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性关系:电影全球化中的非主流叙事:基于历史过程图的认知_王尔德论文

同性关系:电影全球化中的非主流叙事:基于历史过程图的认知_王尔德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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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题材在电影中的全球化叙事可以从两方面解读:一是这个题材具有全球性的共同体验与关注价值,二是题材本身的跨国界叙事。因此,是否有扩张性,是电影题材全球化的一个重要矢量。如电影《战争女巫》、《红高粱》、《蓝色茉莉》等题材,直接与某个族类或阶层或人群相关,这是以故事性见长的电影,既与全球性的共同体验或关注无关,也与跨国界叙事无关,虽然从内涵上说,它们涉及具有普遍意义的人性与社会,但它们自成系统,具有题材叙事上的相对封闭性。封闭,在这里是艺术自适与自觉的表现。而英国的007系列、美国的《谍中谍》系列、其他诸如《伯恩的身份》、《环形使者》等,其中无以尽数的英雄在不同的国度之间穿越,构成电影题材全球化的最显形的外在表现。相反,同性关系题材是电影中的一个隐形表达,不是说它没有跨国界的人物,而是说它的题材内涵的非商业性、包括它所表现的情感在世界范围内处于边缘地位,使得它从标准的全球化去认知会呈现出非全球化特质;与此同时,在共鸣与体验的广泛性上,特别是对某一群体而言,这个题材却是全球化的一种更讲究艺术性的影像表达。确实,在近几十年风起云涌的世界电影中,这个题材反倒成为全球化的难以回避的叙事议题之一。同性关系和移民等题材,在构成电影全球化运动过程中,已从单纯的经济领域走进文化领域甚至制度领域。这是全球化大背景下的一个新参照,是电影全球化过程中的一个新视界、新景观。

       照道理,同性爱作为一种爱,在神经元体验上,它与异性爱没有什么不同,不应该成为全球化的叙事议题,因为没有人说爱情是一个全球化的叙事议题。也就是说,爱情这个题材的传播进路更像是我们日常的照面,成为电影制作中全球性的非议题,它的存在如春夏秋冬一样并不构成一个异类的关注。可是,因为同性爱受到文化与制度的拒绝、压迫,甚至残害,它给人的陌生感是习惯于异性爱的社会与传统不能想象的,于是在艺术表现上,它呈现出夺目的光彩。当然,马尔库塞更认为同性爱包含着革命的潜力,它反叛生殖系统,是一种更充分的爱欲,代表了肉体的充分可能性①。

       只要是两具躯体产生了关系,那么亲密与背叛、思念与冷漠、柔和与对抗,便是它们不得不面对的内容。不同的是同性爱,因为它与物种传递的本能产生的极大悖逆性而难以被主流社会所接受,因此许多不便于直言的社会性本能对它的态度便影响了同性爱者的行为与思考。不过,它的发自于自然本能的能量,是某个个体体内的火山,也迫使全球化过程中的单个、或多个的社会、文化、群落、组织不得不或缓或急或顽固或宽容地扭动自身庞大身躯,做出自己的姿态,来应对这一越来越普遍(浮出世面)的同性吸引倾向所造就的人类现象。

       从表达的最深层上说,同性爱在社会与艺术中从隐到显的过程,是人类重新发现自己和探索自己的过程(按照福柯的说法,百年以来的西方对它的压制前所未有地强烈②);这种性向的选择与探索意义,和其他层出不穷的事实一道,促使全球化进程中现代社会制度、文化、精神的自我重建;而艺术,以它独有的气质与方式,更以它的个体的体验性叙事,见证这个发现、探索和重建的艰难且令人感叹的历史,从而完成这个题材全球化进程的历史使命。

       一、《王尔德(的情人)》、《爱德华二世》:罪的结局

       英国是全球化进程的真正先锋与主力。无论是它在欧洲对西班牙“无敌舰队”的胜利,还是它在亚洲发动的鸦片战争,都是全球化进程中的里程碑。它在输出经济模式与政治模式的同时,却在同性爱群体的生活模式中陷入保守与残酷。将它看作是一个反讽是对曾经遭受过苦难的同性爱故事的一种遥远的哀悼。不过,作为一个全球化的始作俑国以及它在全球化时代的形象,它的电影在同性关系题材上的努力也确实引领过风骚。从这个意义上说,以比较的角度,泰国的同性关系题材就不可能如英国的同类电影取得那样的影响力与凝聚力。自然,这个题材的打动人的力量,还是要从故事本身的结局谈起。

       没有创作者敢对作品的结局掉以轻心。一部艺术作品的力量,往往是在结局处得到最强有力的呈现。它是创作者运用特殊文本在某个领域对存在的终极思考,也是创作者对待世界的宣言。

       结局本身所蕴藏的形而上意义,甚至成为艺术作品样式与风格的划分标准:喜剧与悲剧。电影的结局,是开端的“他者”,是开端的陌生化的镜像,从这个意义上说,结局不仅具备文体特征,更是意识形态的叙事策略。大量同性爱电影以悲剧结局,其背后是文化与法律判定的结果。有时,虽然文化与法律并不直接导致同性爱者的悲剧性终结,但它们的阴影总是挥之不去,总是在那里主导人物的选择和抗争。

       同性爱是一种罪,这是我们文化认识的结果。这种结果经由偏见与制度的强化,长期以来,成为我们身体的一部分。米德在他的《性别与气质》中写道:“每一种文化都是一个整体,都有一定的目标,在道德和精神完美上相互不妥协。同样,每种文化都谴责背离它的成员——生活在这个社会,却背离它,最轻的指责是认为他糊涂了,最严厉的指责是认为他的背叛可能会变成疯狂。”③

       写了《快乐王子》(童话)、《莎乐美》、《温夫人的扇子》、《无足轻重的女子》、《理想丈夫》(戏剧)、《道林·格雷的画像》(小说)等优秀作品的王尔德,这位英国唯美主义艺术运动的倡导者,以“鸡奸罪”(当时无“同性恋”这一称呼)遭起诉,证据是他给性伴的两封信。面对盘问“什么是不敢说出名字的爱?”王尔德沉思一会儿,从容辩解道:“……这爱在本世纪被误解了,以至它被描述成‘不敢说出名字的爱’,也由于这个误解,我现在站在了这里。这爱美丽、精致,是最高贵的爱的形式,它没有一丝一毫不自然,它是智慧的,循环地存在于年长男性与年轻男性之间,只要年长者有智慧,而年轻者从中看到了他生命中全部的快乐、希望和魅力。爱本该如此,这个世界却不能理解而嘲笑它,并使爱中之人成为众人的笑柄。”④王尔德还是被送进牢狱(在那里,他写下诗作《瑞丁监狱之歌》和书信《深渊书简》。刑满释放,王尔德流亡法国,客死他乡,终年47岁)。这便是电影《王尔德》。王尔德以他当时的地位都无法在社会立足,以他的艺术家身份都无法获得谅解,更何况常人!

       同性爱题材的悲剧流满大地,是一种影像抗议。在派伯斯1928年导演的电影《露露》中,伯爵夫人为了救露露,遭恶棍蹂躏,露露最后也死于杀人魔王杰克之手;1987年阿莫多瓦导演的电影《欲望法则》,袒露性爱占有之强烈,为此,安东尼奥与巴帕多双双殉亡。英伦国王爱德华二世也难逃此劫。《爱德华二世》的导演德里克·贾曼不隐瞒自己的同性爱者身份,并为此奋斗了一生。1975年,他导演的电影《塞巴斯蒂安》因大量的男性性爱场面,引发震动。1992年,《爱德华二世》问世。爱德华二世是个悲剧性角色。他迷恋加弗里顿,但加弗里顿不是一个单纯的情人,他的欲望令人生畏,再加上爱德华将康沃尔伯爵的领地赐给他,引起贵族的愤怒反抗。贵族联合起来处死加弗里顿之后,爱德华二世的一生便是在内与外的争斗中度过。最后,因为他的妻子伊莎贝拉痛恨他的同性恋倾向,竟然命令凶手将一根烧红的铁棍刺入爱德华二世的肛门。爱德华的惨叫传到几里外的村落。导演贾曼对同性爱的理解可能会让异性爱者感到不平:在他看来,异性爱是一种平常的表现,并没有新奇之处,相反,同性爱因其无穷的可能性更值得人类去探索与拥有。当他身染艾滋病、自知来日无多时,他依旧希望同性爱者有更好的未来,无忧无虑地去爱。

       同性爱者的身份和他们的结局有着不可或缺的关系。无论是爱德华二世的时代,还是王尔德的时代,在英国,在美国:在西班牙,在中国,在泰国,在阿根廷,在城市、在乡村,肯定有许多同性爱者过着平淡的或者压抑或者喜悦的日子,但因为历史没有将他们的性取向推到风口浪尖上,因此,他们有违约于时代的行为便悄无声息地消失在历史的重重帷幕中。正因为王尔德与爱德华二世的身份,他们的选择、他们的行为在历史境遇中才有可能被放大,他们的影响也触动了时代的脆弱神经,于是,在一场又一场的较量中,总有人失败,总有人受伤,总有人死亡。可悲的是,那些在权力上更加强大的一方,在这里,在今天的评判中,充当了肮脏的角色。

       二、《莫里斯》、《单身》、《死于威尼斯》、《我爱你菲利浦·莫瑞斯》、《达洛维夫人》:情到深处……

       在我看来,同性关系题材的多样化是电影全球化的同义语。做不到多样化,做不到情到深处的不同体验与不同结局,它就难以为全球化提供争取权利的空间。情到深处是全球所有人种都要面临的考验,对同性关系者尤其如此,而这恰恰是电影全球化过程中人们的兴趣所在。一个中国人,肯定会对发生在不同国度的同性关系产生自己的视角与关切。这是泰国的《暹罗之恋》,英国的《莫里斯》,美国的《单身》、《我爱你菲利浦·莫瑞斯》,意大利的《死于威尼斯》等等构成全球性注目的必然结果。

       在“同性爱”这个词之前,人类还在摸索以什么样的表达来描述同性之间的亲密关系。性逆转、性倒错、性反常、同性性行为等都被采用过。如果不带偏见的话,这些指代或是描述性的,或是感受性的,或是领域性的,并不见得就不客观。例如“倒错”一词,源于弗洛伊德对同性爱者性别角色认知的一种理论性描述,并不含贬义,甚至正是从他开始,同性爱是犯罪和不道德的行为遭到公开否认⑤。另一位著名心理学家霭理士则用“变态”一词⑥。变是一种变化,如同物种进化过程的变化一样,恰恰是相对于“病态”的判定。性学家金赛写道:“没有任何一种性释放途径或频率可以称为‘正常的’、‘典型的’、‘有代表性的’,它们只有差异,而且除了差异之外什么也不表明。”⑦

       在过去的影片中,为了让角色有令人震惊的隐秘,为了剥下高尚人物的虚伪外表,镜头会让这类人暴露不伦之举:同性爱。《印度之行》里的大人物被人捉奸在床,难堪的是他与一个印度男孩同眠共枕,致使他名声扫地。有趣的是,这部书的大名鼎鼎的作者福斯特本身就是一个同性爱者,他一生深受自我身份的困扰,却依旧在自己的作品中将同性爱者当成不正常人。福斯特的半自传体小说《莫里斯》在他死后拍成电影,成为获奥斯卡奖的首部有关同性爱的电影。20世纪60年代之前,好莱坞的大量影片,为了商业利益,迎合观众与市场,也故意在影片中将同性爱视为可鄙视的行为或者可笑的对象,至于一些了不起的剧作家,同样不敢在剧中以正面形象涉猎同性爱题材。田纳西·威廉斯《欲望号街车》里布兰奇的丈夫因为同性爱身份为她所知而自杀只是回忆性一带而过,《热铁皮屋顶上的猫》也只是用暗示的手法表明男主人公背后曾经有过男人情。

       当王尔德遭受审判的时候,福斯特十七岁。相比于王尔德,福斯特要收敛得多。他是个默默无闻的同性爱者,没有王尔德来得那么轰轰烈烈,正是这种内敛和低调,使得他可以活到20世纪70年代,以九十岁高龄谢世,享受了几段同性恋情。年轻时,他就是以同性恋、异性恋、双性恋、多人恋闻名的布鲁姆茨伯里圈子里的一员。他在十八岁进入剑桥大学时,恋上了同班同学马里蒂斯(他是《莫里斯》里克里夫的原型),可不久,他转移了情欲对象。直到1917年,也就是他写完《莫里斯》之后的三年,他在埃及恋上了电车司机阿多,两人保持了两年的关系,直到后者结婚,福斯特不得不离开埃及回到英国,其间也曾旅行印度,拜访过阿多。三年后,阿多去世。福斯特五十岁时,认识了二十八岁的警察巴金汉姆。这是他有生之年最长的一次恋情,虽然巴金汉姆也已结婚。他们依然来往甚密,福斯特为他购买房产,最后,福斯特在他的家中去世。

       福斯特的人生恋情路,似乎在《莫里斯》中已经做了预示。电影《莫里斯》伤感、动人,同时并不令人绝望,同性恋情在社会重重封锁下,依旧得到了满足。莫里斯是商界未来的翘楚,克里夫是政界未来的翘楚。一天,克里夫向莫里斯表达了他的爱意,这让莫里斯不知所措,但莫里斯潜在的同性爱能量被点燃。他溜进克里夫的房间,表达了同样的爱意。他们在一起度过了美妙的时光。不过,当成为未来政治明星与成为莫里斯公开情人之间的选择摆在克里夫面前时,他选择了世俗。这深深伤害了他们两个人。当莫里斯陷入无望的深渊时,克里夫家的仆人阿列克出现了。当他们两人靠近、亲近、相交的时候,阿列克的家人却要他远去阿根廷,因为他有“奸淫”嫌疑。莫里斯鼓起勇气前去送别。阿列克不在船上。莫里斯知道,阿列克不走了。影片最后,克里夫与妻子就寝前要关窗,就在他关窗的瞬间,看到昔日的莫里斯在向他招手,向他告别。

       严格说来,这一剧情是风俗性的。就剧情的戏剧性张力来说,它比不上《欲望法则》的毁灭性力量,比不上《天使在美国》的宏大,比不上《断背山》的令人心碎。不过,正是这种英伦风格的存在,既表现出英伦人的机敏,也表现出他们在面对人生痛苦时那种情到深处的“拿得起放得下”的绅士风范。艺术的中庸气质能做到这一点,也算是相当不易了。

       1964年,一部名为《单身》的小说问世。这部小说语汇简洁、优美、沉静,当然,还很伤感——但不是那种直白的伤感,而是一种节制的伤感。它很快被称为“最美的同性爱小说”。这部小说的作者是克里斯托福·艾什伍德。这部小说是他最爱的代表作。

       小说的主人公是一名大学教授,教授文学,名叫乔治。故事发生的时间是1962年,地点在洛杉矶。故事开始于一个早上,写醒来后的痛感,写死亡的降临。这一天,是浓缩的一天。他与邻居的关系,他与同事的关系,他与很久以前一位异性恋者的关系,他与一位追求他的男学生的关系,他对买枪准备自杀时场景的回想,在这些关系的描述过程中,不失时机地呈现出同性恋者对世界压抑性氛围的不满,同性恋者内心与外在的保守的令人难以忍受的世界的无处不在的冲突;最重要的,是他对恋人的情绪浓浓地笼罩着这一天。而这一天,就是乔治的一生。他的生命也将在这一天结束。

       事实上,这位名叫乔治的教授就是艾什伍德本人。他是因为比他年轻三十岁的男友离开,使他痛不欲生而写下这部小说。与这部小说的死亡式结局不同的是,那位离开他的恋人读了这部小说后,深受感动,重新投入艾什伍德的怀抱。这之后,他们生活在一起三十多年。1986年,艾什伍德死于癌症。

       电影《单身》(2009)的导演汤姆·福特亦是一位同性爱者,他还是时尚圈的大鳄。照他的话,他导演这部电影与金钱无关,所以他不需要任何商业元素在里头,他只想拍一部纯粹的电影。电影的结构比之小说更加紧凑。小说可以枝枝蔓蔓,电影的线性结构却相当清晰,就是乔治的一天,而这一天,就是他要按照自己的意志选择死亡的一天。他已经无法忍受没有恋人的日子持续带给他的痛苦。他以为这痛苦可以随着时间的流逝而减轻,但事实并非如此。一天一天,他的痛感有增无减,以至引发了心脏的疼痛。这其中,穿插着乔治对恋人的回忆,既有他们在一起的美妙时光,也有他想象恋人的车祸现场。(车祸现场在乔治的想象中,处理得非常唯美:雪白的天地,翻落的汽车,睁着大眼躺在雪地里死去的恋人,恋人头上的红色血迹。乔治走向出事地点,蹲下身子,亲吻沾有血迹的脸,最后与恋人一道躺下。而事实上,恋人出事后,恋人的家人通过电话告知乔治,他们不希望他参与死者的后事。)

       痛感如此强烈,以至于死亡成为明智的选择。唯有它,可以减轻生的无意义与痛感。乔治的死亡选择让人想起李安的电影《断背山》(2005年,同名小说发表于1997年《纽约客》,作者安妮·普鲁。李安较早的另一部电影《喜宴》也是同性爱的优秀作品)中的恩尼斯遗世独立的选择。年轻时,恩尼斯与杰克同为牧场主牧羊到断背山。在断背山深处,他们如同伊甸园中的恋人。随着放牧季节的结束,他们回到了世俗生活中。他们各自结婚生子。但是,最深处的激情经常牵引他们重温美妙时光。随着他们激情暴露,压力也随之而来。当妻子公然斥责,当杰克死于群殴,恩尼斯一人来到他与杰克度过无数美妙时光的小屋。小屋的衣橱内挂着杰克的牛仔衣,恩尼斯拥衣而泣。在那里,他静等死亡的来临,无论它有多漫长。

       无惧死亡是某些同性爱者的宿命论。托马斯·曼写于1912年的《死于威尼斯》,从现在的视野来看,是具有跨国界性质的同性关系题材。一个德国人,在国内压抑的环境中,无法满足他的同性倾向,于是他来到意大利的威尼斯,在这里,他找到了他要的美少年。1971年,意大利导演维斯康蒂将它拍成电影。这部作品的主人公奥森巴赫在曼的小说中是作家,在维的电影中是作曲家;作曲家的好处是在电影中可以与音乐产生视觉联系,与钢琴接近也不令人惊异。这是很次要的问题。主要的是:奥森巴赫深怀丧女之痛来到威尼斯。像是如他所愿,他在这里遇上了美少年(对美少年的迷恋是同性爱者的一大特征)。这一遭遇令他面对瘟疫降临也不惊慌。死于海滩,实在是他自我放逐或者自我肯定的结果。

       托马斯·曼的意象即丧女与美少年之间的联系是可以大做文章的。维斯康蒂借用这个架构,既传达了他的影像美学形式,也道出了一个受人景仰的艺术家内心的秘密,而这个秘密至死也无人知晓,这可能正是艺术自身的秘密之一。如果要评选一部最有距离感的同性爱电影,恐怕非此片莫属。不过,如果一个人愿意以死来建立一种精神上的与同性少年之间的联系,这种既有酒神精神的狂放(死又何畏),又有柏拉图精神的联想(从未亲近于少男的肌肤),恐怕是性急的当代观众所无法忍受的。

       值得一提的是,弗吉尼亚·伍尔夫的代表作《达洛维夫人》。意识流是这部小说的标签。其实,如果从同性爱角度来解读小说,更有挑战性。1997年,玛伦·霍里斯导演了同名电影。克拉丽莎(达洛维夫人)与女友萨莉的关系,她女儿与女教师的关系,史密斯与死去好友的关系,在小说中处理得相当隐晦,若非明眼不好辨别,电影则非常直观地将这几位同性之间的关系袒露给观众。克拉丽莎、萨莉、史密斯等在性取向上更倾于同性,但是正如现实中的伍尔夫一样,不得不与异性结婚,这是她(他)们非常隐秘的痛苦。为了确证这种难以诉说的痛苦,1998年的普利策小说奖颁给了迈克尔·康宁汉的《时时刻刻》,同名电影(史蒂芬·戴德利导演,2002年)再次将同性爱者的时代性不幸与幸运毫无保留地奉献给观众。好母亲、好妻子劳拉·布朗的同性倾向越来越强烈直至不可抑制,恰好此时,丈夫铺床点灯欲与她交欢带给她的痛创,与伍尔夫抑郁(谁能否认与无法满足同性的爱抚无关?)爆发的呼应,已经无声地宣告不是伍尔夫与劳拉的精神出了毛病,而是人类的文化、制度、习俗出了毛病。

       不要以为情到深处只有死。有时,情到深处,正是想象力爆发的大好机遇,正是人生能量无尽发挥的天赐良时!《我爱你菲利浦·莫瑞斯》(格伦-费卡拉、约翰·雷夸导演,2010年;史蒂夫·麦克维克同名小说出版于2003年)叙述了一个令人捧腹的深情故事。这样的故事不容易讲,但它却是真实的。金·凯瑞演得光芒四射。他扮演的拉塞尔是个警察,已婚,还是个虔诚的教徒。反正这样的人要经历种种变故,变故之后,他突然要做回真正的自己,那就是一个快乐的同性爱者。于是,他驱车来到五光十色的迈阿密生活,还交到了一个帅哥男友,但是,他很快发现,奢侈的生活需要很多的金钱,所以他决定铤而走险,靠行骗来获取享受的来源。只是好景不长。因为诈骗,他被人反扣双手送去牢狱。可是对拉塞尔这样的人,监狱生活怎么可能是终点呢?他的天赋就是寻找机会,发现情爱。有了,他遇上了真命天子菲力浦·莫瑞斯,他愿意为他发挥无尽的想象力,展现无尽的可能性,包括越狱……

       难道同性爱题材与表现非得严肃不可?非得伤感不可?非得抱怨不可?当然不是:异性爱有多少可能,同性爱也有,还可能更多,更加新奇,更加引人入胜。从这个视角看,实现它的诸多可能性,是这个题材在电影全球化进程中的必要魅力。

       三、《春光乍泄》、《蓝宇》、《春风沉醉的夜晚》:为什么是布宜诺斯艾利斯或法国?

       华人最著名的同性关系电影《春光乍泄》无意中暗合了这个题材全球化的要求。

       中国电影比较大篇幅地直面同性爱问题的可能是《霸王别姬》。这部电影作为此类题材全球化的说法当然是它在国际影坛上获得肯定。这个肯定不是来自国内,而是来自国外,它又一次表明题材的全球性价值。

       尽管有人认为中国电影在20世纪30年代孙瑜导演的《大路》里就有同性恋色彩,但那并不是有意为之。1972年香港电影《爱奴》应该是一个比较公认的起始,不过,手法较为单调。在《春光乍泄》出品前一年的1996年,张元的《东宫西宫》是这一题材的真正力作,只可惜它的内涵的丰富性与影像表现的单一性尚不能统一,因此它的影响力逐渐式微。相反,《春光乍泄》就是拿到今天来看,艺术手法依旧叫人赏心悦目,人物情绪依旧腾挪敏感,它是华语同性爱题材的里程碑式的作品。

       王家卫最好的几部电影如《春光乍泄》、《花样年华》、《阿飞正传》都拍得纯粹,一种情绪慢慢地营造,而且越营造越浓,挥之不去。王家卫电影的台词不怎么样,好像与此响应,《春光乍泄》在情节上并没有多少出色之处,不过是两个男人之间的分分合合。但它为什么会这么优异?这关乎将景点选在阿根廷?选在布宜诺斯艾利斯?也有人问过王家卫这个问题。据说王家卫的回答是“因为阿根廷是能够去的离香港最远的地方,充满放逐的感觉与怀旧的情绪”⑧。也有人说他喜欢马拉多纳,喜欢著有小说《跳房子》的科塔萨尔,因为他的小说结构启发了电影《花样年华》。你可以说,以同性爱为题材的了不起的小说和电影《蜘蛛女之吻》就是讲阿根廷的,讲布宜诺斯艾利斯的,而王家卫对之景仰异常。你可以说,王家卫从安东尼奥尼那里得到的最大的启发之一,就是电影可以将城市当成主角,或者说,在有的电影里,城市才是真正要表现的对象,城市不是人的载体,相反,人只不过是城市的点缀。你还可以说,拉美那种性感的音乐非常契合同性爱的氛围,非常有利于传达影调气氛,而王家卫的电影如果离开影调,就什么也不是了。

       尽管如此,可不要忘记,《春光乍泄》若将地点选在香港,就不会这样迷人。没有比自我放逐更加自由、更真实地面对自己内心的了。为什么?如果黎耀辉与何宝荣之间的关系发生在香港,那么,他们就没有机会面对自己,他们将会以最主要的精力对付社会、反抗社会,为两个人的相处争得相处的空间和心情,而这恰恰是许多同性爱电影成绩平平的原因之一。他们在布宜诺斯艾利斯,他们在一个没有任何人可以束缚他们的地方,就可以认清或者实验自己是什么样的人。如果还将同性爱放在一个与环境对抗的情节中,对华语地区是真实的现实的,但对艺术来说,它显得太落伍了,因为这样的表述已经大量充斥西方的电影,西方的同类电影已经超越了这样的情节走向。同性爱者的内心,他们的真实的精神生活以及他们生活的广度,只有在他们自主的前提下才可能得以细致地展现。何宝荣多变的性情,无法猜透的内心,乖僻的行为,是那么的本能,那么的诗性。与其说是布宜诺斯艾利斯不如说正是全球化的自由背景,这不凡的出手,使得《春光乍泄》的艺术维度显得格外的陌生,由此获得非凡的艺术力量。

       相同的同性爱题材,在不同的导演那边,可以导出不同的风格。《蓝宇》、《春风沉醉的夜晚》则是很有“实在感”的作品。它们“实在”,一是作品表现的人物关系,观众可以从周边的生活中感知得到,二是这些人物的行为举止以及影片的采景都为观众所熟悉,不像王家卫的场景具有高度的虚拟性、排他性。在关锦鹏《蓝宇》和娄烨《春风沉醉的夜晚》里,现实摩擦我们的神经,许多非“性”的东西和“性”的东西形成强烈的互文关系,企图真实地激发观众的认同感,因为这是发生在中国大陆的同性爱,既不在布宜诺斯艾利斯,也不在香港,更不在台湾(如电影《刺青》,周美玲导演)。它们固然感人,但沉思片刻,便会发现艺术的表现力度仍旧有限,同性爱者的内心世界的建造,仍旧沿用异性爱者的模式,同性爱者与外在世界的冲突与认同,依旧没有找到颠覆性的支点。拍摄手法也未有令人眼前一亮的想象力。类型、手法、人物关系,还处于积累阶段。中国大陆电影的同性爱题材,不可能被大量地悬置,它需要被更多的观众理解,而为达到这个阶段性目的,它给观众带来此类亚文化的新鲜观感就是直接的诉求了。一个群体的生存状况,他们的内心活动,他们的精神宇宙,风格多样的持续的表现,是它获得存在感的最好方式。

       2002年在法国东部费索尔第8届亚洲影展上,《蓝宇》获得最佳影片“金环奖”,而在2009年第62届法国戛纳国际电影节上,《春风沉醉的夜晚》获得了最佳编剧奖。将同性关系作为一个关注焦点与核心,意味着中国大陆电影在这个议题上参与了全球化进程,当然是中国电影觉醒的重要标志。

       四、《天使在美国》、《天鹅绒金矿》、《蜘蛛女之吻》:历史或者意识形态?

       从疆域上说,《天使在美国》的题材涉及的不仅是全球化甚至可以说是宇宙化,因为天堂与天使这些非地球上的虚构场景与形象也显现其中。各色人种、各种信仰、各类势力一同参与对同性关系及艾滋病的合奏,这是他们在全球化进程背景中对同一议题的大合唱。

       观看一部长达六小时的伟大的影视作品,是不需要耐性的。就像一个伟大的人生,是不需要以耐性来度过一样。艺术作品本来就是抗争无聊的产物,伟大的艺术作品更是无聊的最强劲的敌人。在我看来,在所有以同性爱为题材的影像作品中,迄今为止,无出托尼·库什纳《天使在美国》其右者。

       剧作家库什纳对《天使在美国》定下的副标题就气势夺人:“一部关于国家主题的同性恋幻想曲。”⑨不过,它的表现手法不见得那么严肃,令人无法接近。相反,它的多变手法,场景的天上人间的自由转换,称之为“奇妙剧”真是恰如其分。它分成上下两篇:《千禧年来临》、《变革》。主要人物是五个同性恋者,还有他们身边的亲人、朋友以及宗教人士。

       20世纪80年代中期,纽约,中央公园,一个分手日。犹太人路易斯·艾伦森和普莱尔·沃尔特从即将断裂的关系开始——普莱尔患上了艾滋病,身体状况越来越差,身上发出怪味,皮肤出现斑点。美国社会对此病采取不闻不问或者加以掩盖的态度,并且它的“瘟疫性”恐惧以及上帝惩罚的因果论甚嚣尘上。这让路易斯感到恐惧。他决意抛弃普莱尔,普莱尔为此承受着疾病、孤独的折磨。乔·皮特,共和党律师兼摩门教徒,和妻子关系紧张,而自己的同性爱倾向使得他备受煎熬。他的妻子哈珀为了逃避家庭紧张气氛常服精神抚慰药,由此经常产生幻觉,看到一位神秘人物要带她远走南极。罗依·康位高权重,是对美国政治很有影响力的人物,同性恋者,也患上了艾滋病,但对外谎称是得了癌症。他不择手段地打击对手,迫害持不同政见者。痛苦不堪的普莱尔开始与魂灵和天使打起了交道,他们称他为先知。乔在自己的政治派别、宗教信仰和性爱好的冲突中难以自拔,特别是和路易斯相识后更是不知所措,而路易斯则为离开普莱尔深感内疚又不愿回头。乔的妈妈汉娜为了帮助儿子和患有精神幻觉症的媳妇来到纽约。罗依在病床上时常受到卢森堡夫人魂灵的光顾,因为他曾指控卢森堡夫妇是社会主义者和为苏联窃取核情报并将他们送上了电椅。汉娜辗转来到普莱尔病榻前,惊慌地看到天使来临,看到普莱尔登上了火梯走向云端,而她则和天使在空中热烈做爱,天空爆炸的礼花象征着女同性爱者的性高潮。

       剧情有令人颤栗的痛苦画面,有令人捧腹的喜剧场景,台词有宗教仪式的崇高,有政治辩论的狡猾,有不堪入耳的下流。整体而言,《天使在美国》把黑色的幽默、悲剧的色彩,末日的绝望、历史的遗失,信仰的缺乏、性欲的难抑,爱欲的刺激、艾滋病的痛苦、美国社会的危机、美国政府的虚伪、宗教活动与种族隔离、法律缺失与性爱歧视等等现象非常奇妙地混杂在了一起,出入自如,上下贯通。于是,政治见地、审美趣味、哲学幻想连接神游,诗情的、思辨的,现实的、幻觉的,批判的、解构的,现代的、后现代的,史诗性的、陌生化的,如同礼花在空中爆开,既五彩斑斓,又造型完美。这里的斑驳,可以理解为最全球化的美国如何成为心灵与精神炼狱的试验场。

       中国的同性爱电影中,《蓝宇》隐含了历史与意识形态背景,只是由于种种限制,这个能量没有爆发出来;而《霸王别姬》则能将历史与政治背景与同性爱题材较为顺畅地缝制在一起。如前所述,在这部影片中,同性爱这个中心话题并没有得到太多人物的响应,更像是程蝶衣孤独的绝响。作为一个戏人,他处于舞台的中心,但作为一个同性爱者,他却是时代的边缘性人物,他的情感、他的性欲,难以从与他人的关系中得到相应的回报。政治原因直接导致他的死亡,可是内心的困惑、性别取向的难以被认同、他自身身体的反叛,更应该是他自杀的宿命。主题多重性是一部优秀作品的品格,《霸王别姬》隐晦地到达这个目标。它是中国大陆在那样的历史境遇中所能做出的以同性爱者为中心的最好绝唱。程蝶衣可能很少想到,他的唱腔只是一段历史时空里过时的表白,不过,他也从来没有奢望过用他的声音改变世界,他只可以用他的声音表达爱意,最多是获取荣华。同样是声音,一个叫斯莱德的歌手则振奋得多,他竟然想借助他的声音改变世界,带来一场革命,包括性革命。他的确有限地做到了这一点:当时的伦敦街头,打扮妖冶、妩媚的男子从你身边擦身而过,还会提醒你:“我们都是Gay!”“我爱男人,也爱女人。这没有什么不同!”这就是海恩斯的才情之作《天鹅绒金矿》里的部分内容。他说:“我想七十年代是一个独特的纪元,那不是因为它的矫饰,而是其前所未有的极端的偏激精神。”⑩海恩斯在这里触及到了两个关键词:矫饰,偏激。

       矫饰,那是一种外在的表现。乐手们会穿上闪烁的套装,羽毛披肩,或者夸张的豹纹上衣,胭脂红脸,嘴唇朱润,眼影浓重。这样做,也如今天的“Lady Gaga”一样,在音乐之外加上更多装饰性元素,增强震撼力,同时为了向世界宣告中性化时代的来临。偏激,那就是以玩世不恭的姿态,以惊世骇俗的表演和生活,进行性别颠倒,将长久积郁于胸的底层的愤懑,倾泻到保守的英国社会。与影片的基调一致,这是一部激情四溢、画面时而真实时而如烟花绽放般亮丽的影片,在这里,同性爱以一种生活的方式,承载着对历史和意识形态的反叛。而历史和意识形态也以自己的方式对他们进行了回击:英国社会冷冷地面对他们的挑衅,不动声色;世界以嘲讽的脸颊,给予他们没有热度的回应;他们最终不得不归于世俗,谋利度日——海因斯不乏惋惜地面对斯莱德他们激情的散落,但更是对他们曾经的狂放抗击致以影像的尊敬与缅怀。

       最直接介入政治或历史的同性爱电影非《蜘蛛女之吻》(海科特·巴班克导演,1985年,改编自曼努埃尔·普伊格1976年出版的同名小说)莫属。正如所有杰作一样,题材本身或者议题本身甚至都可以成为次要,即使对政治或者历史或者同性爱题材不感兴趣的观众,依然可以为它震撼。拉丁美洲的政治议题一直是全球化进程的另一写照。艺术家很清楚,政治诉求不能直接用于艺术作品,于是《蜘蛛女之吻》借一个同性关系的故事来影射政治议题,或者可以反过来说,借用政治议题来投射同性关系之复杂。这两重关系构筑起在拉丁美洲称得上是紧张的全球化进程必须面对的议题。

       相比于小说,这部电影抽去了多个故事,严格说,只保留了一个故事,那就是一个爱的故事。爱是什么,不值得回答;最深沉的爱是什么,这才值得回答。

       政治犯瓦伦丁和同性爱者莫利纳同关在一间牢房。瓦伦丁不屑于莫利纳的娘娘腔,只在乎自己快乐的小市民观,他是个革命者,是政治人物,是为天下或者大多数人的未来谋幸福而遭遇牢狱之灾的,哪里像莫利纳,因为猥亵少男而被判刑八年。只是,房小牢窄,在两个人的世界里,谁对谁都是绕不过去的。莫利纳给瓦伦丁讲电影故事,化解自己也化解对方的孤寂,甚至肉体上的痛苦。两个人慢慢地相互产生好感,戏剧的张力也来了:瓦伦丁无意中吐出的事实,却是极有价值的情报,官方以这些情报为价码,提出了是否释放莫利纳全看莫利纳的选择。就在莫利纳就要出狱一刻,瓦伦丁却想请莫利纳在外头传送一个口信。瓦伦丁给莫利纳的一个渴望已久的送别吻,让莫利纳出狱后作了献身的选择。

       恰恰是莫利纳的行动,见证了一个同性爱者的爱可以达到何等的强度,哪怕瓦伦丁对他的爱实在是非常的有限,也正由于莫利纳的献身,见证了革命者的政治性自私(瓦伦丁在情人和政治之间选择政治,在可以让莫利纳不卷入政治漩涡时告诉了他电话号码),尽管这个革命者最终也为政治献出了生命。政治、警察、牢狱、甚至母爱,在莫利纳这里,都不足以阻挡他的献身。一个娘娘腔的同性爱者的狂放内心,使得森严的世界蒙羞见耻。

       我们不必为莫利纳惋惜。每个人都有认错的时候,莫利纳抓住了机会,修改了错误。当莫利纳被瓦伦丁的伙伴对着胸口连开几枪,低身跪地时,莫利纳,这个同性爱者,已经不再是同性爱者,而是一个圣徒,似乎在为人类历久弥新的错误表达出最后的迷茫@。

       电影工业的全球化进程,首先是一种经济现象,如同互联网的产生,是一种经济驱动一样,但随之而来的消费习惯与文化意识,就不再仅是一个硬币的两面,其实已经是多样化现象。电影的全球化即是如此。所有国家只要一开放自己的文化市场(程度不同),有的国家如美国(会联合日本、法国、英国、澳大利亚等等)就会借助其强大技术、高超编导能力、消费心理恰到好处的拿捏,汹涌而入。在这个进程中,我们看到,成为电影全球化叙事主流的既有人们意识中耳熟能详的英雄模式,也有技艺与创意异常独特的非现实题材,如《星球大战》、《阿凡达》、《指环王》、《盗梦空间》、《美国队长》、《蜘蛛侠》等等,铸起这些影片不败金身的,是它们优异的形象设计、悬疑惊骇与武打动作这几个共同要素。这些影片所以能在电影的全球化进程中攻城略地,就是视听觉及消费心理的充分满足以及观众对影像人物身份的认同。这些影片,自然是电影全球化的主流,它们不想太多地卷入人类心灵与精神的重塑探索过程,因为利益的最大化是在普遍问题上的满足与认同。

       与此同时,那些并不能取得最广泛满足与认同的电影,如本文所论述的同性关系题材的电影,已经加入这个全球化进程,这是电影全球化进程的另一面,往往是被汹涌地走进电影院消费的大众或研究者忽略的一面。以中国为例,这些影片的传播途径,甚至无法从院线获得。在这些影片中,我们看不到大片模式,看不到电影全球化时的主旋律,它们以其细腻的表现,以其坦诚的直觉,试图为我们展示全球所有角落中某些特别感觉。因为我们的文化与意识形态上的偏执,我们忽略或故意忽略了此类群体的存在。他们的顽强存在与表达欲望本身就是人类生命力的强力表现。借助于电影全球化进程,我们不仅见识了这样的人群,见识了这样的景观。其实更在另一层面上纠正了电影全球化时原本带来的负面性,如题材与表现的单一,哗众取宠的风格特征,缺乏深度的叙事探索,满足刺激与短暂的快感消费等,而呈现出电影全球化进程中积极、深入、细致、宽容甚或哪怕在人物情感中的极端、偏执的一面。

       如同异性恋在当代的电影中已经退居为次要叙事议题一样,总有一天,同性关系题材的电影也要面对相同的结局:一种常态的生活选择。但即便到那时也不应忘记电影全球化过程中完成的,将这个议题推出使得这种关系得到广泛理解或宽容的传播效果,不应忘记这个非主流事实的存在以及对此做出回应的艺术的非主流事实的存在。

       注释:

       ①参见马尔库塞《工业社会和新左派》,任立编译,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175页。

       ②福柯:《性经验史》,余碧平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83页。

       ③米德:《性别与气质》,宋正纯译,光明日报出版社1989年版,第275页。

       ④参见电影《王尔德》(布莱恩·吉尔伯特导演,1997年)1小时31分到1小时35分处。

       ⑤⑦A.金赛:《金赛报告:人类男性性行为》,潘绥铭译,光明日报出版社1989年版,第50页,第52页。

       ⑥霭理士:《性心理学》,潘光旦译,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304页。

       ⑧参见黄晓阳《梁朝伟画传》第7章,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5年版。

       ⑨Tony Kushner,Angels in America,4 Gay fantasia on National Themes:Millenniue Appmaches/Prestroilce,NY:Theatre Communications Group Inc.,2003.

       ⑩参见http://group.mtime.com/EwanMcGregor/discussion/804680/.

       (11)从革命者的角度出发。打死莫利纳亦是政治的自保行为。否则莫利纳被活捉则有可能在严刑拷打下招出电话号码,尽管也存在着如瓦伦丁那样的被拷打致死也不漏风的硬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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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性关系:电影全球化中的非主流叙事:基于历史过程图的认知_王尔德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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