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中国政治权威的艰难转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艰难论文,政治论文,权威论文,世纪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现代化是20世纪中国历史发展的主题。权威的理性化是政治现代化的一项重要内容， 根据马克斯·韦伯的理论，它主要表现为传统型权威或个人魅力型(又译卡里斯玛型)权 威向法理型权威的转型。在20世纪的中国政治舞台上，权威的转型经历了一个艰难而漫 长的过程。
一、现代化动员期：传统型权威的瓦解与权威真空的形成
20世纪中国政治权威的转型始于清王朝的新政。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迫使清朝 皇室继40年前逃难热河后再一次逃出京城。严酷的现实终于迫使一直拒绝改革的清政府 痛下决心，实行新政。预备立宪的实行，表明传统型权威迈出了转型的第一步。然而， 清王朝的改革决心下得太晚了，历史留给它的回旋余地已经很小很小。民众日趋激进的 变革要求，清廷日益严重的权威危机，最终导致新政被辛亥革命的浪潮所吞噬，权威和 平转型的路径被切断。命运仿佛注定了权威的转型是一条坎坷路，注定了中国政治要为 之付出动荡和无序、流血和冲突的巨大代价。虽然如此，辛亥革命在推动政治权威转型 方面仍然功不可没，它推翻了皇帝这一传统型权威，为2132年的历史打了一个用铁和血 铸成的句号。“只有漫长的历史才能称量出这个句号的真正意义和重量。它是一条分界 线。在此之后，帝王由人主、天子、君父变成了人民公敌。‘敢有帝制自为者天下共击 之’成为一种时代意识”。[1](P318—319)梁启超先生说得好：“任凭你像尧舜那么贤 圣，像秦始皇、明太祖那么强暴，像曹操、司马懿那么狡猾，再要想做中国皇帝，乃永 远没有人答应”[1](P358)。
然而，在传统中国社会，皇权意识是浸透骨髓的。皇帝的至高无上权威，使得人人都 极为敬畏。皇帝以天子、龙种自居，以“奉天承运”作为自己的合法性基础，定期举行 祭天大典，与上天进行心灵的对话。御用史臣们不惜造出祥瑞之气流行、麒麟出现等神 话，为皇权披上神秘的外衣。本来是赤裸裸的强权，经过精心包装却变成了上天安排的 权威。权力一旦转化为权威，则根深蒂固，深入人心。皇帝凌驾于一切之上，支配一切 ，所有的臣民都是他的奴仆，所有的土地都是他的私产。皇帝的话乃金口玉言，任何人 都必须服从。皇帝对臣民握有生杀予夺的大权，“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皇帝的位 置还是世袭的，秦始皇自称始皇帝，就是想让他的后代永远做皇帝，天下永远成为他一 家之天下。后世的帝王们也莫不效仿始皇，将皇位传给子孙。在两千多年的历史长河中 ，虽然历经风云变幻，皇帝的权威始终是“风动云动天不动，江中水流石不动”，表现 出惊人的稳固性。
事实证明，传统中国社会的血缘政治、宗法政治和小农经济是支撑皇权的深厚基础。 一旦这一基础受到外来的民主政治和商品经济的冲击，皇帝的权威就不可避免地要发生 动摇。权威的转型便随之提上议事日程。迟钝的清王朝统治者太缺乏历史的远见与革新 的勇气，一再延误权威转型的时机。王朝末日的新政不仅未能挽救皇帝的命运，反而加 速了皇帝的倒台，皇帝的倒台宣告了传统型权威的土崩瓦解。但是，为推翻皇帝而弹冠 相庆的革命党人很快就发现，皇帝倒台之后所形成的权威真空，并非他们的实力所能填 补的。“孙中山们扰乱旧王朝形势的能力绰绰有余，但吸引或迫使其他社会集团支持自 己的能力明显不足，其现代化纲领与中国的现实之间还存在着物质、心理断层，因而， 缺乏持续的政治支持和军事力量来填补帝制崩溃后所留下来的权威真空。”[2](P269) 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革命党人将填补权威真空的任务让给了当时中国最具实力的人物 袁世凯。袁世凯不仅掌握着清末民初军事力量中的精锐——北洋新军，而且拥有清廷老 臣的丰富阅历，厉行新政的能臣名声，力倡立宪的开明形象，以及遭满人排斥归山的“ 挨整”历史，这一切都为他捞取了大量的政治资本。晚清重臣李鸿章称赞袁世凯说：“ 环顾宇内，人才无出袁世凯右者。”[3](P31)所以当时“非袁莫属”的声浪不仅喧嚣于 立宪官僚当中，而且在起义军和同盟会内部也有共鸣。而在帝国主义眼里，袁世凯“是 中国人民中最受信任的代表”，“在中国有信誉，在外国有好名声，是唯一可望从目前 的动乱中恢复秩序的一个人。”[1](P341)但是从本质上讲，袁世凯仍是一个旧式军人 ，他在内心深处认同的仍是传统型权威。对于政党政治、议会政治，他非但不认同，反 而深恶痛绝，视其为秩序崩坏之祸首。在用枪杆子扼杀了中国的政治民主之后，他终于 建立起了自己的强权统治。“武力是一种权力之源。但是，它只有在与合法性原则挂上 钩时，方能在较长的阶段内产生作用。”[4](P246)为了给自己的强权统治披上合法化 外衣，袁世凯试图通过恢复帝制来建立自己的政治权威。一着失误，全盘皆输，袁世凯 低估了革命党人政治动员的威力。他没有认识到，民主共和的实力虽弱，宣传力量却强 ，国内民众接受帝制的心理基础已被其彻底摧垮。凡事破坏易，建设难。传统型权威一 旦瓦解，再要重建已是不可能。人们可以接受袁世凯以大总统之名行皇帝之实，却不能 容忍他随意改换民国的招牌。民心不可违，袁世凯一旦选择了帝制，便从权力的巅峰上 一落千丈，成为千夫所指万人唾骂的独夫民贼。
孙中山和袁世凯这两个最有影响的人物都不能有效填补权威真空的事实恰恰反映了当 时的中国尚处于现代化的动员期。动员期的特点是破坏，是摧毁，是瓦解，而非秩序。 “在动员期，新的力量还不够强大，无力在新的基础上建立起合法秩序，所以民国倒台 ；旧势力虽然强大，但是却没有合法性结果，任何一次强烈的恢复秩序的企图，都将不 可避免地把社会推向动乱，这是动员期现代化的逻辑。”[5]
二、秩序重建期：个人魅力型权威的崛起
五四运动是中国现代化运动动员期的顶点。五四以后，中国现代化运动便转入了秩序 重建期。而在军阀混战的乱局中，重建政治秩序不可能依靠法理型权威，因为“在一个 不民主的社会里，非法比合法更有力量”。[1](P347)重建政治秩序的希望，只能寄托 在从革命中崛起的个人魅力型权威身上。个人魅力型权威首先要有人格魅力，要有坚定 独立的个性，不为别人所左右，反能左右别人；行动果断，使人敬畏。除此之外，在当 时的历史环境中，又必须满足以下条件：(1)必须是革命政党的领袖。领袖只有借助于 政党进行广泛的政治动员，才能获得高水平的群众支持。(2)必须具备足够的军事实力 。在中国政治日益军事化的形势下，“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是千真万确的真理。(3)必 须拥有自己的“主义”。创造出一套合乎逻辑、言之成理的“主义”，是在追随者中建 立牢固的个人权威，在广大民众中扩大号召力的必要条件。
从国民革命中崛起的蒋介石首先在国民党内建立了他的个人魅力型权威。蒋介石从担 任黄埔军校校长起家，1926年5月，他以国民党军内实力派身份担任国民党中央常委会 主席，大大加强了他在国民党党内的支配地位。在国民革命中，他担任国民革命军总司 令，军事实力急剧膨胀。1927年4月18日，他凭借军事实力，在南京成立国民政府，仍 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实际上独揽了党政军大权。至1928年2月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上 ，蒋介石被选为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席和军事委员会主席。1928年10月训政开始，他又任 国民党中常会委员，中政会主席，集国民政府主席和陆海空军总司令于一身，成为控制 国民党党政军的最高领袖。此后，蒋不管担任什么党政职务，始终牢牢控制军权，军事 实力成为他独掌大权的可靠保证。1928年，蒋介石在形式上统一了中国，并且又以孙中 山“三民主义”的忠实继承人面目出现，所以他的政权在建立之初曾有相当的号召力， 笼络吸纳了一大批能够提供中国现代化所需要的专业知识的社会精英。20世纪30年代国 民政府领导下的现代化建设也取得了一定成绩，资本主义曾有过一段“黄金岁月”。抗 战爆发后，蒋介石在国际上被视为领导中国抗战的领袖，一度在舆论面前声望颇高。
在蒋介石之后，从土地革命中崛起的毛泽东也在共产党内确立了他的个人魅力型权威 。毛泽东在青年时代就有普济天下众生的历史使命感，他在《湘江评论》上大声疾呼： “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社会者，我们的社会。我们不说谁说? 我们不干谁干?”[6](P101)投身革命后，他从实践中认识到“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毅 然拉起队伍上了井冈山，点燃了土地革命的“星星之火”。在反围剿作战中，毛泽东显 示出了杰出的军事指挥才能，实力日渐壮大。“左”倾中央在上海不能立足，不得不跑 到毛泽东的地盘来避难。但是自以为是的“左”倾中央仍不吸取教训，瞧不起毛泽东这 个“山大王”，讥讽说“山沟沟里出不了马克思主义”，拒不采纳毛泽东的军事路线， 结果这些“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连吃败仗，权威一落千丈。与此同时，毛泽东的权 威则急剧上升，终于在遵义会议上成为事实上的中共领袖。从此以后，中共在毛泽东的 正确领导之下，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毛泽东之所以成功，是因为他熟悉社会，了解民 情，洞悉社会各阶层的需要和心理，并且善于从实践经验中提炼理论，具有无畏的探索 精神和科学的创新精神。在南方的山沟里，在陕北的窑洞里，他发奋读书，总结中国革 命的经验，提出了一套真正属于他自己的“主义”——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作为一 种具有很高的原创力与水准的意识形态，不仅为中共革命提供了指路明灯，统一整合了 全党的意志，而且切合当时中国社会的实际需要，得到了人民的普遍拥护与认同。1943 年3月2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授予毛泽东对于书记处讨论的问题“有最后决定之权 ”，标志着毛泽东政治权威在党内的正式确立。1945年4月，中共七大通过的新党章明 确规定毛泽东思想是党的一切工作的指针，从而正式确立了毛泽东思想在全党的思想权 威。毛泽东在共产党内的个人魅力型权威至此全面形成。
中国政治的传统规则是：“天无二日，民无二王。”国共两大权威的角逐与较量乃是 不可避免的。从军事实力上讲，蒋介石无疑占有绝对优势，但在“主义”和人格魅力方 面，蒋介石远逊于毛泽东。蒋介石对“三民主义”的改造基本上是失败的。改造后的“ 三民主义”成了一些口号的堆砌，口号的背后缺少缜密的义理系统，并不具备震撼人心 、凝聚人心的功效。由于缺乏强有力的“主义”，“国民党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丧失政 治理想、没有精神凝聚力的松散的‘政治’集合。促使国民党集合的动力只是利益，而 非意识形态。”[2](P421)蒋介石本人是靠玩弄政治手腕和武力镇压战胜反对派而获取 最高权力的，因而他没有广泛的领袖感召力，只得依靠培植黄埔门生集团对他的绝对忠 诚而巩固自己的权威基础。相形之下，毛泽东在“主义”和人格魅力方面所占的优势则 是非常明显的。毛泽东成功地创立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延安整风之 后，毛泽东思想的权威在党内得到了普遍的认同。在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中共具备了 空前的内驱力和凝聚力，成为一个坚强有力、作风优良、深得民心的革命政党。“毛泽 东在中国革命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将中国共产党由绝境带入了坦途，其文韬武略和传奇 般的革命经历，都使他的权威获得了一种驾乎职位之上的人格魅力。”[7](P309)而坚 定的信念、非凡的胆识、顽强的斗志和幽默的谈吐，更进一步增强了毛泽东的领袖号召 力。
20世纪40年代后期，两大政治权威终于展开了一场前所未有的较量。颇为有趣的是， 这场较量是从一首“游戏之作”开始的。重庆谈判期间，毛泽东无意间以一首旧作《沁 园春·雪》而轰动整个山城文化界。《新民报晚刊》的按语中说，该词“风调独绝，文 情并茂，而气魄之大乃不可及”。素为蒋介石器重的“文胆”陈布雷也认为《沁园春· 雪》“气势磅礴，气吞山河，可称盖世之精品。”[8](P117)在人们心目中，毛泽东从 民间英雄一变而为当世“风流人物”，相形之下，“蒋委员长”倒成了“只识弯弓射大 雕”的一介武夫。毛泽东在重庆谈判期间开展的政治攻势更是让蒋介石陷于被动，无论 是国民党的达官显贵还是进步人士、社会名流、国内外新闻记者、文化界人士乃至工商 业巨子，毛泽东都与其广泛接触，他甚至去看望了一向“反共”的陈立夫和戴季陶。通 过接触，毛泽东的“主义”获得了越来越多的同情和支持，中共提出的和平、民主、团 结三大口号也更加深入人心。蒋介石集团在政治上几乎成了孤家寡人。接连的较量失利 使蒋介石下定决心要和毛泽东在战场上见高低。他是抱着志在必得的信念发动全面内战 的。然而，让蒋介石感到迷惑的是，他不能使物质出精神，毛泽东却能够让精神变物质 ，通过“主义”上的优势争取民心，竟一举扭转了实力对比。连国统区的学生中也流传 着这样一句顺口溜：“此路走不通，去找毛泽东。”[9]人心如此，蒋介石自感回天无 力，不得不在兵败大陆后偏居孤岛一隅了却残年。毛泽东则如众星捧月一般大踏步走向 中国政治舞台的中心，顺利完成了秩序重建的历史使命。“无疑，20世纪中期最突出的 政治成就之一，就是1949年中国在经过百年的动乱后首次建立了一个真正能治理中国的 政府。”[4](P421)而拥有毛泽东这样的个人魅力型权威，则是中共取得这一历史性成 就的关键所在。诚如邓小平所说，没有毛主席就没有新中国，这丝毫不是什么夸张。[1 0](P148)
三、现代化建设期：走向法理型权威
1949年之后，中国现代化运动进入建设期，与建设期相适应的政治权威是法理型权威 。“法理型权威来源于法律、制度、组织的授权，因而不具有强烈的人格化色彩。人们 对法理型权威的服从，实质上是对法律、制度、组织的服从。以法理型权威出现的国家 领导人，在公众心目中不再具有神秘化色彩，不再具有绝对正确、道德完善的圣人品格 。他们只能在法定的职权范围内行使权力，而不能有越权行为。在法律面前，他们应该 与公众平等，应该没有超乎法律的特权。法理型权威应当自觉地接受社会各界的监督。 ”[11]
时代向当政者提出了权威转型的要求。但这种要求在当时的社会氛围下又是很难实现 的。对于最高政治权威毛泽东来说，这种要求是不可思议的。他执着于塑造他的个人魅 力型权威，坚信这对于调动亿万人民群众的意识形态激情，焕发他们的冲天革命干劲， 率领他们为美好的理想和未来而冲锋陷阵，开展一场新的战争——向自然界开战，是不 可或缺的，十分必要的。而对于人民群众乃至党的大多数干部而言，他们对于法理型权 威深感陌生，他们更乐于接受毛泽东的个人魅力型权威形象，怀着由衷的感激信任之情 ，将民族的未来命运托付给他。
在“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发动之初，亿万人民群众都是热烈响应领袖号召，真 诚投入其中的。他们发自内心地相信，领袖的话是绝对正确的，跟着领袖走是永远不会 有错的。毛泽东被称作大救星、红太阳、伟大舵手、伟大导师。他的“政治正确性”是 无人敢质疑的。薄一波曾有一段话很能说明问题，他说：“由于毛主席的伟大功绩和崇 高威望，在我们党内，从上到下，几乎都认为毛主席一贯正确，没有也不会发生错误。 即使自己的看法和毛主席有不同，也总是从自己方面检查，找原因。记得我的一位老领 导和一位老战友曾不只(止)一次告诫我：毛主席讲的话，如你觉得不对，千万不要讲， 你回去想想，慢慢就会知道毛主席是正确的。长期以来，在我们的脑筋里，的确形成了 一个思想框框：毛主席说对，就对；说错，就错，人人都以毛主席的是非为是非。”[1 2](P911)1958年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曾公开提出：“相信毛主席要相信到迷信 的程度，服从毛主席要服从到盲从的程度。”[13](P32)林彪的名言是：“毛主席的话 ，句句是真理，一句超过我们一万句。”[14](P410)在领袖被神化的情况下，听领袖的 话，按领袖的话办事，无异于捍卫真理、献身事业。“誓死保卫毛主席”是60年代中期 喊得最响的口号之一。手举“红宝书”，早请示，晚汇报，天天读，唱语录歌，做语录 操，跳忠字舞，成为“文革”时期的一大景观。对个人魅力型权威的神化达到了登峰造 极的程度。
然而，无论是当政者还是一般民众都没有意识到，个人魅力型权威乃是一把双刃剑。 在革命战争年代，它能够使人们在黑暗中看到光明，为人们指明前进的方向，统一人们 的思想，协调人们的行动，唤起人们宗教般的革命激情，激励人们为革命而奉献一切。 但个人魅力型权威的统治从本质上讲是权威政治而非民主政治，是人治而非法治，是一 种最不稳固的、非常态的统治形式。个人魅力型权威的行使没有确定的制度程序和法律 程序，与现代化建设期规范化的社会管理方式格格不入。它固然可以挟革命之余威，雷 厉风行地组织和领导现代化建设，但同时也使现代化进程充满不确定性和震荡性，把现 代化引向危机。个人魅力型权威在现代化建设期的负面效应使得个人魅力型权威的神圣 光环逐渐失去了往日的吸引力。1976年爆发的四五运动便是一个明显的信号。
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邓小平走进了中国政治舞台的中心。从历史的教训中，他 深刻地认识到，个人魅力型权威在现代化建设期的消极作用要远远大于其积极作用。为 了使历史的悲剧不再重演，邓小平下决心推动个人魅力型权威向法理型权威的转型。
他的第一个大动作是在肯定毛泽东的历史功绩的前提下，打破毛泽东一贯正确的神话 ，把毛泽东请下神坛。无疑，这样做颇具敏感性，弄不好要负“砍旗”、“丢刀子”的 责任。既要批评毛泽东的错误，又不能损害毛泽东思想的权威，这个文章实在难做，但 邓小平居然把它做成了，而且做得很漂亮。在《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中，邓小平巧妙地把毛泽东晚年的“左”倾错误理论从毛泽东思想中剥离出来，做了 一个“动得很干净的外科手术”。
邓小平的第二个大动作是重申民主集中制这一领导原则的权威，在宣传上强调领导的 集体作用，反对过分突出个人。如果说破除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是困难的，那么禁止新 的个人崇拜则更为困难，因为这需要邓小平从自身做起，也是对他的勇气的严峻考验。 事实证明，邓小平经受住了考验。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很多人都希望他当总书记或国 家主席，他都拒绝了。他清醒地认识到，他个人的分量太重，对国家对党不利，有一天 就会很危险。他明确表示：“希望自己从政治舞台上慢慢地消失”。[15](P273)历史上 ，很少有政治领袖能平静地对待自己从政治舞台上退出。邓小平从政治舞台上谈出显示 出他的宽广胸怀和历史远见。
邓小平的第三个大动作是一项“基本建设”：通过改革开放加快市场化民主化进程。 没有市场经济的发育成长，就不可能有政治的民主化，而离开了政治的民主化，就无法 从根本上确立法理型权威。而这一切，都有赖于改革开放的顺利推进。所以邓小平语重 心长地说：“坚持改革开放是决定中国命运的一招。”[15](P368)这三个大动作的深远 意义随着历史的发展人们会看得愈来愈清楚。邓小平在推动权威转型方面的历史功绩将 载入中国现代化运动的光辉史册。
邓小平之后的中共第三代领导集体根据时代发展的需要，加快了向现代法理型权威转 型的步伐。集体领导的组织原则进一步制度化，决策的民主化程度与透明度均有大幅度 提高。特别是中共十五大旗帜鲜明地提出“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在权威转型的道路 上迈出了极为重要的一步，标志着法理型权威在当代中国政治舞台上的初步确立。可以 预见，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加速发展，政治体制改革的稳步推进，中国领导人的法 理型权威性格将更趋突出。
标签：邓小平理论论文; 邓小平主席论文; 中国近代史论文; 历史政治论文; 历史主义论文; 历史论文; 现代化理论论文; 毛泽东论文; 袁世凯论文; 蒋介石论文; 邓小平论文; 北洋军阀论文; 清朝历史论文; 辛亥革命论文; 马克思主义论文; 世界历史论文; 世界大战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