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1927年以后的陈独秀与共产国际，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共产国际论文,陈独秀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24-1927年的大革命失败后，陈独秀对共产国际由服从逐步转变为怀疑、抵制甚至对抗。他先是拒绝赴苏讨论中国革命问题并出席在莫斯科召开的中共“六大”，提出“中国问题要由中国人自己来解决”，“中国革命应该由中国人来领导”这些著名论断，他是中共党内第一个公开怀疑并抵制共产国际领导的人。他先是公开批评共产国际在中国的“左”倾盲动主义错误政策，又在大革命失败的罪责问题上与共产国际针锋相对。他的意见却又与联共党内反对派托洛落基一拍即合。这一结合，注定了陈独秀在中共党内的政治命运。不久，陈独秀即被中共中央开除了党籍。
一
陈独秀是1929年11月被开除党籍的，此后，共产国际仍想争取他，主动邀他赴苏，可他断然回绝。从此，共产国际和中共党内“左”倾机会主义者对他进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纵观这一阶段，陈独秀与共产国际在以下几个重大问题上发生了严重分歧，并展开了激烈的争论。
第一，关于大革命失败的责任问题。陈独秀认为，自己是“忠实地执行了国际机会主义的政策”，但又指出：“机会主义政策固然来源于国际，然而中国党的领导者为什么不向国际抗议而忠实执行？”因此，国际应该负责任，中国党的领导者也应该承担责任，至于他自己，则更应承担“重要责任”①。可见，陈独秀并未有将大革命失败的责任全部推给国际。
然而，作为陈独秀和中共中央上级领导机关的共产国际却完全推卸了自己的责任，完全归罪于陈独秀及以其为首的中共中央。国际代表罗明纳兹在“八七”会议上就指责陈独秀“未将国际的指导传达到群众中去”，又攻击陈独秀经常“以个人的意思来改变”国际的指示；②斯大林也称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政策“是完全正确的”；③1927年8月联共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的联合会议关于国际形势的决议更明确地指责“中国共产党领导由于不断背离共产国际的批示而要为中国工农的失败承担应有的责任”，④闭口不提国际自身的错误（哪怕是失误）和责任。我认为，对陈独秀在大革命时期尤其是后期所犯下的右倾机会主义的批判，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及时的，但共产国际这种文过饰非的做法，不仅有损其“世界性的共产党的形象，而且也不利于认真总结经验教训。大革命失败后，党内连续出现几次“左”倾机会主义错误，正是共产国际和新的中央领导未能认真地，尤其是清醒地、理智地总结大革命失败的教训使然。其实，陈独秀在大革命时期所犯错误的理论根基上是共产国际关于中国革命的方针、政策，而且国际代表和苏联顾问常驻中国，指导和监督其错误政策的贯彻和实施。因此，对于大革命的失败，共产国际责无旁贷，应负主要责任。任何辩解和推诿不仅无济于事实真相的澄清，反而只会欲盖弥彰，弄巧成拙。
第二，关于中国革命的重要理论问题。1929年春，陈独秀在上海看到联共党内斗争失败者托洛茨基所写的分析中国大革命失败原因和中国革命理论的一系列文章，他茅塞顿开，深以为然。他特别欣赏托氏关于大革命失败的根源在于国共合作政策，大革命失败的责任完全在于斯大林和共产国际的论断，因而基本上接受了托洛茨基的理论。结合自己的独立观察和思考，他提出了一整套与共产国际针锋相对的理论观点：
其一，关于中国的社会性质。陈独秀认为，大革命失败后的中国是一个初期的资本主义国家，就经济成分而言，“封建残余在这一大转变时期中，受了最后打击，……变成残余势力之残余”；就阶级关系而言，“资产阶级得了胜利，在政治上对各阶级取得了优越地位”，⑤由此，他说中国便进入了资本主义社会，只是由于制度本身还不够完善，因而又是初期的资本主义社会。共产国际认为，中国仍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蒋介石、汪精卫集团相继叛变革命，只能说明民族资产阶级和城市小资产阶级离开了革命阵营。“向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屈膝投降”，⑥中国社会性质并未有任何实质性的变化。在这个问题上，斯大林对托洛茨基发起了严厉的批判和猛烈的抨击，而陈独秀又与托氏观点如出一辙。
其二，关于中国革命的形势与策略。陈独秀认为，中国革命正处于低潮，“过去的革命已经过去，将来的革命还未来到”，“中国革命的高潮，几时到来，却没有人能够预言，”⑦。因此革命的策略应该是“提出总的民主主义的口号，如在八小时工作制、没收土之外，提出废除不平等条约、反对国 民党军事专政、召集国民会议等”⑧。这实际上是从其“二次革命”思想演变成的取消革命的错误主张。共产国际也承认中国革命形势处于低潮。斯大林认为中国革命处于两个高潮之间，即使目前处于低潮，但也会溅起几朵小小 的浪花。他批评“左”倾盲动主义关于中国革命正处于高潮的观点，指出革命高潮很快会到来，现在应作如下准备工作，包括传播知识、工人运动、农民斗争和培养军事干部等等，布哈林也说中国还没有出现革命高潮的形势，但应该准备革命力量，迎接革命高潮的到来⑨。因此，党的工作中心是争取群众，把暴动由直接行动的口号变为“宣传性质的口号”⑩，苏维埃和红军的斗争只能分散存在，不能集中。应该说，在判断革命形势方面，共产国际比陈独秀要清醒和准确一些。但在革命策略方面，则双方都有错误，因而都遭到以毛泽东、朱德为代表的中央正确策略执行者的抵制和批判。
其三，关于中国革命的性质和任务。陈独秀认为，未来的中国革命属于无产阶级革命的范畴；在将来的革命中，只有贫农是无产阶级最可靠的同盟者，必须“建设无产阶级贫农专政的工农兵代表会议（苏维埃），一面完成民主革命的任务，一面走到社会主义的道路”(11)。共产国际则认为，中国现阶段的革命性质仍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革命的任务仍是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完成土地革命。布哈林、斯大林主持起草的《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案》指出：现阶段的中国革命“无论从经济上看（土地革命和消灭封建关系），或是从反帝民族斗争上看（统一中国和民族独立），或是从政权的阶级本质上看（无产阶级和农民的专政），都还没有完成”，因此“认为现阶段的中国革命已经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的看法是不正确的”。中国革命的任务“只在于肃清封建制度，而不是肃清一切大资产阶级”(12)。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性质和任务所作的正确结论，对于统一全党的指导思想，制止和纠正盲动主义，批判取消主义，都起了重要的积极作用。
其四，关于中国革命和苏联利益问题。1927年7月爆发的“中东路事件”，把中国革命和苏联利益的关系问题推到了陈独秀和共产国际面前。事件发生后，共产国际连续对中国党发出指示，要求中国共产党“拥护苏联”、“武装保卫苏联”，“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变帝国主义进攻苏联的战争为拥护苏联的革命战争”(13)。要求中国共产党显示军事威力，要求中国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不惜作出重大牺牲，“冲上前去做反抗帝国主义的斗争拥护苏联”，“组织最坚固的防御战线反抗进攻苏联”(14)。实即牺牲中国革命以维护苏联利益。这显然是典型的民族利己主义的态度。陈独秀反对共产国际、苏联政府的这种提法和中共中央响应号召的做法。他连续数次致信中共中央，对国际的指示和中央的宣言表示异议，认为“太说教，太抽象了”，只有最觉悟的无产阶级分子能够接受，而不能动员广大的群众，反而使群众误会我们只是卢布的作用，而不顾及民族利益”(15)。实际上，陈独秀是以纠正中央的错误宣言为名，反对把苏联利益看作高于一切。中共中央复信陈氏进行辩论，第一次公开地把托洛茨基反对派与陈独秀的机会主义结合起来，对陈独秀的一些错误理论和托派小组织活动进行批评。共产国际也迫不急待地发来电示：“跟共产国际的敌人就托派的反革命政纲的内容进行辩论，是多余的”(16)，直接指示中共中央开展反对取消派的斗争、开除陈独秀党籍是共产国际在世界范围内反右倾、反托洛茨基反对派斗争的必然结果。尽管不是共产国际直接电令开除，但中共中央的这一重大举措显然是根据国际指示的一贯精神作出的，并且事后也是得到国际认可的。陈独秀在“中东路事件”上的不同意见，只是开除党籍的导火线而已。
二
1932-1937年，陈独秀在国民党的监狱中度过了五年时光。这五年，是国际、国内形势发生重大变化的五年。在国际上，出于反法西斯斗争的共同需要，苏联政府开始支持中国蒋介石政权的抗日斗争，共产国际帮助中国共产党人制定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在国内，以国共合作为基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已基本形成，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军队和政权已初具规模，成为抗日战争的一支重要力量。全国形成了轰轰烈烈的共同抗日局面。
陈独秀一出狱，即将主要精力投入抗战的宣传鼓动工作之中。他曾亲自到八路军驻南京办事处，向叶剑英、博古等表示：赞成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自然，这与共产国际的基本态度是一致的，与国外托派分子和国内其他托派成员的反动立场有着根本的不同。这种态度理所当然地受到以毛泽东为代表新的中央领导集体的欢迎。陈独秀与共产国际的关系有逐渐缓和的可能。但是，1937年底和1938年初的一场“莫须有”的托派“汉奸”案彻底断送了可能出现关系缓和的一线生机。
1937年11月，久居苏联的王明、康生等人返回国内，在延安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王明公开诬蔑陈独秀是每月向日本特务机关领取津贴的“汉奸”。在受到中央其他领导同志的责难后，王明竟说陈独秀即使不是日本“汉奸”，也应该说成日本“汉奸”，康生在延安《解放》周刊上发表《铲除日寇侦探民族公敌的托洛茨基匪徒》一文(17)，为王明的诬陷添油加醋，无中生有，造谣中伤。使陈独秀蒙受了不白之冤。尽管半个世纪前的这桩公案早已有了定论，尽管王明、康生是指桑骂槐，含沙射影，但他们造谣都有一个硬绑绑的“理由”——共产国际和联共中央正在大规模地肃托。王、康此举实是受命于共产国际、受命于联共中央。
陈独秀和共产国际之间缓和对抗关系的一线曙光黯淡了。陈独秀的思想也飞得更远了。
第一，他攻击苏联政治与纳粹主义同类，彻底否定苏联的“无产阶级专政”制度。基于对民主问题重新认真思考，“根据苏俄二十年来的经验，深思熟虑了六七年，始决定了今天的意见”(18)。即是斯大林肃反扩大化的错误，陈认为是苏联无产阶级专政制度决定的；苏联政治是“格柏乌”政治，比资产阶级的形式民主议会还不如；莫斯科已成为中世纪式的反动堡垒之一，推翻这个堡垒已成为目前的首要斗争；苏联政治不是社会主义，也决不能创造什么社会主义。陈独秀公开诋毁苏联，亦即攻击共产国际。
第二，他公开宣称放弃马克思主义。陈独秀告诉他的朋友。“列托之见解，在中国不合，在俄国及西欧又何尝正确。弟主张重新估定布尔什维克的理论及其人物，”还表示自己“久拟写一册《俄国革命的教训》，将我辈以前的见解彻底推翻”(19)。可见，他把十月革命否定了，把共产国际否定了，把马克思主义也彻底抛弃了。他宣称自己是“终身反对派”，实际上也是一种自我否定，他否定了自己政治生涯中最辉煌也最值得骄傲的业绩。
陈独秀以虚无主义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十月革命和共产国际，这是不正确的，也是违背他毕生提倡的科学精神的。斯大林晚年的错误固然与苏联政治制度方面存在的缺陷有关，但也有他个人的因素。仅仅看作是无产阶级专政制度的罪恶，从而怀疑一切、否定一切科学的进步的东西，这是片面的，也是十分错误和十分有害的。毫无疑问，陈独秀又回归到他早年接受马克思主义以前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的思想水平上了。其中既有个人的因素、社会的因素，也有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本身的因素。
值得一提的是，这个时期，陈独秀拒绝了托洛茨基让他出国的邀请。他批判了中国托派的极大错误，曾致信托氏，诚恳地建议中国托派彻底改正极左错误，“以百分之百的力量用之于民主民族斗争”(20)，表现出可贵的反帝爱国品行。
更值得一提的是，对于国民党别有用心地挑拨他与共产党和苏联的关系，他也有较高的警惕。苏德战争爆发之初，为了攻击苏联，孤立共产党，诽谤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蒋介石曾派胡宗南、戴笠携带礼物微服私访陈独秀，挑拨陈对苏联和中共的对立情绪。本指望能从陈独秀这位中共创始人、又被中共开除了党籍且遭到“莫须有”诬陷、心怀极大愤懑的老人口中得到一些攻击中共、苏联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言论，结果毫无所获，悻悻而回(21)。实际上，陈独秀是维护了中共、苏联和国际共运的利益。这是难能可贵的。
三
共产国际解散至今五十余年，对陈独秀的研究、对共产国际的研究以及对陈与共产国际相互关系的研究一直作为中共党史、中国现代史和国际共运史研究领域的热点课题而受到学术界的关注。一个明显的态势是，人们对陈独秀的评价渐成增高趋势，而对共产国际作用的认识则愈来愈呈清醒公正，但仍然没有达到他们各自应有的位置。过去，在国际主义原则的束缚下，我们一直恪守着严以律己、宽以待人的高姿态，规定着一些统一的口径，致使一些重大的是非曲直和责任问题无法弄得明白。只有早年既与陈独秀又与共产国际有过密切接触的当事人，周恩来对双方的关系有过比较客观公台的评价，姑且摘录于此，以作为拙作的结尾：
一、各国的革命和建设，要靠各国人民自己的实践。只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本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才能使马克思列宁主义得到补充和发展。
二、各国的革命和建设，要靠各国党自己独立思考。只有独立思考，才有可能避免国际的坏的经验在本国重犯，使国际的好的经验在本国得以发展。
三、各国的革命和建设，要靠各国自己独立自主和自力更生。毛泽东同志说，两个大国的革命胜利，即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和中国革命的胜利，都是在没有共产国际的时候取得的。
总之，共产国际的缺点和错误“概括地说是：一般号召不与各国实践相结合，具体布置代替了原则的指导，变成了干涉各国党的内部事务，使各国党不能独立自主，发挥自己的积极性、创造性”(22)。
为了更好地总结历史经验，我们还需要继续运用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原则——实事求是，来估定或重新估定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以还历史的本来面目。
注释：
①陈独秀：《答国际的信》，1930年2月27日。
②《八七会议》，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版第54、55页。
③《斯大林全集》第9卷306页。
④《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第一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第344页。
⑤⑦水如编《陈独秀书信集》，新华出版社1987年版，第438、445页。
⑧(11)陈独秀：《致中共中央的信》1929年10月10日。
⑨(12)布哈林：《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的任务——国际代表在中 国党第六次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1929年4月版。
⑩《党的文献》1988年第1期第21页。
(13)《红旗》第34期，1929年7月27日。
(14)《红旗》第40期，1929年8月28日。
(15)水如编：《陈独秀书信集》第433页。
(16)贝拉·库恩编：《共产国际文件汇编》，第3册，第141页。
(17)《解放》周刊第1卷，第29、30期，1938年1月28日、2月8日出版。
(18)(20)《陈独秀的最后论文和书信》，四川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4、35页。
(19)台湾《传记文学》第30卷第5期《陈独秀晚年致郑学稼教授原函墨迹》。
(21)沈醉、文强：《戴笠其人》，文史资料出版社1980年版第267-270页。
(22)《周恩来选集》下卷，1984年版，第301-30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