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暴力美学”真的那么美?——审视近期影视及大众文化中的一个热门现象，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大众论文,美学论文,暴力论文,现象论文,近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观点碰撞
尹鸿：娱乐文化中的一个核心概念就是宣泄，而暴力文化的展示可能起到这一作用。从美学本身来讲，没有素材不可以表现为美。丑与恶的东西，如果以人文价值系统进行观照，进而进行社会化的改造，是可以转变成美的。
劳凯声：我不赞成将暴力纳入审美中。暴力作品在崇拜宣扬人的强力统治理念时，否定了民主秩序和法制原则，与现代理念格格不入。对于认识能力有限的青少年，它很容易产生认识上的偏差。从文艺作品的现实影响上看，“暴力美学”的所谓“美”是值得商榷的。
郝建：我认为“暴力美学”与社会道德距离较远。“暴力美学”作品的一个鲜明特征是，它通过对暴力内容的形式化的处理，降低了作品的社会功能；作品本身也没有表示出道德评判，而是将道德评判的责任加到观众头上了。至于它与暴力犯罪的关系，我认为值得怀疑。
尹鸿：但要注意，对暴力的展示如果没有掌握好尺度，确实会带来危害。暴力文化可能产生的负面影响是，人的内在的攻击性欲望没有真正释放出来，新的刺激反而加重人企图释放的欲望，故要将宣泄控制在一定尺度内。社会要有保护未成年人的机制，使他们远离暴力文化带来的负面影响。
什么是“暴力美学”
主持人：不知从何时起，我们越来越多地看到听到“暴力美学”这个词汇。电影评论中，一批新锐导演的作品被认为与“暴力美学”相关，如美国的昆廷·塔伦蒂诺，中国香港的吴宇森等。一些武侠电视剧，以及原本单纯可爱却被加入暴力内容的卡通画，被联系至“暴力美学”；一些新推出的电子游戏产品，也争先恐后以“暴力美学”作为卖点。一些新闻类作品，如犯罪实录电视采访、展示残酷场面的新闻摄影作品，也被贴上了“暴力美学”的标签。“暴力美学”究竟是什么呢?
尹鸿：我认为“暴力美学”是个广义的、泛审美的概念，并非严格的美学概念，相关作品的主要特点是展示攻击性力量，展示夸张的、非常规的暴力行为。文艺作品中，暴力的呈现可划分为两种不同形态：一是暴力在经过形式化、社会化的改造后，其攻击性得以软化，暴力变得容易被接受，比如，子弹、血腥的场景经过特技等手段处理后，其侵害性倾向被隐匿了一部分。又如，在美国的一些电影中，施暴者代表正义却蒙受冤屈，这种人物关系的设置也软化了暴力行为的侵略性。另一种情况是比较直接地展现暴力过程以及血腥效果，渲染暴力的感官刺激性，这种倾向在多种文化行为中都可以看到。以上所述的两种暴力呈现方式审美价值不同，社会效果也不一样。
劳凯声：“暴力美学”应该说是个新的概念，但文学艺术作品中反映人的强力的东西，一直就有。人有不同的审美需求，包括对力量的追求，人的力量可以作为审美对象被纳入到艺术中。但如果将这种追求夸大到不合适的地步，对强力百般推崇，就会产生通常意义的暴力作品。我认为对人的力量与暴力之间应作区分。暴力是人的力量的一种表现形态，但人的力量不都是暴力，暴力以外存在更具审美价值的其他形式的力量。例如，有时人的力量可以通过正义和邪恶的斗争展示出来，展示过程中，正义与邪恶之间的划分是清楚的，给人比较纯粹的美学上的感受。从这个意义上说，“暴力美学”这个概念本身存在一定的矛盾性。就我个人感受而言，“暴力美学”作品的出现存在一定的市场因素，不排除一些创作者有意识地追求商业效应，有意识地投一些人之所好。
郝建：“暴力美学”有约定俗成的特定含义，主要指电影中的对暴力的形式主义趣味。与“暴力美学”相关的一类作品有共同特征，那就是把暴力或血腥的东西变成纯粹的形式感。它主要发掘枪战、武打动作或其他一些暴力场面的形式感，并将这种形式美感发扬到炫目的程度。电影中的社会功能和道德教化效果从来不是暴力美学的关注热点。至于电子游戏对暴力内容的表现，我看它在心理学上的根本机制与电影的表现有共同之处，即都根植于人内心的欲望，那就是人类天性中的一对矛盾但是紧密相伴随的心理情结：对死亡的恐惧和攻击的本能。但电影与电子游戏与“暴力美学”的关涉方式还不同，在电影里，“暴力美学”是一种纯形式感，它并不激发观众的主动性，即观众的审美参与的主动性是有限的。而人们玩游戏的过程有反馈和动作，这也许更能体现出一种主动的心理状态，或许这种欲望的直接发展是有动作的。
电影“暴力美学”的发展轨迹
主持人：既然“暴力美学”概念最早萌生于电影史中，其发展轨迹是怎样的?
郝建：电影史上，“暴力美学”指起源于美国，在中国香港发展成熟的一种艺术趣味和形式探索。就英、美电影而论，有几部作品可用来描述暴力美学的发展轨迹：1967年阿瑟·佩恩导演的《邦尼和克莱德》，1969年萨姆·佩金·帕导演的《野蛮的一伙》，1971年斯坦利·库布里克导演的《发条橘子》，1976年马丁·斯科西思导演的《出租车司机》等。就“暴力美学”改变现实形态和营造强化的视觉、听觉形象来说，其技法上的远祖可追溯到20世纪20年代的爱森斯坦。爱森斯坦1923年在《左翼文艺战线》上提出“杂耍蒙太奇”的理念，近年被准确译作“吸引力蒙太奇”。但爱森斯坦过于强烈表达自己的态度，其作品给人一种强行灌输的感觉，而“暴力美学”仅仅是一种形式主义的艺术观念，其实是一种把美学选择和道德判断还给观众的电影观。它弱化了电影的社会道德教化功能，而只是提供一种纯粹的审美判断。当然，它所面对的社会环境必须是：具备商业伦理和基本人道情感的观众，后现代社会，高度法制化社会，有自由竞争的文化空间，有自由的文化产品选择权。
“暴力美学”当然受到美国电影的启发，但就其放弃表面的社会评判和道德劝戒而言，就其浪漫化、诗意的武打、动作的极度夸张走向彻底的形式主义而言，却是在香港完成的，以吴宇森等为代表，成熟以后又反过来波及美国，经过昆廷·塔伦蒂诺的发扬又启发了奥里佛·斯通等人的一些影片。《英雄本色》、《低俗小说》、《杀手雷昂》、《变脸》、《天生杀人狂》、《黑客帝国》等影片都是暴力美学的代表性作品。
主持人：为什么会出现“暴力美学”这种探索?
郝建：这很难讲。任何一种艺术形式的发展，任何一种艺术类型和流派的形成，有其自身内因。艺术的任务是发掘我们内心深层的东西，我们内心有的东西不是那么光明、向上的，有的还很可怕。但一种艺术体系确实会遵循自身的规律往前走，不见得非与社会环境、社会心理等有太大的关系。当然，我相信艺术形式的产生与土壤的质地相关。例如，要真想玩暴力美学，首先要身体安全，话语表演是要有社会保障的。在一个有保障的健全的社会，昆廷尽可以玩得开心，玩得离谱，玩得让整个世界都来惊诧和叹服这位“坏孩子”的天才。
尹鸿：的确，当社会容忍的空间越大的时候，暴力美学的展示可能会更多。美国“9·11”以前，暴力电影泛滥，但“9·11”以后却减少了，这说明现实中的暴力现象和文化中的暴力表现往往可能成反比。其实，所有社会都有对暴力文化的需求，我认为“暴力美学”的产生与人的心理欲求最为相关。首先，从精神分析角度，由于争取生存空间等需求，人本能上有一定的攻击倾向，可是，由于人在社会化、成年化过程中需要尽可能得到社会的认可和接纳，需要达成与社会的协调相处，人内在的攻击性倾向会被压抑、郁结，但又永远不会消失，所以每个人都需要宣泄的闸门，否则会对人格的堤坝产生破坏性影响，危及自身和社会。我认为娱乐文化中的一个核心概念就是宣泄，而暴力文化的展示可能起到这一作用，使人们通过视听行为进行宣泄，这使暴力文化的展示有了存在的必要性，这也是它一直存在的根本原因，可以说，与情爱主题一样，暴力也是一个永恒的主题。
“暴力”与“美学”能揉捏在一起吗
主持人：“暴力美学”的作品在文化市场上似乎很受大众特别是年轻观众的欢迎，其原因何在?既是“美学”，总该与美相关。但有批评认为“暴力非美”。“暴力美学”与美到底是怎样一种关系?
劳凯声：将“暴力”与“美学”揉捏在一起，在我看来是存在矛盾的。对暴力本身我持否定态度。我认为暴力作品在崇拜宣扬人的强力统治理念时，混淆了道德伦理，违反了正义社会的一些基本原则。如暴力作品中常有的专制、以强凌弱的东西，否定了民主秩序和法制原则，与现代理念格格不入。我不赞成将暴力纳入审美中。
我承认，文艺作品在展示人的力量与展示暴力之间，存在一种很近很易混淆的关系，要区分清楚是很难的事情，但我还是认为必须区分开。文艺作品塑造的虚构世界，对于判断能力较强的成年人来说，他可以选择将其作为一种审美对象对待，但审美之外，也须有鲜明的立场，区分正义与邪恶。而认识能力有限的青少年，则容易产生认识上的偏差。从文艺作品的现实影响上看，“暴力美学”的所谓“美”是值得商榷的。
尹鸿：从美学本身来讲，没有素材不可以表现为美。丑与恶的东西，如果以人文价值系统进行观照，进而进行社会化的改造，是可以转变成美的。例如，竞技场上的行为具有一定的暴力因素，但当竞技运动被纳入到规则中，人与人之间存在协调的关系，所有的行为都受到规则的制约，暴力会得到一定程度的软化，具备一定的审美价值。而且，在审美过程中，人的判断价值系统可能得到改变。在不同情境中，人们会按不同的系统判断事物的是非价值，这些不同的系统可能分别倾向于社会、人性和血缘等等。当作品以特殊手段对暴力进行了美学改造，人们在欣赏作品时，就可能不自觉地采纳了另一个价值系统，而现实生活中比较突显的社会道德价值系统则被隐匿，被置换了，甚至导致“同情坏人”及类似情形的出现。
郝建：我倒认为“暴力美学”是一种美。它的魅力不仅在于形式好看，也在于它应合了人的潜意识。应该看到，对暴力进行唯美化的展示是可能的。这里面也有很多很复杂的东西。比如，电影可以夸张刺激地表现开枪、子弹的穿梭、血腥这些东西，但不同的电影可以表现得完全不同，例如，日本有的电影将这些事物表现得很血腥，从天花板到地上都是血的那种血腥。但在“暴力美学”中，此类作品却能将暴力和血腥用美的形式展示出来。
如何看待“暴力美学”作品的负面影响
主持人：有人会认为，“暴力美学”是审美范畴的事情，是一种美学选择，它仅仅提供一个虚拟的“暴力乌托邦”，与现实生存世界并不等同，所以不应过多进行社会价值和道德上的评判。但事实是，此类作品通过人的消费等形式，与现实世界发生着联系，直接影响着人尤其是成长中的青少年的精神和行为。或者说，因与“暴力”沾边，这类作品几乎无法真正从舆论的压力中超脱出来。前不久河南省平舆县杀害17名青少年的黄勇一案被视作一个典型的例子。黄勇供认，他自幼喜欢看那些侦破、暗杀的录像片，喜欢玩暴力游戏，特别崇拜其中的杀手，并在心里深深刻下了“杀手形象”，从而走上犯罪道路。对这样一些现象该如何看待?
郝建：我认为“暴力美学”与社会道德距离较远。“暴力美学”作品的一个鲜明特征是，它通过对暴力内容的形式化的处理，降低了作品的社会功能，它的注意力在于发掘人的内心当中深层的欲望，即对暴力、攻击欲的崇尚，同时也有对血腥、死亡的恐惧。在这样的作品中，艺术作品的教化功能弱化了，作品本身也没有表示出直接的道德评判，而是将道德评判的责任加到观众头上了。至于它与现实的关系，是否此类作品多了，暴力犯罪就上升，我认为值得怀疑。杀手黄勇的例子，在我看与“暴力美学”无关，他并非因看游戏中的暴力而杀人，而是因为他有心理疾病，有杀人的倾向而需要去电子游戏厅找猎物。如果我们的青少年一点暴力看不得，对人类天性中的恶一无所知，那我们的教育一定出了问题。过去我们只强调真善美统一的美学观念，而实际上，真善美经常不重合。武打动作、刀来剑去、杀戮枪战，都可以形式化地展示出来，给人纯粹的审美上的满足。至于看完电影干什么，要你自己决定。
尹鸿：但要注意，对暴力的展示如果没有掌握好尺度，确实会带来危害，这也是社会一直谴责暴力文化作品的原因。暴力文化可能产生的负面影响是，人的内在的攻击性欲望没有真正释放出来，新的刺激反而加重人企图释放的欲望。所以，一方面暴力文化对人能够产生疏导宣泄的作用，另一方面还需要对暴力内容进行更多的社会化改造和道德规范，以将宣泄控制在一定尺度内，特别要注意保护未成年人，使他们远离暴力文化带来的负面影响。毕竟，成年人和未成年人对文化的需求不同，判断能力、学习能力也不同，就像大人和孩子生病用药不同一样。社会要有保护未成年人的机制。
劳凯声：看待“暴力美学”，离不开道德评判，应该正视现实，考虑青少年与成人在辨别能力上的区别。对青少年这样处于弱势的群体来说，暴力作品的负面大于正面。我们注意到，一些青少年在现实中受到别人的欺侮，或感受到学校、家庭、成人的强制性要求所带来的心理压力，当这种外在压力未变成内在认识时，他们非常容易沉浸到文艺作品、电子游戏中，以获得精神上的解脱，有的希望通过想象中的角色易位，实现现实中不可能的梦想，在虚拟中改变自己的弱势地位。
我做过一个关于网络文化与学校德育对策的研究，研究对象是小学高年级和初中的学生。他们上网浏览时，点击最多的是游戏网站，最吸引他们的是打斗、表现力量的游戏，其中不少有暴力内容。相当多孩子将有网络犯罪行为的黑客看作杀富济贫的网上大侠，反而看不到黑客行为的现实非法性，实际上他们在虚幻的情境中进行道德判断。
不能否认，过去我们的社会过于强调文化产品的教育功能，比较忽视其娱乐、宣泄功能，但我始终认为应该存有一个界限。今天的社会，无论人的力量大小，每个人都有生存发展的权利，应该享有法制的保障，文艺作品应弘扬这种平等的意识，而非强者统治社会的观念；同时应注意保护成长中的青少年。
主持人：西方一些国家有严格的电影、游戏分级制度，目的之一在于预防暴力现象的发生。能否结合我国实际谈谈，是否存在一种合理而平衡的途径，能够兼顾艺术创作自由、市场需求以及社会和人的健全发展?
尹鸿：应该有社会监督，在孩子容易接触的电视播出时段应禁播有过度暴力倾向的节目。电影则应该借鉴国外经验，采取分级制。同时，还要强化媒介教育，帮助孩子区分媒介提供的暴力行为与社会真实的差异。一些西方国家在中学开设了媒介教育课程，分析媒介与现实的差异，以减少媒介可能给青少年带来的不良影响。
劳凯声：简单禁止的态度不可行。我国也可借鉴其他国家的做法，对网站、游戏、影视等设一些标准。要做起来肯定相当复杂，需要非常专业化。同时，也要注意以好的方式，加强对青少年的伦理道德教育。
小辞典
暴力美学
“暴力美学”原指起源于美国，在中国香港发展成熟的一种电影艺术趣味和形式探索。其特征表现为：创作者往往运用后现代手法，要么把影片中的枪战、打斗场面消解为无特定意义的游戏、玩笑；要么把它符号化，作为与影片内容紧密相关的视觉和听觉的审美要素。这类影片更注重发掘枪战、武打动作和场面的形式感，将其中的形式美感发扬到炫目的程度，却忽视或弱化了其中的社会功能和道德功能。
受“暴力美学”的影响，近年来出品的武侠电影和电视剧对暴力(武打动作)的处理也出现了舞蹈化、诗化、表演化的倾向，人们在观看武侠影视剧的时候，仿佛是在欣赏一场别开生面的武舞表演，血腥、凶残的暴力场面有时反倒呈现出一种视觉的美感，进而消解了暴力的残酷性。张艺谋的《英雄》可谓将此发挥到极致。
“暴力美学”代表人物及其作品
“暴力美学”最重要的代表人物和代表作品包括美国昆廷·塔伦蒂诺的《低俗小说》、《天生杀人狂》、《杀死比尔》；由中国香港赴美国发展的导演吴宇森的《喋血双雄》、《英雄本色》、《变脸》；沃卓斯基兄弟的《黑客帝国》系列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