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情报”与“信息”称谓之争的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称谓论文,之争论文,情报论文,信息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情报”与“信息”并非两个可完全等同的词语，但自90年代以来，这两个词在概念上却产生了混淆，并对社会生活造成了一定的影响，因此，怎样正确认识这一现象并纠正我们以往的某些做法是值得思考的一个问题。
1992年9月国家科委决定将“科技情报”改名为“科技信息”， 随着这一决定在科委系统的实施，首先各级“科技情报（研究）所”纷纷改名为“科技信息（研究）所”，然后，改名浪潮迅速波及到各大学的情报学系，大学里大部分冠以“情报”字样的系科皆改为冠有“信息”字样的系科，至今尚固守“情报”一名的已不多见。
“情报”改名为“信息”在情报界引起巨大反响，多年来关于“情报”与“信息”的是是非非经常见诸于报端，随着讨论的不断深入以及“信息学”研究本身的进展，这一问题已日趋明朗。统观这一问题的全过程，并作进一步的反思，就会发现在“情报”易名的背后，还隐藏着深层次的东西，进一步剖析，也许会对情报学的发展有所裨益。
1 引起更名的几个因素
更名这一现象在90年代初的中国并非偶然，也绝不像有关人士解释的那样简单，仅仅是由于随着科技对外交往的增多，在东南亚和港台地区，“情报”常常和“谍报”相混淆，容易造成一些不必要的误解，为此，决定用“信息”一词来取代。“情报”更名有着深层的多种因素。
1.1 情报学学科建设和发展方面的原因
我国的情报学研究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应当说是颇有成绩的，特别是科技情报的发展，使其成为情报学学科的支柱。然而在情报学界由于基础理论发展的缓慢使许多业内人士感到情报学有许多不尽如人意之处，认为它只是徘徊在揭示情报传递的表层现象，情报学科的体系一直建立不起来，对于一些细小的问题总是众说纷纭，缺乏科学的描述和哲学的指导。80年代以来，随着新兴学科和交叉学科热的兴起，情报界生搬硬套创立了许多归属情报学的交叉分支学科，这些虽然有助于开阔视野，但总感觉尚缺乏一定的理论准备。情报学界的新生代思想非常活跃，他们表现出对情报学研究的强烈的不满足感，希望找到一种使情报学研究摆脱困境的方法和途径。因而，“情报”改为“信息”，被认为是为情报学界寻找新的理论基石的一种尝试。
1.2 信息和信息社会的影响
如果说情报学科建设和发展的需要是“情报”改为“信息”的内部动因，那么社会信息化则可看作是其更名的外在因素。
信息概念原来使用的范围并不广，自从香农的《通讯的数学理论》发表后，由维纳发起的信息概念迅速扩展，其范围从社会和文学领域扩大到生物、工程等自然科学领域。根据马克卢普1983年的调研，他发现已有40余门学科在不同程度上引进了“信息”这一概念。到了90年代，“信息”几乎进入了所有的学科领域，对信息的研究日益受到重视。信息学早期所指的是信息的电子传递技术手段和理论研究，后来文献学拓展了信息科学的概念，使它包含了人类信息学、光信息学、生物信息学、动物信息学、人类信息学和信息物理学等组成的信息科学体系。以文献学和科学交流为基础的情报学专业，是与信息科学联系极为紧密的一个领域。在信息科学发展的过程中，情报学研究者发现了在学科研究对象和方法上情报学与信息科学的诸多相同之处。信息科学的发展忽然使情报学研究见到了科学发展的曙光，因而情报学研究自觉或不自觉地受到了影响，使自己趋同于信息科学。但是，我们必须看到，情报学要想科学地趋同于信息科学并非仅仅在形式上更名为“信息”那样简单。
1.3 我国市场经济对更名的催化作用
党的十四大提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而我国的情报界也不例外地遭遇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浪潮。我国的科技情报事业四十多年来获得了长足的进展，随着市场经济的确立，怎样改善科技情报工作体制，充分发掘科技情报工作的巨大潜力，是有关部门和科技情报界关注的一个焦点。人们认为，必须将科技情报推入市场，使得科技情报工作由从上往下下达任务转变为从市场搜寻课题任务，让科技情报跳出原来的狭小圈子，走上市场经济的大舞台。在走上市场经济的过程中，人们感觉到“情报”一词在使用中有许多不足之处，在信息日益深入社会各个角落的今天，人们觉得“信息”在使用上似乎优于“情报”。因为，首先信息比情报更通俗，更容易被人接受，而情报则有一种隔离感和神秘感；其次，信息的商品化程度似乎要高于情报，情报改为信息后更利于开展各种有偿服务，甚至将科技情报事业改造成科技信息产业。因而，人们就不难理解，何以“情报”改为“信息”是由国家科委这样的权威机构提出的，而且是在1992年党的十四大召开这一年。
2 更名后的反思
从1992年“情报”改为“信息”至今不过五年多的时间，但从这一学术争论中清理一下思路，无疑对我们今后的学科发展是有益处的。
2.1 以宽容的心态对待更名
“情报”、“信息”名称的更换有其学术背景和社会背景，并非是个人行为。对于这一讨论应持宽容的态度，才可以让这场讨论持续下去，因为学术的讨论需要一个宽容的态度和宽松的环境。90年代的今天这种环境更为优越，争论的继续和认识的深化，将有利于学科的发展。
当然，随着更名潮流而来的也包括一些问题，如在更名中出现了一些名不符实的问题，名的外延过大的问题，这表现在一些大学的系科更名，由原来的图书情报学系改为信息管理学系一类的名称，而改名后由于课程设置不可能在短期内改变，使人有名不符实之感。对于更名的批评也多集中于此。怎样看待系科的更名呢？笔者认为似乎不必过多指责，采用新的系名未必不是好事。众所周知，我国大学的图书情报学系大多是70年代后建立起来的，其建立对于我国图书情报事业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但是图书情报学系在当今科学的裂变重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要受到影响，特别是信息学的突起对情报学造成重要威胁。图书情报学系如果固守其原来的阵地，其培养目标仍然局限于图书情报机构，显然其专业面过于狭窄，不利于自身的发展。在学科整合过程中，文献学怎样找到与信息科学的契合点，肯定是要经过长期的探索的，因而对于这种探索性的尝试，应持积极支持态度，不必因为新的系名下一些课程的不成熟而加以过多的指责。实际上，改名的系科近年来都在进行课程设置改革，有些已有明显成效，原来的图书情报学系随着系名的更改而扩大了内涵与外延，以更好地适应社会和时代的需求。处理得当，会成为高校改革的成功范例。
2.2 关于“情报”、“信息”的名称
任何语言词汇都是在长期社会发展及使用中形成的。因而，对于“情报”、“信息”应持客观的态度。“情报”一词曾在世界上一些地区长期使用，并且在使用过程中已经将“情报”与“信息”严格区别，显然，在这种情况下，明令禁止使用“情报”是欠妥的，在语言发展史上这种情况也不多见。语言的发展规律之一是越来越细微，越来越恰当，确切地表达事物的差别，而不是模糊事物间的差异。“情报”与“信息”既然在含义上有差异，就不宜以其中一个取代另一个。“情报”改名有较重的人文因素，应当承认这种改名的动机是值得肯定的，并且可能会对情报学产生重大影响。但是在实际中，改名并未完全成功，其中有多方面的因素，有些甚至是属于科学学与语言学的范畴。我们现在应当承认现实，“情报”与“信息”可以同时并存，只要我们对其进行严格的规范。
2.3 科学的价值观和功利的价值观
正确的价值观首先是科学的，是发展的。与科学价值观同时存在着功利价值观。功利价值观是存在更为广泛的一种价值观，这种价值观更侧重事物的功利目的。当然，人类社会中，任何事物都不可避免地带有某些功利色彩，绝对的非功利的东西是不存在的，科学从其本质来说是远离功利的，但科学的自身发展又给人类带来了利益，科学为人类所用又是功利的。但科学的这种功利性是与功利的价值观完全不同的。在“情报”与“信息”之争中同时存在着上述两种价值观，两者有时又混杂在一起。人为改名的初衷更多考虑的似乎是功利的目的，但是随着讨论和研究的深入，科学价值观不可避免地进行了介入，情报科学与信息科学逐渐在科学意义的契合点上找到了共同的可以对话的语言，因而当“情报”与“信息”这场讨论日渐深入的时候，作为情报学者和信息学者关注更多的应是其科学层面而非功利层面。
收稿日期：1998—03—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