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上海图书市场(1898/1901)--以“宣言”图书广告为例_申报论文

清末上海的书籍市场(1898~1901)——以《申报》书籍广告为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书籍论文,清末论文,为例论文,上海论文,广告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申报》书籍广告内容

1898-1901年《申报》上刊登的书籍广告,大致可以分为三种,即与新学相关的书籍广告(以下简称新学广告)、与旧学相关的书籍广告(以下简称旧学广告)及其他类书籍广告(这类书籍广告主要是指那些难于分类的、既与新学也与旧学相关的书籍广告,少量的通俗休闲作品,与迷信及反变法类相关的书籍广告)。本文分析的重点是新学广告和旧学广告。

所谓新学与旧学,张之洞在《劝学篇》中是这样划分的:“四书五经、中国史事、政书、地图为旧学;西政、西艺、西史为新学。”严格说来,这个划分也是非常笼统的,但也基本上反映了当时新、旧学的分野状况。

(一)新学广告

新学广告所涉及到的书籍非常广泛。有下述几个小类:

综合类:这类书籍内容丰富,涉猎广泛。其中《薛星使日记》的影响较大。该书“述事之外,务恢新义,兼纲旧闻。凡瀛环之形势,西学之源流,洋情之变幻,军城之更新,思议所及,往往稍述一二”[1](P.1),而“其续刻,有相当篇幅是摘抄交涉案卷,辑录地理资料”[2](PP.430-432),又弥补了“有志之士以未窥全豹”之憾。(注:《申报》,1990年4月6日,第13版。)

西政类主要介绍与西方政治相关的知识。梁启超的《西政丛书》在当时是影响颇大的一本。该书“专言西国政治,内分八门,一史志、二官制、三学制、四公法、五农政、六工政、七商政、八兵政”等等。(注:《申报》,1898年2月14日,第4版。)

西艺类:主要介绍西方自然科学知识。如《西学富强丛书》,该书“广为搜集西书之有裨于国计民生者,无不毕备,举凡算学十三、重学一、电学二、化学五、声学一、光学二、天学二、地学一、史志七、法律五、矿政七、工政二十、兵政十五,以西书精华尽荟萃于此。”(注:《申报》,1901年7月2日,第4版。)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新出《男女交合论》”,该书“新译东洋原本戒淫、养身、种子考验秘法”,“附收胎图十四种”。广告中提醒人们“莫当淫词误观”,“读者不但益于胎产,且能延寿长生”,译书目的“半为劝世,以共众览”。(注:《申报》,1901年7月4日,第7版。)可见,当时国人思想观念的大解放。

西史类:像《日本国志》、《泰西新史揽要》、《中东战纪本末》等都是多次出现在《申报》广告栏的书籍。《中东战纪本末》是林乐知所有译编书籍中最为著名的一部。广告中说该书“初续编售出万余部,美不待言,今续辑三编冠以纶音,继以新政奏疏章程,皆不朽之鸿业……中国长治久安实括于此四十万言。”(注:《申报》,1900年4月24日,第1版。)书中在批评中国的积习、中国的政治时,言词非常尖锐激烈,以至于有人认为该书是在为日本军事侵略张目[3](PP.224-225)。就其社会作用而言,这类书籍对中国知识界的影响尤为深远。

可以说新学广告所涉书籍的内容非常丰富新颖,极大的开阔了当时的中国人的视野,启迪了人们的思维,具有极为重要的启蒙意义。

(二)旧学广告

按张之洞在《劝学篇》的解释,旧学应包括:四书五经、中国史事、政书、地图等。为了方便说明,本文对其加以扩展。包含综合性的及不属于前面任意一类的书籍广告,仍单独划归一类,即综合类,还有格致算学类、文学类等等。下面分别介绍各类所涉书籍内容:

综合类:这类书籍广告数量比较大,内容也尤为丰富,其中有不少大部头的书籍、丛书,如被西人称之为康熙百科全书的《古今图书集成》,是我国搜集最博、卷页最富的大类书。[4](P.325)广告中说该书是“天府奇珍,世所罕观……后以颁赐臣工,人间始视”。(注:《申报》,1898年7月4日,第11版。)

四书五经类:涉及的全是与四书五经相关的书籍,如新出《制义初桄》“以论、孟、五经命题……阐发精义,纯正明畅,洵足为后学之津梁也”。(注:《申报》,1898年8月18日,第4版。)

中国史事类:如《史鉴纲目新论》“自上古以及有元历代帝王、朝政名儒贤相、成其一专一比一事一论,较胜于读《通鉴》。”(注:《申报》,1898年10月8日,第4版。)

政书类:如《牧令书辑要》“所载皆我朝名臣循吏懿迹嘉言,采抽成书,用垂模范”。(注:《申报》,1898年1月10日,第7版。)

地图类:如“小方壶斋书籍”指的是南清河王氏所著《舆地丛钞初编》六十四本及其续编四本、再补编十六本,(注:《申报》,1898年1月1日,第7版。)这一广告曾连续刊登了四年,是当时非常畅销的书籍。

格致算学类:该类书籍内容也很广泛,如新出石印《农政全书》“于古今农政旁搜博采,罗列无遗。而于泰西水法数卷,尤称详备。此外,若桑麻、木棉、果本、牲畜以及备荒救荒诸政,凡有益于民生,皆详载于简册。”(注:《申报》,1901年9月6日,第6版。)

文学类书籍不少都是久为传阅的作品,如《佩文韵府》是钦定殿板缩印的,以字韵为纲目的文学辞典。康熙本人说该书“囊括古今纲罗,钜纲韵字之盛,未有过于此书者也。”[5](P.1)“迄今二百年来儒林莫不奉为圭臬焉”(注:《申报》,1990年4月3日,第6版。)。

以上为旧学广告所涉及到的书籍,不难看出其种类之繁多,其内容之丰富。

(三)其他类书籍广告。

这类广告所涉及到的书籍主要包括新旧学兼有的综合性的书籍、通俗休闲读物、迷信及反对变法的书籍。其中主要是综合性的书籍,其次为通俗休闲读物,迷信及反对变法的书籍非常少。

二、从《申报》书籍广告看上海书籍市场的特点

通过上面的介绍分析,我们对1898-1901年间的《申报》书籍广告有了相当的了解。透过这些书籍广告,我们可以发现当时上海书籍市场的一些特点,进而可以看出折射在其中的早期思想启蒙阶段的状况。

(一)受时局的影响非常大。

下表是1898-1901年间《申报》书籍广告月份数量变化表(见下页):

该表基本上反映了这四年间《申报》书籍广告的走势:1898和1901年间的《申报》书籍广告数量的大幅上扬以及1899和1900二年间申报书籍广告数量的总体呈下降之势。在此期间,《申报》的书籍广告量总体上是极不稳定的,不仅波动频繁而且波动幅度也很大,联系到当时的历史事实,可以说这种变化及趋势总体上非常准确的反映了时局的变化,个中原因绝不是用巧合两个字就能解释的。

1、从这份《申报》书籍广告的图表来看,最为醒目的要数:1898和1901年的广告数量的大幅增长,不仅持续时间长,而且增长的幅度比较大。联系历史可以看出,这两个阶段正好处在近代中国的两个思想解放时期。前一个阶段出现的时间是从1898年的1月到9月,是戊戌变法运动最终失败之前的一段时间。这期间,在维新人士的大力推动下,中国人正在进行一场前所未有的思想启蒙运动,新式报刊、出版机构也不断涌现,“西学”和近世传统经世思想被大量传播,因而出现了第一个书籍广告的高潮。后一个阶段主要处在八国联军进入北京前后到《辛丑条约》的签订这段时间内,可以说是稳中有升。这也是与当时清末新政逐渐展开的时代局势密切相关的。一方面八国联军入侵中国的问题还未解决,另一方面中国的再一次战败,让几乎所有的中国人都感觉到了变革的必要性,其影响首先在思想文化领域表现出来。在这种形势下,书籍广告开始有了相当程度的增长,新学广告所占的比例也比以前有明显增加。根据笔者所统计的数字,如果按年份看,这两年里,新学广告所占的比例也比其余两年大。具体数字如下:四年的年广告量按顺序分别为:669、529、322、523,各年份新学数量及所占比例分别为:1898年有新学234个,占34.98%,1899年新学有154个,占29.1%。1900年新学有91个,占28.26%,1901年新学有199个,占38.1%。新学广告的顽强生命力可见一斑。

2、从这份图表还可以看出,在1899、1900这两年里,月份书籍广告量一波三折。虽然我们不可能具体指出某一时期的书籍广告变化与当时某一具体历史事件的直接联系,但在那样一个动荡的时代里,时局的变化的影响无疑会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在八国联军入侵时,连离战争相对较远的上海,很多市民都准备外迁,《申报》曾为此刊登过广告。而且1900年8月3日的“改期开彩特此怖告”的广告中也说到:“嗣缘北乱未靖,南方人心谣惑,以致各项生意减色”。“八国联军发动侵略中国的战争,义和团反帝运动的失败及《辛丑条约》的签订对西学传播进程发生重大影响。”[6](P.765)可见,《申报》的书籍广告受到影响在所难免,更何况戊戌变法运动失败后,在清政府内部,大量的守旧分子上台,他们的态度无疑也是很重要的阻碍因素,但是在那样一个国人渐已觉醒的时代里;这一切只会增加在先进分子引导下的国人对于改变国家命运而奋斗的决心,因而人们会一直有着对于作为知识和思想载体的书籍的需求,所以最高的时候数量每月也能高达58个,只是到了八国联军侵占了北京城之后,国家处于极其严峻的形势之下时,广告数量才降到了最低点:10个。由此看来,这一时期申报书籍广告数量上表现出一波三折,也就不足为怪了,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人们对于书籍的需求的不可遏制。

(二)新学书籍占据主流地位。

从这四年的书籍广告可以看出,新学书籍是引领着时代潮流的。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数量大,能量也大。据笔者统计,在这四年2043个广告中,新学有678个,占33.19%,按广告的种类来算,这四年间刊登广告的新学书籍计有128种,平均每种广告的出现频率是5.3次,而同时期的旧学广告虽有267种,但其四年的广告量仅为1036个,平均每种广告的出现频率是3.9。新学书籍的广告频率要比旧学大的多,新学的活跃程度是旧学所无法比拟的。

2、“开风气之先”、“得风气之先”。新学书籍是新思想的载体,它们是符合时代潮流的。所以也广受欢迎。一些从事新学、新思想译介工作的著名人士及其作品都大量的刊登广告,梁启超的《西政丛书》,康有为的《长兴学记》,林东知的《中东战纪本末》、李提摩太与蔡尔康翻译的《泰西新史揽要》,黄遵宪的《日本国志》等等。其中,维新派人士所著及翻译出版的书籍占有很大的份量,在当时都是具有启蒙意义,并且影响非常大。至于冠名“西学”、“新学”的书籍更是屡见不鲜。在当时新思想的传播中,新学书籍起到了领头羊的作用。

3、从出版机构来看,出现了许多专门出版新学书籍的书局,如算学书局、上海六先书局等。即使是传统的书林、书庄,也都适应时代潮流,开始出版新学书籍,如扫叶山房、江左书林等。

4、对旧学书籍的影响。主要表现为旧学书籍广告中所涉及到的书籍的性质开始有了较大的变化,旧学中那些更加贴近新学的格致算学及经世之学类的书籍,在旧学广告中最为活跃。在新学及新思想的影响之下,很多旧学书籍甚至不惜牵强附会,在它们的广告中也都打着讲求时务的旗帜,以适应“风气大开”的形势。如“投时利器”的广告所说:“当今国朝改文章为策论,讲求实学者莫不以经史三礼为宗。”(注:《申报》,1898年7月17日,第4版。)

总之,新学书籍数量大,内容也走在时代前列,占据着时代主流,影响非常之大,有力地推进了国人的思想启蒙。

(三)旧学书籍仍有市场。

1、数量最多。在这四年的2043个广告中,旧学有1036个,占50.71%。年份旧学数量及所占比例分别为:1898年有旧学376个,占56.2%,1899年旧学有280个,占52.93%,1900年旧学有162个,占50,31%,1901年旧学有218个,占41.68%。从月度广告量来看,以1898年9月的书籍广告为例,这个月的书籍广告量是这四年中最大的,总共有广告86个。其中与西学相关的有28个,占32.56%,旧学51个占59.3%,其他有7个,占8.14%。在其他的月份里,各类书籍的数量比例也大致如此。可以说,旧学书籍广告在数量上占有绝对优势。

2、旧学穿“新装”,内容更加注重“实学”一面。如果我们把当时所刊登的旧学广告再做一下仔细的分析就会发现,它们也被打上了思想启蒙的时代烙印。

首先,在很多旧学书籍广告中,都公开的打出了适应时代潮流的招牌。如《中兴名臣事略》的广告中这样说:“近今风气日开,朝野上下咸以史学为急”(注:《申报》,1898年1月16日,第4版。)。虽然不能排除有些书籍广告有投机之嫌,但也有力地反映出思想启蒙时代主流思潮的不可抗拒。

其次,旧学书籍广告的内容也深深的体现出时代的烙印。表现为旧学书籍广告中有很多进步及经世思想家像顾炎武、王夫之、林则徐、薛福成等作品,如《林文忠公政书五种石印》的广告中说“有志之士莫不妍求实学,力矫虚浮”(注:《申报》,1898年11月6日,第4版。)。这些作品的出版,都或多或少带有展示中国传统文化以从中寻求治国之道的意识,反映了在必须向西方学习的过程中,中国人对于中国传统思想精华的吸取。此外,科技类的书籍,在当时也很盛行。这与当时人们崇尚格致之学的风气是一致的。这类书的风行,对于思想启蒙运动来说是有积极意义的。因为科学技术本身对于人的思想的影响,特别是在战胜无知和迷信,培养人们正确地思维等方面无疑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四)各种书籍同时并存,反新法和迷信书籍广告死而不僵。

通俗休闲的书籍一直都是存在的,而且常常有火热的场面出现。即使在1898-1901这样的年代里也不例外。例如:《新编百花趣乐演义》、《四云亭》等等。后者还在当时引发了一场广告大战。另外,几千年来的传统使迷信思想在中国有着顽强的生命力,当时的中国还处于思想启蒙的阶段,迷信思想当然不可能一下子被消除,所以在这一时期,与迷信相关的书籍广告也还有一些,有一个叫“陆地神仙”的算命先生就长期在《申报》上刊登《重刻遵生八笺》的书籍广告,名叫《新刻地理精微》的关于风水的书籍广告也很醒目。反对戊戌变法的书籍虽然不多,但还是存在的,其中最为著名的要数《翼教丛编》、《康逆纪事》等等。

结语

从《申报》书籍广告,我们可以看出,清末戊戌辛丑年间上海的书籍市场,呈现出鲜明的思想启蒙时代特点:相当数量的新学书籍引领着时代潮流,受其影响,数量更大的旧学书籍也旧瓶装新酒或者新瓶装旧酒,多多少少地都被抹上了时代变迁的新色彩。整个书籍市场呈现出一种紧迫时代新思想的趋势。这四年间的书籍广告的运行态势深刻地反映了时局的艰险、曲折,当变革图强成为主旋律时,书籍广告数量就会增加,而当保守派控制局势或国家处于战乱之际,书籍广告数量就会有所下降。《申报》书籍广告所体现出来的上海书籍市场的这些特点,正好可以反映出国人在面对多灾多难的困境和亡国灭种的危险时的不屈不挠的时代意识,及国人在吸取新学思想时对于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精华的汲取,并试图从中找出适合本国国情的强国之路的做法。联想到现在,虽然中国已今非昔比,但改革开放依然是中国人面临的紧迫任务之一。在这种情况下,重现当年颇具代表性的上海书籍市场的概貌和特征,重温一百年前的那场思想启蒙运动,对于今天还在继续着前人未竟事业的我们来说,还是有一定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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