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公共性”价值信念的自觉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自性澄明——学理视界多重变移的迷茫与新典范创造的理论诉求，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澄明论文,自性论文,学理论文,视界论文,典范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2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39-8041(2009)12-0026-08
马克思主义哲学无疑是当代中国的主题性话语。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中国哲学界就开始了自觉的理论反思历程。反思的结果，引起并促进了中国哲学形态之实质性意义上的历史性变迁，表现为从“人的哲学—主体性哲学”到“实践—价值哲学”、再到“文化—公共哲学”的艰难演进历程。在此过程中，业已形成并正在形成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和发展的一种新的主题向度和思考范式：实践的“文化公共性”信念规导下，类群本位取向的“公共哲学”新形态。因此，走进“公共性”，在对“全球化”境遇中普遍的“现代性”偏执与本民族精神演进史规律的省思和阐释中，实现哲学发展的“公共性转向”，就成为21世纪哲学思想发展的新学术气象和主旋律。当然，从哲学文化主题的历史提升与人文知识增量渐进累积的意义上讲，这一变革无疑首先是当代中国哲学观念嬗演的逻辑必然，但在更为深层的意义上，它应被视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内在“自性”的真正回归和现实确立——自主自觉的自我澄明。
一
20世纪80年代以前，对于整个哲学史发展历程中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变革及其精神实质究竟是什么，在中国哲学界占主导地位的理解和表达方式是“物质本体论”，走的是传统的泛“本质主义”、基础主义以及“实体本体论”的准“知识论”意义的思考路线。这种哲学的弊端被普遍认为是“见物不见人”，存在着本有的实践本性的严重缺失，人的生存与生活世界被“物的世界”大面积遮蔽。
有感于此弊端，本着继承、发展、创新的目的，20世纪70年代末即改革开放以后，立足哲学的性质、特点和功能等基本问题，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思考和研究经历了多重的主题变奏过程，其中涉及对传统哲学的体系构成依据、建构逻辑、表达方式、研究方式和教学方式等的全面、深刻的反思，涌现出了几个有典型性和代表性的新的哲学主题形态：如围绕认识的选择性、建构型、重构型和创造性本质的争论所形成的“主体性哲学”，围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出发点究竟是“劳动”、“实践”还是“人”等所形成的“人的哲学”（人学）、“实践哲学”、“价值哲学”，围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未来新形态问题的争论所形成的“类哲学”、“文化哲学”等等；另外还有“社会哲学”、“生存论哲学”、“生活世界哲学”等具体形态的哲学等。这些哲学新形态的出现，一些学者认为是对“物质本体论”哲学的超越，其理论变革意义不可低估。有学者甚至认为，这些立足“哲学观”高度的理论探索和研究成果，“唤醒了学术研究的‘问题意识’”，代表着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理念、思维方式、研究方式、体系和形态等）的全面“创新”，是哲学未来发展的“新生长点”。①坦率地讲，笔者对此一判论和评述不敢完全苟同，认为还是要持辩证的、客观的、实事求是的态度。
应该看到，一方面，上述诸多研究，在当时历史条件下，的确起到了解放思想、更新观念的导向作用，堪称中国社会改革开放的“启蒙哲学”；但另一方面，由于特殊历史背景和时代性的局限，上述诸种思考和表达方式，也存在着多方面的内在缺陷和无法避免的理论危机，诸如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硬核”理解的不准确性、话语的独白、解释的“溢出文本性”、对既有原理体系的依赖性、中国传统文化维度介入的缺失、对中国经验与现实问题解释的乏力、远离普通民众的“生活世界”，等等。其中最为重要的是，由于缺乏一个一以贯之的主题话语和论辩逻辑，缺少对理论陈述的主体性资质、理论主张自身所具有的合法性意义认同基础的承诺，上述研究很难说真正切近并触及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最为实质性、最具创见性的精髓部分，因而很难说得上是深刻、精到。并且，这种研究由于是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内部展开的，参与讨论者也大多是该领域的学者，中国哲学、西方哲学基本上没有介入，因此表面上看是“众声喧嚣”、轰轰烈烈，但由于缺少对话者，话语逻辑上必然陷入尴尬、难堪的独白境地，难以形成一种良性的互补、互惠关系，进而在“一体多元”的基础上进行有效的沟通。不仅如此，这种研究，就学术范式和研究理路而言，基本上可称得上是“政治经济学”式的，哲学的“工具性”色彩和“意识形态”味很浓，并没有从根本上体现马克思主义哲学本有的实践性、革命性和反思批判性等本质特征。为着真正繁荣、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计，现在到了认真、严肃地对“研究成果”本身做理论“盘点”工作的时候了。
近年来，几乎所有关心、关注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前景和路径的人都注意并承认一个客观的事实，当代中国哲学出现了一个令人担忧、值得关注的现象——普遍而严重的“失语症”。随之而来的，是一个相对沉寂的“无主题变奏时代”的来临。在这个时代，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内的整个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不约而同地进入了一个重新界定自己、重新反思社会生活的阶段。也正是在这一阶段，中国的哲学工作者遭遇到了一个很大的难题：不知道该说什么，不知道该怎么说，甚至觉得自己越来越没有自信能够将其说清楚。对此，有学者指出：“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今日的中国是历史上最为复杂、多元的，其结果之一是在知识界产生了‘阐释中国的焦虑’以及共识的消失。所谓‘阐释中国的焦虑’，就是知识分子不知道应当如何去把握这个社会，尤其是再也不能像以往一样，用一种单一的阐释角度与价值标准去对这个社会作出完美的准确无误的解释与评价。因为，我们所处的不是从前那种同质化的社会，而是高度异质化的社会。”②
正是在进入21世纪以后，哲学面对急剧变动着的社会现实，普遍表现出难以应对的尴尬局面，促使哲学的发展需要一场新的“典范／范式”变革与革命。
作为对全球化背景下当代中国市场经济社会实践经验的一种理论体认和时代精神的表达，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的一种逻辑必然，赋有鲜明民族特色的“文化公共性哲学”的兴起，正是这一呼唤的直接产物。这其中贯彻始终的是一种日渐清晰、明确的文化、实践与价值的“公共性信念”和理想的寻求过程，是当代中国哲学公共性品格的形成过程，更是中国哲学“自性”的真正确立过程。以此观点审视和观照中国哲学的发展进程，应该说，前述“主体性哲学”、“人的哲学”（人学）、“实践哲学”、“价值哲学”、“类哲学”、“文化哲学”、“社会哲学”、“生存论哲学”等，可称得上是中国公共哲学螺旋式发展进程中的一个个必要的逻辑环节。
二
一部哲学发展史，在某种意义上说，就是对以“公正、完美社会”理想为承诺的“公共性理念模型”的逻辑求证过程。马克思主义哲学从根本上修正了以往以少数人利益（尤其是近世以来以资产阶级“市民社会”阶层为代表）和话语霸权为基础的“狭隘的文化公共性”信仰和实践，以对无产阶级命运的深切与倾情关注，致力于建构、创造和实践一种新的理想“公共性社会”③，并为之付出了毕生的心血和精力。
身处2l世纪，面对复杂、多舛的人类历史变局和充满“不确定性”的多灾多难的人类命运，时代向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提出了一个最为基础性的问题：在新的时代氛围和思想境遇中，我们该以何种姿态、在什么意义上、以何种方式通过真切深彻的研究切实推进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
在社会思想文化与价值观念“多元化”成为显性现实的当今中国社会，马克思主义哲学已非当代中国哲学的唯一存在形态。因此，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要真正形成自己的特色、风格，中国哲学要真正卓有成效地与整个世界哲学平等、自觉地对话，就必须在一个新的基点上认真反思自己的传统。在这一问题上，国内许多学者在学理层面上提出了许多具有操作性的新见解。具有代表性的主张如“回到马克思”、“中、西、马对话”、“体系创新”、“突出当代性”、“走进真的生活，走进真的现实”、以对“现代性”的反思为参照在“在场性”与“出场性”之间保持必要张力等等。就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来说，这样一些见解无一例外确实都是十分必要、十分中肯的，但就新“典范”的发现、创造性运用而言，这些见解总的来说仍是浮在表面，并没有深入到问题的深处和内里。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范式创新是一个看似不言而喻，实则繁难、沉重异常的宏大理论工程。当代德国社会思想家麦金太尔在《谁之正义？何种合理性》一书中，通过考察、辨析西方社会的四大思想传统（柏拉图的合理性与亚里士多德的正义论，奥古斯丁和阿奎那的神学目的论，苏格兰启蒙运动，自由主义等），提出了一个有关“传统”的理论，并将“传统”这个概念视为哲学的中心课题。继而有了对哲学的一种新的看法：哲学所应该做的，是把人类精神的发展，以“叙述史”(narrative)的方式铺陈出来。④显然，这种做哲学的方式所推崇的是黑格尔的方式，即将哲学的历史作为哲学的典范。
麦金太尔的观点不无文化启示意义，它向我们传达了这样一种思想主张：对哲学发展道路的反思和新典范的制定，需要文化史进而思想史和观念史学意义的观照。这一点对于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范式和路径的选择尤其具有方法论规导意义。哲学是文化的精髓和灵魂，“哲学往往反映了基本的文化观，而文化又常常受到哲学观点上的影响”。⑤就哲学与特定民族文化的关系来看，可以说，在最为根本、最为直接的意义上，无论何种形态的哲学，均应当被视为一个民族文化公共性信念的理解、追求和表达。公共性信念的有无，当是一个民族文化品质之高下、优越与否、涵容性程度高低、内在生命力大小，以及是否具有普世性价值影响、示范、辐射力等的最显著的标志。不仅如此，就民族精神的成长史而言，文化公共性的生成过程，更是一个民族新的存在与生活样态、新的精神气质的锻造和人格境界追求与养成过程。
“传统”和“现代化”的结合，被认为是近世以来思想史的热门话题。有学者认为，“现代性（现代化）的总体叙事是中国一百多年来最大的意识形态，中国文化的历史性精神在现代中国就是通过它来体验自身的。这似乎已成为一种文化的宿命”⑥。思想史的考察表明，西方近代历史上原先以历时形态依次更替的所谓前现代、现代、后现代文明及其基本文化精神，在今天的中国却以共时态的形式存在。⑦这样，在中国现代化过程中，分别代表这三种文明的基本文化精神——与传统文明相契合的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以工具理性和人文精神为主导的现代性文化、以消解“现代性”为特征的后现代文化，并没有形成支撑中国现代化和社会发展的统一的、主流的文化精神。相反，它们处于相互碰撞和冲突之中。
顺此逻辑，如果对现代世界各民族的“公共性文化”信仰和理念做一理性的辨析和考察，我们可以发现，渗透并贯彻其中的是两种不同的信仰：政治信仰和人文信仰。⑧就前者而言，不同的政党与社会团体有不同的政治信仰，而一个国家的政治信仰，也称为意识形态信仰；就后者而言，它表现为对以往某种文化价值的认同。广义的人文信仰既包括了宗教信仰，又包括了非宗教信仰在内。就非宗教信仰而言，具体表现为在日常生活中，中国人对待亲人、朋友、对待集体、民族、国家问题上的“做人道德”和“价值理念”等。研究中国近代社会传统变迁和思想史的学者已经注意到，自20世纪20年代以后，随着政治斗争逐渐占据社会舞台的中心，政治开始代替一切，这就势必阻断了哲学的发展之路，使哲学（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传播和研究在内）背离了自身的特殊规律，文化及其人文知识累积的过程实际上逐渐停顿下来。一个突出的事实是，“五四”以后，中国社会与思想史的研究逐渐地集中在两个取向上：“现代化”和“社会主义”。⑨在制度设计、选择和安排的意义上，选择“社会主义”作为自己的社会形式，对于中国社会和广大民众而言，并不仅仅是为了在自己的国家更快、更好地实现现代化，并不是把实现现代化当作自己的最终奋斗目标，从而把社会主义仅仅当作达到这个目的的一种手段；恰恰相反，选择“社会主义”是把“社会主义”本身所包容的内在价值当作最终奋斗目标，把实现现代化当作达到这个目标的手段。而且，由近代以来中国社会的严峻生存情境——“救亡大于启蒙”所致，客观上使得学者们大多偏执于民族国家的政治信仰（意识形态信仰）的重建，即使强调“人文信仰”，在内在性上也是服从于“政治信仰”的宏大叙事逻辑，即所谓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强调对中国民众共产主义、集体主义信念的启蒙、教化、培养，以及作为未来新理想社会实现载体的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和个性解放目标的传达和论证。
一个民族的“文化公共性”理想与信仰，在归根结底的意义上是作为一种独特的哲学信仰形态而产生和存在的。它既不同于政治信仰，也不同于人文信仰，而是在两者的相互作用所形成的“可能性空间”中逐渐生成的一种具有巨大张力和包容性的新质的信仰形态。此一信仰形态的实践化意味着：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需要一种“知识社会学”的理论视野，必须切实走近中国文化、走近中国社会的变革历史和现实，从而为中国社会存在（制度、思想、实践等）现状的合法性、合理性等作出理论的说明。就其作为一种研究方法的旨趣而言，“知识社会学”向来重视的是观念赖以生成的社会—历史根源问题，也即观念所由引起的社会—历史情景、背景或条件。这种取向的一个基本假定就是：观念的形式或内容很可能受到社会—历史条件的影响、制约或模塑。⑩
“知识社会学”的理论，为我们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所推崇的科学世界观和实践思维方法重新思考中国社会的历史，提供了一种极富启发意义的新主张。近代以来中国社会的历史变迁，在世界史上产生了广泛、深远的历史影响，中华民族以其艰苦卓绝的自主性、创造性实践探索，为在曲折中摸索前行的丰富多彩的人类生活画面涂上了自己极富创意性的一笔。这其中，马克思主义哲学思维智慧的创造性指导，当是其中最重要的构成部分。但是，由于复杂、特殊的社会历史原因，长期以来，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基本上就是对“领袖人物”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发展、创新的一种再诠释，真正的反思性、独立性研究被忽视或者说某种程度上被“边缘化了”。这种情况使得我们对于中国社会所发生的许多既影响了中国的社会进程，也使中国民众心灵和精神世界受到巨大震颤，并有可能影响一个民族的精神气质和人格追求的诸多重大负面历史事件如“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反右扩大化”、“文化大革命”等等，缺乏一种在真正马克思主义哲学观——尤其是科学唯物史观指导下严肃、认真的历史反省姿态和清醒睿智的理性反思意识。
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与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相结合的过程，实际上就是中国社会与民族“文化公共性”理想的实现过程。在蒙受了一百多年的屈辱之后，这个国家正在逐渐找回它失去的尊严，全世界都开始相信它不再是一个可以被忽视的角色。中国正在变成一股改变世界的力量。可以说，“中国”是当今时代最时髦的话题。国际社会也注意到，这个国家在过去二十多年的成长轨迹展现出某种独特的模式，提供了关于现代化理论的最富有特色的案例。“与此同时，它仍被转型的痛苦所困扰，它解决了很多旧问题，却不得不面对更多新问题”，显然，“一场新的‘公共性’讨论已变得如此迫在眉睫。在相当的程度上，我们仍在依靠过去25年的惯性继续前行，一些全新的思考必须开始展开”。(11)
应该承认，现代中国的这样一种经验，对于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内的社会科学研究者来说，实际上一直是一团“迷雾”。解谜的工作迫在眉睫。这不单是“另类现代性”的问题，而是迈向对我们自身的本体论诠释的必走的一步，并且是以深厚的“历史感”为前提。
改革开放后的中国，有一种研究取向曾甚为流行，这就是“政治经济学”模式。这种研究所产生的是一种“体制性的哲学”及其相应的存在方式；与此相反，当下需要关注的并不是转型的物质条件，而是“话语空间”的构型。它影响着那些关于“自我”和他人的故事得以讲述的方式，背后潜含着更为普遍的对于“人类学知识”本质的理论关怀。因为，就表层而言，当下我们基本生活在一个不再过分强化意识形态的年代，但是，这多少也同时意味着我们正生活在一个缺乏信仰的时代，一个经济学取代伦理学、政治学的时代，一个过度商业化的时代。在这个时代，金钱变成了统一的衡量标准。不仅如此，由于新的智力资源的缺乏，许多人都生活在迷惘之中，既不回忆昨天，也不憧憬未来，而只活在现在（当下性）。
三
对于当代中国学人来说，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需要“观念史逻辑”的进入。“观念史”之学理性意义，仍是一个比较新的研究领域。“观念史力求找出一种文明和文化在漫长的精神变迁中某些中心概念的产生和发展过程，再现在某个既定时代和文化中人们对自身及其活动的看法。”“它尤其关心向我们说明我们是谁，我们是什么，我们经历了哪些阶段和十分曲折的道路才变成现在这个样子的。”总之，“观念史所能够提供给我们的，是对基本概念模式之起源的认识，以及这些模式给世界带来的变化。我们就是根据这些模式来理解我们自己并获得我们作为人类的认同”。(12)从观念史的意义上讲，中国社会自五四新文化运动尤其是从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的发展，中华民族新的生存观念、新的精神风貌和新人格境界的追求和塑造，一直是伴随着西方“科学”、“民主”、“自由”、“个性”等，尤其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及其思想文化观念的传播而得以实现的。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20世纪上半叶以来，中国当代思想文化发展史上的一次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大事件，就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文化公共性”理想、信仰与信念的理论自觉与主动建构。这其中最主要的，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开始担负起全面反思“传统文化”与“文化传统”，并以建设性的姿态卓有成效地重塑中华民族的“文化公共性”（新民族性特质）的历史性重任。
从马克思主义理论所本有的“实践性品格”来看，马克思主义哲学必须表达现代中国社会的历史和实践经验精粹，必须着眼于为中国社会进步和文明程度的提升提供“大思想”、“大智慧”，从而在实质性意义上融入对中华民族新传统的“再造”之中，融入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血脉之中。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社会主义新中国的建立，就是经典作家为我们所勾勒的以“社会主义”为制度形态的“公共性社会理想”在中国大地上生根、发芽、开花、结果的过程，它为全体中国民众带来了全新的、前所未有的社会公共生活新体验。就社会变革、社会进步和社会文明程度的提高意义而言，这是一个旧的不平等的“私人世界”的逐渐隐退，一个新的社会“公共世界”逐渐形成的过程，是中华民族融入、归依人类文明大道的过程，是一个真实地反映中国广大人民群众的愿望和根本利益的“公共性”观念不断丰富、不断深化、不断成熟的过程，是普通中国民众对体现、代表和反映了自己真实利益的社会“公共价值”在“修正”基础上的全面体验过程。
对发生于中国社会的上述清晰、有力的思想脉动，国内有学者作了清楚、准确地把捉和陈述：自鸦片战争以来，不管是中国思想界对“自由”、“民权”等价值观念从未间断的著述，还是中国近现代史上的种种“民主革命”、“社会主义革命”，所有这些，从未能像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那样给中国社会和数千年来的文明体制带来如此深刻的变革。(13)这其中最值得一提的，当是中国社会政治生活面貌的变化。具体说来，自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宣布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中国社会在经济、政治和文化诸方面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政治信仰方面，马克思主义作为中国共产党的立党之本和法理基础，邓小平提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江泽民提出“三个代表”的理论，都旨在表明：中国共产党在国家意识形态领域里的主导原则仍然是马克思主义。但有一点与“文化大革命”的做法不同，那就是，新一代的中国马克思主义者表现为一种原理的简约形式，并试图从民族文化的思想资源中寻找简明扼要的表达方式，从而赋予马克思主义以新的解释，如“实事求是”、“小康社会”、“以人为本”、“和谐社会”等等。
一个在全球知识界几乎一致认同且不争的事实是，由几代中国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所从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理论和实践，在摆脱西方自现代以来奠定的思想传统方面，做得比一百年来所有向“西方”追求真理的思想运动和社会变革都要坚定、自信而有据。而当前这场已持续了二十多年的以“市场”为导向的改革，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建立起了一个阶层性的并且正在普及化的“公民社会”——正是在这里，在这场每个人都不可能置之度外的以“市场”为名的“公民社会”建设运动中，每个中国人都开始在“市场”里懂得并从此获得一个“公民身份”，而中国的社会体制也迅速变为与西方社会自20世纪中叶以来完全的“消费者公民社会”（相对并区别于“贵族者公民社会”）相匹配的社会体制——全民低保的启动、给予农民以“国民待遇”和实行宪法保护私人财产权及人权等，正是这种社会试图完整地表达“公民身份”以及相应的基本价值的统一基础的最新努力的一部分。
积极、自觉地参与并实际地担负起新世纪中华民族“公共精神”信念和“公共性生存品质”的塑造，同样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真正创新和实质性突破的关键，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取得突破性大发展的题中应有之义。当然，任何事物的发展都不是一帆风顺的。中国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文化公共性”范式与新视角的生成、确立和集体性认同历程，同样可谓一波三折。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分析、解释、指导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实践的过程中，“公共性”视角也在不断地变移和转换，表现出由“政治”而“经济”、由“经济”而“人的生存和生活世界”这样的必然、有序的逻辑轨迹。就“公共性”学理范式而言，大致说来，可以分为以下三个阶段：
阶段一：“道德”本位的公共哲学形态。它反映、表达的是计划经济时代以“同质化、总体化”社会的哲学理念。从时间界限上讲，是1949-1978年这一阶段。此一阶段，是人民当家作主的观念与新中国国家本位信念下的哲学泛政治化阶段。
阶段二：“契约”本位公共哲学形态。它反映、表达的是以分离为特征的原子式准“市场经济社会”的哲学理念，实际上是现代“市民／公民社会”形成过程中社会“自主”、“自治”理念指导下的哲学信念。从时间界限上讲，是1979-2001年。这其中，马克思主义哲学为中国民众所提供的有原创性的观念主要有：改革创新的社会动力论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生产力标准、发展是硬道理，以及“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社会主义就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实现共同富裕”、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等。
阶段三：“社会”本位公共哲学形态。它反映、表达的是中国社会进入到“小康阶段”尤其是“和谐社会”以后的社会哲学理念。从时间界限上讲，是2001年至今这一阶段。此一阶段，中国社会的发展出现了一个重大的社会转型，实现了“由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转向制度建设为中心”，以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为目标的政治文明，以先进生产力为标志的物质文明，以先进文化为方向的精神文明建设，以及以“社会建设”为核心的社会文明建设等被提到议事日程，是哲学走向民众“生活世界”，为民众生存与生活提供意义支撑的阶段。这其中，马克思主义哲学为中国民众所提供的是富有鲜明民族特色又不乏原创性的“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论”，科教兴国、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社会关系观念，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从逻辑态势上讲，长期以来一直是“他律”、“他向型”制导的，缺乏内在的“自性”确认和建构意识。这不仅表现在前述有关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与中国历史和现实必然性相遇的认识上，也体现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对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实践的指导上，更体现在对马克思主义（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理解上。只是在进入21世纪以后，在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新的转折点上，在中华民族文化开始以兼容并蓄、气度自豪地走向世界的特殊历史阶段，我们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理解、研究和运用，才真正可以说达到了自主、自觉状态——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自性化”层次与境界。
四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当代中国市场经济与现代“公民社会”（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具有本质的一致性）的哲学根据。马克思主义哲学必须“走进真的现实”、“走进真的生活”，方能发挥其“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14)的功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之于当代中国社会的意义，集中表现在通过引导中国民众展开对于中国人精神世界变迁历程的历史性反思，渐次完成对中国社会及其民众“公共精神”塑造的使命。这意味着必须从全部中国历史发展和全体中国人的“精神现象”中，重新确认中国人自己的历史作用和地位，重新塑造中国人的灵魂。在这方面，我们面临很多具体的问题。概括地说，其中最为突出、迫切的有三个方面：
一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塑造中国社会的“人文公共性”信念的理论担当问题。无论是历史上还是现实中，“公共性观念”、“公共人格”以及“公共责任意识”在中国的缺失，一直是学界热议的话题。那么，究竟什么是现代“公共性人格”？一般认为，现代公共性人格的塑造就是对民众进行普遍的“公民精神”教育，而公民精神的主要内容则表现为权利意识、参与精神、“怀疑品格”以及对国家民族的忠诚意识等，它是社会“公共精神”的核心，是“现代意识”即科学、人道、理性、民主、自由、平等、权利、法治、创新、进取、竞争等等的必然要求。就当代中国社会的现实情景来看，经过改革开放，尤其是市场经济的实施，社会取得了很大的进步，政府在一步步走向公开和透明，中国民众也慢慢熟悉并适应了市场体制所推崇的个体权利本位的价值生存逻辑，普通民众的“公民意识”尤其是维权意识逐渐增强，“公共精神”逐渐形成。但同时也出现了为查尔斯·泰勒所十分担忧的“现代性隐忧”：“过度的自我封闭，可悲和变态的自我关注，以及随着对自我之外的问题与事务的漠不关心而带来的生活的狭隘化与平庸化。”(15)这里值得反思的是，为什么以“集体主义”、“社会主义”为基本价值信念的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社会宣传了那么多年，而中国民众的“公共性信念”仍然没有从根本上自觉确立起来呢？追根溯源，可能与中国历史上没有“公民”传统即没有地方性社群共同体作为国家与社会之间的联系中介有着很大关系，因而使得在现代中国，“社会”仍是由国家来推动的一种力量，或者说，社会本身成为一种政治的形式。就整个“社会公共理性”、“公共精神”的发育程度来看，仍还处在初级阶段。
二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必须立足“全球化”的视野，在跨文化视野与跨文化交流中关注“中国问题”，确立中华民族的文化身份和“文化自信”，培育健康的民族品格和自信、自谦的民族精神。一方面，在当代中国特殊背景下开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要求我们必须从“文化公共性”为出发点来处理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中的自然与人、科技与人文、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关系。身处全球化的历史时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不能无视21世纪人类所面临的共同的生存困境。例如，掠夺式的开采，已经使自然不堪重负；能源危机、生态失调、土地沙化、大气污染等，已极大地危及人类的生存和可持续发展；精神上的痛苦和空虚、生活意义和价值的阙失等，构成现代社会精神生活的重要特征。其实，这一表象背后所隐含着的，是科技和人文、知识和价值的多重紧张关系如何化解？马克思主义哲学无法回避。另一方面，从作为文化灵魂的哲学观念的成长来看，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实践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理想的过程，不应该将马克思主义哲学仅仅被看做是一种临时的应对工具，也不应如以往那样，仅仅为了否定传统，而以马克思主义的术语对传统文化符号做大面积的术语换代。有学者指出，其最为重要的理论目的，当是在批判地借鉴和吸收各种理论资源基础上，在“全球化”、“一体化”等喧哗中“重建我们民族自己的文化与阐释系统”(16)，并以此来解构西方中心主义和话语霸权，使东西方文化的交流呈现平等的状态。
三是如何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指导下创造新典范，化解“现代性”与“公共性”的紧张，走出“在悖论中思索”的尴尬困境。当代中国社会的思想场景中充满了悖论，“现代化与民族化的紧张，世俗精神与人文精神的紧张，历史尺度与道德尺度的紧张，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紧张，等等。这些都表明：中国当代的文化建设处于一个十分复杂的文化语境之中”(17)。展开来说，一方面，我们要现代化，另一方面，我们又处在世界性的反现代化浪潮的包围之中；一方面，一部分知识分子推崇向往西方式自由、民主，另一方面，知识分子中的反西方情绪、民主主义情绪以及对西方自由民主的怀疑正在蔓延；一方面，人们都知道市场经济可以有效地消解大一统的计划经济，调动人们的积极性，为中国经济注入活力，另一方面，与市场经济一起出现的许多文化道德现象正在受到人们的激烈抨击，甚至自由市场本身也受到国内外学术界的质疑；一方面，人们为了消解原先高度一体化的文化意识形态，大力提倡文化的多元化，促进大众文化的发展与繁荣，另一方面，大众文化又在相当程度上表现出了低级和媚俗；一方面，人们为了解构传统的准宗教化的官方话语而大力推进世俗化，对于“终极”、“神圣”信仰等保持警惕，另一方面，人们又正陷入到原先的神圣解体后带来的价值真空、道德真空之中。这些问题在同一时间、同一维度上同时出现，表明我们的文化建设是处在一种充满矛盾诉求的悖论式语境之中，需要马克思主义哲学提供原创性的智慧。
总之，无论是着眼于当前还是长远，从“文化公共性”的视角展开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反思和研究，要求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在思考当代世界和中国社会的问题时必须具有三种意识：一是开放性的哲学视野——即秉持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论，以其为指导，实现中国哲学从“民族性”向“世界性”的转变；二是“全球一体化意识”与中国哲学论题的世界性——即意识到全球化背景下，中国哲学论题由本土性转向世界性关怀问题；三是由“中国人”向“世界公民”的身份转变——中国哲学工作者的天下情怀和开创世界与人类历史新局面的使命意识和“殉道”意识。
注释：
①韩庆祥：《前言》，见“哲学理论创新丛书”，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2。
②陶东风：《社会转型与当代知识分子》，第2页，上海三联书店，2002。
③袁祖社：《文化公共性理想的复权及其历史性创生》，载《学术界》，2005(5)。
④［德］阿拉斯代尔·麦金太尔：《谁之正义？何种合理性》，第98、147、250、284、428页，万俊人等译，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6。
⑤［美］约瑟夫·P·德马科等编：《现代世界伦理学新趋向》，第5页，石毓彬等译，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90。
⑥陈赟：《困境中的中国现代性意识》，第1页，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
⑦蒋述卓主编：《批评的文化之路》，第98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
⑧姜广辉：《人文信仰动态与儒家转型的可能性》，见庞朴主编：《儒林》，第1辑，第11-12页，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05。
⑨谢立中：《社会理论：反思与重构》，第235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⑩黄瑞祺：《社会理论与社会世界》，第216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11)许知远：《这一代人的中国意识》，第123、122页，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4。
(12)［英］伯林：《反潮流：观念史论文集》，第5、13页，冯克利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2。
(13)蒋荣昌：《消费社会的文学读本》，第192-193页，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04。
(1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5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15)［加］查尔斯·泰勒：《现代性之隐忧》，第26页，程炼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
(16)贺仲明：《真实的尺度》，第15页，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2005。
(17)陶东风：《社会转型与当代知识分子》，第18-1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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