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快速增长与“丰裕中贫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丰裕论文,快速增长论文,贫困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理论的背景
“丰裕中贫困”是凯恩斯在《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中所用的"poverty in the midst of plenty"一语的译文（注：凯恩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英文本，第30页。"plenty"一般译为“富裕”，但译为“丰裕”更符合原意。）。在《通论》中，他指出，自由放任资本主义存在着一种悖论或矛盾现象(paradox)；虽然总产出或国民收入迅速增长，社会已相当丰裕，但由于投资引诱不足和消费倾向不强，将出现有效需求不足，以致经济不能达到充分就业水平，相反，国民收入停滞在低于充分就业水平的均衡状态，此时，资源得不到充分利用，特别是，非自愿失业的劳动力大量存在，尽管“在价值上边际的劳动产品仍然大于就业量的边际负效用，有效需求的不足却会阻碍生产”。（注：凯恩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英文本，第30页。"plenty"一般译为“富裕”，但译为“丰裕”更符合原意。）也就是说，凯恩斯认为，资本主义发达国家随着经济的快速增长，投资者的悲观预期影响资本边际效率下降，从而投资需求衰落，消费是收入的减函数，随着产出或收入的增长，消费将相对地下降。其结果，由投资和消费两个部分组成的有效需求必将不足，以致国民经济停滞甚至下降，引起经济危机。
关于“丰裕中贫困”，萨缪尔森在他的《经济学》教科书中曾在两处作过诠释，一处他说：“1929年，在历史上最富有资本主义国家，银行倒闭，货币存滞，人们食不果腹，衣不蔽体，出现了丰裕中贫困。”（注：萨缪尔森：《经济学》，英文本，第11版，第49页。）另一处他说：“各个国家曾经发生过三种贫困：由于饥荒和生产能力不足而引起的老式贫困(ancient poverty)；体制上的原因造成购买力不足而引起不必要的丰裕中贫困；GDP颇高但由于分配不恰当、不公平的分配而造成的贫困。”（注：萨缪尔森：《经济学》，英文本，第11版，第223页。）
就发展中国家而言，经济学家公认，其最根本的特征是低生产率和低生活水平。“两低”必然形成供给不足和需求不足，即贫困状态的存在。20世纪50、60年代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在结构主义经济发展思路指引下，国民经济发展显示了结构失衡的特点，如“刚性、滞后、短缺、过剩、低供求强性等。”（注：Todaro,M.P.,Economic Development in theThird World,5[th] edition，第27页。）但当时的发展经济学家对短缺问题几乎没有做出进一步的论证。只是在进入20世纪70年代后，以李特尔(Little,I.)、西托夫斯基(Scitovsky,T.)和斯科特(Scott,M.)为代表的一批持新古典主义思路的发展经济学家率先指出，前两个十年中许多发展中国家由于过度强调计划管理、过度保护工业，使工业企业生产缺少效率、农业部门停滞甚至衰退，导致整个国民经济失衡，供给不能满足和适应需求。他们以新古典主义经济发展思路对结构主义经济发展思路进行了多方面的批评，但对当时发展中国家相当普遍存在的短缺现象的分析仍然没有展开。
值得回忆的是匈牙利经济学家科尔内(Kornai,J.)于1980年出版的《短缺经济学》(Economics of Shortage)，这本书对短缺问题作出了较详细的分析。
《短缺经济学》是以当时的苏联和大多数东欧国家为背景的。这些国家具有两个特点：从发展水平看，属于中等或下中等收入国家；从经济体制看，属于苏联模式高度集中计划管理国家。因此，科尔内理论有其特殊的国别背景，但是，在20世纪50、60年代，不少发展中国家，在国内外环境的限制下，在结构主义经济发展思路的影响下，都具有不同程度的计划管理的色彩，所以，科尔内的短缺经济理论对当时的发展中国家具有一定的意义。
科尔内理论的要点是，在自由竞争市场经济（科尔内称之为“古典资本主义”）中，厂商经济活动所需的资金不能予取予求而要受到市场规则的限制，因此，它们的资金预算是“硬预算”(hard budget)。古典资本主义厂商在硬预算约束条件下，如果没有偿债能力，迟早就会破产，它们购买的投入数量受到销售收入的限制，因此它们不能使生产出的产品超出它们预算的产出数量，而志愿地在需求约束水平上确定生产计划。与此相反，在高度集中计划管理经济（科尔内称之为“传统社会主义”）中，厂商经济活动所需的资金不来自市场而由国家调拨，在国家“父爱主义”(paternalism)的呵护下，它们的资金预算是“软预算”(softbudget)。传统社会主义厂商在软预算约束条件下，如果亏损了，它们也不会真正破产，而总会得到外来帮助，接受追加贷款，减免税收，获得补贴，结果最后总会摆脱财务困扰，所以它们对投放的需求几乎不受偿付能力的限制，对产出的去路也高枕无忧。总之，在没有价格调节的机制中，不处于竞争环境的厂商，对价格信号反应微弱，对努力减少成本和创新的刺激不强，一方面拼命争取更多投入的调拨而出现“投资饥饿”(investment hunger)，另一方面因生产管理缺少效率而不能为社会提供数量多、质量高的产品，以致出现供给不能满足需求、产品短缺的状况。由此，必然产生“排队倾向”(queuing propensity)、“强制替代”(forced substiution)、“定量供应”或“配给”(rationing)等稀缺经济中的典型现象，在日常消费品方面特别是如此。
总之，如果借用凯恩斯的“丰裕中贫困”这一短语，如果把凯恩斯分析和科尔内分析结合起来，可以这样说，发达国家是“丰裕中贫困”，发展中国家、特别是高度集中计划管理的发展中国家经济是“稀缺中贫困”。
从理论上说，对科尔内的短缺经济学应当注意两点：(1)在西方发展经济学界并未受到多大重视。流传最广的三本发展经济学教科书——帕金斯(Perkins,D.)等四人合著《发展经济学》、托达罗(Todaro,M.P.)著《第三世界经济发展》和瑟尔瓦尔(Thirwall,A.P.)的《增长与发展》，没有一本提到科尔内的名字和他的著作。有广阔阅读范围的由迈耶(Meier,J.)主编的《经济发展主要问题》以及收集大量文献由拉尔(Lal,D.)主编的四大卷《发展经济学》也是如此。只是在钱纳里(Chenery,H.)与斯里尼瓦桑(Srinivasan,T.N.)合编三大卷《发展经济学手册》中第三卷，有三处提到科尔内的名字和他的著作，但对他的理论分析语焉不详。(2)科尔内的理论显然受到20世纪20年代中苏联一些经济学家观点的影响。科尔内《短缺经济学》中说：“在苏联20年代的经济讨论中非常强调这种对比（按：即科尔内所谓的“古典资本主义”与“传统社会主义”的对比——笔者）。克里茨曼(Kritsman,L.N.)在1925年写的一篇论文中作了如下比较：‘在商品资本主义经济中存在普遍的滞存(slack)，在无产阶级自然经济中则是普遍的短缺’进行了对照。”（注：科尔内：《短缺经济学》，经济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上册，第37～38页。）科尔内还引用了20世纪70年代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一些经济学家类似的观点如“卡莱茨基(Kalecki,M.)认为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增长的实质区别就是，前者的利用参数是由需求方面决定的，而后者是由供给方面决定的。从卡莱茨基的思想出发，戈德曼和库巴(Goldman,J.and Kouba,K.)指出社会主义的增长受到各种障碍的约束：人力障碍，外贸障碍，等等。”（注：科尔内：《短缺经济学》，经济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上册，第37～38页。）
总之，科尔内的短缺经济理论始终没有进入发展经济学的主流，这是因为目光过于集中在短缺问题上，而对其他有关经济发展的重大问题，如工业农业协调发展、人力资源开发、人口流动等几乎毫不涉及。其次，他的理论深受20世纪20年代苏联经济学界论争的影响，把资本主义增长和社会主义增长完全对立起来。在这种思想影响下，逻辑推演的结论往往二者必居其一：或者是以历史虚无主义看过去，或者是以自由化观点看未来，科尔内1996年版的《通向自由经济之路》，就体现了后一种倾向。
二、中国的现实
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而且在相当长期中属于低收入发展中国家，在1978年以前又是一个高度集中计划经济体制的国家。1978年前，中国经济确实出现过如科尔内所说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短缺现象，而且相当严重。排队情况无地不有，粮食不足瓜菜代，获得一张购买自行车或缝纫机的票证是许多人的梦想，离开粮票、油票一天也不能生活，这些虽然已成往事，但中年以上的人群当记忆犹新。
随着改革开放日益深化，短缺现象逐渐减轻，但直到20世纪90年代初还未完全消失，进入21世纪后，国民经济总体上迅速富足起来，丰裕终于代替了稀缺。
据今年3月《政府工作报告》，在世界经济形势比较严峻的条件下，中国仍然实现了较快增长，2001年GDP达到了95933亿元人民币，比上年增长7.3%。全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4657亿元人民币，增长8.1%。全国财政收入达到16371亿元人民币，按可比口径增加2400亿元人民币。外贸进出口总额突破5000亿美元，其中出口2000亿美元，增长6.8%。外商直接投资468亿美元，增长14.9%，国际收支状况良好，年末国家外汇储备2129亿美元，比上年末增加466亿美元。人民币汇率稳定，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增长8.5%。中央和地方财政收入大幅度增加了社会保障支出，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的覆盖人数，由年初的400多万人扩大到年末1120多万人。农民人均收入实际增长4.2%。
2002年7月中旬，国家统计局公布，上半年国民经济保持较快增长，GDP达45536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7.8%。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942元，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17.5%。农村居民人均现金收入1123元人民币，实际增长5.9%，同比加快1.7%。6月末，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余额达81712亿元人民币，比年初又增加8034亿元人民币，自1997年以来的五年间，我国经济增长了33.9%，年平均增长率为7.6%。从统计数据看，市场需求与经济增长协调：五年间固定资产投资增长47.9%，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37.7%。出口增长45.6%，进口增长71.19%；除农民收入增长较低外，收入增长与经济增长相协调：城镇居民收入增长33.5%，农民收入增长15.2%，财政收入增长89.2%，企业利润增长2.2倍，居民储蓄增长59.4%；投入增长与经济增长协调：发电量增长30.2%，旅客周转量增长30.8%，货物周转增长24%，货币供应量平均年增长14%左右。
据世界银行《2002年世界发展报告》，2000年西方发达国家GNP的高低排序中，美国96456亿美元，居第一位，日本43373亿美元，德国20576亿美元，法国14794亿美元，英国14635亿美元，意大利11543亿美元。中国10645亿美元，居世界第七位。
在同一《报告》中，还可看到，2000年世界进出口总额居于前列的国家是：德国10516亿美元，美国10340亿美元，日本8588亿美元，英国6118亿美元，法国6038亿美元，加拿大5263亿美元，中国4743亿美元，意大利4678亿美元。世界银行新的统计最近又指出，2001年中国进出口总额已上升到5098亿美元，超过加拿大跃居世界第六大贸易国。1978年，中国进出口总额仅为206亿美元，排在世界第32位，短短20年间中国的对外贸易取得长足进步。世界银行《2002年世界发展报告》，又指出，中国出口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在改革开放前出口商品中初级产品占很大比重，而1999年中国出口商品总值中制造品占88%，其中高科技产品又占17%。据日本《产经新闻》2002年8月13日报道，中国制造的高技术产品市场占有率急剧增长，如DVD机在世界市场的占有率，从1999年的15.9%增加到2002年的54.1%，增速超过两倍。移动电话在世界市场的占有率从1999年的9.5%增加到2002年的27.8%，增速接近三倍。笔记本电脑在世界市场的占有率从1999年的0.1%增加到11.7%，增速超过十倍，已接近日本的水平。
今年，在包括美国在内的一些主要国家经济走势低迷、市场需求不振的情况下，中国对外贸易仍然十分活跃，顺差有增无减。7月份的出口额比去年同期上升了28.1%，达到292亿美元，同时进口增加28.9%，达到269.9亿美元，创造了22.1亿美元的月出超额，比去年同期增长17%。中国的沿海省份更成为外贸亮点。
如前所述，中国出口商品中制造品已占很大比重，其中除高科技产品和机电产品外，纺织服装产品也逐年上升。如《日本展望》今年7月号一文中报道，在日本进口服装制品总量中，中国生产的服装所占比例高达85.5%，其中毛衣占88.1%，内衣内裤占77%，T恤衫占80.3%，男式西服占86.5%，裙子占88.9%。日本2000年进口30亿件服装制品，其中中国制造者多达26亿件。“中国服装如今在日本服装市场上所向披靡。”
从上面各种渠道的报道可以看到，关于中国经济在1978年后，特别近十年中经济迅速增长的统计数据基本上是相符的。广大人民在日常生活中确实已感受到丰裕代替了稀缺，20世纪50、60、70年代人们梦寐以求的“三转一响”现在对青年人说已经成为历史笑话，撙节一点外汇从留学人员服务处购买日本家用电器是20世纪80、90年代出国人员都密切关心的事，而今也已成过去。走进商场，品牌多样，货源充足的彩电、冰箱、空调、服装、厨具等等琳琅满目的景象与国外看见的情况殊无二致。1978年前，家中装电话甚至是特权的一种象征。到今年6月底，全国电话用户总数达到3.74亿户，其中固定电话用户达到1.98亿户，半年增加1999万户，移动电话用户半年增加3135万户。全国电话普及率达到30.2%，其中移动电话普及率达到了13.86%，高速增长势头还在继续保持不衰。
事实证明，短短十年中，总体上，宏观上，中国经济已走出稀缺，迈向丰裕，广大人民生活有显著改善，进入小康水平，经济成就举世瞩目，而且这些成就是在国际政治经济形势多变、国内旱涝灾害频仍的情况下取得的，是来之不易的。根本原因是，我国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指导下，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贯彻改革开放方针、坚决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由于理论、道路、方针、政策的正确，对市场的宏观调控也取得很好的成效。我国的经验也证明了，实行过计划经济的发展中国家并不与稀缺长期共存，只要根据本国国情选择正确的发展道路，坚持改革开放，稀缺是可以转变为丰裕的。
但是，另一方面又不能否认，中国在丰裕中也出现了贫困，根据我国国情，借用凯恩斯“丰裕中贫困”的说法，我把现存的贫困现象分为四类：
1.有效需求不足，主要是消费需求不足。今年以来，我国居民消费价格已连续6个月出现同比下降，商品零售价格连续12个月同比下降。尽管居民储蓄总额已超过8万亿元人民币，尽管利率一再下调，又加上利息税的征收，利率几乎已无可再低，但储蓄总额还是有增无降，商场生意一直不旺。我认为，这种情况反映了人民生活的改善，消费品中必需品如粮食、肉类、蔬菜等的支出在比例上已大大下降，耐用消费品如电器、家具、高级服装等的支出在比例上已经大大上升，而耐用消费品在中国人民的消费习惯中是不轻易更新换代的，要在这类商品市场取得促销效果是不会很大的。但是，也反映了社会经济中存在的一些问题：一是商品生产能力呈现结构失衡，不必要的重复建设使不少产品供给过剩，在市场上没有销路；二是在旧体制影响下，长期以来未能建立合理的医疗保障体系，人们生活虽已感到相当宽余，但不能不面对不断上涨的医疗费用和药品价格而尽可能多存一点钱以备疾病突然发作之需，老年一代特别有这种考虑；三是中年一代甚至青年一代都希望独生子女健康成长，多受教育，从进入幼儿园起就不得不为十七八年或更多年数的相当昂贵的教育费用作出储备；四是房产和汽车固然对吸取消费具有很大潜力，但是对大多数群体而言，价格门槛过高使他们难以进入市场。凯恩斯在《通论》中对消费倾向的主客观因素分析得到的结论是：第一，“消费倾向是一个相当稳定的函数，从而，总消费量一般取决于总收入量，而消费倾向本身的变化则被认为具有次要的影响。”（注：凯恩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英文本，第110页。）第二，“改变消费倾向的主观和社会的动机一般说来变动迟缓，而利息率和其他客观因素的变动的短期影响又往往具有次要的地位，因此，我们得出的结论是，消费的改变主要取决于收入的多寡，而不取决于在既定收入下的消费倾向的改变。”（注：凯恩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英文本，第96页。）第三，“我们将会看到，这个简单的原理可以引导出和过去相同的结论，即：除非消费倾向有所改变，就业是只能伴随着投资量的增加而增加。”（注：凯恩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英文本，第103页。）凯恩斯上述关于消费需求的特点是稳定少变和刺激需求的重点是投资而非消费的分析，在理论上并非谬误，与实际情况也相符合。由此，我认为，扩大内需不能只强调如何刺激消费需求，而应当把眼光放在如何提高投资需求上。投资引诱的强弱来自资本边际效率的高低。当前，我国就业压力大，经济效益低，国有企业尚待深化改革，民间资金由于种种约束尚难以转化为投资，因此，投资需求并不稳定，从而，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以赤字预算来兴办公共工程、扩大基础设施是必要的，也取得较好的效果。当然，有一种担心：在一个远非经济强国的国家，赤字财政政策的采行不能不有一定数额和时间限度，否则会造成通货膨胀的折磨，我国改革开放以来也出现过这一问题，在历史上更有痛苦的经验，提高对通货膨胀的警惕是必要的。但是，我国已采取了对应的措施，那就是，在实行积极财政政策的同时还实行稳健的货币政策，两项政策是互相配合、相辅相成的，为了保证快速增长，不能不实行积极财政政策，为了防范金融风险，不能不实行稳健货币政策。我认为，对这两项政策已取得的成效不应轻率否认，对这两项政策应当把它们统一起来而不应分裂起来作出评估。只从财政方面看，就判定连续五年的扩张性财政政策已加深了潜伏的财政危机而要求积极财政政策的迅速淡出，或者只从金融方面看，判定市场疲软消费不振是由于通货紧缩而主张货币政策由稳健转为扩张，这两种看法都含有一定的片面性。另一种主张：为了与扩张的财政政策相匹配，需要实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我也不敢苟同。
2.相对贫困扩大和绝对贫困继续存在。相对贫困反映在三个方面：(1)居民收入总体差距在扩大，其主要标志是基尼系数，基尼系数计算结果各个单位有一定差异，但共同点是，中国的基尼系数有继续扩大趋势。据世界银行历年《世界发展报告》，1979年为0.33，1981年为0.288，1992年为0.376，1995年为0.415，1998年为0.403。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课题组根据两次调查的数据估计，1988年和1995年分别为0.382和0.452。（注：赵人伟：《中国居民收入分配再研究》，中国经济出版社1999年版。）(2)地区间差距扩大，据估计，2000年，东部地区人均收入是西部地区人均收入的2.26倍。(3)行业间收入差距扩大，据估计，20世纪90年代中期最高行业人均收入为最低行业收入的2.23倍，2000年上升为2.63倍。必须指出，从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群先富起来是经济增长过程中的必然规律，但是，如果贫富差距继续扩大，则不符合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的原则。绝对贫困的存在是历史的遗留，而且在转型期中，对这一问题做了很大努力，但由于结构改革把经济外向程度提高，还残存着并新增长着一个人数众多的贫困的弱势群体。这个群体包括失业者、无保障的离退休人员、“老少边”地区和农村未脱贫和返贫的农民。据七月份公布的数字，城市居民获低保待遇的为1930.8万人，初步实现了应保尽保的目标，这个数字反映了我国绝对贫困的基本状况。根据世界银行《2002年世界发展报告》，1998年按国内标准，贫困线以下人口占总人口的4.6%，按国际标准（人均每日收入在1美元以下），贫困线以下人口占总人口的18.6%。
3.失业问题尚难解决。由于人口基数庞大，农民在人口中所占比例很高，耕地面积狭小而农村计划生育又较难管理，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数量巨大又有增无减，据估算，我国农村现有1.5亿剩余劳动力需向城镇转移，而城镇企业正在改革开放中需要产业升级，由劳动密集转向资金密集和技术密集，从而吸纳劳动力的能量受到约束，改善管理又须淘汰冗员，下岗人数将不断增加。据估计，由农村进入城市务工的劳动力大约为7000万人，近几年因城镇下岗职工大量增加，农民进城就业面临严峻挑战。地方保护主义又误导一些城镇对使用农民工做出种种限制，甚至把农民拒于市门镇门之外。乡镇企业已失去20世纪末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势头，导致大量农民工返回田间又无工可做。“入世”后，国外价廉质优的农产品大量进口将影响国内农业生产，据估计，可能使农村减少1000万个就业机会。
4.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在一个国家，土地、江河湖泊是有限的，生态环境是易破坏而难恢复的。生态环境的破坏、自然资源的耗竭是一国贫困化的重要表现。我国作为人口极其众多又在转型的发展中国家，不能不在工业发展、农业进步、交通建设等方面做出极大努力，而生态环境保护意识又曾经相对滞后，以致在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出现了生态环境的严重恶化。首先，狭小的人均耕地面积由1.5亩进一步缩小，土壤严重退化，全国有1/3的耕地受到水土流失的侵害，每年流失的土壤约50万吨，沙化面积占国土面积的8%，1.7亿人口遭受荒漠化的危害，全国受污染的农田面积达1000多万公顷，严重退化的草场面积达1000多万公顷。其次，城镇环境状况下降，全国500多座城市中只有少数几座大气环境质量达到国家一级标准，所有城市的降尘、颗粒物和二氯化硫浓度均超标，城市生活垃圾基本上未作无害化处理，工业固体废物每年堆集6亿吨，历年累计已近65万亿吨。还有，水资源紧缺，人均水资源量只有2500立方米，约为世界人均水量的1/4，污染浪费严重，已出现水资源危机。全国有300多座城市缺水，日缺水量达1600万立方米，农业每年缺水量300亿立方米，农村有6500万人饮水困难。工业和生活废污水年排出量360亿吨，其中80%的污水未经处理就直接排入江河湖泊中，造成全国1/3以上河段被污染。地下水因过度开采而水位持续下降。
综上所述，在改革方针的指引下，我国在短短十年中，从广大人民生计看，确确实实已由稀缺转为丰裕，但与此同时，也出现了表现为需求不足、相对贫困与绝对贫困的存在，显性失业和隐性失业较严重以及生态环境恶化。如果借用凯恩斯的概念，可以说，我国经济现状也确确实实发生了“丰裕中贫困”。
三、怎样看待我国“丰裕中贫困”
我认为，应当注意下述几点：
1.说我国存在着丰裕中贫困，是一种借喻，是从凯恩斯著作中一个形象化短语转引而来的。但是，凯恩斯所说的“丰裕中贫困”是他自己声明的自由放任资本主义(Laissezfaire Capitalism)的特有现象或弊端，他明确声言：“我国生活于其中的经济社会的显著病端是：第一，它不能提供充分就业，第二，它以无原则和不公正的方式来对财富和收入加以分配。”（注：凯恩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英文本，第372页。）还说：“失业问题，除了短暂的局势动荡时用以外，按照我的意见，还是不可避免地和现代资本主义的个人主义联系在一起。”（注：凯恩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英文本，第381页。）而出现在现阶段我国的“丰裕中贫困”是暂时的、只存在一个或长或短阶段内的。它同凯恩斯所说的“丰裕中贫困”具有本质上的差异，最根本的一条是，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立国之本决不是以无原则和不公正的方式来对财富和收入加以分配，而是奋力摆脱贫困，逐步实现共同富裕。同时，前述的我国“贫困”现象具有发展中国家结构上特点，不只是需求不足和公开失业，而是存在着庞大的剩余劳动力和绝对贫困。此外，发达国家已吸取20世纪60年代前只重开发、忽视环境保护的教训，经过一段时间改变了环境恶化和生态失衡状况，而我国作为一个曾经十分落后的发展中国家，为了加快经济增长速度，在“先增长后治理”思想影响下，大规模建设在生态环境方面确实产生了相当严重的后果，使我国的“贫困”具有不同于发达国家的内容。
2.1978年后出现的“贫困”问题中一部分是历史的遗留，如人口基数庞大，可耕地面积较小。又如失业问题也早已是客观存在，在旧体制下，企业中的“伪装就业”，机关中人浮于事，是长期存在的问题，造成我国农业劳动生产率低下从而使广大农民过着极其贫苦的生活，也早是无可争辩的事实，但在旧体制下，这些情况都被掩盖起来。现在，我们坦率地提出这些问题，以认真的态度加以解决，完全符合实事求是的原则。
3.从生产力低下、供给不足的短缺经济，转为丰裕经济，按照客观经济规律，不可能一蹴而就，不可能同时在全国各个地区实现丰裕，而只能让一部分地区先发展起来，一部分地区发展慢点，先发展起来的地区带动后发展地区，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这一方针是绝对正确的。当然，对收入不均问题决不能听之任之，而应采行必要的分配政策和使用可行的租税手段。
4.要迅速实现上述方针，必须坚决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道路，坚持改革开放，使国民经济在国内国际竞争环境下培养生命力，锻炼竞争力。在这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当然，也面临了种种挑战和难题。要战胜挑战、解决难题，只有继续改革开放，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道路上迈步前进，而不应当走维护传统体制、自我封闭的回头路。
5.应当充分肯定20年来，特别是近十年国民经济取得的丰裕成果，在这个基础上评价贫困问题，这样，视野会更全面些，对前景的看法会更清晰一些。
6.我国贫困问题的重中之重，是农业问题，如何为1.5亿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开辟通畅的渠道，如何弥补因“入世”而造成农业的重大经济损失，如何彻底解决农民的沉重负担，如何提高广大农民的收入，如何基本改变农村的凋敝落后的面貌，是需要举国上下全力以赴求得解决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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