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届全国音乐美学学术研讨会综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美学论文,第六届论文,研讨会论文,学术论文,全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西音乐文化关系”问题始终是中国近现代音乐发展中备受关注的问题。自世纪之初就这个话题的争论从未停止过。一代代音乐理论家与实践家，在对音乐文化、音乐审美、音乐发展与交流等问题的思考中，寻找中国音乐的发展道路。
音乐美学是在哲学层次上以思辨的方法把握音乐现象的学科。新千年到来之际，音乐美学为自己提出了新的任务：以美学的视角介入中国的社会音乐生活与音乐事业的发展。2000年8月1日，每五年一次的音乐美学学术研讨会提前一年在兰州召开，就是要在新千年之初，从美学的高度认识中国音乐发展的方向。本次会议的核心议题是：以美学作为理论基点，立足于世纪转换之际的现实音乐生活，针对贯穿20世纪的中国音乐发展道路，从创作、表演、理论、教育等音乐实践的具体领域切入，对中西音乐文化关系进行回顾与展望。
此次研讨会由中国音乐美学学会发起，西北民族学院、中央音乐学院、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主办，西北师范大学音乐系、兰州师范学院、甘肃省音乐家协会、天水师范学院协办，西北民族学院音乐舞蹈系承办。来自全国各地60余名代表，提交了50余篇论文，就会议的主题及相关问题，各抒己见，并就一些共同讨论的话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
近年来，以蔡仲德、邢维凯、杜亚雄、管建华、沈洽等学者为核心，所展开的关于音乐发展道路问题的讨论，引起了学界的广泛关注。作为本次会议的核心议题，这一论题成为本次会议讨论最为热烈的话题。
许多与会者认为，要站在人本主义的立场上看待音乐文化的发展与变化。音乐的本质功能在于表现主体对客体的独特感受与体验，人创造音乐艺术的根本目的是满足主体的审美需要，因此音乐文化是为人服务的，也就必然随着人们审美需要的变化而变化。由于人的感性体验与表现的自然需要，决定了音乐艺术本身必然向着丰富性与多样性发展。艺术的发展常常不是淘汰式的，而是积累式的。艺术发展过程中被淘汰的东西，往往是有背于人类审美需要的东西，有背于人类自由发展的东西。特别是在当代，艺术的发展不可避免地要向着多元化的格局前进。而所谓“多元发展”，就是指每位音乐家在其自身的特色化、个性化追求中努力创造自身独特的音乐世界，并由此营造当代音乐文化的多样化格局。以此为核心，也就必然是要求中国的音乐艺术的发展必须是充满了创造活力的。而无论是从创造的活力需要出发，从艺术发展的动力出发，还是从人的审美需要多样性出发，都要求学习与借鉴全世界的优秀文化艺术。从这个基本点出发，可以看出近代中国音乐学习西方的道路，并非是自性危机的产物，而是中华民族自觉的选择。盲目排斥外来音乐文化的观念与做法不仅在理论上是多有疏漏的，而且在实践上是有害的（蔡仲德《反映论还是主体论？——从音乐本质的争论说到中国音乐的出路》《出路在于“向西方乞灵”——关于中国音乐出路的人文主义思考》，范晓峰《当代音乐文化审美的社会心理背景》，邢维凯《音乐文化的现代化与音乐审美的多元化——对“中国音乐文化自性危机论”的再思考》，王红梅《浅析中西音乐交融的本质》，邓四春《对二十世纪中西音乐关系论争的反思——由音乐特殊性、音乐民族性说起》，孙佳宾《就中西音乐文化的发展论人的音乐创造精神及其思想文化价值》等）。
宋瑾的《关于“新音乐”美学基础问题的思考》，则从美学原理的分析入手，结合具体音乐作品，对中国新音乐的审美表现特征、创作技法特征、感性样式特征等进行了概括，并指出其中从创作、社会音乐生活及音乐教育中均存在着“以西方话语为中心”的事实。提出在“本土主义”、“反传统”或“拿来主义”、“调和主义”或“改良主义”与“世界主义”或“超越立场”四种处理中西关系的主要观念中，“超越立场”走出“中西关系”这个历史死结的出发点。刘承华也认为，中西关系的讨论和思路“变成了一种障蔽，在客观上妨碍了这一问题的真正解决。”，建议“应该淡化“中西关系”，消解“中西对峙”，转向“多元发展”的音乐多样化格局（《化“中西”为“多元”——从音乐发展战略谈音乐的中西关系》。韩钟恩则在对音乐艺术的存在环境进行全景式的描述与提问的前提下，以“合理配置人文资源”的思路表达了类似的观点（《直接面对音响敞开：人文资源何以合理配置——中西音乐文化的美学叙事》）。
李晓东《新世纪的中西之辨——对当代中国一个音乐文化的问题的思考》，则从对流行于当今理论界的“后现代主义”、“文化相对论”等问题的分析与批判入手，指出了这场争论中的一些理论背景或基础本身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回到常识”的命题。李文认为：解构欧洲音乐中心论并不应是我们的首要任务，当前的主要任务是要抛弃音乐思想上狭隘的民族主义心理，学习西方音乐文化中优秀的部分；在梳理了“文化相对主义”的理论渊源后指出“文化相对主义在我们学者身上有两种表现，一是否定在观念上、建制上别人比自己高明，不承认客观中存在的优劣高下；二是紧紧把住自己所具有的传统中的某种优势、长处，用它否定异与自己的、然而却是人类文化的普遍性成果。”这种文化相对主义只能导致孤芳自赏或固步自封的心态。文化相对主义本应有助于我们更少偏见地吸收世界多元音乐文化中的异质性因素，丰富自身传统，而不应成为排斥和抗拒外来音乐文化、掩饰自身缺陷的理论依据，更不应该成为证明自己天下无双的借口。
与已往历次音乐美学理论的争论一样，中西关系问题的争论也存在着双方由于概念的使用与讨论问题的规则不同而产生的误解与交锋平滑的问题。这一问题在本次会议上被明确地提出来，并进行了一定的清理。周海宏《对关于中国音乐发展问题讨论的分析与思考——兼又谈学术研究中的方法论问题》，从人类对音乐审美需要的角度，提出了自己对中西问题的看法。文章认为：注意保护和学习中国传统民族民间音乐，艺术的样式越丰富越好，艺术样式的审美价值取向是主观的没有客观统一标准，这三个命题实际上并没有人明确反对。由此可以推论出目前争论的大多数观念是没有实质性分歧的，所以是概念使用问题与治学方法问题导致了目前的争论。并提出“耐心倾听才能减少误解，仔细询问就会增加沟通”的呼吁。针对争论中概念使用的问题，邢维凯指出，在音乐文化是否存在着先进与落后的问题的争论中存在着概念使用不一致的问题。存在着有些学者将“音乐文化”与“音乐艺术”两个不同的概念混为一谈的情况。在“音乐艺术”的审美价值判断上存在着判断的主观性，而难以划分高低优劣的统一标准，这一点并不存在什么异议。问题的关键在于不能把“音乐艺术”的概念扩大到“音乐文化”的概念，以“音乐艺术的审美价值具有相对性”为依据，进而认定“中国音乐文化与西方音乐文化在整体发展水平上根本无法进行比较”。中国音乐文化与当今世界上发达国家音乐文化之间的差别，绝不仅仅是“口味”上的差别，更有发展水平上的差距。其具体的表现为，中国传统音乐文化无论在物质的、制度的层面，还是在观念的、意识的层面，都没有能够适应当今世界音乐文化发展的需要，也没有能够充分满足中国人民日益增长的文化生活需求。因此应该全面地吸收和借鉴世界各民族音乐文化发展的成功经验和优秀成果，从而尽快地跟上当今世界文明发展的步伐。蔡仲德针对部分对自己引起广泛分歧与误解的“向西方乞灵”说做了解释。他说“乞灵”的基本含义主要是两点：一、音乐不能成为礼与政治的附庸；二、表现力应该不断丰富。向西方音乐学习的应该是它以人为本，以自由地表现人的感情为核心的自由创造精神，而并不是在音乐音响样式的形态上照搬西方音乐的模式。为进一步消除误解，蔡仲德在会议上向与会者分发了长达5 万余字的《出路在于“向西方乞灵”——关于中国音乐出路的人文主义思考》论文全文（该文从未全文发表）。并建议批评与讨论必须建立在对他人文章与观念彻底把握的基础上进行。
中西关系问题，是一个关系到中国音乐发展的全局性问题，既有理论的，也有实践的；既有现实的，也有历史的问题。在本次会议上除了直接针对中西关系问题各抒己见外，部分学者还做了比较扎实的基础性工作。罗艺峰（《思想史视野中的20世纪上半叶中国音乐美学》）、冯长春（《二十世纪上半叶中国音乐美学发展一瞥——从“音乐美学”的概念与定义谈起》）与杨和平（《从20世纪前半叶中国音乐美学研究看“中西关系”问题》）等参会者搜集与整理了中国近现代音乐史上的关于音乐发展问题讨论的原始资料；麦琼（《从审美方式的差异性看中西音乐文化的关系》）、王艺涵（《一个音乐学子在世纪之交的思考——中西音乐审美心理的形成及中国音乐审美心理的发展》）、马卫星（《试析中西音乐文化基本精神的差异》）、冯效刚（《中西文化传统与音乐审美思维的异同》）、居其宏（《中庸·中道·中和——20世纪中国音乐发展道路的传统哲学依据初探》）、李强（《也谈“中国音乐何处去”问题》等人，从历史的角度与比较研究的角度，从中西文化差异性的比较中讨论了从美学思想到音乐形态、思想观念等方面的各自音乐文化的特征。这些研究，为中西关系问题的研究与讨论提供了基础性材料的支持。与中西关系问题作为一个全局性的问题，在音乐生活的各个领域均有体现。修子建（《浅谈新媒体时代的音乐和音乐审美》）、费邓洪（《对我国电视剧歌曲的若干美学问题的探讨——兼论中西文化对我国电视剧和电视剧歌曲的影响。》）、包敏真（《流行音乐审美的当代文化意蕴》）等文，以音乐美学的视角，讨论了当代音乐文化现象的不同侧面。修金堂（《美学走向美育学的前沿》）、朱东生（《论高师音乐教育中对学生审美情感的培养》）、陈燕婷（《中国当代音乐教育的现状分析、审美溯源及其改进》）则从教育的视角讨论了音乐教育领域中的美学问题。
在我国音乐美学的历史上，没有一个问题的讨论，如同中西关系问题的讨论那样，广泛涉及到理论基础、思维方法、概念规范等等学科建设自身存在的问题。因此，本次会议中部分学者专门撰文讨论音乐美学学科建设中存在的问题。
于润洋《西方音乐哲学的发展对我们的启示》从中西方学术思维的特征分析的角度提出：没有哲学上主客体的分离，连主体和客体的界限都还未能划分开来的时候，就难以谈到主体对客体真正的认识和深入的探究；在学术领域中，真正的“学科”就难以形成。如果没有主客体分离的哲学思维作为基础和前提，音乐哲学作为一门独立的人文学科，是难以形成的，当然也就谈不到发展和深化。从这个角度反思中国古代传统音乐哲学的发展状况时，会发现，中西之间在这个领域中的差异是明显的。将主客体界限加以混淆、甚至消解的世界观，对中国学术的历史发展，特别是对近代的学术发展，无论是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都是不利的。它容易满足于笼统的解释，而限制了作为主体的“人”对客观存在的具体的“物”的深入考察和认识。这恐怕正是中国古代音乐哲学长期以来疏于将音乐这门艺术作为对象，作慎密、深入的理论研究，从而未能建构起独立的学科体系的重要原因之一。对分析与综合的思维方式问题，于润洋认为，没有对对象的分析，就谈不到真正的综合，而对对象进行分析时，则必须首先将对象当作一个整体来看待。与西方比较而言，中国古代哲学和文化中，在思维方式上重综合，轻分析的倾向是存在的，它对我国古代的学术发展有不利的影响。而西方的哲学，特别是它的近代的自然哲学和科学同样也是在探求规律，也是运用综合这个思维方法，但是，这个综合却是建立在分析、推演的基础之上的。最后，从学科建设的人文环境上，于润洋提出，西方科学最可宝贵的是其特有的那种充满自由、批判精神的学术传统。相比之下中国长期以来，在思想、学术领域，比较缺乏西方所具有的那种敢于大胆打破传统的束缚，敢于批判，勇于创新的精神。李起敏在《重建现代音乐美学的基石》一文中提出：重建中国现代音乐美学，需要一个代表先进文化的立场，一副代表先进文化的眼光，而先进文化的立场和眼光就是世界性的立场和眼光，即真理的眼光，它既非民族主义的，东方主义的，也非欧洲中心主义的。世界一切音乐文化资源，都是重建中国现代音乐美学的基石。牛龙菲《“对象”与“关系”——卡尔纳普〈世界的逻辑结构〉读记》则将自己对音乐本质与音乐美学学科的理解与当代哲学思考相结合，寻求美学体系的深层哲学基础。修海林《音乐美学的研究要引入文化视角——从美学的角度看世纪之交的中西音乐问题》，则力图将文化学与美学相结合。
除本次会议规定的核心议题，方光耀（《音乐美的蕴涵与超越——美感诞生一审美对象与自我的对映涵超》）、李槐子（《有心之器，其无文欤——音乐美学断想》）、庄壮（《试论敦煌壁画音乐艺术的美学观》）、王文澜（《二十一世纪：音乐的马勒时代——由一种预言所引发的关于新世纪知识阶层音乐审美意向的思考》）、黄腾鹏（《关于艺术歌曲及其在中国传播的美学思考》）、杨易禾（《“意念”与音乐表演美学》）、庄春江（《从〈梁祝〉小提琴协奏曲的创作与传播看音乐立美与音乐审美》）、卢广瑞（《从〈小交响曲〉中窥视——中国新音乐创作中的中西音乐文化关系》）、金经言（《关于自律美学的若干批判性思考》翻译）、李德隆（《音乐美的魁力》）、胡自强（《对音乐演奏艺术的美学思考——“意向·意义·视界·境界”初探》）、贾继文（《万紫千红，中乐独秀》）、谷音、中奇（《音乐形象刍议》）、石蔚（《试论刘天华的中西融合音乐观》）等与会者还就个人关心的问题向大会提交并宣讲了论文。
激烈而友好的公开辩论是历届音乐美学学术研讨会的传统，不仅每个论文宣讲后的三分钟问答常常形成交锋的势头，而且本次会议占整个学术活动日程1／3以上的时间段被安排作为专门的自由讨论时间，使得这一传统在本届会议上有更加充分的表现。
在讨论阶段，形成了三个比较集中的话题，一是围绕着中西关系问题，对蔡仲德提出的“向西方乞灵”的实质含义进行讨论，并就中国文化价值评价问题，以及“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性”等说法进行了讨论；二是围绕着音乐美学学科定位与建设问题，就音乐美学学科的根本性质及基础问题进行了讨论；三是部分与会者建议，从学科发展的需要看，有必要在国际互联网上建立音乐美学学会的主页，一方面可以加强学者间的沟通，另一方面也可以在更广的范围内以最快的速度宣传音乐美学领域所取得的成果，大会秘书处决定该主页暂时放在中央音乐学院校园网服务器上，并由中央音乐学院部分会员负责维护。
大会最后，音乐美学学会会长于润洋就学会四年来的工作与成绩做了题为《1996—2000年音乐美学学科发展与学会工作的回顾和展望》的工作总结报告。学会秘书长韩钟恩报告了学会秘书处的具体事务，并宣布了新入会的会员名单。
闭幕式上，学会会长于润洋致感谢辞，并代表学会理事会授予西北民族学院党委书记、前院长马麒麟为本届学会理事会“名誉理事”的荣誉称号，以感谢西北民族学院对本次学术讨论会成功举行所做出的支持。会后，与会代表分两路对丝绸之路沿线进行了文化考察和艺术采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