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运动与马克思主义思想启蒙
杨 雷
(首都师范大学，北京 100089)
摘 要： 在近代中国，救亡和启蒙的关系并不是对立的，不是谁压倒谁，而是相辅相成的。一方面，救亡是启蒙之后的觉醒。没有启蒙，救亡无从谈起；另一方面，救亡深化了启蒙，赋予启蒙新的内容和特点。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启蒙与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紧密结合，构建符合中国国情，具有中国特色的启蒙话语体系，推动启蒙事业在中国历史语境下继续向前发展。
关键词： 五四运动；马克思主义；民族危机
五四运动作为20世纪中国近现代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大事件，对中国的政治轨迹和文化走向产生重要影响，蕴涵着宝贵的精神财富。2019年是五四运动100周年。100年来，学界从不同的角度和层面对五四运动进行了研究和阐释。从总体上说，学界对五四运动的态度是正面和积极的，认为它是“彻底的、不妥协的反帝反封建的爱国运动和高扬民主与科学两面旗帜的思想启蒙运动。”但也出现了一些贬低和否定的声音。我们认为，评价五四运动应该尊重历史事实，要联系到东西方历史背景和文化传统的差异，联系到中华民族的生死存亡，联系到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而不是空谈个性解放和个人自由。
一、关于“救亡压倒启蒙”的反思
20世纪80年代，李泽厚在《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的文章中提出“救亡压倒启蒙”的论点，认为“五四时期启蒙与救亡并行不悖相得益彰的局面并没有延续多久，时代的危亡局势和剧烈的现实斗争，迫使政治救亡的主题又一次全面压倒了思想启蒙的主题。”[1]这里的“思想启蒙”指向倡导“民主”和“科学”新价值观的新文化运动。“救亡压倒启蒙”的内在逻辑是将五四运动的“救亡”与新文化的“启蒙”相割裂。这种论点其实早在胡适那里就有了。胡适从自由主义的立场出发，认为五四运动是对新文化运动负面的政治干扰，也即所谓的“政治干扰启蒙”。胡适认为：“在1919年所发生的‘五四运动’，实是这整个文化运动中的一项历史性的政治干扰。它把一个文化运动转变成一个政治运动。”[2]无论是胡适还是李泽厚，都是以西方的文化观念看待发生在中国历史语境下的五四运动，其实质是一种自由主义式的评价观。自由主义强调个性解放和个人自由，但在亡国灭种的深重危机下，实现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成了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民族主义相对于自由主义而言，具有无可置疑的逻辑优先性。启蒙也从“个人式的启蒙”走向“中华民族的启蒙”。倘若以西方资产阶级学者所提倡的启蒙标准来评价五四运动，这种标准意味着成为具有独立人格、自主能力和理性精神的现代公民，五四启蒙运动显然没有达到这个标准。这也成了一些学者责怪五四运动偏离人的现代化这一最初目标，导致“启蒙中断”“启蒙不足”的原因，出现贬低甚至否定五四运动的现象也就不足为奇了。
由于启蒙自身的复杂性，要想准确地理解启蒙的本质往往是困难的。启蒙不仅意味着个人认知方式的改变，使自我从迷信、偏见等不成熟状态中摆脱出来，敢于独立思考，唤醒自己的本质力量，在思想和行动上逐渐自我指导，而且还涉及社会生活方式包括制度、思想、文化、艺术等层面的变迁。启蒙运动常常与政治诉求和理想相联系。新文化运动的出发点在于通过改造国民性，培养新人进而达到改造社会的最终目的。这也就是说，改造社会的首要前提在于对人的思想文化观念的革新，而改造的方式主要是启蒙。学界一般认为新文化运动是中国的“第一次启蒙”。有学者对此提出质疑，如秦晖就认为，“中国的思想启蒙早在辛亥前几十年就已经出现，并且不断发展，否则根本不会有辛亥革命。”[3]自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以来，日益加深的民族危机促使无数仁人志士寻求民族富强和救亡图存之道，一批批具有先进思想的中国人“开眼看世界”，将西方的思想观念引入中国，其中最为突出的是对政治层面的思考。早期维新思想代表人物郑观应、王韬等人主张变君主专制为君主立宪制；严复提出“兴民权”和“开议院”的民主设想；康有为和梁启超反对封建专制，提倡兴民权, 设议院, 实行君主立宪；谭嗣同主张“废君统，倡民主”，喊出“冲破君主之罗网”的口号；孙中山主张主权在民，以革命的方式推翻清政府；邹容更是疾呼“我中国今日不可不革命。”客观上讲，这些“民主”“革命”观念的传播对当时的国人起到一定程度的思想启蒙，打开了中国近代启蒙的一扇窗。而辛亥革命就是新文化运动之前的近代中国政治启蒙的成果。
清政府被推翻了，中华民国建立起来了。但封建思想依旧根深蒂固，尤其是出现了袁世凯的复古逆流。皇帝虽然退位，但人们脑子里的皇帝并未退位。民众的身体虽然生活在共和国，脑子里却还是三纲五常、男尊女卑的老一套，精神麻木，政治冷漠。以陈独秀、李大钊为代表的启蒙学者倡导民主和科学，力图把人们从旧道德旧文化的桎梏中解放出来，提倡“自我解放”，唤起国民的觉悟。为此，他们发起“文学革命”，倡导白话文，并以《新青年》杂志为阵地，探究从西方引入的自由主义、实用主义、民族主义、无政府主义和社会主义等思潮，大力提倡和宣传政治民主、思想自由和精神独立，为批判中国传统伦理、宗教和社会政治制度提供思想资源。在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下，传统伦理和家庭制度加速衰落，妇女解放的势头增强，白话文学迅速发展，一批新式知识分子出现，推动了人民的思想解放和中华民族的觉醒，吹响了五四运动的思想号角。需要注意的是，尽管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意识到人的现代化的重要意义，但启蒙的最终目标还是为救亡图存的现实政治而服务。正如梁启超所说：“然则苟有新民，何患无新制度, 无新政府, 无新国家。”[4]
（3）改善水环境。充分利用畅流活水试验成果，加快主城区畅流活水工程建设，发挥现有水利工程综合效益，外引清水补给，加强内部水系畅通，局部增加控导措施，增强城区河道与长江的水力联系，促进水体有序流动，通过水资源优化调度，增加城区河道水环境容量，缓解水环境压力，最终实现水环境改善。
而“特征感知”包含“机构实力”“师资力量”“项目质量”这三个概念范畴。之所以将其概括为“特征感知”，是因为它们反映的都是个体对再就业培训项目及相关要素（如，培训机构及师资）的特征感知。基于这些感知，可获得对“项目质量”“机构实力”“师资力量”的评价信息。
五四运动启蒙的思想资源来自西方近代文明，而非本土的古典文化，故而在“启蒙”的过程中，陷入一种尴尬的境况。一边是知识精英力图唤醒底层民众的“自我”，惊破群众之沉梦；另一边底层民众依然认同“三纲五常”“男尊女卑”的封建观念。启蒙学者极力倡导的是民众并不了解的；民众熟悉的、了解的正是启蒙学者否定和批判的。究其原因，在于外来文化在本土语境下遭遇到“水土不服”的状况，没有与本土文化进行有效的互动。启蒙的主体和启蒙的客体存在着难以跨越的文化心理鸿沟，西方近代文明思想未能在启蒙者和被启蒙者之间架起一座有效的沟通桥梁。启蒙未能在实践的意义上得到落实，也未能触动广大国民的心灵。马克思主义的部分思想与与中国传统文化具有相通之处，如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理想与中华民族的大同思想；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与中华文化的辩证思想；马克思主义将投身于全人类解放作为最高人生理想与中国传统文化“以天下为己任”都存在着相通、契合之处。这使得文化程度不高的底层民众在接受马克思主义时能够产生强烈的心理认同和价值共鸣。
毛泽东认为：“马克思列宁主义来到中国之所以发生这样大的作用，是因为中国的社会条件有了这种需要，是因为同中国人民革命的实践发生了联系，是因为被中国人民所掌握了。”[7]当时的中国人民之所以选择和接受马克思主义，主要基于以下五个方面的原因：
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的思想启蒙
五四运动后，马克思主义学说在中国得到迅速地传播，这离不开一批具有先进思想的中国人对马克思主义的翻译、介绍和宣传。1919年5月，李大钊在《新青年》第六卷第五号发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系统地介绍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经济学说和科学社会主义。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瞿秋白翻译介绍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重要著作，撰写大量的政治理论文章，致力于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和理论研究。李达翻译了《唯物史观解说》等介绍马克思主义的著作。马克思主义学说在中国早期的传播过程中，其中最值得一提的是《共产党宣言》。《共产党宣言》中文全译本于1920年8月出版发行，一大批知识分子在《共产党宣言》的影响下转变为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者。中共一大所发布的成立宣言、最高和最低纲领，也深受《共产党宣言》的影响。
相较于“五四”时期资产阶级式的启蒙，马克思主义思想启蒙的突出特征就在于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国情相结合。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人民深受“三座大山”的剥削和压迫，必须以更激进和更革命的方式获得自身的解放。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和革命性为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找到了前途远大前景光明的奋斗方向。换句话说，在当时的时代形势下，只有通过救亡和革命，才能实现真正的启蒙。而真正的启蒙就在于中国人民精神上由被动转为主动。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学说给中国的无产阶级注入了自觉的阶级意识，为中国人民精神主动提供了理论动力；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中国人民谋求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革命斗争有了主心骨，中国人民有了精神主动的组织者和领导者。
宜兴市湖父镇地处我国江苏省、浙江省、安徽省的交界位置，因“太湖第一源”、“太湖之父”而得名，更以“竹的海洋”、“茶的绿洲”、“洞天世界”、“紫砂源地”而名闻遐迩。其中有国家级风景名胜区6个，其中国家AAAA级景区3个。著名景点有竹海、张公洞、灵谷洞、陶祖圣境、玉女山庄、磬山崇恩寺等。
事实上，五四运动并未中断中国近代的“启蒙”进程，只是启蒙的性质、对象和内容发生了变化。从启蒙性质说，毛泽东认为：“在‘五四’以前，中国的新文化，是旧民主主义性质的文化，属于世界资产阶级的资本主义的文化革命的一部分。在‘五四’以后，中国的新文化，却是新民主主义性质的文化，属于世界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的文化革命的一部分。”[5]从启蒙对象说，“五四”之前，主要是青年学生；“五四”之后，既包括知识群体，又包括千千万万受苦受难的底层民众。从启蒙内容来说，五四运动之前，启蒙从器物层次到政治层次到政体层次再到以“德先生和赛先生”为内容的思想层次；五四运动之后，启蒙的内容从“以英美为师”转向“以苏俄为师”，接受从俄国传来的马克思主义。在早期马克思主义者那里，这种启蒙“强调以马克思的社会主义改造中国社会、复兴中华民族的同时，保留了新文化运动的‘启蒙’精神的积极成果。”[6]在近代中国，救亡和启蒙的关系并不是对立的，不是谁压倒谁，而是相辅相成的。一方面，救亡是启蒙之后的觉醒。没有启蒙，救亡无从谈起；另一方面，救亡深化了启蒙，赋予启蒙新的内容和特点。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启蒙与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紧密结合，构建符合中国国情，具有中国特色的启蒙话语体系，推动启蒙事业在中国历史语境下继续向前发展。“救亡压倒启蒙”这一论点的问题就在于仅仅把符不符合西方价值观的启蒙作为唯一标准。一旦不符合“人的现代化”这一标准，认为就应当受到批判和反对。这样做的后果就是脱离特定的历史语境和基本史实，无视“救亡”过程中形成的民族国家观念，无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造成对中国革命的严重误解，存在着解构和消解中国革命的危险。
(一)俄国十月革命对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的触动
这个时间段的马克思主义启蒙指的是1927年大革命失败到1949年新中国的成立，分为中国共产党党内的思想启蒙和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人民的思想启蒙。
(二)马克思主义著作在中国的翻译和传播
这里的早期指的是从1919年五四运动到1927年“大革命”失败的时期。五四运动以后，各种报纸刊物大量刊登介绍十月革命和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文章，中国出现了一大批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各地成立共产主义小组。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使中国革命进入崭新的发展阶段。马克思主义在这个时间段的传播和运用，可以称之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的思想启蒙。近代以来，随着西方学说传入中国，颇有一番“乱花渐欲迷人眼”的景象。人们在探索的过程中发现，西方的许多理论对中国的实践并没有那么有帮助。五四运动前后，中国思想界逐渐形成一种共识，那就是无论哪种理论，都要努力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而不是囫囵吞枣式的全部“拿来”。
遇上爷爷，是奶奶人生的转折。爷爷从小没有爹娘，被过继给同宗一户有田地的人家当养子。长大后，凭媒妁之言，爷爷和奶奶走到了一起。奶奶出嫁是她这一生最幸福的时刻，那时候她身穿霞裾、头戴簪环首饰和凤冠，风光地坐着轿子进了爷爷家门。可惜好景不长，1947年土地改革，爷爷因养父母拥有几亩田地而被扣上了富农的帽子，家里的土地被瓜分，粮食、牲畜包括奶奶的嫁妆等都被乡村农会征收，还要与养父母划清界限。幸运的是，爷爷提早防备，将奶奶的一对银镯子藏在土墙壁的老鼠洞里，逃过一劫。那段不堪回首的往事，爷爷奶奶沦为时代变迁的牺牲品，内心经受着常人难以忍受的煎熬，这对镯子成了奶奶心中最珍贵的精神寄托。
(三)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具有相通之处
之所以如此，一方面是因为五四运动时期启蒙学者深受儒家传统思想的浸润，抱持着救国救民的政治情怀，具有强烈的家国意识。虽然提倡个人独立，但内心依然认同个人要属于国家。另一方面则是日益严重的民族危机和社会危机，政治救亡迫在眉睫。特别是巴黎和会中国外交的失败，民族尊严被西方列强肆意蹂躏和践踏，深深地触动和刺激了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世界，使他们意识到实现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才是最根本的大问题。只有先解决这个大问题，才能有条件谈论人的现代问题。因此，这种启蒙从本质上来说，是“启救亡之蒙”而非“启西方价值之蒙”。
延安整风从1941年5月毛泽东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作《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开始，到1945年4月20日六届七中全会通过《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止。延安整风的主要内容是以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延安整风是在全党范围内进行的马克思主义教育运动，是中国共产党进行自我净化和精神洗礼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运动。通过延安整风，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全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得到了提高，加强了党内团结，将毛泽东思想确定为党的指导思想，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四)马克思主义者与非马克思主义者的论战
五四运动前后，各种社会思潮流派众多，纷繁复杂。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的思想启蒙就是通过与各种流派的论战中发挥影响力的。这些论战主要有问题与主义论战、科学与玄学论战、东西文化问题论战、社会主义问题论战、无政府主义问题论战。马克思主义者与非马克思主义者围绕人生观、东西文化的差异、中国要不要走社会主义道路、中国要不要组织无产阶级政党、要不要用革命手段改造中国社会等一系列问题进行了激烈的交锋。通过这些学术争鸣，马克思主义显示出强大的理论力量和理论自信，越来越多的人经过比较、鉴别选择了唯物史观，并在中国共产党的指引下走向社会革命的道路。
(五)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行动
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启蒙不仅体现在理论层面，更重要的是在实践层面的运用。中国共产党成立后，领导了多次的工人运动。据统计，从1922年1月到1923年2月，全国发生大大小小的罢工达百余次。其中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有1922年的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开滦五矿工人反帝大罢工，1923年的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这些罢工运动或胜利或失败，但都显示了中国工人阶级勇于抗争不怕牺牲的精神，极大地提高了工人阶级的阶级觉悟和组织性，扩大了中国共产党的影响力，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在工人阶级中的传播。1927年的南昌起义和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建立是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生动实例，探索出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
三、革命中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启蒙
1917年，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党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俄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取得了十月革命的伟大胜利，在20世纪初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开辟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十月革命的胜利证明了在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也可以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走向解放之路。当时的中国和俄国基本国情相似，这使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发现了“中国向何处去”新的可能性，逐步完成由向西方学习到走俄国人道路的心理转型。新文化运动的代表人物李大钊以巨大的热情赞扬十月革命。1918年，在《法俄革命之比较观》一文中，李大钊认为十月革命是二十世纪全世界人类普遍心理变动的显兆。1919年元旦，李大钊在《新纪元》的文章中写道：“我们在这黑暗的中国，死寂的北京，也仿佛分得那曙光的一线，好比在沉沉深夜中得到一个小小的明星，照见新人生的道路。”[8]十月革命使李大钊等人意识到中国的新希望应当去向马克思、列宁请教。“五四运动最终从布尔乔亚式的启蒙主义转向了布尔什维克式的马克思主义。”[9]这是中国知识分子思想上意义深远的转变，直接关系到中国的前途命运。
(一)中国共产党党内的思想启蒙
20世纪20、30年代，党内思想启蒙主要是针对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和王明、博古等人的左倾冒险主义和教条主义错误。1927年召开的“八七会议”坚决地纠正和结束了陈独秀的右倾错误，撤销陈独秀在党内的职务，确立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的总方针。1934年召开的“遵义会议”结束了王明等人左倾错误在党内的统治地位，确立以毛泽东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的正确路线在中共中央的领导地位，在中国革命最危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
20世纪30、40年代，党内思想启蒙的标志是毛泽东写于1937年的《实践论》《矛盾论》，延安整风以及回击国民党的思想攻势。《实践论》以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观点揭露党内的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批判了左倾冒险主义的唯心论和先验论，深刻地指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两个显著特征，即阶级性和实践性，系统地阐明了实践在认识中的基础地位和决定性作用。《实践论》拓展和深化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学说的研究，以科学的认识论武装了全党。《矛盾论》集中阐明了矛盾普遍性与特殊性关系的原理，深化了列宁关于辩证法的实质和核心的科学思想，是对中国革命基本经验的高度概括和哲学升华。“两论”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革命实践的结合，创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形态和表述方式，是对中国共产党人在理论层面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启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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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对中国共产党的思想攻势主要体现在以“三民主义”攻击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国民党的“御用文人”声称：“中国有了三民主义就够了，用不着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不合于中国的历史道路”。针对这些言论，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发表一系列理论文章，驳斥“承认三民主义就要收起共产主义”的谬论，指出孙中山重新解释的革命的三民主义同共产党的最低纲领即新民主主义政纲的基本点是相同的，揭露和批判形形色色的假三民主义，阐明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和纲领，对错误言论做出有力的廓清。
(二)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人民的思想启蒙
1927年到1949年，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了艰苦卓绝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打败日本侵略者和国民党反动派，最终实现了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在二十多年的斗争过程中，救亡与启蒙是内在统一的。“中国革命的进程是人民自己起来解放自己的进程。没有人民的觉醒，就不可能有中国革命的胜利。中国革命对工农，尤其是对农民进行了最广泛的启蒙。”[10]启蒙的形式包括土地革命；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党员干部跟农民谈心讲道德，算“剥削帐”，建立农民协会；建设基层人民民主政权；积极推进妇女解放运动，开展识字扫盲运动和婚姻制度改革等。通过多种形式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启蒙，民众的觉悟得到提高，扩大了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影响，有力地推动了革命进程。
中国共产党根据形势的变化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制定了不同的土地政策。中国共产党致力于解决农民阶级普遍关心的土地问题，通过宣传党的土地政策包括把土地政策编入教材、利用标语口号、创作反映以土地政策题材的文艺作品，使广大农民认清剥削阶级的罪恶嘴脸，认识到中国共产党是最广大农民阶级土地利益的代表者和维护者。
由于回程运动也由凸轮轮廓推动从动件运动，所以回程许用压力角最好与推程时相同，取[α′]=[α]=30°。料箱底端为一弧形板，与滑板构成封闭空间防止物料泄露。回程起点设在a处，避免因回收过早而造成泄料；回程终点设在b处，此时滑板完全收回滚筒，刮板可将滚筒表面的物料刮净，保证填料量精确。综合考虑，确定凸轮运动角推程角度α为120°，回程角度β为60°，远休止角γ为120°，近休止角θ为60°。冲程h为滑板伸出长度17mm。由于受结构限制，回程运动角较小，遂回程期利用修正型等速运动规律。
1937年中华民族全面抗战开始后，毛泽东就明确指出：“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号召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为了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密切党与群众的密切联系。一方面，中国共产党实行“三三制”的政权人员配置政策。“三三制”政策有利于协调各方利益，凝聚共识，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使得人民群众懂得民主的概念和重要意义。在政策宣传方面，中国共产党运用戏剧、歌曲、墙报、群众大会、演讲等群众能接受的方式揭露日本侵略者的罪行，表明党的抗战立场，引导广大人民群众积极投身于抗日救亡的革命运动中。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后就高度重视妇女解放问题，通过多种方式对妇女进行思想启蒙。这些方式包括主张男女教育权利平等，普及女子教育，创办女子学校，开展妇女扫盲运动；积极发展女党员，培养女干部，推动妇女参与民主政治，赋予妇女选举权和被选举权；推进婚姻制度改革，废除包办买卖婚姻，实行一夫一妻制，倡导男女婚姻自由；动员妇女参加抗日战争，肯定妇女在抗战中的重要作用。中国共产党实行的妇女政策，将广大妇女从封建桎梏中解脱出来，改变了妇女地位低下的命运，保障了妇女的切身利益，推动了妇女的自身解放，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妇女观。
(三)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普及
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一些专业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在这方面做了不容忽视的贡献，其中代表人物是李达和艾思奇。李达的《社会学大纲》被毛泽东称为“中国人自己的第一本马列主义哲学科教书。”《社会学大纲》是李达任教期间所写的讲义，首次刊发于1935年，后多次再版。这本著作比较系统地阐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强调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完整性、科学性和实践性，使读者能够了解和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完整体系。艾思奇致力于推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通俗化，他的《哲学讲话》于1936年出版，到1948年再版32次。这本书之所以具有这么大的魅力，在于艾思奇用哲学的理论深入浅出地回答时代问题，拉近哲学与人民大众的距离。20世纪40年代，艾思奇站在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的立场上论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现实化，撰写了一系列的理论文章和著作，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普及和运用。
上帝回答：“犄角就代表孩子的特质，有些孩子的犄角被呵护得闪闪发亮，而有的犄角却被迫盖上了遮羞布，这就是父母与父母的区别。”
总之，评价五四运动的历史地位和现代意义，必须立足于中国的具体国情和历史语境，而不能完全照搬西方的启蒙概念。五四运动促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迅速传播并成为主流思潮。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就是马克思主义思想启蒙话语体系不断构建的过程。通过马克思主义思想启蒙，中国共产党人以唯物史观解释和改造世界，广大人民群众摆脱封建主义的旧思想旧观念的束缚，树立科学的世界观和人生观，在革命救亡的过程中自我觉醒自我解放，对中国近现代的历史进程产生了深远而持久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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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 2019-04-22
【作者简介】 杨 雷，男，首都师范大学政法学院哲学系2017级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哲学。
中图分类号： A8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1— 5647( 2019) 03— 0049— 06
责任编辑：雨 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