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宋初的进士行卷与文学，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进士论文,文学论文,论宋初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766(2003)02-0106-11
说到唐代的进士“行卷”，人们往往投以欣赏的目光，因为那里蕴藏着太多的人文逸事和文坛佳话。而且据研究，进士行卷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文学的繁荣。这是因为，一方面举子们要努力写出最好的“新课”（作品）以为鬻猎之资，另一方面当路者为显示自己慧眼识珠，“为国求贤”，又不得不荐举一些出类拔萃者以应选，于是双向互动，结果既带动了创作水平的提高，也使不少高素质的士子通过此途而荣登金榜。
所谓“行卷”，又叫贽文、投献、投卷等，即举子在科试之前，将自己所作的诗文贽献给有关官员或社会名流，求得他们的称誉（又称“求知己”），从而提高自己的誉望，以求顺利登科。据研究，唐代行卷并不只限进士科，也包括制科和铨试等，如韩愈进士及第后，于贞元九年(793)应博学宏词科（吏部科目选），即曾行卷，同时作有《应科目与人书》等[1]（外集：卷2）。只因有唐（尤其是中唐以后）特重进士科，故人们较多地谈论“进士行卷”。尽管行卷的实质是请托，是作弊，但因它是唐代重“誉望”的科举及铨选制度的产物，虽有时也遭到质疑、反对甚至查处，而当时的社会主流舆论，却似乎并不把它看成是严重问题或卑劣行径。
行卷并非唐人的“专利”，宋初也有，只是存在的时间相对较短，且与成熟后的宋代科举制度牴牾，故很少引起学界的重视并被充分认知。陆游《老学庵笔记》卷5曰：“本朝进士，初亦如唐制，兼采时望。真庙时，周安惠公起，始建糊名法，一切以程文为去留。”只要“采时望”、不依程文定去留的制度存在，就难免有请托，有请托也就可能有行卷。据笔者考察，不仅太祖、太宗两朝，就是真宗之初，行卷也很普遍，只是由于景德科举新制的颁行，到仁宗时期，此风才真正偃息，连宋人都很少提起。本文拟揭示宋初进士（偶也旁及制科等）行卷的史实，并分析行卷风最终止息的原因，以及宋初进士行卷对文学的影响等，以质诸高明。
一、史料文献中的宋人行卷
太宗太平兴国三年(978)，状元胡旦为举子时曾作《与田锡书》，略曰：“请速来，三月尽约为夏课，三人同志，以振吾道。”[2]（卷3·答胡旦书附录）胡旦约田锡来做“夏课”。何谓“夏课”？李肇《唐国史补》卷下曰：“（举子）退而肄业，谓之过夏；执业而出，谓之夏课。”又宋钱易《南部新书》乙卷：“长安举子，自六月以来，落第者不出京，谓之过夏；多借静坊庙院及闲宅居住，作新文章，谓之夏课。……七月后，投献新课，并于诸州府拔解。”则所谓“夏课”，乃为行卷而准备“新文章”也。这样看来，唐代举子常用的“行卷”，也流行于宋初，否则就无胡旦所谓的“夏课”。
事实正是如此。宋人陈鹄《耆旧续闻》卷8《进士投卷》曰：
后唐明宗，公卿大僚皆唐室旧儒。其时进士贽见前辈，各以所业，止投一卷至两卷，但于诗赋歌篇古调之中，取其最精者投之。……余谓国初尚有唐人之风。赵叔灵（湘）、清献（赵抃）之祖也，初举进士，主司先题其警句于贡院壁上，遂擢第。
考赵湘于太宗淳化三年(992)登进士第，则其时有进士行卷。吴处厚《青箱杂记》卷6还记载有宋初举子的行卷诗：
王公随雅嗜吟咏，有《宫词》云：“一声啼鸟禁门静，满地落花春日长。”又《野步》云：“桑斧刊春色，渔歌唱夕阳。”皆公应举时行卷所作也。
按王随，字子正，真宗咸平五年(1002)登进士第四名，可证真宗初亦存在进士行卷。我们知道对“行卷”有多种称呼，则《青箱杂记》卷7所载侯某向王随献成锐诗，应当也是行卷：
王丞相随刻意于诗，以谓诗皆言志，不可容易而作。尝有应制科人成锐集诗三篇，国子博士侯君以献于随。随览之，乃亲笔尺牍答侯君，其略曰：“随拜启：伏承贤良成秀才见访不及，裁制三册，文华宏逸，学术该赡。然览《野菊诗》云：‘彩槛应无分，春风不借恩。’又《野花诗》云：‘馨香虽有艳，栽植未逢人。’实皆绮靡不辞，未协荣登之兆。复阅《别随州裴员外嘉》句云：‘凭高看渐远，更上最高楼。’谅惟再举，合践高科。”其好品藻如此。
这是说的制科行卷。既称“王丞相”，时间当在仁宗时（据《宋史》卷311本传，王随仁宗时累拜门下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
王栐《燕翼诒谋录》卷2谓“行卷之礼，人自激昂以求当路之知”云云，虽是泛论“行卷”，然据上下文，当包括宋人的行卷（详下引）。不过与唐代一样，在宋人文献中直接用“行卷”一词的并不多，而较多地用“献文”、“贽文”。如《邵氏闻见录》卷7载：“李文定公迪为举子时，从种放明逸先生学。将试京师，从明逸求当涂公卿荐书，明逸曰：‘有知滑州柳开仲涂者，奇才善士，当以书通君之姓名。’文定携书见仲涂，以文卷为贽，与谒俱入。久之，仲涂出，曰：‘读君之文，须沐浴乃敢见。’因留之门下。”所谓“当涂公卿荐书”，指州郡发解文状；而为求取解，又需向知州“以文卷为贽”，且与“谒”（指书信）一齐进入。又范百禄《文公（同）墓志铭》载：“庆历中，今太师潞公（文彦博）守成都，誉公所贽文，以示府学，学者一时称慕之。再举乡书第一。”[3]又尹洙《谢公（涛）行状》：“（涛）雅善品藻文章，……人有贽文者，必读之终篇，或摘其词之工者称道之，其爱奖士类如此。”[4]又苏颂《孙公墓志铭》：“尚书礼部侍郎、参知政事孙公讳抃，……尝贽文谒成都尹凌策，将以童子荐之，顾其幼且孤而止。后累举进士，更今讳。”[5]这是行卷求荐举（童子科）。又《青箱杂记》卷2：“（龚）颖自负文学，少许可，又谈论多所折难。太宗朝知朗州，士罕造其门，独丁谓贽文求见。颖倒屣延迓，酬对终日，以至忘食。曰：‘自唐韩、柳后，今得子矣。’异日，丁献诗于颖，颖次韵和酬曰：‘胆怯何由戴铁冠？祗缘昭代奖孤寒。曲肱未遂违前志，直指无闻是旷官。三署每传朝客说，五溪闲凭郡楼看。祝君早得文场隽，况值天阶正舞干。’”从“祝君早得文场隽”句，知丁谓贽文的目的是取进士第。上述都是宋初举子或应进士、诸科，或应制举、童子科时“贽文”亦即行卷的例子。
应当指出，尽管举子以取解、登科为目的的行卷，在北宋中叶以后见不到了，但其它目的的各种行卷并未停止。如《四朝闻见录乙集》：“熊克字子复，建宁人。……暨调馀姚尉，史越王（浩）尝为是官，适以旧学召入相，道出馀姚，熊携行卷诣王舟上谒，王读其文而器之。会上赐曲宴，语王以两制艰其选，王遂亟以熊荐，旋进所投行卷。上即召克诣都省，旋给札中秘，序转校书郎。”熊克是为得官而行卷，与唐代铨选贽文略同。又如刘克庄《题永福黄生行卷》，有“废诗二十馀年矣，忽读来诗眼暂明”句[6]（卷10）。他还作有《跋方汝玉行卷》[6]（卷106），以及众多的诗卷跋，所跋盖多为“行卷”。又马廷鸾《题周公谨〈弁阳集〉后》，亦有“一日又饷余行卷”句[7]。此类“行卷”，乃江湖诗人相互投赠诗卷，虽形式上与进士投卷相仿，而目的却迥然不同：前者意在蜚声江湖，而后者则志在蟾宫摘桂。
二、宋初进士行卷个案举隅
从上节知宋初的进士行卷，在宋人史料文献中虽记载不多，但并非没有；而欲知宋初行卷之详，我们有必要研究若干个案，以投卷、受卷者自身的材料，证明宋初确实存在着与唐人相似的行卷之风。这类个案，保存在宋初人的别集及宋人所编总集之中。先举投卷个案。
1.柳开(947-1000)，宋太祖开宝六年(973)进士。
在柳开的《河东先生集》中，现存《上大名府王祜学士》凡四书[8]（卷5），其第一书曰：“自五岁而读书，以至于此，凡十九年矣。当时便诵执事之文章，与夫圣人之言杂而记之。敢望今日亲执事于是邦哉？……敢请见焉。”第二书曰：“当今取士之道，独有礼部焉。每岁秋八月，士由乡县而举于州郡，由州郡而贡于有司。有司试其艺能，择其行义，得中者，后进名于天子，始得为仕也。……幸逢执事之来，故有望于执事矣，是以三投刺而一奉书，先斋沐而后请见焉。”第三书则直述投卷情况：
开再拜，谨投所业书、序、疏、箴、论一十七篇，纳其后进进谒之礼，非为文也。开始将见于执事之时，……取旧所著文，写以五通。暨乎得见于执事，执事赐之大恩，不罪狂愚。……
可知“始将见”即投第一书时，已有贽文。四书显然皆柳开为取得州解以贡之礼部，向王祜求知。据《宋史·柳开传》，他向王祜“以文贽，大蒙赏激”。除王祜外，柳开还作有《与范员外书》[8]（卷5），自称“东郊柳子”、“穷为一旅人”，则亦在未第之前；并谓“谨以碑、铭、箴、疏、论等杂共一十篇，献于左右”，无疑仍是行卷。他还作有《上窦僖察判书》，曰：“后二月五日，……开本在魏东郊，著书以教门弟子，愿有终焉之志。不幸迩来父兄以家贫，令求禄以养生，……故束带冠发，编修简策，欲陪士君子之下，有冀望于名焉。……开遂北走是来，冀执事之知，进退之间，唯执事之命耳。故以是书，敢为贽业之先容也。”[8]（卷7）十馀天后，也就是“后二月十七日”，他又写了《上窦僖察判第二书》，略曰：“开再拜言于执事。……敢望执事以一言而见知，以万力而拔举也，不是虚矣，不是二三其求矣。……事蹙时迫，辞旨恳切，馀其面闻，死罪死罪！”[8]（卷7）这就是唐人所谓的“温卷”。柳开在取解之后，又把行卷活动移到京城开封。他在《答梁拾遗改名书》（原注：周翰，开宝壬申岁。按壬申为开宝五年，972）中写道：
四月十五日，乡贡进士柳开再拜。……去秋八月已来，遂有仕进之心，以干于世。故得今以所著文投知于门下，实为之举进士矣。窃冀于公者，公以言誉之，公以力振之。
这里毫不掩饰行卷的目的。他又作《上主司李学士书》为自己辩谤，有曰：“自去年秋应举在京师间，士大夫或以恶文见誉者多矣，度明公之所亦甚知也。是以小子行事之间，不复列于此书者，以开所纳文中，有《东郊野夫》及《补亡先生》二传可以观而审之。”[8]（卷7）知他曾向“李主司”即李昉纳文，是年李昉知贡举。其《上卢学士书》道：“十一月日，乡贡进士柳开再拜，奉书于执事。……今夫朝廷之贤者，独执事大矣。果将往而卜之，与之进而斯进矣，与之退而斯退矣，是可定于开之利不利也。故夏初求先容以登于执事之门，直以恶文干于左右。洎乎面见执事，果执事不曰汝未可以进矣。……荷执事之恩，宜将何报，姑致谢而进斯言焉。”[8]（卷8）所称“卢学士”即卢多逊。张景《柳开行状》曰：“及游场屋，携文诣故兵部尚书杨公昭俭，杨公曰：‘子之文章，世无如者已二百馀年矣。’崖相卢公（多逊）方在翰林，一见公，谓公奇士无敌。”则柳开应还有上杨昭俭书，久已失传。
2.田锡(940-1004)，宋太宗太平兴国三年(978)进士。
田锡在《贻梁补阙周翰书》中写道：“十一月日，进士田锡谨斋沐拜手，献书于补阙执事。……谨以所编鄙陋之文五十轴，贽于几阁，卜进退于明公也。”[2]（卷3）又《上开封府判书》：“十一月日，进士田锡谨斋沐拜手，献于郎中执事。……今皇上嗣守丕图，殆将周岁，……拔解许依于王府。……冀贤王得而荐之，明主得而用之，岂非明公发解之善异乎古人乎，进人之名光于今日乎？”[2]（卷4）按范仲淹《赠兵部尚书田公（锡）墓志铭》曰：“拔王府荐，有声于京师。太宗皇帝亲策天下进士，擢公第二人，时太平兴国三年秋也。”[9]（卷12）则两书显然是为取开封府解“求知己”而作。取解之后，田锡又为省试而忙于行卷，他在《遗中书相公书》中写道：
四月二十三日，乡贡进士田锡谨以长书一通，献于相公黄阁之下。……锡平生所著文约百轴，择其自善者得二十编，虽缮写献投，为举人事业，固不乞用为卖名之资，亦不足为希赏之资；其实邀相公之知、回相公之鉴者，在此一书尔[2]（卷2）。
3.王禹偁(954-1001)，宋太宗太平兴国八年(983)进士。
在王禹偁《小畜集》及《小畜外集》残本中，无行卷投书文字，而见于保存在总集中的佚文。《与雷夏柳令书》略曰：
明公……今来宰百里之邑，食五斗之米，非足以申明公之壮图，展明公之大志也。国家并汾已平，则蓟从而可取，是以将求封禅之草，筑太平之基，明公又得以宏略伟才复用于世。……迩来歧路三舍，门墙数仞，命驾之心，朝夕怿怿。是敢辍采兰之役，冒暑而来。……谨以旧史十卷随书上献，视事之暇，光览为幸（注：《国朝二百家名贤文粹》卷102。是书《二百家名贤文粹》题“雷夏先生”，据该书卷首所列“名贤世次”，“雷夏先生”即王禹偁，盖以其故乡钜野临近雷泽，雷夏即雷泽。）。
文中所谓“柳令”，即著名词人柳永之父雷泽县令柳宜。书谓“国家并汾已平，则蓟从而可取”，按平并汾在宋太宗太平兴国四年(979)五月，即灭北汉，随后太宗进兵幽州，故云“蓟从而可取”。因知是书必作于太平兴国四年夏，与书中“冒暑而来”句正合。王禹偁是年二十六岁。第二年（太平兴国五年），王禹偁省试登甲科，殿试落选；则本年奔走县令之门，当是请求乡贡。
王禹偁还作有《投宋拾遗书》，略曰：“十一月二十日，乡贡进士王某谨斋庄沐浴，裁书百拜于拾遗给事。”其下述自孔子至韩愈之“道”，因云：
顷者明公之典宋、鲁也，某尝策杖辞亲，揭厉行潦，编文著书，求明公之顾，一接威重，属明公有泰山之祷。某以晨羞缺贡，旅火是逼，不果志业，彷徨而归居鲁西。二年间贫病相绊，乞食假衣，以给切累，勉强为文，皆有悲愁寒冻之意。……今年春，始敢囊书笈文，来诣辇毂，登明公之门以求誉，师明公之道以进身。……某辍旨甘之具，为桂玉之费，久留阙下，则身与亲冻馁俱至矣。进之退之，俟明公命[10]。
所投书之“宋拾遗”，即宋白。《宋史》卷439《宋白传》：太宗即位，“擢为左拾遗，权知兖州，岁馀召还。泰山有唐玄宗刻铭，白摹本以献，且述承平东人望幸之意。”又《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0：太平兴国四年九月，“左拾遗、大名宋白献《平晋颂》”，授中书舍人。既知是书乃投宋白，则其写作年代遂可考知。书中自称“乡贡进士”，投书的目的是为了“求誉”并借以“进身”，自然在取解之后、省试之前。王禹偁曾两赴省试，第一次在太平兴国五年，第二次在太平兴国八年(983)；第一次宋白权同知贡举，第二次为权知贡举。[11]细审书意，既言“顷者明公之典宋、鲁（鲁当指兖州，‘宋、鲁’偏指鲁）”时，尝前往拜见，又谓其因有“泰山之祷”而不值，遂“归居鲁西（指其家乡钜野），二年间贫病相绊”，则书显然作于第一次赴省之前，所谓“十一月二十日”，应是太平兴国四年十一月二十日。据前引《宋史》本传，宋白权知兖州在太宗即位之年，即太平兴国元年(976)，“岁馀召还”，献泰山唐玄宗刻铭摹本，而禹偁往谒时正值宋白上泰山，当在太平兴国二年(977)；归居二年，正在太平兴国四年也。若投书在太平兴国七年(982)十一月，宋白被召回朝廷任中书舍人已五年，不得有两年前典鲁之事。是书既作于太平兴国四年十一月，则知王禹偁除本年夏天曾投书柳宜外，又曾于春、冬两次赴京师开封游扬其业。
4.胡宿(996-1067)，宋仁宗天圣二年(1024)进士。
在胡宿的《文恭集》中，保存有他的部分贽文书启。《上谢学士启》曰：“如某者，……屡遘家艰，坐更岁举。叔夜之不堪滋甚，原生之将落可忧。……伏遇大学士辍从周卫，关掌使符。……是用掣铃下馆，曳裾高门，……誓将谫薄，辱在品题。”[12]《上两浙均输徐学士启》曰：“往岁以楚材择秀，鲁席聘珍，妄由穷巷之中，骏奔硗关之下。因缘典谒，获贽编联。……曲敦提耳之私，屡获铸人之问。仍以类优之作，遍加溢美之言。比者国家以裹轮式命，刻鹄旌贤，……未能引退，窃望利宾。……左氏膏肓之疾，倚在一鍼；波臣枯涸之危，系于斗水。誓将白日，庸答所天。”又《上徐监丞启》说得更明白：
如某也，本乏声猷，素无轮咊。……适值国家妙选时英，精抡乡秀。……蟠木轮咊，既绝先容之助；敕字漫灭，徒兴逆旅之嗟。因力缀于编联，偶上尘于视听。……岂谓某官……回月旦之评，曲加品题；传《春秋》之字，遽辱褒称。俾寒灰之复燃，令困兽而思斗。……敢不淬励缣缃，服从名检，上以全公卿之奇遇，次则成父母之荣欢[12]。
从三书中“坐更岁举”、“楚材择秀”、“精抡乡秀”等语看，皆为乡贡取解行卷而作无疑，后两书犹有贽“编联”之语，“编联”即所投诗文卷轴也。
再举受卷个案。这只要研究一下王禹偁就够了。王禹偁是宋初文名最著的作家和诗人，又曾为翰林学士，因此向他行卷的举子特别多，他也指导和荐扬过大批后进。王禹偁曾说：
主上躬耕之岁（指太宗端拱元年，988），仆始自长洲宰被召入见，由大理评事得右正言，分直东观。既岁满，入西掖掌诰，且二年矣。由是今之举进士者以文相售，岁不下数百人。朝请之馀，历览忘疲[13]（卷19·送丁谓序）。
“举进士者”向一人行卷竟“岁不下数百人”，真令唐人瞠乎其后。即使在王禹偁因延誉孙何等事被贬官滁州时（注：按：王禹偁此次被贬，原因复杂，延誉孙何只是罪状之一。说明一旦出事，延誉举子也会被查处，与唐代相同。），向他行卷的热潮仍不稍减，他在《答郑褒书》中写道：“将理装之官，全有进士林介者，食于吾家七年矣，私谓吾曰：‘今兹诏罢贡举，而足下出郡，进士皆欲疾走滁上，以文求知者。’吾谓介曰：‘为吾谢诸公，慎勿来滁上，吾不复议进士之臧否以贾谤矣。’……既登舟，中夕思之，心又甚悔。夫士君子立身行道，是是而非非，造次颠沛，不易其心。吾以一失职而不交贤士，斯自弃也。下车以来，有进士皆接焉。数日前，得生书，因自贺曰：向如谋，则失郑矣。”[13]（卷18）秀才黄宗旦，还在王禹偁贬商州时即“走仆赉书”求知；后来贬滁，“复又辱书惠文，以寻前后好”[13]（卷18·答黄宗旦第二书）。王禹偁作翰林学士时，“进士钱易数以文相售”。[13]（卷20·送江翊黄序）接受进士行卷，似乎已成了王禹偁生活中的一部分，在《寄主客安员外十韵》中，他写道：“寻寺谁同步，留僧自拂床。举公投卷轴，时相觅文章。”[13]（卷7）
向王禹偁贽文的众多举子中，最受他器重的是孙何兄弟和丁谓。
王禹偁述其结识孙何(961-1004)的经过时说：“先是，余自东观移直凤阁（指端拱二年由直史馆拜知制诰），同舍紫微郎广平宋公（按指宋白）尝谓余曰：‘子知进士孙何者邪？今之擅场而独步者也。’余因征其文，未获。会有以生之编集惠余者，凡数十篇，皆师戴六经，排斥百氏，落落然真韩、柳之徒也。……余是以喜识其面而愿交其心者有日矣。今年（淳化元年，990）冬，生再到阙下，始过我门，博我新文，且先将以书，犹若寻常贡举人，恂恂然执先后礼，何其待我之薄也！”[13]（卷19·送孙何序）两人于是乎定交。禹偁复以孙何文章“声于同列间”[13]（卷19·送丁谓序）。孙何弟仅(968-1017)，字邻几，也深得王禹偁的器重。孙何考中状元后，禹偁即以“小状元”相许[13]（卷9·书孙仅《甘棠集》后）。丁谓(966-1037)，字谓之，于淳化元年冬携文百篇至京师，引起人们的重视。次年春，又到京师向王禹偁贽文，告归日，禹偁作《送丁谓序》以赠之，叙述相识经过，并评其诗文道：“去年得富春生孙何文数十篇，格高意远，大得六经旨趣，仆因声于同列间。或曰：‘有济阳丁谓者，何之同志也。其文与何不相上下。’仆不之信也。会有以生之文示仆者，视之，则前言不诬矣。……今春生果来，益以新文二篇，为书以投我，其间有律诗、今体赋文，非向所号进士者能及也。其诗效杜子美（甫），深入其间；其文数章，皆意不常而语不俗，若杂于韩、柳集中，使能文之士读之，不能辨也。由是两制间咸愿识其面而交其心矣。翰林贾公（黄中）尤加叹服。”又作《荐丁谓与薛太保（惟吉）书》推举其才[13]（卷8）。于是丁谓便与孙何齐名，世称“孙、丁”。王禹偁得此二人，十分满意，赠诗道：“二百年来文不振，直从韩柳到孙丁。如今便可令修史，二子文章似六经。”[14]由于王禹偁等名士的大力吹拂，一时孙何、孙仅、丁谓三人文名大振，“誉望”极高，柳开曾以诗述其盛况道：
今年举进士，必谁登高第？孙传（即孙何，后改名）及孙仅，外复有丁谓。到京见陈访，好尚同韩洎。馆中诸仙郎，纶阁贤三字，翰林四主人，列辟群英粹。奔腾走大名，淜轰天色沸。……[8]（卷13·赠诸进士诗）
淳化三年(992)春，诸道贡举人一万七千三百，翰林学士承旨苏易简为主考官，孙何省试、殿试俱第一，丁谓殿试第四。咸平元年(998)，孙仅登进士第一，果真成了“小状元”。
三、宋代进士行卷止息的原因
分析上两节所举进士行卷事例，时间都在太祖至仁宗前期，而包括宋人别集、总集在内的宋代文献，几乎没有仁宗以后举子为解试、省试行卷以求公卿“品题”、“延誉”的例子。这是很值得注意的，说明仁宗后行卷风已经止息。如果考察太祖至仁宗时代科举制度的重大变革，行卷风止息的原因就一清二楚了。
唐代的进士录取，以“采誉望”（即看已有的社会声望）为主，对卷面成绩不甚重视。《文献通考》卷29《选举2》在述唐钱徽、高锴作弊案后，马端临案曰：“唐科目考校，无糊名之法，故主司得以取誉望。”由于录取“采誉望”，故举子就把如何得到名人的赏识以提高“誉望”即知名度放到重要位置，李肇《唐国史补》卷下记唐代举子有“造请权要谓之关节，激扬声价谓之往还”的说法，可见请托已漫然成俗。通过行卷和名士的“激扬声价”，也许可能录取到一些素质较高的进士，但它驱使人们奔竞于势利之途，毒化了社会风气。故南宋人项安世批评唐时“天下之士，什什伍伍，戴破帽，骑蹇驴”而为“行卷”忙碌，认为“风俗之弊，至唐极矣”[15]。“采誉望”为权力过多地介入人才选拔开了方便之门，绝非科学、理想的选举模式。宋初，如上引陈鹄所说，“尚有唐人之风”，故那时仍盛行贽文行卷；但随后统治者对隋唐以来的进士考试制度作了一系列重大改革，主要有如下四项，而集中点正是杜绝包括行卷在内的“请托”。
1.取消“公荐”。所谓“公荐”，即当权者或社会名流向主司（知举官）及与主司关系密切的人推荐进士人选，或用各种方式为举子制造声势。这特别在中唐时代盛行（注：唐代“公荐”情况，可参读《唐摭言》卷6《公荐》。）。所谓“公荐”，实际上是请托，难免流于“私荐”。宋建国伊始，太祖首先拿“公荐”开刀。《宋会要辑稿·选举》3之2载：建隆四年(963)正月二十八日，“诏礼部贡举人，今后朝臣不得更发公荐，违者重置其罪。”原注：“故事：每岁知举将赴贡闱，台阁近臣得公荐所知者，至是禁止之。”
2.实行糊名制。顾炎武《日知录》卷17《糊名》道：“考之唐初，吏部试选人皆糊名，令学士考之。武后以为非委任之方，罢之。”原注：“此则糊名已用之选人，而未尝用之贡举。”玄宗以后的吏部试，又恢复糊名。糊名用于科举考试，当始于宋初，而最早由殿试开其端。《文献通考》卷30《选举3》载：“（太宗）淳化三年(992)，是岁诸道举人凡万七千馀人，苏易简知举，殿试始令糊名考校。”
礼部试糊名要晚一些。《宋会要辑稿·选举》3之8载：景德四年(1007)闰五月二十九日（注：原作“景德三年”。考景德三年不闰五月，据《续资治通鉴长编》卷65、《文献通考》卷30《选举3》改。），“帝（真帝）问宰臣等‘天下贡举人几何’？王旦曰：‘万三千有馀人。’帝曰：‘约常例奏名几何？’曰：‘大约十取其一而已。’帝曰：‘当落者不啻万人矣。必慎择其有司。’旦曰：‘至于封印卷首，若朝廷差官，于理亦顺，然须择素有操执者。凡进士诸科试卷，悉纳封印院糊名，送知举官考校，仍颁其式。知举官考定等级后，复令封之，俟覆考毕，参校其得失。’”是年十二月，令礼部试糊名考校。《续资治通鉴长编》卷67载：
先是，上尝问辅臣以天下贡举人数……（略，大意与上引《宋会要》同）。上曰：“若此，则当黜者不啻万人矣。典领之臣，必须审择。晁迥兢畏，当以委之周起，王曾、陈彭年皆可参预。”……于是命翰林学士晁迥、知制诰朱巽、王曾，龙图阁待制陈彭年同知贡举。既受诏，上谕以取士之意，务在至公，擢寒畯有艺者。……又命知制诰周起，京东转运使、祠部员外郎滕元晏封印举人卷首，用奉使印。殿中丞李道监封印院门。进士、诸科试卷悉封印卷首，送知举官考校，仍颂其式。知举官既考定等级，复令封之，送复考所考毕，然后参校得失。凡礼部封印卷首及检点程试别命官，皆始于此。
《文献通考》卷30《选举3》亦记此事，曰：“先糊名用之殿试，今复用之礼部也。”礼部糊名考校的目的，一开始就很明确：它是指向考官的，目标是追求“至公”。故《燕翼诒谋录》卷5曰：“真宗时试进士初用糊名法，以革容私之弊。”
州郡取解试实施糊名制，比殿试、省试更晚。《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12载：明道二年(1033)七月乙亥，仁宗“诏诸州，自今考试举人，并封弥卷首，乃委转运司所部选词学并公勤者为考试监门封弥官”。
3.实行眷录制。虽糊名堵塞了许多漏洞，但仍可用认字迹、留暗号等方式作弊，于是宋人创立了誊录制，从制度上彻底杜绝了循私舞弊的可能。根据真宗的命令，陈彭年、晁迥等于景德四年(1007)十月呈上所更定的进士考校条制（注：称《考校进士新格》，或《考校进士程式》，见《宋会要辑稿·职官》13之5、《续资治通鉴长编》卷67、《宋史·选举志1》。），释文莹《玉壶清话》卷5曰：“陈彭年字永年，……除正言，待制于龙图阁，与晁少保迥、戚密学纶条贡举事，尽革旧式，防闲主司，严设糊名、誊录。”则礼部试的糊名和誊录两项制度，皆由陈彭年等人所定，而誊录至迟在景德四年已成为法令。事实上，早在景德二年(1005)，御试即已用誊录了。《宋会要辑稿·选举》7之9载：真宗景德二年五月十三日，御试，“帝召王钦若等十一人于内阁糊名考校，分为六等，别录本。”“别录本”就是誊录，这是今天所能见到的有关誊录的最早记载。
对于糊名、誊录制，宋人曾有不小的争论。《燕翼诒谋录》卷2曰：“虽已弥封，而兼采誉望，犹在观其字画，可以占其为人，而士之应举者，知勉于小学，亦所以诱人为善也。自誊录之法行，而字画之谬或假手于人者，肆行不忌，人才日益卑下矣。行卷之礼，人自激昂以求当路之知，其无文无行、乡闾所不齿，亦不敢妄意于科举。”这是留恋“采誉望”和“行卷”。熙宁二年(1069)正月，针对“欲举唐室故事，兼采誉望，而罢封弥”的主张，苏轼在所上《议学校贡举状》中驳斥道：“唐之通榜，故是弊法。虽有以名取人、厌服众论之美，亦有贿赂公行、权要请托之害。至使恩去王室，权归私门，降及中叶，结为朋党之论。通榜取人，又岂足尚哉？”[16]所谓“通榜”，王定保《唐摭言》卷8有《通榜》一节，洪迈《容斋四笔》卷5《韩文公荐士》曰：“唐世科举之柄，颛付之有司，仍不糊名。又有交朋之厚者为之助，谓之通榜。”也就是进士通过行卷得到有力者的推荐，录取时往往就在其中。由此可见，糊名、誊录制正是行卷的最后终结者。
4.取消“公卷”。公卷，唐代又称“省卷”。苏颂曾作《议贡举法》，为我们说明了什么是公卷，以及它的作用：
旧制，秋赋（引者按：即取解试）先纳公卷一副，古律诗、赋、文、论共五卷，预荐者仍亲赴贡院投纳，及于试卷头自写家状。其知举官去试期一月前，差入贡院，先行考校，内事业殊异者，至日更精加试验。如程试与公卷全异，及书体与家状不同者，并行驳放。……是举人先纳公卷，所以预见其学业趣向如何，亦有助于选择也（注：有人将公卷与举子行卷混为一谈，以为“公卷”即行卷，误。如李弘祺《宋代官学教育与科举》第六章《科举考试》曰：“在唐代，举人至京城赴考之际，往往拜访主考官，投呈所作诗文，以求赏识与推荐。……这种请托活动称为‘公卷’。这一习惯，只有在唐代这种社会才有可能。……但是到了宋代，政府为了保护科举制度的公正性，在考试中采取了许多措施，象‘公卷’之类的旧习便不再合适而没落。”（台北经联出版事业公司1994年版））。景颣以前，学者平居必课试杂文、古律诗、赋，以备秋卷，颇有用心于著述者。自庆历初罢去公卷，举人惟习举业外，以杂文、古律诗、赋为无用之言，而不留心者多矣。此岂所以激劝士人笃学业文之意耶（注：《苏魏公文集》卷15。宋代进士科省试前须纳公卷，又见《宋会要辑稿·选举》3之7。）？
苏颂认为取消公卷有弊病，但公卷本身，原是为“采誉望”而设，即柳宗元所说的“先声后实”：考官先考校“省卷”，留下第一印象，再读试卷时，“唯声先焉者，读至其文辞，心目必专”[17]。这不仅为考官作弊预留了通道，也为举子作伪创造了条件。景德二年(1005)十二月五日，礼部贡院言：“昨详进士所纳公卷，多假借他人文字，或用旧卷装饰，重行书写，或被佣书人易换文本，是致到省，无凭考校。请自今并令亲自投纳。”[18]（3之7）更重要的是，考试既实行糊名、誊录制，去取只看卷面成绩，则“先行考校”所纳“公卷”，已失去了意义。于是，庆历元年(1041)八月十一日，权知开封府贾昌朝言：
故事，举人秋赋纳公卷。今既糊名、誊录，则公卷但录题目，以防重复，不复观其素业，请罢去。
仁宗“从之”[18]（15之11）。《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33载此事，文字与此有异，更能说明问题：
唐以来礼部采名誉，观素业，故预投公卷。今有弥封、誊录，一切考诸篇试，则公卷为可罢。
以上所有措施，说明自宋初以来，统治者一直在努力革除请托等人为因素对科举考试的干扰，使隋唐以来新兴的科举制度更趋完善和成熟，以最大限度地保证公正；而更深层次的原因，则是有惩于唐代利用科举考试酿成的朋党之祸，以确保中央集权制度的建立。但请托既已成俗，涤荡亦非易事，夏竦《议贡举奏》曰：“荐书未达于冕旒，驰声已满于涂路。……祝谒已先秋赋，里选何有至公？”[19]本来真宗景德间立法实行糊名、誊录制后，行卷已没有实际意义，弊风就该立即止息；但仁宗前期仍有记载，一方面是因为州郡取解试到仁宗明道后才普遍实施新制（见前引明道二年诏）（注：按苏轼《题伯父谢启后》曰：“天圣中，伯父中都公始举进士於眉，年二十有三。时进士法宽，未有糊名也。”是仁宗初州郡尚未实行糊名制之证。），另一方面则是积习既久的惯性所致。不过统治者消除请托弊风的决心似乎也很大，从真宗时代起，便加大了打击的力度。景德元年(1004)九月十七日，真宗“令御史台喻馆阁台省官，有以简札贡举人姓名嘱请者，即密以闻，当加严断；其隐匿不言、因事彰露，亦当重行朝典。”[18]（3之7）景德四年(1007)闰五月二十五日，又诏榜贡院门曰：“国家儒学斯崇，材能是选，眷惟较艺，务在推公。而近岁有司罔精辨论，尚存请托，有失拟伦。……今乡赋咸臻，礼闱方启，俾司文柄，慎择春官，用革弊源，别申条制，靡间单平之选，庶无徼幸之人。”[18]（3之8）在制度保障和“朝典”震慑之下，官员舞弊虽未必能从此杜绝，但通过行卷请托以制造“誉望”的风气，确乎渐渐偃息了，故贽文投书也逐渐从文献中消失。
四、进士行卷与宋初文学
我们再来讨论宋初的进士行卷。唐代进士行卷，一般是送上文章诗赋若干，而必有书信一封，例为对被投卷者的颂扬乃至肉麻的吹捧，接着是自我介绍，以及所投卷轴类别数量，最后是“进之退之，恭候台命”之类的套话。旬日之后若无反应，犹有“温卷”，又有书信。宋初行卷，大体也不出此。但若遍读现存宋初举子的行卷投书，会发现其内容有不同于唐人的显明特点。
宋初举子行卷，如前面举到的柳开、田锡、王禹偁等，无一不在投书中阐述自己的文学观点。柳开向王祜行卷，现存所投四书，均陈述自己对古文、古道的见解。张景《柳开行状》写道：“故阁老王公祜方守魏，公以书谒之。时王公与陶谷、扈载齐名，未尝以文许人。及得公书，谓公曰：‘不意子之文出于今世，真古之文章也！’”俨然文学知己。又如上已述及的王禹偁《投宋拾遗书》，在叙述了自孔子至韩愈之“道”后，写道：
下韩氏二百年，世非无其文章，罕能聚徒众于门，张圣贤之道矣。其或者复授于明公乎！明公履孔、孟、扬雄之业，振仲淹（王通）、退之（韩愈）之辞，矧天与之时，则追还唐风，不为难焉。然登明公之门、师明公之道者甚未众，止闻胡、田二君矣。
乃以共同“追还唐风”相期。这类例子甚多。前述王禹偁接受并评论众多举子的行卷，也都集中在文学上，可不再赘。我们还可举孙抃为个案。前引苏颂《孙公墓志铭》，谓孙抃少年时曾向成都尹凌策行卷。孙抃后来举进士，行卷“求知”的书信现存两封，其中《上提点张郎中书》道： 始冠岁，则沿洄经史，秉笔学为文章，凡寓意措辞，必据仁义、蹈礼仪，以求合圣人之旨。……伏闻执事性嗜古道，力提儒术，顷岁魁荐庠序，以文受知于故舍人孙公，倡和大义，斥排异端，琅琅正声，铿越前后。当时缙绅之士，万语一意，咸谓有唐韩文公、牛相之欣会，殆无以过。某窃乐其事，是以拂冠振衣，求进左右，执事得不为之留念乎？……近文一编，谨缮写拜赞，伏冀曲示龟鉴，且加绳墨。……可进可退，恭侯严命[20]（卷90）。
其二为《上张太傅书》，自述“累遇贡部”，因故“龃龉”，因求张某“掀援之、鼓吹之”，并以“近文十首，随书拜献”，而开篇即大段评文，自周代直至有唐，像是简略的文学批评史提纲（兹以文多不引），然后说“进士程生，近以执事新文数篇见借”，遂赞扬其文“理粹而古，辞简而达，无气艳，无流韵”云云，然后谓“幼从事于文学，酷嗜典实，颇嫉芜颣”云云[20]（卷98），全是以文心契合相许。这表明唐及宋初人的行卷投书，确乎存在显著的差异。
如果深入研究，就会明白上述特点或差异不是偶然的，而有着两代不同的社会政治背景。唐人行卷、受卷双方，往往是一笔现实的或“预支”的政治交易。如韩愈《与凤翔邢尚书书》所说：
布衣之士，身居穷约，不借势于王公大人，则无以成其志；王公大人，功业显著，不借誉于布衣之势，则无以广其名。是故布衣之士，虽甚贱而不谄；王公大人，虽甚贵而不骄：其事势相须，其先后相资也[1]（卷18）。
举子行卷的目的，固然首先是登第，而所谓“王公大人”为举子制造“誉望”，则是为了蓄积未来的政治力量，是政治斗争的需要，从而形成了双方“相须”、“相资”的利害关系。唐代举子行卷特盛于中唐之后，是时统治集团内部党派斗争激烈，“王公大人”往往利用掌贡举的权力或荐举的机会，结成“座主门生”及恩私关系，举子一旦登第，即召致幕中，以扩充政治势力。如《旧唐书》卷176《杨虞卿传》：
每岁铨曹贡部，为举选人驰走取科第，占员阙，……以能朋比唱和，故时号党魁。
杨虞卿之所以那么卖劲地为举子“驰走”，目的十分明确。而“门生座主”或恩私关系，更是牢不可破，李德裕当时就有“国家设科取士，而附党背公，自为门生”的激烈批评[15]。入宋，太祖赵匡胤有鉴于唐代藩镇割据和朋党为害的教训，加强中央集权，连低级官员也由朝廷任命，同时认识到“恩出私门”的危险，于是取消“公荐”（上已述），又实行“御试”，将进士由“座主门生”转移为“天子门生”，如《燕翼诒谋录》卷1所说：“自唐以来，进士皆为知举门生，恩出私门，不复知有人主。开宝六年，……御试进士，不许称门生于私门，一洗故习。大哉宏谟，可谓知所先务矣！”这就是宋初行卷、受卷双方多以文章相知相许，而不再求政治上“相须”、“相资”的根本原因。
这个变化，深刻地影响了宋初的文学发展。
首先，由于宋初行卷双方都定位在“文学”上，举子投书多选择那些与自己文学思想相同、相近的高官或文学名流，而接受投卷者，也借此机会大力栽培文学新人。如柳开、有张景等众多门人，而向他贽文的，多在古文特别是所谓“古道”方面的志同道合者。他所作《与李宗谔秀才书》曰：“数日前，崔秀才袖足下文一轴及《永泰门义井铭》石本一篇见贶，读之竟日，知称咏足下者不为谬矣。足下之文雅而理明白，气和且清，真可贵也。”[8]（卷9）《与任唐征书》亦曰：“辱示诗两轴，辞调颇切于古人，……非雄刚峻逸之材，孰能迨此？”[8]（卷9）又《送马应昌序》谓马氏“其文近于古，虽不能全似于我，求之于众，亦不易得也。己酉自京而来，以道德文章期于我与其进也，我岂异哉”？[8]（卷12）柳开尝见胥偃所作文章，预料他“异日必得名天下”。[21]崔立长于古文，柳开一见奇之，“于公卿间比比延誉”。[22]李迪曾向柳开贽文，开读之，“未尝不称善，语门人张景、高弁曰：‘复古（李迪字）乎，辅相器也，且陶冶生辈矣。’”[23]如此等等。王禹偁曾接受过大量进士行卷，已详前论。他在读了黄宗旦的文章后，称赞他“辞理雅正”，同时也指出所作《正汉臣对策》之一章持论稍过，并说这是“以朋友切磋之道待生”[13]（卷18·答黄宗旦第二书）。按黄宗旦字才叔，泉州惠安（今属福建）人，咸平元年(998)登进士甲科，这与王禹偁的指导不无关系。王禹偁贬滁州时，江翊黄“缝掖而见”，其人“好古乐道，趋向不凡”[13]（卷20·送江翊黄序）。同时又指出他“文义尚浅，故答之曰：修之不已，则为完人”[13]（卷18·再答张扶书）。王禹偁著名的《答张扶书》、《再答张扶书》，虽是对秀才张扶作文难道难晓的批评，但正见其扶植后进的一片诚心，而不是一味廉价地激扬“声誉”。柳、王二人对待行卷的态度，无疑对宋初文学新人的成长起了重要作用。
其次，由于宋初行卷盛行，有志于文学革新的作家遂利用荐扬后进的机会，大力鼓吹文学改革，掀起了诗文革新的第一个浪潮。宋初立志文学革新的作家，仍然以柳开、王禹偁为代表。柳开早年曾打出“韩柳”的旗帜，大唱古文，但倾向于“道统”。在上王祜四书中，曾对当时以“刻削为工”的浮靡之风进行了激烈的批评。臧丙曾向柳开请教，其《答臧丙第一书》谓“吾子遗我之书，辞意皆是也”；又谓“韩愈氏之书，吾子亦常得而观之耳”；“我之书，吾子亦常得而观之耳”[8]（卷6）。臧丙除向柳开学习外，又曾师事于古文家王祜，于是由作四六文字，“变格为韩、柳文，颇近阃阈”[13]（卷28谏议大夫臧公（丙）墓志铭）。进士高本“学慕韩愈氏为文”，柳开爱其“难得”，作《名系》贻之[8]（卷1）。表彰李宪是“真好于韩文者也”[8]（卷11·送李宪序）。赞美韩洎所作古文“颇有吏部（韩愈）之梗概”[8]（卷9·再与韩洎书）。等等。王禹偁曾批评“咸通以来，斯文不竞，革弊复古，宜其有闻”，同样高扬“韩柳”的旗帜，并谓孙何“真韩、柳之徒也”[13]（卷19·送孙何序）。又《送丁谓序》曰：“其诗效杜子美，深入其间；其文数章，皆意不常而语不俗，若杂于韩、柳集中，使能文之士读之，不之辨也。”[13]（卷19）又《送谭尧叟序》，谓谭“师轲、雄、韩、柳之作”。王禹偁曾作《赠朱严》诗，其云：“惟怜所好还同我，韩柳文章李杜诗。”[13]（卷19）又作《和朱严留别》诗曰：“师仰惟韩愈，才名压李观。”如此等等。这对于扭转当时文风，扩大学韩队伍，引导宋初文学向诗文革新的方向发展，有着“导夫先路”的意义。
再次，由进士行卷，酿成了宋初文坛的派别化趋势。宋白、李昉诗皆宗白居易（注：田锡《寄宋白拾遗》：“严吾侍从臣，元白才名子。”又《杨文公谈苑》（《类说》引）：“李昉为诗慕白居易。”《青箱杂记》卷1：“昉诗务浅切，效白乐天体。”），而曾向他们行卷的田锡、王禹偁都以白体诗著称，王禹偁是宋初三个主要诗派（白体、晚唐体、西昆体）中白体诗派的代表诗人。宋初人又喜利用行卷相标榜。如张景《柳开行状》曰：“故大谏范公杲方好古学，少有大名，特爱公文，常口诵于朝野，为公之誉，世因称为‘柳、范’。”又《渑水燕谈录》卷7：“（范杲）好学有文，时称‘高、梁、柳、范’，谓高弁、梁周翰、柳开与杲也。”（注：《宋史·梁周翰传》谓“高”指高锡。按高弁乃柳开门人，辈份较晚，不得与梁、柳、范并称，《渑水燕谈录》当误。）范仲淹《尹师鲁河南集序》曰：“唐贞元、元和之间，韩退之主盟于文，而古道最盛。懿、僖以降，浸及五代，其体薄弱。皇朝柳仲涂起而麾之，髦俊率从焉。”[9]（卷6）柳开俨然成了“髦俊”们的领袖。王禹偁诗有“二百年来文不振，直从韩柳到孙丁”之句（已见上引），因此文学史上以“孙丁”并称。他又在《东观集序》中提到赉志以没的古文作者李均、郭昱、董淳、颖贽四人，认为“异日国家召史臣修《文苑传》，此数人者不可遗也”[13]（卷19），盖四人也是文章“知己”，除李均外，其馀三人已写入《宋史·文苑传》。于是，以柳开、王禹偁为中心，在宋初形成了两个不同倾向的古文派别：柳开讲“道统”，而辞涩言苦；王禹偁倡“文以明心”，主张为文“易道易晓”[13]（卷18·答张扶书）。宋代文苑诗坛，已由进士行卷而初露派别森立的端倪。后来虽行卷之风止息，但由此产生的惯性却影响深远：文人由文学主张相同或相近结派，而不再象唐代那样由政治上的“相须”、“相资”结党。
综上所述，尽管宋初统治者着力抑制包括行卷在内的请托作弊，但事实上进士行卷风之盛，盖并不逊于有唐；只是由于科举制度的改革，由“采誉望”变为“唯卷面”，才使行卷最终成为历史。又由于政治背景的差异，宋初行卷、受卷双方多以文学观点相同而走到一起，遂使行卷成为集结诗文革新运动基本力量的手段，同时也为文学派别的形成打下了基础。自太祖到真宗景德科举新制颁行，举子行卷的存在，盖不过四十馀年（景德后至仁宗前期的行卷，当多在州郡，或出于习惯，已是尾声），在有宋历史上时间不长，只可看作是具有宋代特色的科举制度形成之前的序曲，加之请托一直为官府所禁止，故行卷不象唐代那样公开和张扬，这是连宋人也不大提起的原因。但一旦认识了宋初行卷的历史事实之后，就为我们研究宋初乃至整个宋代的科举史、文学史提供了一个新视角。
［收稿日期］2002-0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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