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型期中国的政治稳定及其调适，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转型期论文,中国论文,稳定论文,政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社会变革与政治稳定
政治稳定是社会稳定的核心。对于正处在深刻转型期的中国来说，政治稳定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重大课题。关于“政治稳定”的概念及内涵，学界一般认为，它是指政治体系在面临一系列社会环境压力时能通过自身的调节机制，既保持原有基本结构和基本性质，又及时有效地化解社会张力，消除不安定因素，防止政治动乱，保持政治运作的秩序性、规范性和连续性。① 中国的政治稳定与社会主义改革和发展紧密结合，与社会主义现代化目标不可分离，不仅指在社会主义根本制度范围内保持改革、发展、稳定三者一致的一种可控和有序发展状态；而且指国体、政体、政局和政策四个层次的动态平衡；在更深层次则指的是一种社会成员共同维护的秩序状态及社会政治心理的稳定状态。当前中国正处于由传统体制向现代化快速转型的过程中，我们应该把政治稳定问题放在现代化进程中去分析，看到变革中的稳定的确存在一个深刻的矛盾，即改革需要稳定，但改革本身又孕育和隐含着不稳定。
根据各国的现代化历史，处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时期的社会，恰恰是充满张力的更为不稳定的社会，而并不是我们通常以为的越穷的社会越不稳定。亨廷顿指出，“现代性孕育着稳定，而现代化的过程却滋生着动乱”②，一些处于社会变革期的国家不仅比西方发达的现代化国家不稳定，也比赤贫落后的传统国家不稳定，而且产生社会和政治不稳定的概率几乎高出一倍。同时，“社会动乱的程度还与现代化的速度有关”，“无论从静态角度，还是从动态角度来衡量，向现代性进展的速度越快，政治动乱亦愈严重”③。政治最不稳定的时期，就是经济有一定发展而又不太发展的时期。
为什么变革社会更不稳定呢？其主要的原因在于，首先，卷入现代化进程的后发展国家，社会分化速度与社会动员的程度，高于社会整合能力的发展速度。也就是说，“社会的动员与政治参与的扩大和日新月异，而政治上的组织化和制度化却步履蹒跚。结果，必然发生政治动荡和骚乱。政治上的首要问题就是政治制度化的发展落后于社会和经济变革”④。即高政治参与程度与政治体系的低制度化水平之间的基本矛盾决定了过渡社会的不稳定。一方面，在向外部世界开放与社会内部结构变革的过程中，随着工业化、城市化、教育等的快速发展以及大众媒介的日益发达，极大地改变了传统的生活方式、行为标准和价值观念，导致人们的政治参与意识和政治要求被极大地刺激起来，呈几何级数增长；另一方面，政治权威的传统根基和传统结构已无法适应变革中的社会，而新的政治权威及其结构一时又难以形成，其发育速度远远跟不上社会成员被激发的期望值。这样会导致社会成员中产生所谓的“相对挫折感”和“社会颓丧”，如果其与不平等和腐败等问题纠结在一起，社会的不稳定程度就会大大增加。社会心理学派就指出，暴乱发生在相对剥夺感普遍而又强烈的时期。
其次，变革时期的政治不平等是政治不稳定的内在原因。政治的不平等相当程度上是由经济不平等造成的。在社会进入变革过程后的一个时期内，经济的不平等会因收入和财富的不规范分配而扩大，社会动员又进一步降低了这一不平等的合法性。这会由于腐败现象的上升而引发“改革失范”，从而引起社会不满，导致不稳定。因为在转型社会中，一方面社会成员进行“权力寻租”的机会大增；另一方面旧的约束机制和规范系统逐渐失效，而新的规范尚未确立或一时难以起作用，改革失范便在所难免。
转型期威胁中国政治稳定的制度性因素透析
对中国而言，历经二十多年的渐进式改革已进入中期阶段，前期的政策创新在经济和社会生活领域已开始产生实质性影响，市场化的力量开始渗透到社会各层面，社会经济结构分化明显，社会组织方式发生变异，由利益分化和整合产生的不平衡而引发的社会性矛盾和冲突日益突出。但这些经济与社会问题是否会导致动乱和不稳定，取决于它们能否对政治结构构成挑战。不同的政治、社会结构和系统对危机的承受、适应和解决能力是不同的。当前，对中国政治和社会的稳定前景进行分析，不能仅仅停留在经济和社会问题本身，而只有把它们放到现行政治体制的背景下，深入考察政治结构的应变能力，才能客观分析存在哪些影响稳定的制度性因素。
1.现行政治体制存在的结构性问题
现行政治体制是从改革前的社会主义全能体制演变过来的，一方面经济社会和文化生活领域在市场经济的影响下日益多元化；另一方面现行的政治体制仍然继承了全能体制下的组织资源，主要是执政党的一党领导，国家政权对传媒、社会团体及大中型企业的有效控制。这种权威政治体制具有很强的宏观调控能力，具有很强的应对突发事件与危机的能力以及风险承受力和适应力。当然，我们也要看到这一政治体制模式在进入改革中期以后，其弱点也逐渐表现出来，在一定程度上出现了权力层腐败、两极分化与地方政治中“苏丹式政权”等的结构性问题。
首先是低政治参与⑤ 与结构性腐败之间的恶性循环。权威体制下的低政治参与，容易导致权威性资源配置缺乏制度性的制衡，产生公共权力的滥用，直接导致官员在市场化过程中寻租现象的普遍存在，使得腐败愈加严重。“腐化乃是缺乏有效的政治制度化的一种表征。”⑥ 更严重的是，当腐败发生率引起社会公众强烈不满时，当政者会以稳定为由，更加抑制自下而上的批评，其结果是导致低参与—高腐败—强控制—更低参与—更高腐败的循环。而腐败无疑是影响政治稳定的一个重要因素。
其次是低政治参与高两极分化之间的循环。在发展社会学看来，低政治参与下的高投入尤其是高外资投入往往会导致收入差距的急剧扩大。发展经济学揭示出一个趋势，即在转型社会中，掌握各种稀缺资源（如权力、财富、机会和声望等）的较富有的人们，分享经济发展的收益的机会要比缺乏稀缺资源的下层民众多。同时，掌握各种稀缺资源的精英阶层容易形成“反法制的互利性”⑦，进行利益交换，进而获得更多的利益，导致社会两极分化的程度更高。事实是中国的基尼系数由1980年的0.33上升到目前的0.45，有学者甚至认为已超过0.5，在短短的20年内，居民收入由绝对平均跨入世界最不平等的国家行列，大众对这种带有明显的群体性特征的分配制度和现状强烈不满。⑧ 也正是这种循环加重了下层民众的相对挫折感，甚至出现了一些绝望阶层和失利阶层的激进化政治行为。
第三是容易导致地方官僚利益的凝固化和封闭化，进而产生排他性的地方分利集团。在低政治参与和社会日益原子化的条件下，社会上对地方官僚利益的有效监督和制约力量不足，因而在地方官僚中容易形成垄断性分利集团。农村机构改革的艰难、税费改革的低成效、中央保护农民利益政令的难以落实、各地房价难以下降等，均与地方官员出于私利的抵制有关。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中央不加大力度治理，就容易出现美国政治学家林兹所概括的“苏丹式政权”这一极端个人化的权力类型⑨。尽管中国目前还没有这种政权的明显存在，但“类苏丹化”倾向在一些地区已经有所存在，如曾经的禹作敏及大邱庄，某些官员“上管天、下管地、中间还要管空气”的做法，当前一些地方农村干部的“黑恶势力化”、“地痞化”等，非常值得关注。
2.社会契约型稳定机制陷入困境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逐步深入，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开始建立在一种新的契约型的基础上：政府与民众（主要是城市民众）为了更好地生存，各自向对方提供其所需要的，以换取自己所需要的。也就是说，政府向民众提供广泛的稳定的福利，民众因而同意支持政府、现行制度及政策。这样，国家与社会之间事实上存在一种交换，一种双方承认的“契约”，只要“契约”不被打破，政治、社会稳定就可以维持下去。这种国家以高收入、高福利换取城市民众的政治服从与支持的所谓“契约型”稳定模式，对改革的影响是深远的。
首先，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加大了履约的资金压力。缺乏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是国有部门不易减少冗员、劳动力市场难以发育的重要原因。尽管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已经成为政府“十一五”规划的主要任务和目标，但仅有目标是不够的，社会保障体系的完善需要雄厚的财力。资金的不足与契约的履行构成尖锐的矛盾。
其次，国有企业员工“退出成本”的不断上升，将过量消耗维持契约所需的资源。当前国企改革中，员工的退出主要通过货币化的方式解决，势必提高履约的成本。当福利高到无法提高社会经济效益时，经济增长就不能提供足够的资源维持社会契约，社会契约的延续就会消耗过去积累的国有资产，契约的经济成本更加昂贵。从当前和长期来看，一个靠大量消耗社会资源去维持的“社会契约”是国家和社会无法承受的。
第三，深化改革的代价需要由国家和社会（尤其是城市居民）共同承担，但这尚未在民众中形成共识，因此当政府不再提供福利，而是期待民众分担改革痛苦时，契约将难以为继。西方国家通常是在经济发达、国家实力增强后逐步扩大由国家支持的社会福利。而中国正相反，城市的社会福利体制在经济尚未现代化之前就已经高度发达了，加之当前新农村建设中要提高农民的福利水平，要求形成一种新的与和谐社会统筹发展要求相适应的社会福利基础上的稳定机制，因此原有的“社会契约型”的稳定机制已几乎走到了尽头。
3.社会颓丧与高流动性、低制度化结合而产生的直接威胁社会稳定的因素增加
有关现代化的研究表明，由于经济发展的起点太低，发展中国家的人们在变革时期容易因需求得不到满足而产生挫折感和不满足感。但其是否会引发社会动荡，取决于两个方面：一是社会是否存在充分的纵向流动（即职业和收入的变化）和横向流动（即都市化）的机会；二是政治制度化水平能否相应提高以适应政治参与的迅速增长。但正如亨廷顿指出的，不幸的是“除去都市化以外，大多数现代化国家的社会和经济的流动机会很少”⑩，要么缺乏政治体系结构功能的分化，新产生的各种社会势力难以被同化；要么缺乏政治的权威性，各种社会势力和集团直接从事政治活动，用自己特有的手段参与政治，如富有贿赂、穷人暴力等。近年来，我国社会治安状况有所恶化，流动人口犯罪与报复性犯罪等不断增多，其深层次的原因正在于此。一旦社会上形成了一个相当庞大的处于绝望状态的社会边缘群体，他们的破坏性力量必将直接威胁社会稳定。
同时应看到，目前困扰我国经济发展的低水平的买方市场或者说低水平的“过剩经济”问题，实质上是由于社会财富（支付能力）被少数群体掌握，而人数上更为广泛的群体空有庞大的需求却无相应支付能力而造成的。实际上，如果社会能够有效提供贫穷民众最需要的那些东西，将会起到稳定器的作用。但在当前，与社会弱势阶层切身利益密切相关的就业、教育、社会保障等仍在一定程度上供应不足。而通过它们，可以一方面使社会弱势阶层的生活得到保障，并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而得到相应的改善；另一方面使社会的各个阶层之间具有一定的流动性，能够让弱势阶层的人们看到，通过自身努力其有望成为上流社会的一员。这些对促进政治、社会稳定是十分有益的。
构建中国政治稳定机制的几点思考
1.注重利益调整和重新分配的公正性，直接弥补社会稳定机制的不足
历史上任何一次社会变革，实质上都是利益的调整和重新分配，其成功与否取决于社会主要阶级或阶层在改革后境遇是否得到改善，社会成员是否感觉公正，决策者能否得到认同和支持。当前中国社会正处于剧烈的转型期，整个社会资源和利益重新分配的进程加快，社会结构也相应发生了更深层次的变革。社会结构的变革反过来又对政治制度提出了调整的要求，如果政治体系无法适应社会结构的变革，未来的政治稳定将十分渺茫。对此，笔者认为：
首先要巩固政治体系所赖以支撑的社会阶级基础。从性质上讲，我国的政治权力和执政党获得合法性的基本来源是广大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但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如今“工人和农民仍然留在大众阶层，但是相对地位大幅度下降，而且其中的一部分人沦为‘贫困阶层’”(11)，成为新的十大社会阶层的下三层(12) 的主体，也成为对社会不满的主要群体。而在转型时期，政治权力是否代表了社会主要阶级的利益，是政治体系能否保持稳定的必要条件。很明显，在目前的中国社会，这一基础已被削弱，正成为未来社会发展一个重大隐患。因此，为了维持政治稳定，政府应在改革中，按“卡尔多标准”（即改革中的既得利益者在不损害既得利益前提下补偿相对受损者）(13)，在财富的分配中向利益受损者适当倾斜，以协调社会各阶层利益，尤其是维护广大工人、农民的利益。
其次要积极培育和有效引导中产阶级的形成与壮大。许多西方学者认为，民主制度的稳定依赖于一个堪为社会中坚力量的中产阶级。但分析中产阶级对于社会稳定的作用，尤其是在分析中国的中产阶级时，不能只从其社会特性出发，而必须将其放到整个社会的阶级阶层结构中。这是因为，首先中国的中产阶级的标准与人数就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14)；其次是中国的中产阶级存在于与西方机理不同的贫富分化的社会中，其对于稳定能发挥的作用非常有限。因为贫富分化对于稳定的影响，关键不在于程度而在于分化的性质，即贫富分化在社会阶级、阶层结构上造成了变化，其对政治生活产生重要影响，进而成为影响稳定的诱因。当前，中国的中产阶级所处的背景与美国等西方国家不同，它处于一个贫困人口或相对贫困人口占大多数、富者只占极小比例的金字塔型的社会结构中，且这种结构的形成不是市场经济正常发展的结果，而是在一定程度上由于改革措施的不当所造成的。这显然比西方一些国家橄榄型社会结构中的中产阶级的作用要弱得多。由此来看，要让中国的中产阶级成为社会稳定的主要调节力量，除了要对现有中产阶级与主流社会的合作加以倾向性引导外，主要工作应该是为中产阶级的发育创设良好的环境和生长空间。即有效地缩小贫富分化的程度，通过为贫困者提供必需的社会福利、逐渐减少贫困群体以及规范富裕群体来尽量修补目前因贫富分化造成的阶级阶层分化，以逐步修正金字塔型阶层结构，从而从根本上减少社会不满情绪，实现社会的长期稳定。
2.理性地推进中国的民主化进程
虽然经济的发展和物质生活的丰富是维护政治稳定的必要条件，但是，如果社会成员在国家政治生活中不能获得应有的政治权利和地位，不能对政治决策产生影响，那么他们享有的物质利益是无法得到保障的，还是会发生政治不稳定和社会动荡。社会成员只有平等、自主地参与社会利益分配和政治决策的过程，才能获得对物质资源的自由支配，也才能进一步为社会发展提供稳定的条件。因此，民主体制是迄今人类能够实现政治稳定的最理想模式。
然而，建立完善的民主体制的过程是困难的、长期的，这也可以解释为何当代世界许多名义上的民主国家还在经历着政治动荡和社会断裂。正如亨廷顿所指出的，当社会已经普遍动员起来，而政治体系又无法及时、有效地提供民主的参与渠道时，政治不稳定几乎是不可避免的。实践中，许多政治体系在建立起民主体制之前，就已经因无法满足民众对福利和参政的要求而崩溃了。因此，在建立完善的民主体制以前如何实现政治稳定，已成为许多发展中国家面临的重大课题。在不打破现行政治体制的前提下，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必须扬长避短，充分运用其高制度化的优势，克服政治低参与导致的腐败、两极分化与地方分利集团化弊端，渐进稳妥地进行制度创新，在全体社会成员中合理分配经济增长的利益，建立并疏通体制内解压机制。
首先，应从完善有效监督机制开始，大力推进基层民主建设，切实推行党内民主和权力制衡的制度化，健全中国特色的民主政治体制。在发展中变革，在变革中寻求稳定，是中国政治发展和稳定的前途所系。
其次，着力解决现行体制下的低政治参与问题，重构有效的公民和群体政治参与机制。一般来说，政治参与可以使政治体系及时作出调整以顺应公众的利益要求，缓和社会利益集团对于社会分配的不满情绪，增加公众对政治系统的认同感。但是，它并不必然保证政治体系的稳定，因为“任何一种给定政体的稳定都依赖于政治参与程度和政治制度化程度之间的相互关系……要想保持政治安定，当政治参与提高时，社会政治制度的复杂性、自治性、适应性和内聚力也必须随之提高”(15)。如果不能提供通畅的利益表达渠道和完善的利益协调机制，社会公众就可能转向暴动、罢工、骚乱等制度外的渠道，从而导致政治不稳定。
为此，必须重构政治参与机制，把政治参与纳入执政党的组织架构之内。这是因为，中国政治参与的有序发展离不开执政党的正确领导，而“有序”的政治参与又可以为执政党的发展提供丰富的政治资源。共产党是中国的惟一执政党，是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及权力中心，中国的历史传统与政治文化的特殊属性、超大规模社会的现实状况和后现代化国家的历史处境等具体国情(16)，都决定了只有共产党才能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其可以通过自己的路线方针、政策，调和公民在政治参与过程中千差万别的利益表达，使公民的政治参与进入秩序化轨道。现阶段的重点在于：一是要充分发挥党在政治参与方面的作用，化解民众参政危机，使公民参政秩序化，增强公民参政的效能感。为此，必须积极疏通原有的政治参与渠道，引导人民群众在法律化、制度化、经常化的轨道内参与政治；积极探索各种切实可行的民意表达形式，拓宽政治参与渠道；积极探索舆论媒体在民众利益表达机制方面作用的发挥。二是完善政治参与的法制建设，规范公民的政治参与行为。(17) 应根据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发展水平和政治体系的承受能力，尽快制定相关的法律、法规和政策，为公民政治参与提供制度支持和物质支持，规范公民政治参与的方式、程序以及广度和深度，并设置对于不正当的参与要求、参与方式和行为的纠错机制，以保证公民政治参与合理、有序地进行。三是打造透明政府，健全政务公开机制。公民的政治参与和政务信息的公开有着内在的关联。“政治参与要求接收一般的和特殊的信息，那些获得这种信息的人，即在效应和心理上介入的人，就更有可能参与政治。”(18) 为此要切实做到政务公开，建立健全正常的、经常的、多种形式的公开渠道以规范政府行为，并通过建设廉洁、勤政、高效、透明的服务型、法治型和责任型的政府，体现公众政治参与的成效。这也是中国政治参与水平提高的体制保障。
3.选择有效途径和方法引导并调适公众心理
面对相对挫折感、被剥夺感以及颓废和过激等公众在改革中的心理失范短期内无法消除进而威胁稳定的事实，心理调适显得尤为必要。一要引导公众自我调适，不仅要引导公众的心理和行为适应环境，增强对挫折的承受力，也要引导公众正确对待社会问题，自觉缓解对社会的不满，还要引导公众加强自我修养。二要重视组织内部的调适，发挥单位思想政治工作和职工代表机构的作用，既维护职工利益又引导公众的心理和行为。三要加强社会的总体调适，确立并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这涉及到文化、利益协调、分配方式和社会保障机制等方面的具体的措施。当前，使公众心理与社会稳定有效沟通的重点措施是加强对公民的政治文化教育(19)，培养理性的公民，培养公民的民主生活方式，逐渐使公民树立规则意识、法制观念、政治责任感和理智的政治判断力。只有让民主、法制、权利的精神根深蒂固地存在于每个公民心灵之中，内化为个体的性格特点和思想习惯，并促使大多数社会成员按这一精神所要求的方式去行动，民主制度才能良好地运作。而要培养权利、民主观念，“唯一有效的办法是将权利观念与人们的个人利益密切地结合起来”(20)。这就要通过基层民主自治的实践，如城市社区自治实践和农村村民自治实践，使公民在坚实的政治信念基础上产生对国家的高度认同感以及参与国家管理的高度热情，并“学习如何发挥自己的政治作用，变得关心政治、增强对政治的依赖感，并感到自己是社会的一员”(21)，从而真正保证长期的政治稳定。
注释：
① 张体魄：《我国政治稳定研究综述》，《毛泽东思想研究》2006年第2期。
②③④⑥⑩(15) 塞缪尔·P．亨廷顿：《变化中社会的政治秩序》，王冠华等译，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38、43、5、54、50、73页。
⑤ 中国目前的低政治参与，从个体看主要是公民的低投票率和公共事务的低参与率；从群体看主要是指公民组织和政治社团以不合法的方式非正常地参与政治，或不遵守政治参与的程序；从整体看也指因缺乏有效的、畅通的合法参与途径而产生的公民个体和群体的政治冷漠。
⑦ 缪尔达尔：《世界贫困的挑战——世界反贫困大纲》，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91年版，第184～186页。
⑧(11) 康晓光：《未来3～5年中国大陆政治稳定性分析》，《战略与管理》2002年第3期。
⑨ 林兹将这种政权概括出3大特点：（1）完全的个人化统治；（2）权力者使用权力是任意的；（3）统治者及其僚属并不代表社会上的某一阶级或集团。
(12) 参见陆学艺《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9页。
(13) 秦德君：《制度设计的前在预设》，《学术季刊》2002年第4期。
(14) 中产阶级的国际标准为年收入2.5～7万美元。如按此标准，中国的中产阶级就少之又少了，据统计，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的中产阶级人数大概在1.2亿。参见《跨国公司与中国中产阶层的形成与发育》，《管理世界》1999年第4期；《中国当代阶层结构的总体分析》，《社会科学季刊》1999年秋季号。
(16) 金太军：《论政治文明建设的中国特色》，《江海学刊》2003年第5期。
(17) 麻宝斌、马振清：《新时期中国社会的群体性政治参与》，《政治学研究》2005年第3期。
(18) 安东尼·奥罗姆：《政治社会学——主体政治的社会剖析》，浙江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293页。
(19) 金太军：《当代中国政治文化的现代化》，《人文杂志》1998年第6期。
(20) 曹锦清、陈中亚：《走出“理想”城堡——中国“单位”现象研究》，海天出版社1997年版，第216页。
(21) 蒲岛郁夫：《政治参与》，经济日报出版社1989年版，第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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