中的问题的同志⑦。《长江文艺》所征聘的通讯员包括“工厂的工人，农村的区乡干部，部队里的战士，连队的指导员，宣教干部，机关里职员，和学校里的青年学生和教员”⑧。运动发起一年后，共发展了832个“长江文艺通讯员”，其中职工122人，翻身农民及区乡干部、民间艺人、农村小学教师110人，部队战士、连队干部及宣教队员176人，机关干部173人，各地委、专署及县文工团员114人，城市教员、学生107人，其他职业30人⑨。
文艺通讯员的征聘范围显然是为巩固、扩大文艺通讯员的组织基础和人力储备而划定的，以获得更全面、真实的基层文艺信息。通讯员的存在使地方的文艺信息能够迅速、及时地传达给机关刊物及其所属的文艺机构，避免出现基层信息的空白，毕竟全国文联及其机关报《文艺报》及地方文联的人力资源不足以保证全面掌握每一个地方的文艺情况，而且文艺领导机构内部信息的自下而上的传递，也因为地方和部门利益等问题无法确保准确和完整。
为了更全面地获得所需要的基层信息，更有效地发挥文艺通讯网的作用，《文艺报》给文艺通讯员规定了所反映问题的范围：1.及时报道所在地区或工厂、机关、部队文艺工作的情况，有什么经验？发现什么问题？2.群众对文艺工作或某一具体作品的批评或建议。如读过一本文艺书籍，看过一个戏，大家的反映怎样？这本书或这个戏好在哪里？坏在哪里？可以采用小型座谈会或漫谈的方式集纳群众的意见。3.当地出版的文艺书刊的推荐、介绍、批评。4.对各种文艺问题的讨论、研究等。而且《文艺报》特别告知文艺通讯员两个注意事项：一是来稿所反映的情况或提出的问题，越具体越好，避免空洞的议论和叙述。二是通讯稿和一般文艺消息的报道，最好不要只是现象的罗列，应该把现象加以分析、研究，并提出问题⑩。《长江文艺》也明确通讯员的职责范围，其中包括“及时报道所在地区，如工厂、部队、机关、学校里的文艺情况：这是每月至少作到一次的”，“反映群众对文艺工作的意见和要求”，“反映群众对《长江文艺》的意见和要求……使我们知道群众的食量和胃口，知道应该怎么样为工农兵群众服务，而且服务得更好”(11)。
事实上，通讯员确实也按照《文艺报》和《长江文艺》的要求反映了大量的具有现实针对性的文艺信息。《文艺报》自第一卷第二期开始发表通讯员反映各地文艺状况的通讯。在这一期上，何公超的上海通讯《十七种〈白毛女〉连环画》，“不仅在情况中发现了问题，而且提出了自己的批评和建议”；之冉的天津通讯《影视批评座谈会》“则扼要地报道了情况，并且把问题做了很好的批评”；石池的杭州通讯《对杭州文艺活动的几点意见》“提出了当地文艺工作中几个重要的问题，并指出了这些问题的根源”(12)。此后《文艺报》陆续刊发通讯员的文艺通讯，及时反映各地方的文艺动态。《长江文艺》开展通讯员运动一年时间内，“一共收到了‘长江文艺通讯员’的来稿和来信九千多近一万件。其中除创作外，还有文艺活动的报道，经验的介绍，和对文艺工作与文艺作品的批评、建议”(13)。因此，《长江文艺》被认为是“一个信息灵通的文艺通讯社，它的稿件来自中南各地，主要是出自工农兵群众及其干部之手，通过通讯员它可以掌握中南各地的一些文艺活动情况”(14)。
文艺通讯员对文艺工作提出的建议，文艺期刊也会及时向全国文联或相关机构转达，譬如《文艺报》通讯员希望“加强全国文联指导部的工作，指导初学写作者和爱好文艺的青年，如有可能，希望有一个文艺函授学校”。《文艺报》就把意见“转达给有关机关，供他们参考”(15)。这样一来，文艺期刊就在文艺通讯员所代表的群众和领导机构之间建构了一条联系的通道，群众的文艺要求和所遇到的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尽可能的解决。可以说，文艺通讯员运动，以文学期刊为依托，为全国文联及各级文艺领导机构建立了一个庞大的通讯员网。通讯员作为群众与文艺期刊、文艺领导机构之间的“耳目喉舌”，“从生活的海洋中，从群众的斗争中，从群众业余的文艺活动中，给我们的刊物带来一些新鲜的事物，传达一些亲切的声音”(16)。借助于分布在基层组织的优势，文艺通讯员在实际的文艺工作中行使着观察、监督等并没有明文规定的职责和任务，成为文艺领导机构的不可或缺的编外力量。更重要的是，因为他们代表着民间声音，是工农兵群众的代表，他们所提供的信息也被认为具有群众基础，其政治可靠性是被高度认可的，基于此而建立的通讯员网也成为文艺信息制度重要的组成部分。
二、工农兵群众：新型作家的培养对象
培养工农兵作家也是发起文艺通讯员运动的另一个重要目的，以建设社会主义的文艺队伍。1949年以后，建设“完全新型的无产阶级文艺大军”(17) 的设想使得工农兵作家在作家队伍的建设过程中开始占据重要位置。在培养工农兵作家的过程中，文艺通讯员运动无疑是一种有效的依托方式，为实施大规模培养工农兵作家提供了制度化保障和群众性基础。《长江文艺》提出要“从群众中有计划地培养出一批新的文艺工作者，逐渐扩大我们中南区的文艺队伍”(18)。
在《长江文艺》通讯员中，工农兵占据很大的数量。文艺通讯员运动“特别重视对于工农兵作者的培养，阶级出身，占了极重要的成分”。对工农兵通讯员的重视反映了政治思想的重要性，因此在征聘通讯员的过程中，“对于通讯员中作者的政治面貌，十分慎重”，“一旦发现家庭出身是地主、富农，或者是大资产阶级家庭出身，便被取消通讯员资格。对于通讯员的品格，也极为注意，有污点的通讯员，也不要”(19)。在这种标准下，《长江文艺》800多名通讯员中，“工厂、农村各占了1/8强，部队占了1/5强”(20)。李季还曾专门就工农兵通讯员的比例问题进行过检讨：“我们对发展真正的工农兵群众中的文艺通讯员，没有给予更大的注意。去年六月总结文艺通讯员工作时，我们曾发现此一缺点（那时工农兵文艺通讯员仅占全体通讯员的十分之一！）并曾引起注意。根据这半年来纠正的结果，虽然由十分之一上升到四分之一，但和我们开展此一运动的基本目的比较，我们做得还是十分不够的。”(21) 可见，增加工农兵通讯员的比重，培养工农兵作家是《长江文艺》的重要指导思想。
工农兵通讯员之所以被看作是培养的重点，源于他们符合1949年以后作家培养制度的要求，重视政治出身的原则使得他们具备了极大的政治优势。这些工农作家“来自工农，和人民血肉相连，并且正在参加目前改革祖国的各项伟大斗争。这些特点与旧的知识分子和旧的作家是完全不相同的，是在旧的知识分子和旧的作家身上找不到的，因此是新型的知识分子和新型的作家，是具有远大前途的人物”(22)。所以，他们“都能选择一些生动、新鲜、活泼，与当前政治任务结合较密的主题来写”(23)。他们的作品虽然存在着“艺术加工不足，略显粗糙”的缺点，但“生活气味的浓厚，都如实和逼真地反映了中南人民现实斗争生活的一个侧面”(24)。由于过分注重政治出身，时常会忽略对工农兵通讯员文艺素质的要求，“在《长江文艺》最初的通讯员中，有不少是完全不懂什么叫‘文艺’的青年”(25)。因此，很大一部分通讯员并没有成为“作家”，淘汰率是很高的。经过培养的作者“有昙花一现的，中途改行的”(26)。
《文艺报》的文艺通讯员不但为文艺刊物提供地方基层的文艺信息，也向文艺期刊寻求文艺学习上的帮助，以解决文艺创作、文艺理论学习过程中碰到的问题。“通讯员常常把在工作和学习中碰到的困难和问题，提出来和编辑部商量，编辑部也尽可能地对这些问题提出意见，帮助通讯员解决困难”(27)。《长江文艺》通过通讯员运动开展各种活动，形成了一套培养工农兵作家的制度和方法，而且“用各种方法来启发、诱导、巩固通讯员的学习文艺的兴趣，对通讯员的教育与培养”，成为“编辑部的一个长期不变的中心工作”和“一个严肃的政治任务”(28)。他们所采取的措施对提高通讯员的创作积极性，提高他们的文艺素养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
首先，《长江文艺》在办刊实践上如审稿、发稿等制度对通讯员有政策上的扶持。《长江文艺》尽可能在刊物上多发表通讯员的作品，而且“对通讯员寄来的一些时间性较强，不适合于《长江文艺》发表的，便介绍到其他各种报刊上发表”；“有些作品限于篇幅，不能在刊物上刊登……便介绍到书店予以出版”。如果稿件不能发表，也不能出版，在给通讯员退稿时，也必须写退稿信，并“要求每一个编辑，要以严肃、热情、耐心的态度给通讯员写退稿回信……让通讯员从每一封编辑部的来信里，都能得到一些热情的鼓励和诚恳而又详尽的批评，从每一封编辑部的来信里都能发现他在写作上继续努力的方向”(29)。
其次，《长江文艺》还把培养文艺通讯员作为一项日常性的工作，“直接为《长江文艺》通讯员服务的文章与专栏是占着百分之九十强”(30)。譬如在刊物上开设“长江文艺通讯员之页”，解决诸如“工人如何写作”等问题；开设“编通往来”栏目，解答诸如“关于处理题材”等问题；开辟“习作栏”，专门刊发初学写作者的作品，并附上编者修改意见。此外编辑人员尽量对通讯员作品予以肯定，并确定重点培养对象。“对待重点作者还必须作更细致更具体的工作，要比较系统地具体地了解他们的写作情况，根据他们每个人的不同的写作特点与创作中存在的问题进行艺术上的分析和帮助，并在一定时期给他们做出创作上的总结，指出他们进一步提高和前进的具体道路”。为了使作者更快地进步，得到编辑部更多的帮助，“经常请作者住到编辑部来，或由编辑部派同志下去，具体组织他们的创作，参加到他们的创作过程中去，从谈材料，选取题材，进行结构直到创作的完成”(31)。
再次，《长江文艺》还建立了稳定的通讯员组织制度，确保对通讯员的培养成为一项系统工作。按照地区划分，编辑部把通讯员派给七个专人管理，“整个编辑部事实上就是一个‘长江文艺通讯员’的通联组，经常地对通联组的编辑人员进行一系列的思想教育——重视通讯员工作，用尽一切办法去满足通讯员在写作和文艺学习上的要求和希望……不管通讯员有稿无稿，每月至少主动保持和通讯员联系一次……了解每一个通讯员现在的具体工作，对每一名通讯员进行着有系统有步骤的帮助和培养，分期对每一个通讯员的作品进行总的评结”(32)，《长江文艺》还编印了一种不定期的内部刊物《长江文艺通讯员》（后改为编印《长江文艺通讯员学习文选》），每隔两个多月编印一期寄发给通讯员，“通过它对通讯员介绍一些典型的写作经验，具体帮助通讯员写作与研究文艺理论，逐步提高通讯员的艺术思想水平，其次对交流通讯员之间在学习文艺中所创造的经验，巩固通讯员的组织与联系上起了很大的作用”(33)。比如在创刊号上就发表了茅盾的《关于文艺修养》、艾青的《谈谈写诗》、王朝闻的《题材与主题》、荃麟的《关于文艺作品的阅读》等文章。此外，《长江文艺》还经常举办“文艺讲座”，解决通讯员所遇到的创作上和思想上的问题，聘请专业人员讲授。为了方便外埠通讯员参加听讲，还把“文艺讲座”改为由中南文联筹委会及武汉人民广播电台联合举办的“每周空中文艺讲座”。
还有，《长江文艺》对这些通讯员的培训和指导，不仅仅局限于文艺技术层面，而是更加注重思想政治教育，目的在于保证工农兵作家的政治可靠性。就像于黑丁所说的：“对他们的政治思想以及有关他们的道德品质方面也有必要作全面的了解，以便对他们进行全面的培养。也就是说，除了对他们进行艺术教育外，还必须进行政治思想教育。”(34)
《长江文艺》在某种意义上是“一所大规模的文艺函授学校”(35)，因为《长江文艺》的通讯员运动在工农兵群众中培养出了大批的作者。就《长江文艺》而言，“仅以第四卷为例：在全卷发表的全部创作部分中，单单通讯员的作品就占了五分之三，其中诗歌创作部分占了三分之二还多”(36)。“从第二卷第一期至第三卷第六期，我们一共发表了一百三十多篇创作，其中‘长江文艺通讯员’的作品占有九十多篇”。经过几年的发展，《长江文艺》培养的作家，“有不少成长起来，变成为后来的名作家”(37)。“到了六十年代以后，当年联系辅导的许多新作者，大都成为了中南各省的专业作家或文艺团体的领导”(38)。长江文艺通讯员的组织形式也被认为是“扩大和发展我们文艺队伍较好的组织形式之一”(39)。于黑丁在1956年的中国作家协会第二次理事会议上专门就以文艺通讯员运动的形式培养作家做了经验介绍。
文艺通讯员的培养不但“打下了《长江文艺》不可忽视的群众基础，并且使我们的刊物打破了第一卷沉闷的空气，显示了新的气象，跃进了一步”(40)。更重要的是，文艺通讯员运动的首要任务就是“首先把这八百多个文艺通讯员培养成不仅是熟悉文艺武器，而且每个人都是一个优秀的政治宣传鼓动员”(41)。可以说，通讯员运动不单单是为了培养工农兵作家，也有“抢占文化阵地”、建立“新型文艺大军”的政治意义。
三、读者意见与文艺运动中的群众力量
群众路线是党的重要政治策略。周扬认为：“从《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来，文艺运动的全部经验证明：我们的文艺工作，当它和群众联系密切的时候，总是显得生气勃勃的，方向明确的，而一旦失去或减弱了这种联系的时候，就立刻变得没有生气、没有方向，以至限于停滞和瘫痪的状态。”(42) 因此，加强与群众的联系，吸取群众的智慧，作为进行文艺决策、制定文艺政策的依据，并在文艺运动中借助于群众舆论的权威性来强化合法性，是文艺机构进行文艺领导的重要方式之一。
1949年以后，作为一种新的批评形式，群众批评受到文艺界领导的重视。文艺通讯员正是群众批评的主要力量，他们的批评、意见不但是文艺领导机关进行调整的依据，也是推动文艺运动顺利进行的重要力量来源。周扬认为群众批评“是文艺领域内的一个新的现象，一个值得十分重视、拍掌欢迎的现象。这表示人民对文艺的关系和过去的时代完全不同了，他们把文艺当作他们自己的事业，经常提出批评、提出要求”(43)。反映基层信息是文艺通讯员重要职责之一，他们所提供的信息中包括了对文艺现状的批评与看法。他们的意见往往成为文艺界进行完善自身建设的重要参照。《长江文艺》编辑部接到的通讯员来信，其中有很多“指出我们文艺运动中的缺点，某些地方应该建立的文艺组织还没有建立，我们出版的文艺书刊还存在着许多的缺点，我们有些演出的戏剧节目不恰当，对反映群众现实斗争与翻身生活表现得不准确，这些朴素的来自群众中活生生的批评，给予中南地区整个新的文艺运动循着一个正确道路发展提供了有力的保证”(44)。
更重要的是，由于通讯员大多为基层的文艺工作者甚至普通群众，从事实际的文艺工作，能较为敏感、及时地发现文艺工作中的新现象和新问题，能比较具体地感知文艺运动和思想斗争中被文艺领导机构认为是最迫切、最现实的问题，这就为文艺领导机构组织文章、发起讨论、调整文艺方向提供了现实依据。
文艺整风时期，“分布在全国各地文艺工作岗位上的通讯员，以战斗的姿态，投入了整风运动，他们把整风运动中暴露出来的文艺工作中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思想以及脱离政治、脱离群众、自由主义等严重情况，迅速、及时地反映给编辑部。当时《文艺报》上发表的报道，有很大的一部分是根据通讯员提供的材料整理出来的”(45)。《文艺报》上发表的很多批评文章是由通讯员写的，而且通讯员所提供的材料，“有许多成为编辑部重要的参考资料：有些作为编辑部进一步研究问题或组织文章的材料，《文艺报》上有些重要的问题讨论和文章，就是根据这类材料提供的线索而展开或组织成的”(46)。可以说，通讯员为文艺活动的开展提供了最为直接的现实资料，而且他们的观点往往被视为代表基层工农兵群众的意见，使得文艺运动的开展成为一种政治必要。而且作为全国文联机关刊物的《文艺报》也把通讯员提出的问题向上反映，“有些材料，提供给文艺工作领导机关或其他有关方面参考，对实际工作往往起了直接的推动作用”(47)。
从当时的情况来看，文艺批评和文艺运动成为文艺界进行调整的重要方式，以清除存在的资本主义、封建主义等非社会主义因素，维护文艺领域的纯洁性。在这个过程中，读者尤其是文艺通讯员发挥了重要作用。有些文艺运动是由读者的意见引起的，有些文艺运动则由读者扮演重要的推动力量。而文艺通讯员无疑是读者群众中与文艺发展关系最为密切的构成部分，他们在某种意义上是作为广大群众的代言人出现的，他们的意见和建议也因此具有了不言自明的群众基础和权威力量，这是文艺运动能够顺利进行并达到目的的有力保障。
文艺通讯员虽然是文艺期刊编辑部的外部成员，但是可以进行组织、发动的。作为群众力量的集中体现，文艺通讯员在文艺运动中往往成为进行斗争、获取群众舆论支持所争取和利用的力量。在批判“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时候，发展通讯员就成为刘雪苇的重要罪证。“刘雪苇在一次处务会议上进而提出要以文艺处名义发展一批党内文艺通讯员，并出版联系这批通讯员的一种内部刊物，以图‘争取人’、‘联系人’，发展并培养他的力量”(48)。可见发展通讯员并不是单纯的期刊行为和文艺行为，而是获取群众力量的重要方式。
在对萧也牧的《我们夫妇之间》和李凖的《不能走那条路》的批评和争论过程中，《文艺报》曾借助或试图借助文艺通讯员的力量。萧也牧的小说发表后，冯雪峰化名李定中以群众读者的身份在《文艺报》第4卷第5期上发表《反对玩弄人民的态度，反对新的低级趣味》一文，以读者的口吻对萧也牧的小说进行批判，但冯雪峰的这篇文章却被认为“立场是好的，态度是严肃的，但过分了一点，引起了一些人的反感。《人民日报》编辑部开会，一位文艺领导人就在那里说：《文艺报》路线错了”。这篇文章是陈企霞找冯雪峰写的，而且陈企霞负责《文艺报》的文艺通讯员工作，因此陈企霞曾打算“组织《文艺报》的通讯员们座谈，来证明冯雪峰的批评是对的”(49)。冯雪峰的批评文章以读者的名义发表，陈企霞试图取得文艺通讯员的支持，这无疑表明群众力量在文艺斗争中的重要性。《文艺报》曾因批评李凖的《不能走那条路》受到周扬的指责。李凖的《不能走那条路》发表后，受到中南区领导人于黑丁的表扬，《文艺报》编辑部则署名李琮发表文章对李凖的小说进行了批评，这篇文章引起很大的反响，《文艺报》收到的“全是拥护李琮文章的信”。在编辑通讯员内部通报的时候，陈企霞就“把这些意见编进去”，但由于李凖的小说被《人民日报》转载，《文艺报》对李凖的批评就被视为“反对党报”。周扬批评《文艺报》在编辑通讯员内部通报发表读者来信时，“是专挑拥护李琮文章的，把反对的意见压了，利用群众意见来威胁党云云”(50)。可见，文艺通讯员代表的是群众力量，他们是各种文艺力量表达主张时都想极力争取的，但对这种力量的争取必须是“合法”的，否则就会成为培植势力、对抗文艺领导的“非法”行为。
“读者来信”在“十七年”文艺运动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因为它代表了群众的意见，这就使文艺批评具有了群众基础，这种群众舆论也往往会给被批评者造成极大的心理压力。因此在必要的时候，刊物编辑往往化名读者以“读者来信”的形式进行发言。像前面提到的，冯雪峰对萧也牧的小说《我们夫妇之间》的批评就利用了“读者来信”的形式。《文艺报》还为此文加了“编者按”：“读者李定中的这篇来信，尖锐地指出了萧也牧的这种创作倾向的危害性……我们认为很好。我们热烈欢迎广大读者对文艺创作大胆地提出各种意见；我们特别希望能多收到这样的来信。”(51)
在历次文艺运动中，除了“读者来信”外，《文艺报》等文艺刊物还往往以“读者来信综述”的形式列举读者的意见，以表明文艺运动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并以此证明其政治合法性和广大的群众基础。有研究者认为：“被综述的来信的读者，有时被直呼其名，有时则被‘广大读者’取代；他们中的一部分是当时普通的文艺爱好者，还有相当一部分则兼有报刊通讯员的特殊身份。由于编辑部先验性地认定自己‘全面’而通讯员‘局限’的关系，因此编辑部对通讯员来信实施‘阉割’与‘提升’，就成了顺理成章之举。”(52) 胡风曾反对过这种“读者来信”背后的人为操作行为，他认为应该“绝对禁止匿名批评、适合于自己企图的‘读者中来’、甚至伪造的‘读者来信’；这种破坏社会道德和损害党的威信的做法，要受到严格的公开批评以至处罚”(53)。必须指出的是，在这些读者来信的作者中很多就是文艺通讯员，譬如批判俞平伯《〈红楼梦〉研究》的“两个小人物”李希凡和蓝翎就是《文艺报》的通讯员。此外，《文艺报》也经常以通讯员的名义刊发批评文章。在对电影《关连长》开展的批评中，《文艺报》就在第4卷第5期上发表了由中央文学研究所通讯员小组集体讨论、张学星整理的批评文章《评〈关连长〉》。
《文艺报》所刊发的通讯员的批评文章有些是自然来稿，是通讯员针对文艺中的现实问题提出的，这些问题往往都成为进行文艺问题讨论、开展文艺运动的起源。《文艺报》上开展的关于高等学校文艺教学问题的讨论，就是“由当时在山东大学中文系的通讯员张棋同志的一封信引起的。这次讨论揭发了高等学校文艺教学中存在的许多问题，对高等学校的文艺教学的改革，起了一定的影响”(54)。而且那时的读者也具有参与文艺运动、发表自己意见的冲动，就像黄秋耘所说的：“我们的读者似乎有一种很奇怪的习惯，他们赞成一篇文章，拥护一篇作品，倒不一定给编辑部写信，但假如他们有反对的意见，那就很少会保持缄默的。常有这样的事情，当报刊上发表了一篇批评性的文章（特别是那篇文章的内容牵涉到某一个行业、某一个工作部门），批评和抗议的意见就会如雪片似地飞来。”(55)
值得注意的是，有些通讯员文章是《文艺报》通过文艺通讯员所建构的通讯员网组织来的，是当作任务部署下去而得来的。就像胡风在批评《文艺报》时所指出的：“《文艺报》对于不同意自己意见的读者，尤其是对于反对自己意见的读者，一开始就采取了轻视以至拒绝的态度，把同意自己的读者组织成一个通讯员网，发行了一个内部刊物《通讯员内部通报》。在这个《通讯员内部通报》里面向通讯员发号施令，要批评、打击什么人，就在那上面发出号召，要求通讯员写信，开座谈会，写文章，造成‘群众基础’。如果通讯员积极地这样做了，就给以奖励，如果通讯员提出反对意见，轻的是批评他的思想有问题，重的是取消他的通讯员资格，开除他的‘员’籍。”(56) 虽然胡风的这些批评意见有特定的时代背景，而且其中可能也不乏个人情感色彩，但他所指出的问题也不能说是毫无根据的。
文艺通讯员运动是“十七年”进行群众文艺批评、开展文艺运动所借助的一种重要形式。文艺领导机构注重群众对文艺的意见，体现了“文艺为工农兵”的文艺方向，更重要的是，获得群众的支持在某种意义上也就获得了政治上的“道义”。按照当时的评价标准，工农兵群众的意见和评论具有“可贵的品质”，“立场坚定，旗帜鲜明；赞成什么，反对什么，毫不含糊；按照党的原则来要求文艺；从实际生活出发检验作品。以热情的态度对待社会主义的香花；用锋利的笔墨剖析反社会主义的毒草”(57)。这些正是保证文艺发展方向所需要的，也是群众的文艺意见得到重视的原因。
四、结语：群众的意义
通过文艺通讯员运动的运作模式可以看出，这一运动是群众观点、群众路线在文艺领域的表现。毛泽东曾指出：“必须重视人民的通信，要给人民来信以恰当的处理，满足群众的正当要求，要把这件事看成是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加强和人民联系的一种方法，不要采取掉以轻心置之不理的官僚主义的态度。”(58) 文艺通讯员运动在某种意义上是文艺领导体制的民意基础，是文艺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群众性的民间体系，虽然没有官方体系那样稳定和正规，但也正因为如此而具备了灵活性和更大的空间。在信息制度方面，文艺通讯员运动弥补了官方信息的某些空白，使信息传递更加全面、真实。在作家制度方面，群众培养方式无疑是官方作家培养方式譬如培训会议、培训机构的有效补充，其培养对象范围大、时空限制小的特点，使其成为扩大文艺队伍的有效方式。在文艺批评制度方面，群众的意见具有官方批评缺乏的强大的群众基础，充分体现了“人民”的意义和群众的力量。
可以说，文艺通讯员运动所代表的群众文艺组织形式扩大了文艺的群众基础，增强了文艺领导的控制力度。因为群众的参与，文艺领导机构扩大了自身的权力范围，弥补了无法顾及的空白，而且群众为文艺领导机构提供了舆论、道义和政治合法性上的支持。群众参与加强了文艺领导体制自身所缺乏的灵活，减轻了按部就班的领导模式所固有的约束。这样一来，文艺领导和管理体系就较为全面、系统地建立起来，在文艺领导机构、文艺期刊、群众之间建立了一种有效的互动模式，使文艺管理和控制体系的运转更加有效和通畅。
注释：
①② 丁玲：《为提高我们刊物的思想性、战斗性而努力》，载《人民日报》1951年12月10日。
③ 载《文艺报》第1卷第1期，1949年9月25日。
④ 《做一个文艺通讯员》，载《文艺报》第1卷第1期，1949年9月25日。
⑤⑧⑩(18)(24)(30)(40) 《在摸索中的长江文艺通讯员工作》，载《长江文艺通讯员》（内部刊物）第1期，1950年6月18日。
⑥⑦ 《〈文艺报〉征聘文艺通讯员启事》，载《文艺报》第1卷第4期，1949年11月10日。
⑨(13)(21)(44) 李季：《初步的收获》，中南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筹委会编《开展文艺通讯员运动》，中南人民出版社1951年版，第24页，第24—25页，第35页，第33页。
⑩ 《文艺报》编委会：《给愿意做文艺通讯员的同志们的信》，载《文艺报》第1卷第1期，1949年9月25日。
(11) 《怎么样做一个“长江文艺通讯员”》，载《长江文艺通讯员》（内部刊物）第1期，1950年6月18日。
(12) 《文艺通讯的几个问题》，载《文艺报》第1卷第2期，1949年10月11日。
(14)(20)(35) 赵毅敏：《巩固已有成绩，继续前进》，中南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筹委会编《开展文艺通讯员运动》，中南人民出版社1951年版，第2页，第2页，第2、4页。
(15) 《通讯往来》，载《文艺报》第1卷第3期，1949年10月25日。
(16)(23)(39) 于黑丁：《作家·阶级·时代》，长江文艺出版社1958年版，第119页，第2页，第1页。
(17) 毛泽东：《对周扬〈文艺战线上的一场大辩论〉一文的批语与修改》，《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7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94—95页。
(19)(26)(37) 田涛：《学习与实践，追求与探索》，载《新文学史料》1991年第2期。
(22) 刘祖春：《长江文艺通讯员需要一个读书运动》，中南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筹委会编《开展文艺通讯员运动》，中南人民出版社1951年版，第13页。
(25)(31)(34) 《于黑丁的发言》，《中国作家协会第二次理事会会议（扩大）报告、发言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56年，第175—176页，第176页，第180—181页。
(27)(45)(46)(47)(54) 《关于〈文艺报〉的通讯工作》，载《文艺报》1953年第9期，1953年5月15日。
(28)(29)(32)(33)(41) 王黎拓：《长江文艺的通讯员工作》，载《文艺报》第3卷第8期，1951年2月10日。
(36) 《为〈长江文艺〉改刊致通讯员的信》，载《长江文艺》第5卷第1期，1951年8月。
(38) 刘岱：《欣慰的回顾》，载《长江文艺》2009年第6期。
(42) 周扬：《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十周年》，《周扬文集》第2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148页。
(43) 周扬：《整顿文艺思想，改进领导工作》，《周扬文集》第2卷，第138页。
(48) 于寄愚等：《揭露胡风在党内的代理人刘雪苇的罪恶行为》，《揭露胡风黑帮的罪行》，新文艺出版社1955年版，第102页。
(49) 丁玲：《论写作》，《丁玲论创作》，上海文艺出版社1985年版，第554页。
(50) 陈恭怀：《关于父亲的〈陈述书〉》，载《新文学史料》1998年第1期。
(51) 《文艺报》第4卷第5期“编者按”，1951年6月25日。
(52) 斯炎伟：《有意味的形式》，载《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1年第4期。
(53)(56) 胡风：《关于解放以来的文艺实践情况的报告》，《胡风全集》第6卷，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21页，第454页。
(55) 黄秋耘：《创作和批评的障碍》，《锈损了灵魂的悲剧》，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27页。
(57) 《工农兵的评论好得很》，载《文艺报》1965年第2期，1965年2月16日。
(58) 毛泽东：《必须重视人民群众来信》，《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6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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