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利用外资与工业化进程的实证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利用外资论文,广东省论文,进程论文,实证研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外资与经济增长、工业化关系：理论回顾
利用外资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及其机制，历来为经济学家所承认和关注。巴拉萨、麦金农（1973）提出的“外汇缺口理论”认为，内部经济不平衡源于外部经济不平衡，国内储蓄缺口是由于出口创汇能力低下、外汇收入过低导致的外汇短缺所产生，因此发展中国家要实现经济发展必须消除外汇短缺的问题。罗森斯坦—罗丹（1943、1961）的“储蓄缺口理论”也指出，外资能弥补国内储蓄与计划投资之间的差额，带动经济实现目标增长率，该理论还提出，在弥补储蓄缺口之外，发展中国家利用外资还承担了促进技术革新、提高劳动生产率和资本使用效率的任务。在上述基础上，钱纳里和斯特劳特（1966）提出“双缺口理论”，认为影响经济发展的因素主要有储蓄、投资、进口与出口四个方面，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过程中要依次经历技术制约、储蓄制约与外汇制约三个发展阶段，并特别强调储蓄约束与外汇约束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将其称之为经济发展的“双缺口”，而引进外资对于发展中国家突破这两种约束、促进经济增长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赫尔希曼（1985）在上述双缺口理论的基础上进一步论证了技术、管理和企业家方面的因素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技术缺口），从而将其发展为“三缺口理论”。在此基础上，新古典主义进一步提出决定经济增长的最根本要素是技术进步，而外资通过对生产技术这一根本要素的促进来推动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日本经济学者小岛清（1978）认为，外资是一种综合要素，直接投资实质上是向接受外资的国家传播资本、经营能力、技术知识的经营资源综合体，尽管外资对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是否起显著作用还必须取决于引进外资的方式、技术和管理体制是否适合发展中国家的国情。
关于外资影响经济结构的途径与模式，学界也有比较丰富的理论成果。日本学者赤松要（1932）的“雁形模式”对外国直接投资对东道国产业结构优化问题进行了解释。赤松要认为，一国某一产业的发展大致会经历进口、当地生产、开拓出口、出口增长等几个发展阶段，其图形如高飞的雁群。在一国范围内，雁形模式先是出现在生产低附加值的消费品的产业，然后在生产资料生产领域出现，继而整个制造业的结构调整均会呈现雁形变化格局。他将论证重点放在欠发达国家，在开放经济条件下，欠发达国家通过引进发达国家的对外投资等方式，抓住向发达国家学习的机会，从而使本国的工业化过程的完成和产业升级换代成为可能。小泽辉智在“雁形模式”的基础上引入了跨国公司与直接投资因素，提出“增长阶段模型”。“雁形模型”和“增长阶段模型”都表明，外国直接投资的产业结构优化效应来源于其对东道国的比较优势的有效开发、外国直接投资带来的“一揽子”资源、技术资产和管理技能，其中尤其是对技术进步的推动，不仅有助于东道国建立新兴产业，还有利于推动东道国传统产业升级，使内向型的产业结构向更具国际竞争力的产业结构演进。
可以看出，外资通过弥补国内储蓄、外汇不足进而改善国内资本要素供给、并通过推进技术进步等途径对经济增长、经济结构升级所起的推动作用具有充分的理论支持。从各国经济发展的历史实践来看，工业化是经济发展过程的必由路径，也是经济结构演进的具体体现，因此我们有理由认为，利用外资对于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过程有推动作用。下文从实证角度分析广东省工业化进程中外资的作用，以及外资与工业化的互动关系，从而为外资推动经济发展的理论提供实证佐证。
二、广东省工业化状况评价
1、指标选择及数据结构：工业化指数
从根本上看，工业化进程是经济发生质变的过程，这种过程虽然难以完全用量化的指标来衡量，但是，运用一些量化指标，对于揭示工业化的本质特征、界定工业化发展阶段、进行各类分析等理论与实践上都有重要的意义。工业化是一个结构变化的过程，具体在产业结构、就业结构、贸易结构和产出水平上均有体现，经济学界广泛认同的衡量工业化发展的指标主要有，人均国民收入水平、制造业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劳动力就业在各产业间的分布、制造业内部结构、对外贸易商品结构等。
由于从任何一个单项指标都不能完整地描述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工业化概况，本文参考崔向阳（2003）的工业化指数的指标结构及指标选取方法，根据广东省的实际情况和数据的可得性，决定选取以下构成指标综合计算得出广东省工业化指数：（1）收入水平指标：人均GDP；（2）产业结构指标；非农产业产值比重；（3）工业结构指标：重轻工业比例；（4）就业结构指标：非农产业劳动力比重。上述工业化指数的构成指标的数据来源为《广东省统计年鉴》，计算方法分别是：
非农产业产值比重＝GDP中第二产业比重＋GDP中第三产业比重
重轻工业比例＝重工业总产值/轻工业总产值
非农产业劳动力比重＝年底第二产业从业人员比重＋年底第三产业从业人员比重
人均GDP直接取自统计年鉴
用统计软件SPSS13.0对上述四个构成指标进行主成分分析，确定各指标在工业化指数中的比重，并计算得出无量纲的工业化指数。
2、工业化状况评价
广东省工业化指数（GYHZS）的线形图如下，1982年～2002年12年间，广东省工业化指数由－1.3左右上升到2，工业化水平的变动呈明显的阶段性上升趋势。
附图
图1 广东省的工业化状况
第一个阶段是1982年到1990年的低水平缓慢增长阶段。1989年～1990年间，工业化水平出现了一个小幅度的下降，这一下降与1989年的“六·四风波”引起外国对华经济制裁和对华撤资等因素有关。
第二阶段是从1990到1995年的快速工业化阶段。这一阶段受邓小平南巡讲话对国内改革和经济的强有力的精神推动，工业化水平出现大幅提高。
第三阶段是从1995到2003年的缓和后的高速增长阶段。在经历了1995年～1998年短暂的平稳后，而随着宏观经济调控措施的进一步贯彻实施，以及国际经济逐渐恢复繁荣，广东省的工业化水平保持了持续温和平稳的增长。
三、广东省引进外资状况的分析
广东省是中国的经济大省，也是引进与利用外资的大省，自1982到2003年以来，全省累计实际利用外资额达到17,593,936万美元，其中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额14,015,147万美元，约占实际利用外资额的80％，可见外商直接投资是广东省吸引外资的最主要方式。图3.1显示了1982年～2003年间广东省的实际利用外资、以及其中对外借款、外商直接投资和外商其他投资的数额的变化。
附图
图2 广东省引进外资状况
从图中可以看到，与广东省工业化进程的阶段性相对应，广东省实际利用外资也呈现明显的阶段性特征：
1982年～1990年为广东省实际利用外资低水平稳定增长阶段。这一时期，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外国投资者，但宏观经济出现过热，国际信贷失控，基本建设急剧膨胀，使得外资对中国市场及政策的稳定性尚存犹疑。这一阶段实际利用外资虽然有所增长，但增长速度有限，1998年的“六·四”风波使得1989年～1990年期间各国对华投资骤然停顿，广东省的引进外资随之出现小幅下滑。
1992年～1997年间，广东省利用外资出现第一轮高速增长。南巡讲话推动了广东经济对外开放的步伐，引进外资的政策从坐等投资、静态吸引、单纯依靠粤籍侨胞的乡情回乡投资，到政府努力改善投资环境，在交通、能源、通讯方面为外商投资建厂创造良好的条件。短短的数年中，整个广东省引进外资的数额迅速增长，从而使广东省实际利用外资迅速跃升到一个较高的水平。
1998年以来稳定后的高速增长阶段。这一时期，随着中国的全方位开放，广东省由于在改革开放中先行一步而享有的独特政策优势不复存在，与其他沿海、沿边省份及城市展开了公平竞争。然而，借助在早期开放中建立起来的基础，以及毗邻港澳、濒临太平洋的优势，使得利用外资的数额持续高速增长。
从上述分析发现，广东省实际利用外资与工业化水平的发展过程在周期性与阶段性上明显体现出同步特征。就利用外资结构来看，外商直接投资与实际利用外资总额的变动趋势最为接近，而对外借款与外商其他投资在这一期间的发展明显落后于外商直接投资的发展，其变动趋势也与实际利用外资总额的变动趋势相差较大。因此本文分别从实际利用外资额与工业化、外商直接投资与工业化两个方面考察外资与工业化之间的互动关系。
四、广东省利用外资与工业化进程的相关性分析
1、相关性分析的前提
只有当实际利用外资额、外商直接投资与工业化指数的单整阶数相同时，才可以进行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和协整性检验，因此我们首先采用Eviews5.0统计软件对广东省的工业化指数（GYHZS）、实际利用外资额（SJI）、外商直接投资（FDI）分别进行平稳性检验。分项检验所得结果如下。
表1 工业化指数（GYHZS）的单整性检验
序号 DF或ADF检验
DWs.e.
(1)
△GYHZS=0.018GYHZS(-1)+0.86△GYHZS(-1)
2.23 0.12
(0.56)[*]5.30
(2)△[2]GYHZXS=-0.13△GYHZS(-1)2.35 0.12
(-0.82)[*]
(3)△[3]GYHZXS=-1.39△[2]GYHZXS(-1)1.91 0.12
(-6.03)[*]
表2 实际利用外资额（SJI）的单整性检验
序号
DF或ADF检验 DWs.e.
(1)
△SJI=0.04SJI(-1)+0.48△SJI(-1) 1.87 123615.4
(1.21)[*]
2.07
(2) △[2]SJI=-0.36△SJI(-1)1.93 125091.3
(-1.8504)[*]
(3) △[3]SJI=-1.22△[2]SJI(-1) 2.02 136517.4
(-5.10)[*]
表3 外商直接投资（FDI）的单整性检验
序号 DF或ADF检验 DW
s.e.
(1) △FDI＝0.04FDI+0.57△FDI(-1) 1.77 99244.40
(1.14)[*]
2.48
(2) △[2]FDI=-0.29△FDI(-1) 1.77 100051.2
(-1.48)[*]
(3) △[3]FDI=-1.21△[2]FDI(-1)1.82 106716.3
(-4.49)[*]
结果表明，广东省的工业化指数、实际利用外资额、外商直接投资额的二阶差分均是一个平稳序列，即这三个时间序列都是二阶非平稳序列（表1、表2、表3）。三个变量的单整阶数相同，因此可以对它们进行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和协整性检验。
2、实际利用外资额与工业化指数关系的数量检验
采用Eviews5.0对实际利用外资额和工业化指数进行Granger因果性检验，得到如下结果：
表4 实际利用外资额与工业化指数的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
Null Hypothesis:Obs
F-Statistic
Probability
GYHZS does not Granger Cause SJI 206.50856
0.00923
SJI does not Granger Cause GYHZS1.48172
0.25868
我们看到原假设“工业化指数不是实际利用外资额的原因”被接受，“实际利用外资额不是工业化指数的原因”被拒绝（表4）。这说明，广东省工业化水平的提高对实际利用外资额的增长没有促进作用，而实际利用外资额的增长却促进了工业化水平的提高。
对广东省的工业化指数和实际利用外资额进行协整关系检验，结果表明检验结果为当内生变量的滞后期间为1到3期时，工业化指数与实际利用外资的存在两个协整关系（表5）。
表5 实际利用外资额与工业化指数之间的协整性检验
Eigenvalue
Likelihood
5 Percent1 Percent Hypothesized
Ratio Critical Value Critical Value No.of CE(s)
0.449771 15.46176 15.41 20.04
None[*]
0.230155 4.708188
3.76 6.65 At most 1[*]
*(**)denotes rejection of the hypothesis at 5% (1%) significance level
L.R.test indicates 2 cointegrating equation(s) at 5% significance level
因此可以用OLS法对实际利用外资额对工业化指数的影响程度估计，得到工业化指数与实际利用外资额的长期均衡关系，用下式来表示
GYHZS＝－1.45e－06[*]SJI－1.16
（19.31）
R[2]＝0.95,DW＝0.50
模型的整体拟合程度及变量显著性检验结果都非常好，当广东省的实际利用外资额增加1000万美元，工业化指数同向变动0.00145个单位。
3、外商直接投资与工业化指数关系的数量检验
采用Eviews5.0对外商直接投资额（FDI）与工业化指数（GYHZS）做Granger因果性检验。所得结果如表6所示：
表6 外商直接投资与工业化指数之间的Granger因果性检验
Null Hypothesis:Obs
F-Statistic Probability
GYHZS does not Granger Cause FDI 183.23898 0.06608
FDI does not Granger Cause GYHZS3.03287 0.07695
我们看到原假设“工业化指数不是外商直接投资变化的原因”被拒绝，“外商直接投资不是工业化指数变化的原因”也被拒绝。也就是说，工业化水平与外商直接投资互为因果关系，工业化水平的提高促进了广东省吸收外商直接投资的增长， 外商直接投资额的增加反过来也促进了广东省工业化水平的提高。
对广东省的工业化指数和外商直接投资额进行协整性检验。下图表明检验结果为当内生变量的滞后期为1到3期时，工业化指数与外商直接投资之间存在两个协整关系（表7）。
表7 外商直接投资与工业化指数之间的协整性检验
Eigenvalue Likelihood
5 Percent
1 Percent Hypothesized
Ratio Critical Value Critical Value No.of CE(s)
0.49568320.24818 15.4120.04
None[**]
0.3561887.926260
3.76 6.65 At most 1[**]
*(**)denotes rejection of the hypothesis at 5％（1％）significance level
L.R.test indicates 2 cointegrating equation （s）at 5％ significance level
因此可以用OLS法对广东省的外商直接投资额对工业化指数的影响程度进行估计，得到工业化指数与外商直接投资之间的长期均衡关系，用下式表示：
GYHZS＝1.71e－06[*]FDI－1.09
（17.60）
R[2]＝0.94,DW＝0.40
模型的整体拟合程度及变量显著性检验结果也相当好，外商直接投资额每增加1000万美元，工业化指数则同向变动0.00171个单位。
4、对外借款与工业化指数之间的数量关系
由于对外借款很大程度上是政府行为，与市场机制下的资本交易具有不同的性质，本文考察对外借款与工业化之间的关系，目的是为了考察政府引进外资与市场机制下的外资流入对工业化的促进作用是否相同。
采用Eviews5.0对对外借款的平稳性进行检验，得到对外借款是一阶非平稳序列。因此对广东省的对外借款数额与工业化指数的一阶差分进行Granger因果分析，得知两者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对两者之间进行协整性检验，得出两者之间不存在长期均衡关系。这说明，以政府为主要行为主体的对外借款对广东省工业化水平的提高没有产生促进作用。
五、结论及建议
由以上理论和实证分析，本文得出以下结论及建议：
1、广东省的实际利用外资额对工业化有明显的促进作用，且存在长期稳定的数量关系。广东省工业化达到目前的水平，外资功不可没。在向新型工业化道路继续迈进的过程中，广东省必须坚持资本市场对外开放的政策取向，合理利用境外资本推动地方经济结构的转型升级，推动本地经济与社会的发展。
2、广东省的外商直接投资与工业化过程之间呈现出良性互动，二者相互促进，其间也存在长期稳定的数量关系。根据利用外资的有关理论，在其他条件不变的前提下，外商直接投资通过弥补国内储蓄、外汇不足、推动国内产业竞争与技术进步等方式促进一国经济发展和工业化水平的提高，而东道国的经济发展、社会进步、资本收益率提高等又会反过来进一步吸引外商直接投资。因此政府在利用外资的过程中，应着重引进外商直接投资，在改善国内资本要素供给的同时，通过引进先进技术与管理经验、引入国际竞争，带动本地企业生产效率的提升，实现经济结构的优化和高质量的增长。
3、对外借款的增长对广东省工业化进程没有明显的促进作用。因此，在引进外资的过程中必须坚持市场导向，应该充分提高自身吸引外资的能力，通过改善地区投资环境提高自身对外资的吸引力，依靠市场机制吸引外资，而不是过分依赖政府对外借款。引进外资应当根据经济发展客观需要，被经济发展所吸收且具有实际偿还能力。政府在引进外资的过程中应进一步转变角色，充分履行制度生产者的职能，发挥其在制度创新中的主导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