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的中国美学研究——从《复印报刊资料#183;美学》转载情况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美学论文,中国论文,报刊论文,情况论文,资料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本文的PDF文件可以从xuebao.wzu.edu.cn获得
中图分类号：B8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3555(2010)05-0031-08
一、2009年《复印报刊资料·美学》概况
2009年，《复印报刊资料·美学》共转载文章107篇，文章内容总体分布如表1所示。
“美学总论”涵盖的研究对象为整个美学学科或美学某一领域的元问题，这样的文章共转载了7篇。其中，涉及理论问题的文章有6篇(占该领域文章总数的85.7％)。
“马克思主义美学”的文章共转载了8篇，内容包括马克思主义美学基本问题，国内外学界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的历史、现状和趋势，学人对该学科建设的贡献，以及马克思主义美学与其他学科的关系等。其中，涉及理论问题的文章为5篇(占“马克思主义美学”文章总数的62.5％)。
“中国美学”的文章涉及了中国美学研究领域中从古到今的方方面面的问题，这类文章共转载了40篇。其中，关于中国美学基本理论问题的文章有17篇(占该领域文章总数的42.5％)，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中国美学”领域，有11篇文章是关于审美文化的(占“中国美学”文章总数的27.5％)。从全部所选的文章来看，以“审美文化”为研究视角的一共18篇，其中与中国美学有关的文章就占到了61.1％，这反映了中国美学研究的新动向，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当前审美文化研究的重心。
“外国美学”的文章则涉及了外国美学研究领域中从古到今的方方面面的问题，这类文章共转载了23篇。其中，研究理论问题的文章有7篇，研究历史的文章有16篇。
“部类美学”在这里专指生态美学(包括环境、城市建设)、宗教美学、生活美学和绘画美学，2009年《美学》共转载这类文章17篇。其中，生态美学的文章有8篇，所占比重最大，为“部类美学”文章总数的47％；其次为宗教美学文章，占29.4％。
此外，“美育”的文章收录转载了3篇，“比较美学”的文章转载了5篇，其他关于“审美文化”的文章有4篇。
从“研究领域”的分布看，占比重最大的是“中国美学”类的文章，有40篇，占文章总数的37.4％；其次是“外国美学”类的文章，有23篇，占文章总数的21.5％；再次是“部类美学”的文章，有17篇，占文章总数的15.9％。
从“研究视角”的分布看，首先是关于“理论”研究的文章，共54篇，占文章总数的50.5％；其次是关于“美学史”研究的文章，共30篇，占文章总数的28.0％；再次是关于“审美文化”研究的文章，共18篇，占文章总数的16.8％。
从以上不难看出，当前学界普遍的关注点，是中外美学的基本理论和历史。而“部类美学”、“审美文化”(二者有交叉)因其更有针对性的研究领域和更有趣的研究视角，产生出一种独特的魅力，跻身当前美学研究的重要阵地，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美学研究的发展趋势。
二、2009年《复印报刊资料·美学》呈现的主要论题
2009年《复印报刊资料·美学》所选的107篇文章，有如下五个比较集中的论题。
(一)马克思主义美学的理论探讨和对其发展前景的展望
张开焱的《马克思主义美学的哲学基础再探》一文[1]对马克思主义美学的理论基础进行了开拓性的探讨。该文认为，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对人类社会生产的全面描述是四种生产：物质生产、种群生产、权力生产和精神生产。因此，过去所依据的哲学基础——经济生产本原论，只抓住了物质和精神两种生产，这是不全面的。种群生产提供了原始艺术活动赖以发生的心理基础和主要内容，在一切有人类关系的领域都不能避开权力生产。该文对马克思主义美学之哲学基础的探索无疑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章辉在其文章《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的历史选择与现实命运》中，则对马克思主义的现实性进行了论证，认为经典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精神是批判性、理想性、正义性、经济基础论和实践性，因此，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目标不仅是要解释世界，更要改变世界，应该把这一现实性作为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建设的理论基础和思想依据[2]。
王杰在《伦理学：马克思主义美学理论的新起点》一文[3]中，对马克思主义美学在新世纪的理论视野提出了建议。他认为理论研究者应该对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与现代审美经验的关系加以研究。他又指出，英国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者特里·伊格尔顿的研究，体现了当今全球化条件下对审美经验与社会主义目标的关系的严肃认真思考，对我国马克思主义美学的研究有深刻的理论启示。他还认为，在一切坚固之物都烟消云散的后现代主义时代，唯有体现人之根本和文化之根本的伦理学能凸现出来，因此，当代马克思主义美学的发展应以伦理学问题为理论起点，这是对马克思主义美学发展方向的展望。程正民在《文化多样性与20世纪马克思主义美学、文艺学的多种形态》一文中，将文化多样性因素纳入了马克思主义美学的的研究。作者认为这一新的研究视角，将为马克思主义美学的发展提供有益的启示[4]。刘方喜的《“自由时间论”：马克思主义美学在消费时代的新拓展》则把对消费主义意识形态的批判性系统研究作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发展马克思主义美学的突破点[5]。
(二)对当代中国美学理论研究历程的回顾和对未来发展的展望
2009年涌现了这样一批文章，即对新中国成立60年和改革开放30年美学研究历程的回顾与对未来发展的展望。
余开亮撰写的《新中国美学理论研究六十年》这篇文章[6]，全面而系统地总结了新中国美学理论的发展脉络，并为中国美学向何处去的问题提出了建议。文章将新中国美学理论研究的发展分为四个阶段。1950年代的美学大讨论拉开了新中国美学研究的精彩序幕，受时代的居限性和苏联美学模式的影响，这场美学大讨论具有比较浓郁的意识形态色彩，但是，它仍不失为一次难得的相对独立于政治的学术争鸣，并让具有中国特色的美学理论建构有了良好的开端。1980年代，是新中国美学理论研究的高潮时期，体现为实践美学成为中国美学界的主流话语，体系性著作纷纷涌现，给改革开放后的新中国美学理论研究带来了新气象。虽然有多元阐发，但此时的实践美学在思路上有一个共同点，都是以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为主线来说明美的本质、美感以及美的类型和艺术等美学问题。此时还出现了两本美学著作——蒋培坤的《审美活动论纲》和叶朗主编的《现代美学体系》，它们将审美活动定为美学研究的中心，体现了对实践美学主流话语的暗转。1990年代，实践美学的发展出现了三重格局：以刘纲纪、蒋孔阳、周来祥等为代表的一些学者，在实践美学进一步完善的基础上提出了实践美学的创新形态；以刘晓波、潘知常、杨春时、张弘等为代表的一些学者，在对实践美学进行激烈批评的基础上，建立了后实践美学；还有以提出“新实践美学”的张玉能和提出“实践存在论美学”的朱立元为代表的另外一批学者，他们在对后实践美学批评的积极应对中，建立了新的实践美学体系。进入全球化时代，在实践美学主流之外，消费社会的冲击使大众审美文化研究兴盛起来，生态和环境问题使生态美学发展起来。此外，张法的《美学导论》则从全球文化交流角度对美学学科进行尝试性的建构，把中国传统和现代美学资源在理论层面上有机地结合起来。余开亮在对当代美学发展历程进行了总结的基础上指出，美学理论研究的视角不仅应该在哲学思辨层面，还应该进入人生体验的话语层面，在形而上与形而下的张力中言说，这是美学理论研究的出路。
张伟的《认识论·实践论·本体论——当代中国美学研究思维方式的嬗变与发展》一文[7]从思维方式的角度对新中国建立以来的美学研究进行了总结。文章认为，1950年代开启的美学大讨论，其研究的出发点是认识论路线；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美学则突破认识论的局限，用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阐释人类的审美活动；1990年代以来，本体论美学成为各美学学派的共同走向。作者认为，将来美学的发展也应以本体论作为基础，这里的本体论不是实体本体论，而是由海德格尔完成的通过对“在”的把握去认识存在的本体论。
高建平的《改革开放30年与中国美学的命运》[8]、刘士林的《中国美学的本土经验及未来发展》[9]和吴子林的《“中国审美学派”论纲》[10]都从改革开放30年的美学发展的角度对当代中国美学理论研究进行了总结和展望。高建平指出，文革后关于“形象思维”的讨论引发了美学热，对学术话语的转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1990年代文化研究的兴起，成为美学话语转换的又一重要契机。到了新旧世纪之交，出现了与国际学术界同步对话的趋势，作者认为这是美学的复兴，中国美学从此加入了世界美学的创造和发展之中，并认为这应成为新世纪美学的主流。刘士林则从改革开放30年中的中国美学发展的内在理路进行梳理，认为这30年以来中国美学经历了以思想解放为核心的青春体学术形态、西方理性与中国诗性的二元对立形态和以大众文化、消费欲望为主体的后现代形态。对今后中国美学研究的走向，作者认为，首先要重提美学的先验批判，为美学研究提供一个基础的本体论，其次提倡建立可以体现中华民族的当下经验、表达国人的内在真实需要的中国话语。吴子林则专门讨论了1980年代建立的以钱中文、童庆炳、王元骧为代表的“中国审美学派”及其对理论界的影响，认为他们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结构理论出发，以实践范畴为基石，对文学艺术的诠释充满了诠释者个体生命的投入，在当今仍具有重要的意义。
(三)西方美学的审美现代性问题
徐碧辉与潘黎勇的文章都谈到了席勒美学的现代性问题。徐碧辉在他的文章《席勒美学的现代性意义——重读席勒的〈审美教育书简〉》[11]中指出，在席勒看来，人性从一开始就被分裂为感性和理性的对立，而这两方面本应是统一的，因此，在《审美教育书简》中，席勒提出了人性的完整性问题，即通过审美教育、艺术和游戏，实现感性与理性的平衡，从而实现人性的的生存与全面发展。作者认为，席勒这一主张是克服现代社会工具理性异化和感性过分张扬，实现现代性审美批判的唯一途径。潘黎勇则指出，席勒的审美现代性思想中蕴涵着天然的道德诉求，是对失败的现代性道德规划的审美补救[12]。
张政文在《费希特美学的现代性理解》一文[13]中指出，费希特的同一自我理论表明费希特洞察到了行动与自我存在的内在关系，其美学思想体现了对现实生活的特殊关怀。作者认为，费希特关于美与文化的关系，艺术与技艺、公共生活、科学、哲学、道德、爱之间的关系，艺术的自律，艺术的神性，艺术与人类的进步等审美现代性的重要原理和命题具有独创性和深刻性，对当代美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谢林美学思想的现代性转向与反思》[14]中，张政文从启蒙的自我批判与重建、审美现代性的分化与超越以及历史逻辑的人性回归与认同三个方面指出，谢林的美学重建了理性与感性的统一，倡导了思想与实践、观念与生活的结合，引发了西方美学的现代性转向。
代迅在《艺术终结之后：黑格尔与现代美学转向》中[15]谈到了黑格尔和现代艺术演变以及美学理论转向的内在关联。作者认为，黑格尔提出“艺术终结论”之后，前卫艺术从审美走向审丑，美学开始演变为丑学；总是将艺术与生活区别开来的传统艺术，逐渐被生活走向艺术化、艺术走向生活化取代，艺术与生活的界限趋于消失。人类面对当今艺术的发展，必须重新反思黑格尔的“艺术终结论”，才能理解现代艺术和美学的转向。
张玉能在他的文章《德国早期现象学对审美现代性的探索》[16]中指出，德国早期的现象学美学(代表人物有胡塞尔、盖格尔和英伽登)是一种现代主义的“审美现代性”的表现形式，是对西方传统形而上学和二元对立思维方法的批判，也是对18世纪启蒙现代性的颠覆。它以现象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来批判、反思启蒙现代性的理性主义神话、科学主义神话和社会进步神话。在对文学艺术的研究上，转向意义、历史差异、符号形式和主观偶然，高扬文学艺术“审美无功利性”、“审美自律性”和“审美反思性”。德国早期现象学为19世纪到20世纪的德国文学思潮转向象征主义和表现主义提供了理论基础。
李进书在《审美现代性：交往理性的一个重要中介——哈贝马斯的审美现代性思想》一文[17]中，对哈贝马斯的审美现代性思想进行了研究。作者认为，在哈贝马斯看来，审美现代性由于满足于模仿和重复而险入僵局，又因为缺乏现实性而显得平淡无奇，并导致它难以发展。因此，应把审美现代性定位于交往理性的一个重要中介，让其在促进主体间性、建构社会整体性和继承传统等方面发挥作用，进而发挥艺术的解放作用。
(四)以中国美学为资源的审美文化研究
以中国美学为资源的审美文化研究，是2009年《复印报刊资料·美学》呈现的一大论题，它具体呈现为七个方面。
一是对我国少数民族审美文化的研究，如邓佑玲的《中国少数民族美学的学科内涵与研究内容》和黄怡鹏的《红水河流域壮族蛙神崇拜的美学阐释》；二是对我国古代建筑的审美文化研究，如冯刚、田昀的《泉清堪洗砚，山秀可藏书——从楹联谈中国古代书院建筑的审美取向》和陈龙海的《中国古代建筑的线性特征》；三是对我国草原动物纹饰的审美文化研究，如鲍红凌《有草原动物纹饰牌的审美特征浅析——以鄂尔多斯动物纹饰牌为依据分析其审美特征》和乌冉的《论岩画、青铜器动物纹饰艺术中的游猎民族生命美学意蕴》；四是对我国服饰美学的审美文化研究，如李梅的《“身份化”、“艺术化”与“象法天地”——中国古代服饰的美学特征及深层原因》和李玉琴的《藏族服饰的美学分析》；五是对盆景的审美文化研究，如朱良志的《天趣：中国盆景艺术的审美理想》；六是对敦煌艺术的审美文化研究，如王建疆的《突破：从研究敦煌艺术再生开始》；七是远古文化遗址的审美文化研究，如李社教的《铸人象神与三星堆文化的张扬之美》。
(五)生态-环境-城市美学问题
需要说明的是，这里提到的生态美学，与环境美学是互补与共存的，难分彼此。尽管不同学者在不同的文章中使用了不同的词汇，但总体上都是指包含了生态维度的美学研究。
曾繁仁教授在他的《论我国新时期生态美学的产生与发展》[18]这篇文章中，全面而系统地阐明了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生态美学在我国美学界产生的原因——现实的需要、学科发展的需要和宏扬传统文化的需要，以及它的发展历程，并且对我国生态美学的研究成果进行了评价。他还指出了我国生态美学研究存在的问题和不足，提出了今后研究工作的突破点是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综合提高生态美学的研究水平并努力建立它特有的审美范畴，让中西方有关生态审美的智慧交融在一起。此外，他认为还要注意运用新的研究方法。
曾繁仁教授在另一篇文章《西方20世纪环境美学述评》中，以代表人物瑟帕玛、卡尔松与柏林特等为主线，详细介绍了西方环境美学在1960年代的酝酿以及自1970年代以来的发展。作者指出，西方环境美学的产生与发展对我国生态美学建设具有重要的借鉴作用[19]。程相占在《美国生态美学的思想基础与理论进展》一文[20]中梳理了美国生态美学的思想基础与理论进展。作者认为，美国的生态美学思想集中体现为奥尔多·利奥波德的大地伦理学与大地美学、生态美学，贾苏克·科欧的生态的环境设计美学以及保罗·戈比斯特为了森林景观管理而创立的生态美学。
埃米莉·布雷迪在《走向真正的环境审美：化解景观审美经验中的边界和对立》一文[21]中指出，为使审美体验在公共环境与行动中发挥更积极的作用，美学家必须化解与景观和环境相关的审美体验、审美判断以及决策中的一系列对立要素，真正的环境审美体验是积极的和可参与的，应打破人与自然的界限，重视审美沟通。程相占在一篇对阿诺德·柏林特的访谈文章《从环境美学到城市美学》[22]中，整理了阿诺德·柏林特关于环境美学与城市美学的观点。作者指出，环境分自然环境与人建环境，城市环境则是最重要的人建环境。研究城市美学必须考虑“消极审美价值”，同时，应将生态学与融合理论联系起来，将城市景观人性化。此外，在城市美学方面，理查德·舒斯特曼和齐藤百合子分别从城市文化与艺术创造以及城市环保主义中的美学的作用的角度谈了城市建设中的美学问题[23-24]，李芸撰写了《都市景观设计的现代理念和美学原则》一文，周膺则撰写了《后现代城市美学的创建与城市美学的重构》这篇文章。
三、2009年《复印报刊资料·美学》呈现的学界趋势
通观2009年《复印报刊资料·美学》，学界研究呈现出如下趋势。
第一，学界对我国美学学科建设和发展方向进行了积极的探索，开始普遍关注人的问题以及与生活密切相关的实际问题。无论是对我国美学学科的总体情况，还是对某一类的美学(如马克思主义美学、实践美学或生态美学)，学者们都为该学科的发展方向投入了积极的关注。如余开亮在《新中国美学理论研究六十年》一文中指出，美学理论研究的视角应该进入人生体验的领域，只有去关注现代性、日常生活的审美化现象、当代中国的艺术实践、日益严重的生态环境危机和跨文化交流等问题，才能获得更好的发展空间[6]。再如，王杰在《伦理学：马克思主义美学理论的新起点》一文中指出，当代马克思主义美学的发展应以体现人之根本、文化之根本的伦理学问题为理论起点[3]。
第二，学界重视与全球化学术视野的交融和互补，同时，希望建立世界视野中的有中国特色的美学。在全球化的时代，学界已呈现出国际化的对话语境，国内外学术思想与学术资源的交流和碰撞必然对我国美学的建构产生深远的影响。高建平在《改革开放三十年与中国美学的命运》中就指出，在翻译并引进西方美学著作的同时，我们也要继续进行对中国古代美学的研究，尤其要将中国的传统引入当代世界美学，创建与当代国际国内形势相适应的中国当代美学[8]。曾繁仁在《论我国新时期生态美学的产生与发展》这篇文章中也提到了要注意中西方有关生态审美智慧的交融[18]。此外，还有学者在进行中西方比较美学的研究，如贡华南的《论中西“移情说”之形上基础——以“感-情”与“移-情”为中心的考察》、杨春时的《同情与理解：中西美学主体间性的互补》、夏中义、曹谦的《论朱光潜美学与克罗齐的关系——以1948年为转折点》等文章，都体现了对中西方美学对话的重视。
第三，学界的研究视野在扩大，部类美学、审美文化研究呈现一派繁荣的景象。在2009年，《复印报刊资料·美学》所转载的107篇文章中，部类美学的文章17篇，占文章总数的16％，具体体现为生态美学、宗教美学、生活美学和绘画美学。这表明当今的美学研究在向更专业、更具体的领域拓展，是美学发展多元格局的体现。关于审美文化研究的文章共有18篇(与部类美学有交叉)，占文章总数的16.8％。这体现了消费社会中，随着日常生活审美化潮流的兴起，大众文化的影响远远超过了传统艺术，促进了审美变化研究的兴起。其中，建立在中国美学资源基础上的审美文化研究占据了主要位置，这在一定的程度上反映出当代中国美学建构的内在需要。
第四，学界对理论问题研究的热情不减。有关理论问题研究的文章共54篇，占文章总数的50.5％，这表明学界的关注重心仍为理论问题。尤其是具有转折性意义或对当前影响重大的理论问题，是学者关注的重中之重。比如审美现代性问题，直接相关的文章就有7篇。因为审美现代性是对启蒙现代性的反思，它直接针对的是西方和欧洲传统形而上学和二元对立的思维方法，对当今美学的发展和多元格局产生了深远影响。再如对马克思主义美学的哲学基础的思考，张开焱在《马克思主义美学的哲学基础再探》一文中指出，再探马克思主义美学的哲学基础还应包括种群生产和权力生产[1]；章辉在《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的历史选择与现实命运》一文中，则对马克思主义的现实性进行了论证，并把这一现实性作为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建设的理论基础和思想依据[2]。学者们之所以进行这样的理论探讨，是为该学科的发展寻找理论根据。值得注意的是，对那些不太具有开放性意义的和比较陈旧的理论问题，学界的关注比较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