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华民族从多元走向一体，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华民族论文,走向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人类已进入21世纪，全球化的浪潮正在席卷世界。在这种国际背景和世界潮流中，一方面是全球市场的重大结构变化对国家共同体构成巨大的挑战，全球市民社会取代民族国家的趋势已显端倪；另一方面虽然民族国家还在全球体系中充任主角，但全球化的国际环境已经影响到国家的结构和功能[1]。
面对这种态势，中国历来以一个统一多民族的国家的形象立于世界国家和民族之林的传统结构也就不可避免地要受到影响，要接受挑战。现在问题的焦点是在全球化中，中国是以56个民族的“多民族国家”面对世界，还是以中华民族的“民族国家”面对世界？
一、现状：对中华民族的认同基本上停留在文化和学术的层面上
要讨论以56个民族面对世界还是以中华民族面对世界的问题，首先必须对中国民族的认同现状作一个分析和评估。
1.现状之一：56个民族56朵花
目前我国在民族意识方面的态势是56个民族的意识强烈，除汉族以外，还有55个少数民族。一涉及到民族和民族问题，人们想问题、办事情考虑的都是少数民族和少数民族地区，这是中国解放50多年来执行党的民族政策的结果，是少数民族翻身做主人的结果，本身是一件大好事情。而事物发展的辩证法告诉我们，真理和谬误互相依存，互相转化。也就是说在一定的条件下真理和谬误可以相互转化，即真理都有它的适用范围，如果超出一定的范围和条件，真理就会向谬误转化；真理又是全面的，有它完整的科学体系，如果断章取义，把某一部分和整个科学体系割裂开来，对立起来，科学真理也就会向谬误转化。
从这个理念出发，我们现在应该认真反思一下“56个民族”的民族意识问题了。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从马克思主义民族平等的原则出发，从政治上认同了民族的法律地位，这就是宪法“序言”中所规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全国各族人民共同缔造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平等、团结、互助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已经确立，并将继续加强。……国家尽一切努力，促进全国各民族的共同繁荣”。在这里“全国各族人民”指的就是56个民族。这种民族意识强调的是“56个民族56朵花”，这是一种分散的个性化的民族意识，这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建构是不相匹配的。
2.现状之二：中华民族的民族认同是一个学术理论热点
对中华民族的认同早已是中国学术界的研究课题。20世纪20年代以来，一些学者就开始了对中华民族的研究，最早的是1928年爱文书局出版的常乃惪的《中华民族小史》。此后有曹松叶的《中华人民史》（商务印书馆，1933年）、李广平的《中华民族发展史》（正义出版社，1941年）、张旭光的《中华民族发展史纲》（桂林文化供应社，1942年）、李震同的《中华民族的来源》（上海民众书局，1942年）、马精武的《中华民族的形成》（上海民众书局，1942年）、俞剑华的《中华民族史》（国民出版社，1944年）等。这些研究虽然缺乏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但却都从学术的层面表达了对中华民族的认同。
20世纪50年代以后，对中华民族的研究虽然沉寂了相当一个时期，但是，80年代后期，由于费孝通先生提出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论，而使中国学术界对中华民族的研究悄然兴起。1988年8月22日，费孝通先生应香港中文大学之邀，发表了《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的讲演，提出了著名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论”，为中华民族的民族认同奠定了学术理论基础。
1990年11月1日上海出版的《社会科学报》报导了重庆师范学院史式教授提出的编纂一部《中华民族史》的倡议，引起了海峡两岸学者的强烈反映，很是热闹了一下子。接着当年12月12日，由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广东中华民族凝聚力研究会、广东中华民族文化促进会联合，在广东中山市举行了“中华民族精神与民族凝聚力学术讨论会”。此后，连续3年召开了学术讨论会。
尽管关于中华民族精神与民族凝聚力的讨论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冷了下来，但其“热岛”效应却使中华民族的研究成了学术界的热点，出版了不少学术著作，主要有：陈连开的《中华民族研究初探》（知识出版社，1994年），萧君和主编的《中华民族族体论》（民族出版社，1999年）和《中华民族史》（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01年），韩效文和杨建新主编的《各民族共创中华》丛书（甘肃文化出版社，1999年），马戎和周星主编的《中华民族凝聚力形成与发展》（中国社科出版社，1999年），田晓岫的《中华民族发展史》（华夏出版社，2000年），尤中的《中华民族发展史》（云南出版焦团晨光出版社，2007年）。所有这些，以及与中华民族研究相关的著作和一批相当数量的学术论文，可以说为中华民族的研究建立了一个很好的学术平台，使中华民族的民族认同成为中国学术界的一个学术理论热点。
中华民族认同的这种现状，从宏观上看只是停留在民间的范围，仅仅处于文化和学术的层面上，基本上没有进入国家的运行范围，即没有进入政治和制度的层面，也没有进入政策和法律的层面。
二、呼声：确立中华民族的“国族”地位
早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就有人提出要淡化民族意识、强化公民意识。这个建议的出发点当然无可非议，但却忽视了56个民族的民族意识已深入人心，尤其在中国，由于对少数民族从政治到经济上实行了一系列的倾斜政策，使他们在政治上翻身做了主人，在经济上开始走上富裕之路，所以淡化民族意识的建议并没有得到回应。而从理论上来讲，这个建议在理论上犯了一个不可弥补的错误，即一方面否认了民族的存在，另一方面又把民族与国家对立了起来。
进入21世纪后，全球化的浪潮加上民族主义思潮的进一步泛起，特别是经过中国学术界近十多年对中华民族的研究，人们的中华民族意识不断得到强化，在这种态势下，一些学者认为民族认同与国家建构应该统一起来，确立中华民族“国族”地位的时机应该到了。
1995年，著名的政治学家宁骚教授在《民族与国家》一书中就指出：把“中华民族”译成英文的“Chinese nation”，使“民族”与“nation”对应起来；同时把“少数民族”改称为“少数族群”(ethnic minorities)，从而把这些侧重文化意义的“族群”与“ethnic groups”对应起来，而把56个原来称为“民族”的群体称为“族”（如汉族、蒙古族，而不再称“汉民族”、“蒙古民族”），并统称为“中华民族的56个族群”。宁骚特别强调说：“在中国，只有一个民族才能称作民族(nation)，这就是中华民族(the Chinese nation)。……现在，世界各国都普遍地在‘全体国民形成一个统一的国族’这一含义上使用民族(nation)一词。”[2]2007年5月宁骚再次强调“就政冶层面而言，一方面我们要重视民族国家建构与民主制度完善这样一个对立统一过程，另一方面要意识到民族国家的建构也是一个‘国权’和‘族权’对立统一过程。”就此，宁骚与关凯有一段解释性的对话：
关：怎样理解“国权”和“族权”？
宁：“国权”概念是与民族国家这个概念同时出现的。国权是一个民族国家生存的基本权益，是依据国际法，一个民族国家应当具有的权益。维护主权、领土完整，维护国家利益、民族利益、民族统一，这是现代民族国家的基本权利。同时还存在“族权”，即少数民族保护自身特殊性的权利。二者关系非常复杂，也非常现实。从维护国权的角度说，领土的开发、国家利益的维护都是必须的，但是如果这些关系处理不好，会对民族寻求发展的权利造成伤害。
我刚讲过从民族地理学来说，中国是个多民族国家。我国的很多资源在民族地区，这就存在建立一种什么样的利益分享机制的问题。提出一个固定的利益分享比例很困难，要根据国家需要和少数民族地区发展的需要来协调，根据不同的需要确定利益分享的机制。
关：您说的“国权”还比较好理解。国家是抽象的，中央政府是具体的。中央政府通过决策维护国家权益。讲到“族权”就存在问题。族权有两个维度：现代民族国家是由个体构成的，这些个体是公民，分属不同的利益集团、地域集团和民族。如果依据法律保障族权，就会出现很多问题。首先，族权必然是一种群体权利，那我们应该如何看待群体的边界？什么人能享受这种权利？其次，这种权利在群体内部如何分配？是否能让真正该享受这种权利的人受益？这在理论上都是有悬念的。表面上看，“族权”似乎是很直观的，我们看民族地理分布图就能一目了然。但是实际上，有些少数民族的群体界限并不很清晰。这就使我们面临一个复杂的问题：如何定义族权？如何在操作层面上把握族权？
宁：在国权和族权的关系问题上，中国是处理得最好的。族权方面，每个民族都有使用本民族语言文字的权利。上世纪初期兴起的“国语运动”把汉语确定为国语，这就意味着其他民族语言的地位变低了。新中国称汉语为普通话，规定各民族语言一律平等。在现实生活中，各民族为了交流，有学习普通话的需要。这是中国很好地处理民族问题的一个典型例证，语言问题没有成为民族问题的诱因。随着现代化进程的推进和民族国家的建构，在我们强调保护民族语言的时候，汉语的推进速度却更快了。这是一种对立统一关系[3]。
宁骚“国权”和“族权”观点的提出，不啻是对确立中华民族的“国族”地位的一种理论的呼声。对此，学术界反应强烈，2001年，著名的社会人类学家马戎教授在《中国社会科学》第1期上发表了《评安东尼·史密斯关于“nation”（民族）的论述》一文，在文中明确表示同意宁骚在中国只有中华民族才能称作民族(nation)、把“少数民族”改称为“少数族群”(ethnic minorities)的观点，并进一步发挥说：“近代中国各族人民团结一致地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斗争是带有浓厚的‘民族主义’(nationalism)色彩的，所以凡是以中华民族为主体的运动，称为‘民族主义运动’。从这个思路出发，我们可以考虑不再把各少数族群的‘族群意识’冠之以‘民族主义’，也不再把我国各族群之间的矛盾称之为‘民族问题’、‘民族关系’、‘民族矛盾’或‘民族冲突’，而称为‘族群问题’、‘族群关系’、‘族群矛盾’或‘族群冲突’。”此外，他还认为当我们这样把中国各少数族群不再定位为“民族”(nation)的时候，我们也就可以跳出斯大林设定的有关“民族”定义的4条特征（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框架，更加实事求是地理解和分析我国的族群现象和族群界限，我国的“族群识别”问题和其他涉及到族群的各类问题也就不像过去的“民族识别”工作那样带有政治色彩，而是更多地强调文化和历史因素，而长期强调的“民族平等”这个政治问题也将从“各少数族群成员的公民权利”的角度来予以保障[4]。
兰林友博士在《广西民族学院学报》2003年第3期上发表《论族群与族群认同理论》建议：“以族群概念替代56个民族的概念，在中华民族(Chinese nation)的意义上，既可用民族(nationality)概念，也可用族群(ethnic groups)概念，即构成the Chinese ethnic nationality在民族大家庭中的55个单一民族的概念上，可以采用少数族群概念，至于英译不妨用汉语拼音minzu；当然，至于那些拥有自治区的少数民族，也可以采借美国针对印第安人的national groups概念，其次属群体都可用族群概念来探究，在族群概念的架构下，对于人口数量较少或与主体民族相比人口数量对比悬殊的族群可以明确称为少数族群。这就是说，在中国的语境中，用民族指称包容性的中华民族是适宜的，而用族群指称一个民族的不同层级单元，即学术意义上的文化含义的分类单元。”2003年7月29日，中国边疆研究专家马大正研究员在《光明时报》上发表了《论中国古代的边疆政策》时更是明确地说：“中华民族既是一个民族共同体概念，也是一个国家概念。”
最近，云南晨光出版社出版了云南大学尤中教授积毕生精力，历时17年撰写的《中华民族发展史》，全书皇皇500万言，纵论了从公元前21世纪建立夏朝开始，至1911年清朝灭亡为止，长4000多年中华民族发展的历史，正如出版者在“前言”中所说：“《中华民族发展史》详尽地论述了历代地方政权兴亡的史实及其历史原因，在于说明，全国统一的趋势是必然的，是任何力量都无法阻挡的。因为自古以来中华大地上的古代各民族都是向往和努力追求国家最终的统一，在出现分裂的情况下都努力想方设法、采取一切措施来恢复或重建全国的统一。《中华民族发展史》把古代各民族互相促进、共同发展、最终走向统一的历史过程，通过众多的详实的历史实例，反反复复地把这一中国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论述得很清楚。这就为我们在今天巩固、加强中华民族团结，维护和捍卫国家的统一、领土主权的完整，提供了极好的历史借鉴和依据。这就雄辩地说明，无论存在什么样的障碍，也不管时间的长短，中华民族的大一统都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这是任何民族分裂主义者所无法阻挡的！”[5]所有这些观点和建议，都汇集成一个声音，那就是：当今中国“国权”和“族权”应该统一了，现在已经到了确立中华民族“国族”地位的时候了。
三、基石：族群概念的引入和应用
为什么说现在是到了确立中华民族“国族”地位的时候了？一个重要原因，是因为现在有了族群概念作理论基石。
20世纪50年代中国的民族识别，以及60年代初期学术界对民族概念的讨论，都使人们认准了一个理，那就是民族这个概念具有极强的政治性。在中国，一个人们共同体一旦被确定为民族，就被宪法赋予了自治的权利，随之而来的就是可以享受一个少数民族可以享受的一切政治待遇，以及与其相连的经济、文化、教育等方面的待遇。所以，建国后相当一个时期内，包括政府在内，人们把注意力都集中在民族的识别上，尤其是对少数民族的识别上。在这个时期如果讨论对中华民族的认同，在理论上就会出现困惑，那少数民族是“民族”，中华民族也是“民族”，此“民族”与彼“民族”如何区别？在没有办法的情况，曾有学者提出中华民族是“复合民族”。正是由于对民族概念的扯不清，理不明，所以对中华民族的认同问题基本上停留在民间范围里，处在文化和学术层面上。
20世纪60年代族群概念在西方流行，90年代族群概念引入中国，引起了学者们的思考，于是有了上述用“族群概念代替56个民族的概念”的建议。
笔者认为族群概念的引入和应用是中华民族“国族”地位确立的理论基石。
族群虽然是国际上流行的一个概念，但对公众来说是一个新的概念，因此笔者在此要先作一点解释。族群一词是20世纪60年代开始在西方流行的一个概念。其定义与文化定义一样是多义的。笔者研究了各种族群的概念后，在2002年《民族研究》第1期上发表了《论族群与民族》一文，给族群概念作了一个简明的界定，即“所谓族群，是对某些社会文化要素认同而自觉为我的一种社会实体”。
又由于用族群概念替代56个民族的概念是一个事关公众的大事。因此，笔者在此又要多费一点笔墨使人们对此有一个较全面的认识。笔者之所以认为族群概念是中华民族“国族”地位确立的理论基石是因为：
第一，从性质上看，族群强调的是文化性，而民族强调的是政治性
族群这个人们共同体的根本属性在于它的文化性，无论哪一位学者的定义都认同这一点。民族这个人们共同体虽然也具有文化性，但这不是它最重要的基本特征，一些民族虽然没有鲜明的文化特征，但仍然认同为一个民族，因为他们仍具有民族的自我意识。民族强调的是它的政治性。这是因为一方面在从部落发展成民族的历史过程中，国家是孕育民族的母腹。更重要的是一般情况下，最初的国家都要使用行政的手段统一语言、文字，加强人们的经济联系，从而促进民族的形成和发展。另一方面，民族与国家政体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在民族国家的条件下，民族与国家的界限及利害多是相互一致的，民族的愿望可以直接成为国家政策的基础。国家的政治社会化与一体化努力，久而久之，便可以改变民族性格，而民族性格又会在相当程度上影响到国家政治制度。在多民族国家中，国家的宪法也可能对国内各民族的利益做出保障。
在中国现实的社会政治生活中，族群的文化性特质与民族的政治性特质之间的反差更是凸显无遗。作为族群，无论是汉族的客家人、广府人、闽南人、平话人、东北人、陕北人、昆明人等，还是瑶族的盘瑶、山子瑶、花蓝瑶、茶山瑶、过山瑶、布努瑶等，抑或是彝族的黑彝、撒尼、阿细、红彝等，还是苗族的花苗、红苗、白苗、青苗，都以文化为边界，既不享有政治权利，也不谋求政治权利。而民族则不然，作为一个民族，在中国必须得到国务院的承认。而一个共同体一旦被确认为一个民族，就享有国家赋予民族的一切政治权利，哪怕这个民族只有几千人，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中也必须有其代表，并享有建立民族自治地方的政治权利。
第二，从社会效果上看，族群显现的是学术性，而民族显现的是法律性
族群概念的引入，尤其是我们运用族群概念来研究民族内部的支系或民系，如近几年对客家人的研究，所显现出来的社会效果都是学术性的，既无经济利益的驱动，也无政治权利的追求。所以，不具任何政治色彩的族群概念的使用，从学术上为我们更深入、更细致地研究人们共同体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武器”或“工具”，或者说是给人们提供了一个不会引起什么争议的话语。
如前所述，民族的政治属性决定了民族问题在涉及到经济利益和政治权利时，必须依靠法律给予保障和进行裁决。所以，为了解决中国的民族问题，国家制定了《民族区域自治法》来保障少数民族的经济利益和政治权利，从而在社会效果上显现出来的是法律性。可以说，民族及民族问题从古到今一直是一个敏感的政治因素。
第三，从使用范围上看，族群概念的使用十分宽泛，而民族概念的使用则比较狭小
在传统的民族学理论中，原始群、氏族、胞族、部落、部落联盟、部族和民族都有严格的界定。斯大林所定义的民族是前资本主义民族和资本主义以后的民族，而不包括氏族、部落等前民族共同体在内的所谓“广义的民族”，这一民族概念的使用范围比较狭小，故人们称之为“狭义的民族”。正因为民族概念有不同的学术涵义，所以在使用中，由于理解的不同和环境的差异，往往引起误解和争论，中国学术界20世纪60年代初就民族译名而引起的争论就是一例。而当中国学术界对民族概念争论不休之时，美国及西方人类学民族学界主要关注的则是族群及族群关系。
由于族群强调的是文化性，它的形成和发展与政治无关，所以它的使用范围宽泛，外延可大可小。一方面，它可以泛指从古到今的一切人们共同体：若从历史上看，可以指原始族群、古代族群、现代族群；若从结构上看，可以指大的人们共同体集团，如中国古代的百越集团、苗蛮集团、戎狄集团等，以及当代的中华民族，也可以指一个具体的民族共同体，如汉族、壮族、蒙古族、维吾尔族、藏族等。另一方面，它还可以指民族内部的一个支系或民系，如汉族的客家人、广府人、东北人、陕北人等。周大鸣就说过：“族群可以是一个民族亦可是一个民族中的次级群体，如汉族中的客家人、闽南人、广府人等；而民族一词无法包含这些内容。”[6]总之，族群的使用没有什么限制，虽然看起来似乎无所不指，无所不包，但在实际应用中，操作方便，一目了然，绝不会像民族概念那样容易产生歧义，引起不必要的概念争论，更不会引起政治矛盾和纠纷。
弄清了族群与民族的区别与联系，我们就可以理解族群概念作为中华民族认同的一块理论基石，由于它“是对某些社会文化要素认同而自觉为我的一种社会实体”，所以它既可以指中华民族，也可以指中国56个民族，以及其中任何一个具体的民族（这是笔者基本上和原则上赞成宁骚、马戎、兰林友建议之与其不同之处），这就不存在否认56个民族存在的问题，可以为公众所接受，此其一。其二，为了区分中华民族之此“民族”与56个民族的彼“民族”，用族群的概念指代56个民族的概念，这样中华民族的族体就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体统一了起来，这就有利于56个民族的民族认同升华为中华民族的民族认同，使分散的个性化的民族意识转化为向心的共性化的民族意识，这样中华民族的概念才会在公众中凸显出来，强化中华民族意识的种种措施才可以全面地进入国家政治生活的运行之中，中国的“国权”和“族权”才能统一，中华民族的“国族”地位才能在中国得以确立。
由于人们对族群问题的认识分歧很大，争论很激烈，赞成者有之，反对者也有之。但综观争论的诸多论文，笔者认为还是马戎谈得较透，特专引他与关凯发表在《中国民族报》上的一段精彩的对话：
马：多民族国家的政府在设计本国民族关系的政策方面，大致有两类导向，一类我称之为“政治化导向”，就是强调各个群体的政治地位和政治权利，用官方的制度和政策把“民族”正规化（官方识别），把民族成员的身份固定化（官方身份中的“民族成分”），把传统居住区的边界明晰化（自治共和国、自治区），这样必然会导致各群体的“民族意识”不断强化。另一类我称之为“文化化导向”，即把各群体之间的各种差异（语言、宗教等）主要视为“文化差异”，把群体边界“模糊化”，努力淡化各群体的“民族意识”，同时积极强化“公民—国民意识”。
中国历史上处理民族关系的传统思路属于“文化化”（“有教无类”）这一类，以文化差异来看待“夷夏之辨”。美国由于是多种族的移民国家，在处理种族—族群关系时采用的是“文化化”导向。苏联采取的是“政治化”的做法。新中国成立以后，受到苏联影响也大致是“政治化”的思路。我认为我们应当以苏联解体为警钟来反思一下把民族问题“政治化”的经验与教训。
美国在思考群体之间的和谐与冲突时，采取的是把民族关系“文化化”的思路，具体做法就是努力在全体国民中构建一个核心认同，即让所有的人最看重的是自己的美国公民的身份，而把族群身份、种族身份、宗教信仰淡化为“文化特点”，是次要的、非核心的、不关键的。这样把主要的认同问题解决了，矛盾就成了内部矛盾，成为国家内部公民个人之间的利益问题，也就可以在内部来协调解决。如果把这些问题“政治化”的话，强调不同民族具有不同的政治利益，属于不同的政治群体，族群边界就会变得很清楚，任何个体差别都会使人联想到族群关系。那么面对经济差距问题时，就不仅仅是一个收入高低的问题了，而变成一个民族问题，是民族差距，人们的情绪就会发生很大变化，就会用群体冲突的方式而不是个人之间协调的方式来解决矛盾，其结果当然也会很不一样。
关：您是不是指我们的社会结构实际上是存在“分层”的，社会结构里面注定会有一些结构性的冲突，但是这些冲突是否用“族群”来标签化，是可以选择的。
马：当然，政府和主流社会对于社会中的矛盾与冲突，完全可以采用不同的引导方式。首先，我们要承认社会分层在短期内是不可能消除的。在所有的公民当中，既然在智力、健康和勤奋努力程度上有差别，从社会得到的报酬就会有差别。问题就在于我们应当如何来看待这些差距。如果以族群身份作为最核心的认同，处处以此来比较，就会把社会差距“族群化”，会激化族群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如果我们把国家公民作为最核心的认同，把这些差距主要看作是个人之间的差距，就会以对个人进行扶助的办法来解决，人们也会用完全不同的眼光看待现实生活中存在的差异。
关：这是不是就是所谓的符号互动理论呢？就是社会给予这个族群的符号。
马：思考问题时所用的分析单元，就是我们所设计的符号。“公民”、“族群”、“民族”、“阶级”等，都是符号。在分析人们之间的社会经济差距这个领域里，人们实际上也设计了一套符号体系、一套身份体系。
关：这实际上是社会制度的功能，未必是人们主观上想要的，但是我们讨论制度时，是只看结果不看动机的。
马：其实很多的少数民族“单元”都是由政府构建的，这是由于政府在设计的时候受到了把群体“政治化”思路的影响，在这样的思路下设计出来的一套以“民族”为单元的符号体系。如果没有强大外力来冲击这套符号体系，在民众的日常生活中，“民族成份”就会成为最重要的身份符号，民族之间的互动就会成为重要的社会互动，而且会成为政治层面、经济层面、文化层面、心理层面等全方位的群体互动。在这种群体互动中，往往会使政府陷入被动，夹在各个群体之间，照顾了黑人，白人不满意，照顾了白人，黑人不满意。美国就是要努力克服这种被动局面，所以不把问题放在种族群体的层面上来讨论，极力强调黑人和白人都是美国公民，强调所有的互动都应当被看作是各个公民（不论是白人还是黑人）之间的互动，是黑人公民和白人公民之间的个体互动，出了问题都以公民的身份去寻求宪法保护和法律解决。虽然在客观上各种族内部依然存在着某种凝聚力，但是从政府的宣传和政策设计上，是在努力避免群体冲突，努力以个体为对象来处理任何纠纷和矛盾[7]。
正是因为既考虑了中国上下五千多年民族关系发展的历史和历代协调民族关系的经验，又考虑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近六十年处理民族问题的实践；既总结了过去受斯大林民族理论和苏联模式影响的教训，又充分注意了西方族群理论，以及民族认同与国家建构相统一的作用，所以面对当代中国民族和民族关系的实际，冷静地思考，应该把族群理论作为确立中华民族“国族”地位的理论基石。
四、从多元走向一体：中国各民族互动整合认同的历史趋势
为什么说现在到了确立中华民族“国族”地位的时候了？另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因为建国后，中国各民族的互动经过半个多世纪的磨合、认同和整合，从多元走向一体的趋势越来越强。这种趋势，笔者在进行国家社科基金课题“中国民族团结研究报告”的田野调查中有许多切身的感受和体验，主要表现在：
1.友好合作促进中国各民族从多元走向一体趋势的发展
友好合作，就是民族与民族之间对互动各方都有某些益处的共同目标，彼此相互信赖、相互配合的一种联合行动。
我们田野考察中，看到和听到了许多各民族人民友好合作、和谐一致的实例，如：
心里装着全村人的新疆震城县芦草沟乡墩里村的买买提·克里木；
把一生都献给了新疆和田水利事业的专家王尉；
把自己的一切都献给了西藏、新时期民族团结的楷模孔繁森；
内蒙古草原上民族团结的新星——伊克昭盟鄂托克旗额尔和图苏木（乡）；
宁夏青铜峡市回汉合作共建新峡口镇；
青海玉树藏族的“活菩萨”——县委书记刘自山；
青海民和回族土族自治县回汉杂居的“团结村”欣欣向荣奔小康；
……[8]
凡此等等，不胜枚举。
中国各民族从多元走向一体的趋势在各民族的友好合作中不断加强。
2.平等互助促进中国各民族从多元走向一体趋势的发展
民族与民族之间的地位关系是平等的，所以马克思主义的民族平等观主张一切民族的平等；要求各民族在一切权利上的完全平等；把民族平等的实现寄托于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在无产阶级掌握政权的国家里，要求原先处在压迫地位没地位民族的无产阶级要采取各种措施，照顾、帮助，直到牺牲自己的某些利益去保证和实现少数民族在事实上的平等。对此，我们可以透过南宁市这个多民族聚居的首府城市各民族的友好合作图发展，上海这个大城市对少数民族地区友好支持两个案例，从更宏观的角度来考察中国民族团结和谐境界。
改革开放以来，南宁市各级党委、政府坚决贯彻新形势下民族工作的大政方针，紧紧围绕“团结和进步，稳定和发展”的民族工作大局，认真贯彻落实党的民族政策，在政治上实现了民族平等，各族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文化教育事业呈现新面貌，各民族之间的交往增多，范围扩大，通婚非常普遍，全市政治稳定、民族团结、经济持续发展，呈现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当前，南宁正朝着创建“中国绿城”和建设现代化城市目标迈进。
建国以来，上海对少数民族地区的支援从来就没有停止过，不仅向少数民族地区派出许多有事业心的干部，而且也输出过数十万的青年和工人，他们到青海、宁夏、甘肃、新疆、贵州、广西、云南、四川等地，为少数民族的地区建设贡献了自己宝贵的青春。由于上海有着比较强的工业基础和较强的人才优势，所以支援内地少数民族地区，切实做好对少数民族地区的工作，就成了上海民族团结工作的重要任务之一。
滴水见太阳。南宁和上海的两个案例犹如两滴水，从中我们可以窥见中国各民族从多元走向一体的趋势在平等互助中不断加强。
3.相互适应促进中国各民族从多元走向一体趋势的发展
适应是人类生存的一个重要策略。民族与民族互动时，各自都会调整自己的行为，采取顺从的态度，以实现相互适应，从而达到民族团结。中国民族团结的这种和谐境界的表现也是非常突出的，我们在田野考察中看到和听到了许多生动的案例，如新疆和田商尔巴格乡阿依丁库勒村汉族菜农李普修、李桂花夫妇帮助维族农民种菜时的适应；青海甘德县柯曲乡各民族干部相互适应促团结图发展的事迹；西藏拉萨“花儿”茶社老板索南吉通过茶衣相互适应，搭起民族团结桥的故事；西藏民族艺术研究所副所长刘志群与其藏族妻子当决卓玛的婚姻关系等案例都凸显了中国各民族从多元走向一体的趋势在相互适应中不断强化。
马戎的观点之所以符合中国民族关系的实际，是因为中国民族在半个多世纪的民族互动、磨合、认同和整合中，从多元走向一体已成为中国民族关系发展的大趋势。
五、中华民族：中国各民族面对全球化挑战最佳民族认同
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2001年突发的“9.11”事件，使得20世纪末以来世界民族关系更加错综复杂：
1.两极对峙向多极转型中伴随着单极与多极的碰撞。冷战结束后，世界格局已从两极向多极转型，俄国学者叶夫根尼·巴扎诺夫就说：“全球化使各国相互依赖程度越来越高，以致将来不再会借助武力来解决矛盾，而是会越来越多地参与合作。美国人面临的将是一个在日益加深的相互依存基础上进行合作的更为完善的多极世界。（参见《参考消息》2003年9月13日，3版）一言以蔽之，全球化必将造就多极世界。但是，美国却凭借其军事势力在世界上强行推行单边主义，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使美国的“单极”霸权思想昭然若揭。那么，国际社会是否买美国的账呢？事实的发展是国际社会根本不买美国的账。岂止是不买账，而且在向伊拉克动武的问题上发生了激烈的碰撞，法国、德国以及俄国为了凸显自己是国际政治事务中的一“极”，而强烈地反对向伊拉克动武就是一例。在2003年9月23日联合国大会的一般性辩论中，各国领导人纷纷批评美国的单边主义，联合国秘书长安南就激烈抨击单边主义的先发制人理论。（参见《文汇报》2003年9月24日，3版）所以，在两极对峙向多极转型中虽然伴随着单极与多极的碰撞，但世界多极化将是21世纪世界民族关系发展的大趋势。面对这种态势，中国各民族以什么身份认同为最佳呢？
2.国际恐怖主义活动的有增无减，已成为世界公害。世界一下子从美苏争霸的罗网中挣脱出来，国际制约力和控制力下降，犹如潘多拉魔盒被打开一样，原先被东西矛盾压制着的各种次要或局部矛盾都被释放出来了。于是种族冲突、民族矛盾、宗教纷争、国家竞争等都成了国际恐怖主义这个妖孽肆虐的政治原因。而现代性所伴生的自身异化因素：生态平衡、人口爆炸、粮食短缺、贫富悬殊、社会不公、失业率居高不下等则成了国际恐怖主义横流的社会温床。就是在这种国际大背景下，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国际恐怖主义妖孽的肆虐，构成了日益增长的全球性危机和地区性威胁。“9·11”事件后虽然本·拉登“基地”组织受到了沉重的打击，但恐怖主义的活动并没有得到有效的遏制，由恐怖分子策划和制造的巴厘岛惨案，一直到2003年5月13日，车臣发生的自杀式恐怖事件都反映了恐怖主义的猖獗。因此，关心世界民族关系的人们无法乐观。面对这种态势，中国各民族以什么身份认同为最佳呢？
3.民族分离主义作为民族主义恶性发展的极端产物，对世界民族关系的发展负作用会越来越大。20世纪后半期在世界上掀起的第三次民族主义浪潮的冲击波，产生的一个恶性后果，就是民族分离主义的蔓延。这种民族分离主义往往以暴力恐怖活动为特征。如前已提及的斯里兰卡“泰米尔伊拉姆解放猛虎”领导的“泰米尔伊拉姆国”独立运动，俄罗斯的车臣问题，库尔德斯坦工人党领导的武装游击运动，菲律宾的“摩洛民族解放阵线”，西班牙的“埃塔”，法国的科西嘉问题，英国的苏格兰问题和北爱尔兰问题，印尼的东帝汶问题和亚齐问题等民族分离主义都不同程度地困扰着世界，威胁着世界民族关系的良性发展。这种态势在美国等西方国家“人权高于主权”论调的误导和鼓励下，民族分离主义还可能在世界上继续蔓延一个时期。面对这种态势，中国各民族以什么身份认同为最佳呢？
4.世界上一些政治敏感地区的民族问题有进一步激化的趋势。民族问题是当今世界普遍存在的社会问题，由于历史的原因和现实种种因素的催化，形成了一些民族问题敏感的地区，如巴以冲突，进入21世纪后愈演愈烈。20世纪70年代以前，巴以之间发生过20次武装冲突，其中最大的便是4次中东战争。巴以冲突的结果是300万巴勒斯坦难民流离失所。1991年海湾战争后，美国挟其余威召开了解决巴以冲突的马德里和会，在“奥斯陆协议”中，巴勒斯坦承认了以色列的和平生存权，以色列则承认了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是巴勒斯坦人民的代表，开启了和平进程。但是，以色列方面由于沙龙上台后推行武力镇压巴勒斯坦人的强硬政策，使矛盾再度激化；而巴勒斯坦以哈马斯为首的极端势力因对政治解决屡屡不能奏效，而抛开阿拉法特，不断对以色列“发射”人体炸弹，使得以色列防不胜防。巴以冲突一直处在紧张状态。2003年6月，美国又挟伊拉克战争的余威，在美国、联合国、欧盟、俄罗斯的“中东问题四方会议”上提出了中东和平路线图。人们以为这个和平路线图给渴望和平的人们带来了一线曙光。但哈马斯等巴勒斯坦极端势力的人体炸弹又使巴以冲突的和平解决进入了强硬的怪圈，即以色列坚持以武力镇压保证和平，而巴勒斯坦则以暴力争取巴勒斯坦的生存。这种态势，不能不引起世界和平人民的不安。诸如此类政治敏感的地区民族问题的解决显然不是一朝一夕可以奏效的。面对这种态势，中国各民族以什么身份认同为最佳呢？
5.宗教问题引发民族关系紧张的势头越来越大。宗教问题本来就是民族问题的一个敏感因素[9]，宗教问题的民族性、国际性和复杂性往往导致民族主义与宗教的结合，而引发民族关系的恶性发展。由于世界性的三大宗教——基督教、佛教、伊斯兰教都诞生在亚洲，而且印度教、犹太教、摩尼教和锡克教等在世界上影响较大的地方性宗教也都集中在亚洲。所以这个问题在亚洲显得特别突出。巴以冲突从一定的意义上来说，实际上是宗教问题引发民族关系走向紧张趋势的一个典型案例，从中可以看出不同宗教教义的排他性是巴以冲突之源。所以，有的学者研究宗教问题与民族问题的关系时说：“宗教性民族主义成为引发民族暴力冲突的重要诱因。……这些具有威胁性的民族主义运动将在21世纪继续下去。”[10]面对这种态势，中国各民族以什么身份认同为最佳呢？
6.移民问题已构成世界新的民族问题。移民本来就是一个古老的话题，现在能对世界民族关系造成影响，构成新的民族问题的是居民自发地集体或个人向地理环境和生活条件好的地方迁移。这是因为对新进入所在国的移民，当地居民产生了反感，排外情绪不断增长，极端的甚至产生种族歧视和暴力冲突。反之，迁入各国的移民由于种种原因，与当地居民的关系也难以融洽，而产生一系列新的社会问题，乃致影响各国政治的稳定。移民问题已构成世界新的民族问题，对此问题的解决人们也不能抱乐观的态度。面对这种态势，中国各民族以什么民族的身份认同为最佳呢？这个问题的答案不是再简单而又清楚不过了吗？
所有这些国际政治的动态，我们绝对不可以视而不见、充耳不闻，而掉以轻心，甚至夜郎自大地把自己封闭起来。最近，胡锦涛总书记在中央党校省级干部进修班发表重要讲话时特别强调，要大力推进文化创新，最大限度地焕发广大文化工作者勇于创新的积极性，使全社会的文化创造力充分释放、文化创新成果不断涌现，使当代中华文化更加多姿多彩、更具吸引力和感染力。因此，对于中华民族从多元走向一体的伟大历史趋势绝对不能视而不见，更不能在我们的身子已经进入了21世纪，中国社会已经转型之时，把我们的头脑还留在早已被中国和世界的实践证明已经死亡了的苏联模式之中。所以，“在社会科学的主要学科当中，如果与其他学科，如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人口学、法学等相比较，就会清楚地看到，中国民族研究的基础理论、研究视野、核心观点、研究方法等大致仍然停留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传统框架当中。造成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就是思想不解放，我们有关民族的基本理论主要还是来自‘经典著作’和传统教科书，而不是来自对中国的实际调查研究。即使我们愿意去基层做调查，但是如果头脑仍然停留在传统的思维框架中，看不出新现象的本质，就难以提出新的思路和观点”[11]。
现在我们放眼世界，在21世纪多极世界的进一步发展中，欧洲以欧盟的身份面对世界，面对全球化；东盟正在向一体化推进，这种极具战略眼光的身份认同，难道对我们中国以整个中华民族的身份面对世界、面对全球化不是应该有启发吗？因此，面对全球化，以及“9·11”事件后世界民族关系更加错综复杂的态势，中国的民族研究要创新、要发展，中国各民族要和平、要生存、要繁荣，必须更紧密地团结起来，必须把对中国56个民族的民族意识升华为中华民族的民族意识，必须把对56个民族的民族认同提升为对中华民族的民族认同，整合出一个适应21世纪全球化的挑战，适应世界民族关系错综复杂变化的、民族认同与国家建构相匹配的民族认同平台，这就是中华民族。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几千年来坚持不懈地从多元走向一体的中华民族，是中国各民族面对全球化挑战最佳的民族认同。
［收稿日期］2007-06-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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