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 评
回望与坚守
—— 读《美在乡村》
萧 放 岩温宰香
《美在乡村》① 潘鲁生：《美在乡村》，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19年。 一书，是潘鲁生教授关于中国乡村文化调查研究的一部力作，也是他对自己心心系念的乡村的倾情回报。潘教授兼具艺术学和民间文艺学的学科背景，数十年来一直致力于乡村文明、民间文化的研究与保护工作。本书是他在田野考察基础上关于乡村文化与民生发展的思考结集，以真切的文字和生动鲜活的图片，记录了他在数十年中行走乡村、探访民艺的见闻，并以跨学科的视角对民间文化生态与资源、乡村文化建设现状与未来趋向等进行了较为深切的阐述。
一
《美在乡村》全书40万字，主体部分共五大章节。第一章为“乡风文明”。“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灵魂，乡村文化作为中国社会文化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有着特殊的地位和作用”，开篇详细论述了新时代背景下的中国乡村文化问题和乡村振兴战略的文化意义，提出了乡村文化产业的“六大集群”概念和关于加强乡村文化建设的意见。作者认为乡村是民间文艺生态修复的基础，应该积极开展关于乡村文艺扶贫、民族边疆地区乡村发展和乡村社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相关调研。第二章主要论述了“村落保护”的一些现实意义和相关见解。作者从城镇化进程中的传统村落保护与文化生态修复等问题出发，通过对传统村落文化保护历程的回顾，引出了近年来国内关于传统村落保护问题的思考。他认为，应该从健全传统村落保护的法律体系出发，突出村民权益，创新性地传承乡土技艺，并系统化地保护好传统村落和乡土景观，让乡土文化景观得以维持和宜居。第一、二章是对乡村文化资源、价值与村落保护方面进行宏观理论探讨。
从第三章开始到第五章，是对乡村艺术的专题调研。第三章为“手艺农村”。作者认为，农村手艺产业的发展与农村文化建设紧密相连，可通过发展创意经济来振兴农村文化产业。在发展过程中要注重传统手工艺的生产性保护等问题，并积极发挥传统民居美术和民族传统工艺美术的作用。第四章为“农民画乡”。作者自1987年开始就研究农民画创作，三十多年来一直关注农民画的演变与发展。本章通过对金山、秀洲、巨野、日照、户县、东丰、岭南、平坡苗寨和舞阳等地农民画的田野访谈、观摩分析，剖析了农民画发展的规律与趋势，揭示了图式、色彩、内容和有形的场景等所反映出的人们对乡土生活的理解,并指出农民画对于乡村振兴、文化建设有着多层次的推动作用。最后一章“乡愁记忆”是作者情感的归宿点和乡愁安放的落脚点。从儿时的记忆及对故乡的情怀入手，探寻民间玩具、家乡美食、民间戏曲和历史传说等，品味乡愁，梳理记忆，回归文化根源。通过对乡土乡音的记忆呈现，表达作者对家乡风土人情、乡村生活和民族文化的热爱和认同。
纵观全书，作者紧紧扣住乡土主题，调研地域广阔，材料翔实，囊括了中国乡村建设与发展研究的多个方面。既有单一专题调研，对调研对象进行细致入微的民俗文化事象考辨，也有宏阔的地域民众日常生活的呈现；既有民艺学的视角，又有生态学和社会学等综合学科的关照。全书充满浓浓的乡愁气息，但作者没有停留在田园诗的幻象中。古往今来，稼穑艰辛，作者由对乡村苦难与艰辛的体恤上升到了求解乡村问题之道的认识高度，堪称民艺学研究的成功之作。
治安法官作为英国的历史遗产，一直没有中断，幸存久远，运行良好，并发展嬗变为现代英国治安法官。因为治安法官在英国历史上每个关键时期显示了治安法官群体特有的气质和品质，审时度势，勇于自我革新，顺应统治者和形势的需要，就连资产阶级革命也没有将其摧毁打碎，反而为资产阶级所利用，治安法官最终幸存下来。因此，现代英国治安法官积淀了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带有极易察觉的历史痕迹，再现了英格兰法律发展历史连贯性。
第一，从感性到理性，做有情怀的学问。
当然，由于乡村问题的复杂性与研究过程中研究视角的差异，本书也存在一些可以商榷的内容和讨论的地方。
（2）会议报道，应该从形式和内容上都要跳出会议报道会议。要善于提炼会议的中心思想、突出报道会议的新闻点，淡化会议程序报道。同时，多运用相关资料，增强新闻的信息量。
二
乡村空间重构是城市化、工业化和全球化发展到一定阶段出现的一个重要命题，是城乡规划学等学科关注的重点课题。当下，面对城市化、工业化和全球化等带来的乡村人口流失、组织体系崩溃和价值体系扭曲等一系列严重问题，乡村空间重构受到国内外学者的高度重视。“国外乡村空间重构研究早期多以乡村社会学和乡村地理学为主，随着研究的深入，建筑学、城乡规划学、生态学、历史学及经济学等学科也对乡村空间重构进行了多角度研究。”② 陈晓华、曹梦莹：《国外乡村空间重构研究述评》，《安徽农业大学学报》，2019年第2期。 其重构的主要路径和内容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乡村物质空间（Material space）重构、乡村社会空间（Social space）重构、乡村文化空间（Cultural space）重构、乡村经济空间（Economic space）重构、乡村生态空间（Ecological space）重构。③ 同上。 在国内，近年来，随着乡村建设热潮的兴起和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工作的开展，公共文化空间理论逐渐从城市走向农村，成为乡村研究的热点话题。20世纪90年代，“文化空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加以利用，成为一种非物质文化遗产类型。近年来，“文化空间”理论因国内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运动的开展日益受到学界重视，已成为一种重要的研究视角，呈现出多学科、多角度的交叉融合。① 参见伍乐平、张晓萍：《国内外“文化空间”研究的多维视角》，《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6年3期；覃琮：《从“非遗类型”到“研究视角”：对“文化空间”理论的梳理与再认识》，《文化遗产》，2018年第5期。 作者关注理论前沿，认为在城镇化发展与乡土文化景观的保护问题上应该划定新与旧保护发展的红线，明确勘察和尊重文化肌理的原则，积极引导城镇化发展过程中具有文化内涵的空间与景观塑造。在作者看来，“乡土文化景观既不是单纯的物质文化遗产，也不是单纯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甚至不是两种遗产的简单叠加，而是两种遗产与活生生的乡民及其现实生活、生产有机交融的生命体。”② 潘鲁生：《美在乡村》，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19年，第195页。 因此，作者提出要正确处理好乡土文化景观保持与宜居建设的关系，包括从整体性维持原则、历史性维持原则、系统性维持原则、多样性维持原则、可持续性维持原则等角度对乡土文化景观进行有效性的保护。只有这样，才能避免“千城一面”“万村一面”，才能使村落的历史文化传承与生活品质提升相结合，才能找到传统村落保护与当代乡村发展的衔接点，把“美丽乡村”建设落到实处。③ 潘鲁生：《美在乡村》，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19年，第177页—193页。
汤翠又开始哆嗦。昨天在现场汤翠就断定，是汤莲。汤翠现在还清楚地记得那副球拍，是父亲送给汤翠的生日礼物。汤翠不爱运动，汤莲高考结束就拿着它四处练球。汤翠早就怀疑侯大同有问题，但没有想到跟无花果树有关系。婆婆还没死时，汤翠问过婆婆，怎么把一株无花果栽在院子中间。婆婆也纳闷，说是走亲戚回来，发现院子里就多了一株碍事绊脚的无花果树。侯大同说是同学给的，还用心地在四周砌了护栏。
新世纪以来，面对严峻的乡村问题，针对“中国乡村应该走什么样的道路”在学术界和社会上引发了日益激烈的争论。作者认为，“对于乡村问题的观察和研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学术探讨，不只在于建立某种学术模型，得出某种结论，完成某种体系性的工作，更在于关注村庄生命的价值，避免去做居高临下的启蒙，避免从理论概念出发去做模式化的原型分析。”④ 潘鲁生：《美在乡村》，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19年，第15页。 此外，他还呼吁接受城市文化洗礼的人们，不要简单地以城市文化去评价和改写农村。“乡村振兴的意义不仅在于作为中国现代化的稳定器和蓄水池，更在于文化、文明的存续和发展，具有关乎民族文化的深远意义。”⑤ 潘鲁生：《美在乡村》，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19年，第15页。
第二，从民艺学到跨专业的综合性研究，体现了开阔的学术视野和研究方法的多元。
古铁雷斯(Gutierrez，1990)认为学者们所说的“增强权能”有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的含义。宏观层面上的含义是指增加群体政治权力的过程。微观层面上的含义是指增加个人的控制感或权力。古铁雷斯认为也有学者试图调和这两个层面的含义，他们认为群体增权和个体增权可以相互提升。[2]
第三，本书讨论了当代乡村社会的真问题，在乡村社会的再结构、社会关系的再建立、乡村传统空间和现代空间的融合等方面提出了针对性的建议。
作为一部民艺学研究的著作，本书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的学术意义和实践意义。
作者基于民艺学田野考察的视角，延续了民俗学的传统——关注民间、发现乡土本色，开启了一段关乎生命、关乎亲情、关乎生活的田野历程。作为一门有“情怀”的学科，从“五四”先声的歌谣运动到延安的新说书乡村文化实践运动，民俗学曾广泛参与到社会思想的建构中，与社会一起转型、共同成长。作者创造性地继承和弘扬了民俗学科的这一优良传统，但又没有停留在溯源式的文本研究和单向度地“表述民间”，而是凭借根植于心的对乡土文化的眷恋“到民间去”，把研究视角放在民众生活的层面上，真正做到了回归生活世界。既有在地性的文化意义阐释，又有不同地域间的文化对比；既有开放性的研究视角，又有发散性的思维。有形的物质世界和无形的意义世界的相互嵌构，让本书展现出一种多角度、多层次的综合性研究框架。在国家大力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时代背景下，作者紧握时代的脉搏，基于整个国家的立场，笃定“文化的根在乡村，精神的源头在乡村；乡村文化是我们的母体文化；乡村里沉潜了我们民族精神文化的矿脉”等理念，让我们回望和守护乡村之美的理据更加充分。在作者看来，乡村不仅有道德的精神价值，乡村还有充分的资源性价值，例如书中介绍的乡村手艺、乡村艺术是乡村复兴的一个重要方式，也是乡村情感智慧技艺的重要体现等等。因此，本书论述又延伸到了公共文化、创新产业、文化经济、精准扶贫等领域，具有新时代知识分子的使命和担当。
本书的成功书写不仅体现在民艺学民俗志式的“立体深度”，还体现在研究内容和方法的创新和开拓上。中国乡村社会是中国社会的基础，也是各学科研究的基点。自19世纪末20年代初，在西方社会工业化、城市化不断向外扩张的时代背景下，中国的乡村就引起了学者的关注。20世纪30年代，中国学者主要以社区为主对乡村进行研究，50年代又突破了个案研究，向更为广阔的空间延伸。作者继承了乡土研究的这种传统，进而在广袤的地理范围之上、在众多的乡村文化事象之中、在纷呈庞杂的风土之间建构出了一个明晰的结构体系。“不囿于某一乡村范围内，而是从乡村与周边区域关系的视角、城乡一体的视角和城镇如何带动乡村发展的视角进行综合研究。”① 陈池瑜：《耕耘与守望：〈美在乡村〉的文化意义》，《大众日报》，2019年3月29日。 不仅充分发挥了民间文艺、工艺、美术的专长，还吸收、借鉴人类学、民俗学、社会学、经济学、艺术、建筑、历史学等多学科理论，对乡村问题和乡土生态进行深入剖析，并通过扎实的田野调研、细致的话语分析以及中肯的政策建议，进一步完善了有关乡村研究的框架，丰富了该研究领域的实践。真正做到了学科的交叉和互补，成为具有综合视野的“艺术社会学”研究。比如，在其所承担的2014年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重大项目“城镇化进程中民族传统工艺美术现状与发展”中，他选取了各地域中的典型村落和典型手工艺进行调研，利用三年的时间对全国20多个省区市的传统手工艺开展了普查调研，并对“手艺农村”进行个案追踪，不断深化对其文化属性和价值理念的认识，把民间手艺的振兴加入到民间文化发展的历程中来，补充了民间文化的大概念，把民间文化的发展和现实乡村的发展结合起来，最终通过走访400余个手工艺生产专业村撰写了一系列个案普查和调研报告。再比如，在对农民画作30多年来的持续关注中，他通过深入访谈、创作观摩、作品分析等方式来探寻农民画作的发展规律和趋势，深入挖掘农民画作中所蕴藏的民族文化内涵和乡土精神。在细致的考证之外，窥探出其背后所依托的地域文化差异和思想观念的变迁，并尝试着以民众喜闻乐见、具有广泛参与性的方式进行成果的推广和传播，让农民画中的文化基因与当代文化相适应、相协调，从而发挥传统工艺对乡愁的维系力量和对乡土的纽带作用，不断助力中国传统文化价值体系的建构。作者不仅是做经验性田野行走的采风，更多是通过资料寻找一种理论的建构，寻找一个艺术社会学概念的落实，把理论和实践非常紧密地结合，最终目的是重建乡村的美好生活，就此而言，该书已达到了本学科里的最高水平。
三
此外，本书可视化的田野调研地图和信息注释附录，不仅生动、清晰地呈现了调研足迹，在视觉上给人以直观和美观，而且能带领读者快速定位，为研读本书提供方便。
首先，跨越全国范围的调研虽然能加深我们对乡村发展现实的认识，深化对乡村文化与社会发展的思考，但中国是一个幅员辽阔、民族众多、地域特征显著的国家。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在田野调研中，作者大都只选择比较典型、比较有特色的村落进行调研，而对于那些曾有过辉煌民艺史如今却日渐式微甚或销声匿迹的村落则缺少关注。在乡村研究中，我们不仅要呈现乡土美的一面，还要有呈现“丑”的勇气。在现代化的历史洪流里，不可忽视的是美丽的乡土背后文化主体的缺失、乡村文化载体的减少以及乡村特色文化资源的流失等。只有针对乡土文化变迁中的这些矛盾与冲突进行深入体察，才可能看到全面真实的乡村状况，才能找到乡村文化建设中的障碍与症结，这样才能提出更具有针对性的乡村社会治理意见。
其次，“以改革开放以来近40年之久的经济高速增长、都市化进程和社会结构的巨变等为背景,当代中国发生了大规模和大面积的‘生活革命’。”① 周星：《“生活革命”与中国民俗学的方向》，《民俗研究》，2017年第1期。 这种生活革命席卷神州大地，不仅发生在各大中小城市，也发生在广大的农村和边远的地区。伴随着生活革命，带来的是乡村生活方式、思想观念以及传统的变化。那么，在生活革命的浪潮里，乡村生活在这期间都发生了哪些变化？背后又隐藏着怎样的变迁规律？这给国家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和构建新时代乡村治理体系带来了怎样的挑战？这些都是乡村问题研究中要关注的。在强调学科“实践转向”的当下，参与到社会实践的学者，“如果没有描摹出民众心态的联系轨迹，就会对当下的社会结构与社会现实做出误判。”② 萧放、鞠熙：《实践民俗学：从理论到乡村研究》，《民俗研究》，2019年第1期 因此，在乡村研究中，有必要找回中国“风俗”研究传统，在坚持多元主体的前提下进入社会现场、设计研究路径、跟随行动者的本土逻辑、促进沟通理解，这才是“知行合一”的“实践”本意。③ 萧放、鞠熙：《实践民俗学：从理论到乡村研究》，《民俗研究》，2019年第1期。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发展农村经济，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必须依靠科学技术的进步。安徽省农业发展条件、发展水平和资源禀赋与其他各地有所不同。安徽省农村劳动力相对过剩、农业资源短缺、农业科技水平低等因素，导致农业综合竞争力处于弱势。提高安徽省农业的整体效益，就要走农业现代化道路。国际经验表明，农业现代化的实现主要归因于农业科技进步。农业科技的进步与创新是未来安徽农业经济增长的原动力。因此，测算农业技术进步贡献率是十分必要的，它有助于从总体上把握安徽农业技术进步的水平和发展潜力，对地区农业经济发展有一定的指导意义，对经济决策也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最后，在城市化、国际化、全球化、逆全球化共同发生的时间节点里，乡村正在发生着蜕变、转型或重组,乡土社会正面对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如何面对富有张力的发展现实，如何解决乡村的可持续问题，不同的主体应该扮演什么角色，乡村振兴该去往何方？对于这些问题，我们依旧需要深入探讨与思考。面对传统村落数量锐减、乡村日益凋敝的当下，我们亟待寻到中国乡村社会未来发展的具体路径。④ 萧放：《民俗传统与乡村振兴》，《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5期。
当然上述意见，是求全责备，也不仅是针对本书提出的，毕竟乡村振兴之路任重而道远。过去的乡村建设缺乏一套完整的乡村规划理论体系，大多只侧重于物质和技术的规划，很多地区的新农村建设被简单地理解为拆旧房去田园、盖高楼设园林。潘鲁生教授的《美在乡村》作为乡村民艺学研究的一部新作，不仅有助于我们全面了解乡村发展的真实轨迹，还为我们进一步探索乡土文化建设的未来提供了宝贵的经验与延展的思路；不仅对今天的美丽乡村建设、未来的生活愿景建设等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还为各地方政府开展新农村建设、古村落保护、农村手工艺传承等工作提供了重要参考。
[中图分类号] K89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7214（2019）04-0110-05
[作者简介] 萧放，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学院教授，北师大百村社会治理重大项目首席专家。岩温宰香，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学院民俗学专业2018级博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王素珍]
标签：传统村落保护论文; 乡土文化论文; 《美在乡村》论文; 民艺学论文; 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学院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