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民参与农村社会治理的现状及影响因素研究
——来自福建漳州的实证
柯凤华
（厦门大学 嘉庚学院，福建 漳州 363105）
摘要： 村民对农村事务的参与程度和水平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农村社会治理效果。调查发现，目前漳州市村民参与农村社会治理的整体程度偏低。村民的收入水平、政治面貌等基本特征，利益因素、社会资本及社会动员等因素与村民的社会治理参与行为呈显著正相关。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参加组织的数量、社区认同、信任、收入水平、社会动员等因素均正向影响村民的社会治理参与行为。
关键词： 村民参与；农村社会治理；影响因素；漳州市
引言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创新社会治理，不断提高社会治理水平。依靠各种社会力量共同治理，实现共治是社会治理的实践目标；实现公共利益最大化，从而达到善治是社会治理的价值目标（陈义平，2014）。农村治理体系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改革不断深化，对农村社会治理的研究也不断深入，其中，农村社会治理应该摆脱传统的政府单一管理模式，实现多元主体共同参与治理，这一观点已在学界达成共识。但农村社会治理多元化仍是我国农村社会治理面临的困境之一（孙艳华、刘湘辉，2014）。村民是农村社会治理的多元主体之一，将缺乏自我表达与自我组织的广大村民引导到能够自我表达与自我组织的现代公民之路上去，是中国农村现代化的核心任务 （曹锦清，2000）。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在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进程中，必须始终尊重农民的主体地位，时刻把农民的主体地位放在心上。村民对农村事务的参与程度和水平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农村治理的效果（董江爱， 2008）。
近年来，村民参与引起了学界的广泛关注，许多学者从不同角度进行了研究。村民参与包括公共参与和私人参与，公共参与又可分为政治性参与和社会性参与 （谢治菊，2012）。已有文献对村民的政治性参与研究较多，其中又以对民主选举参与的研究为主。普通村民一般都会自主地参与选举；乡村精英较普通村民掌握更多的资源，对村民选举表现出较高的积极性 （林少敏、吉青，2004）。村民大量的参与行为是涉及村民切身利益而引发的 （项继权，2002），对绝大多数中国农民而言，参与的目的是希望获得最大限度的利益，村民之所以决定进行各项活动参与，是因为他们判定这种参与将为他们自己或家庭带来利益 （伯恩斯1988）。影响因素方面，宏观的农村经济发展水平、经济结构、经济规模、农村自身运行等 （欧博文，1994；胡荣，2003），微观的村民自身包括性别、年龄、政治面貌、受教育程度、收入、参与意愿等 （宋国恺，2002；郭正林，2003）因素都对村民的参与行为影响显著。
综上，农村社会治理村民参与的相关研究已经积累了较为丰硕的成果，但仍存在不足。主要体现在，目前对村民政治参与的研究较多，但对于村民政治参与以外的参与研究较少。而实际上村民参与不仅包括政治参与，还包括社会、私人参与。这一缺陷也使得已有研究欠缺超越政治参与的对农民社会治理参与行为测量指标的建构，这严重制约了研究的深入［1］。为此，课题组尝试从政治参与、社会参与和私人参与三个维度构建农村社会治理村民参与行为的测量指标，对漳州市农村地区进行问卷调查，在描述村民农村社会治理参与现状的基础上，运用线性回归模型，分析内外部因素对村民参与社会治理产生的影响。
(4)状态4(t2～t3)：在t2时刻，uC2减小到零，此时开通S2，可以实现零电压开通.在本状态中，负载电流I0流过D2和S4来实现续流，电感电流iLr流过D2、Sa1、Da2、Sa3、Da4和S4来实现续流，电路处于稳态.
一、理论依据与研究假设
治理是由共同目标支持、有赖多数同意和参与才能生效的规则体系，是个人或公共机构管理所面对共同事务的诸方式的总和，最终目标是达成善治，本质上是国家权力向社会的回归 （俞可平，2000）。埃莉诺·奥斯特罗姆等的多中心理论指出，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民众对于政府的期望越来越高，也日益趋于多元化。传统的以政府为中心的“单中心供给”思路在如此复杂的需求下是缺乏效率和回应性的，因此需要权力分散、管理交叠和政府市场社会多元共治，允许多个权力中心或服务中心存在，构建政府、市场、公民共同参与，运用多种治理手段进行治理的模式。村民是实现现阶段农村多元共治的关键主体之一，本研究关注的是漳州市的村民为实现集体目标、增进公共利益参与农村社会治理的现状及影响因素。
如前所述，村民的基本特征可能影响其参与行为，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1：村民的农村社会治理参与行为存在差异。
年龄越大、政治面貌为党员、曾经或正在担任村干部、月收入水平越高、有外出务工经历等特征的村民农村社会治理参与的积极性越高。
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2］。利益问题直接影响村民农村社会治理的广度和深度，本文假设：
H2：村里的事务与村民的利益关联度越高，其社会治理参与的积极性也越高。
布迪厄 （1986）认为，资本是一组可被利用的资源和权力。资本状况 （包括经济资本、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会影响个体的实践活动和行为选择。其中，社会资本是存在于一个社会中的社会关系网络、社会规范、制度等要素所构成的一种特殊的资本形式。一般认为，社会资本可以聚合分散的个体，增强社会成员的集体行动意识，从而对政府治理产生积极效应。（Putnametal，1993）。基于此，本文假设：
H3：村民掌握的社会资本越丰富，其社会治理参与的积极性越高。
1）通过对PLC机架、CPU、电源和通信模块等组成部分的合理使用，实现给排水控制系统运行中的自动控制功能设置，进而通过对水仓水位高低变化、供电部门规定的峰段和平段等供电时间段实际情况的考虑，在计算机三维空间中构建数字模型，进而实现对水泵运行的自动化控制；
H3-1：村民参加的社会组织越多，其社会网络越复杂，社会治理参与积极性越高；
H3-2：村民对村里的干部和精英信任程度越高，社会治理参与的积极性越高；
《冰雪奇缘》（Frozen）中自幼拥有冰雪魔力的爱莎公主一点儿都不“高冷”，她邀请妹妹安娜公主和贩冰人克里斯托夫参加“冰上舞会”，没想到淘气的雪宝和害羞的驯鹿也来了。大家穿上冰鞋，自由自在、快乐地旋转、跳跃！冰上舞蹈偏重舞步，对技术难度的要求不如花样滑冰那样高，因此不必太过担心，尽情起舞吧！
H3-3：村民对村庄的认同感越高，社会治理参与的积极性越高；
(1)南夹江老河道建闸前后深泓有一定调整，主要体现在老河道弯道段深泓的抬高和新老河交汇处深泓的下切，但深泓平面位置并没有呈现趋势性变化[15]。新河在系列年水沙条件作用后深泓线有向北岸(凹岸)偏移的趋势。
（3）外部因素。外部因素方面，主要关注社会动员和制度供给对村民社会治理参与行为的影响。
社会动员是指政府或其他主体有目的地引导社会成员积极参与重大社会事项以促进社会发展的过程，本文假设：
有人质在手，喵星飞鼠大使更加肆无忌惮，他要让猎影、云织星族尝尝一败涂地的滋味。壶天晓刀剑在握，却只能任由利刃插在岩缝中，无法还手。
二、样本描述、变量设置与模型构建
（一）样本描述
1.数据来源。课题组于2018年7月、8月对漳州市农村地区进行了问卷调查。问卷主要由两大部分组成，第一部分为基本情况，主要包括村民的性别、年龄政治面貌、收入、外出务工情况等基本信息；第二部分为漳州市村民参与农村社会治理现状及内外部影响因素。
考虑到经济发展水平的差距，本次调查采取判断抽样方式，分别选取龙海市、漳浦县、平和县为样本县 （市、区），在3个样本县 （市、区）中，各随机抽取2个乡镇，再根据经济发展水平高低，采用分层随机抽样方式从每个样本乡镇抽取2个行政村，在每个行政村随机抽取30户，每户抽取一名主要成员 （成年人）作为调查对象进行调查。调查共发放问卷360份，回收有效问卷341份，有效问卷回收率达到94.7%。本文在此基础上运用spss22.0软件进行统计，并作相关和回归分析。
2.样本描述。对调查对象的基本资料进行统计显示，年龄在18～45岁的青壮年占了71.6%，初中及以上文化程度占82.4%，说明大部分调查对象能比较好地理解问卷的内容；政治面貌上，党员占11.7%，普通村民最多，占89.3%。样本的分布较为合理，具有较好的代表性。
表1样本的基本特征
（二）变量设置
1.因变量。本文的因变量为农村社会治理村民参与行为。根据参与的内容，村民参与可分为公共参与和私人参与，公共参与又可分为政治性参与和社会性参与［3］。基于此种分类方法，课题组设计了农村社会治理村民参与行为的测量指标。
政治性参与主要指村民对政治生活的参与，如参与选举和建议献策等。本文共设置5个测量指标，包括 “我参加了最近一次村两委选举投票、我会监督村干部的行为、我会监督村里的财务收支情况、我愿意为村里的事务献计献策、最近一年我参加过村/小组 （小队）的会议讨论”。
2.3 绘制NLR和LMR预测甲、乙型流感病毒的ROC曲线 NLR、PLR和LMR三个比值中，PLR与甲型或乙型流感病毒的相关性最小（OR接近1.000），因此本研究只绘制NLR和LMR的ROC曲线，见图1。得到NLR和LMR的ROC曲线下面积分别为 0.939（95%CI：0.906～0.973）和 0.980（95%CI：0.959～1.000），根据ROC曲线，NLR最佳截断值为2.9，其敏感性和特异性分别为88.3%和91.9%。LMR最佳截断值为2.8，其敏感性和特异性分别为93.2%和97.0%。
私人参与指的是村民与本村近邻、亲属的信息共享情况，包括聊天、玩牌、聚会等。本文设置了2个测量指标，即 “我经常参加亲戚朋友的聚会、我经常与乡邻之间交流关于村里的信息”。
上述13个指标，将每项 “参与”（即选择“是”）的赋值1分，“没有参与”（即选择 “否”）的赋值0分，然后将13项指标的得分进行累加，由此获得农村社会治理村民参与行为的得分，最低分0分，最高分13分。
他一动不动地仰面躺着，现在，他能够听到病狼一呼一吸地喘着气，慢慢地向他逼近。它愈来愈近，总是在向他逼近，好像经过了无穷的时间，但是他始终不动。它已经到了他耳边。那条粗糙的干舌头正像砂纸一样地磨擦着他的两腮。他那两只手一下子伸了出来——或者，至少也是他凭着毅力要它们伸出来的。他的指头弯得像鹰爪一样，可是抓了个空。敏捷和准确是需要力气的，他没有这种力气。
2.自变量。本文主要关注基本特征变量及内外部因素对村民社会治理参与行为的影响。
（1）基本特征变量。主要考察村民的年龄、文化程度、政治面貌、个人收入、外出务工经历等五个基本特征变量对村民参与农村社会治理的影响。
（2）内部因素。①利益因素。根据已有的研究，本文以 “村里的事务与我家有关系、村里的事务与我的子孙后代有关系、村里的事务与我的家族或宗族有关系、村里的事务关系到村民的集体利益、我可以为村里的荣誉牺牲个人利益”等5个指标，考察利益因素对村民农村社会治理参与行为的影响，并设置 “很不同意、不同意、一般、同意、十分同意”五个选项，分别赋值1～5分。②社会资本。农村社会资本有结构性和关系性两种类型，前者指网络结构和社会互动等客观联系，后者指信任、互惠和规范主观价值 ［4］。农村组织是农村社会中重要的关系网络和信息资源的载体，农民参与组织的情况及组织网络的宽泛程度，是衡量农民社会资本禀赋的一个重要方面。通常，参与的农村组织越多，组织网络越大，农民的社会资本越丰富［1］。因此，本文以 “您是否参加了农业协会或农业专业合作社、宗族和宗教组织、老年协会、科技文化组织、休闲娱乐组织或其他组织”来测量村民参加组织的数量，以测量其所拥有的社会网络资本。村民每参加一个组织赋值1分，没有参加任何组织则赋值0分。
信任及规范是社会资本的构成部分，本文以“我信任我们村的干部和精英”测量村民对于村干部的信任程度；以 “我愿意遵守村里的村规民约、我经常因为我是这个村的村民感到骄傲、生活在本村我有安全感、与周边其他村相比我们村的风气很好”4个指标测量村民的规范主观价值 （社区认同）对其参与行为的影响。上述指标均设置 “很不同意、不同意、一般、同意、十分同意”五个选项，分别赋值1～5分。
H4：村民受到的参与动员越多，农村社会治理参与的积极性越高。
现代社会动员的主要方式包括传媒动员、竞争动员和参与动员，本文的社会动员主要是参与动员。参与动员，是指人们参加、介入现代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生活过程中所受的影响［5］。在村民参与农村社会治理知识和技能相对缺乏的情况下，参与动员仍是提高村民参与积极性、广泛性和有效性的可能因素。由此本文设置 “您参与村里的事务是否受到他人的动员”来测量动员对村民农村社会治理参与行为的影响，选择 “是”则赋值1分，选择 “否”则赋值0分。
因制度供给难以用量化的指标进行衡量，因此课题组通过实地访谈的方式，探寻相关制度的建构对村民社会治理参与行为可能产生的影响。
（三）模型构建
因变量y为农村社会治理村民参与行为，为定距变量。为了反映不同变量对漳州市农村社会治理村民参与行为的影响，本文运用最小二乘法，构建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如下：
这里采用结构稳定性原则占主导的复合货位优先级，存储效率优先原则占主导的复合货位优先级设定方法与其类似，故不再详述。
上述公式中，
表示第
个可能影响村民社会治理参与行为的自变量，
为自变量，
，…，
为各个自变量对应的回归系数，反映自变量对因变量的影响方向和程度。
三、漳州市村民参与农村社会治理的现状
本文选取村民对村里事务或活动的关心程度、参与频次、参与内容、参与方式与程度等4个维度，考察分析漳州市村民社会治理参与的现状。
（一）关心的程度和频次
调查显示，村民对村里事务 “毫不关心”“较少关心”“一般”的比例分别占到了4.4%、27.6%、41.1%，合计73%；而 “比较关心”“非常关心”分别占18.5%、8.5%，合计仅27%。可以看出，目前村民对于村里面的事务关心程度较低。
近一年内，对村里的事务 “从不参与”“很少参与”“有时参与”的村民分别占了20.5%、39%、30.2%，合计89.7%，而经常参与的比例只有10.3%。村民社区参与的频次不高，绝大部分村民只是偶尔参与村里的事务或活动。这可能是由于土地被征，多数被调查对象已不以务农作为主要职业，而是靠做小本生意和在企业务工维持生计，村里的事务已经不能够给他们带来多少效益，因而较少关心和参与村里的事务。这一点可以从当前从事的工作上得到印证，调查显示，被调查对象中，当前工作为务农的仅占25.8%，务农兼打工的占9.4%，两项合计仅占全部样本的35.2%。
表2漳州市农村社会治理村民参与内容
（二）参与的内容和程度
本文对村民政治性参与、社会性参与及私人参与三个方面参与内容分别做了统计，结果如表2和表3所示。
表3农村社会治理村民参与行为均值
如表2所示，调查样本主要以参加村两委选举投票和为村里献计献策的方式参与村里的政治事务。马克思指出，选举构成了真正市民社会的最重要的政治利益［6］，调查显示，近半数样本 （47.2%）参加了村两委选举投票，在政治性参与的各项考察指标中，参与的比例最高。这表明，参加选举投票仍是村民进行政治参与的主要形式。
2）该盘根盒在4.5 MP的压力下能正常运行，适合于有杆泵采油的任何情况，特别对于压力高的长输井、井口偏磨井、含水率高的油井，断液、断杆的油井都有很强的适用性。
2.走出国门，走向世界。在走向社会之后，大学生创业始终要坚持开放发展，要敢于走出国门，学习国外优秀的创业经验以及先进技术，在拥有民族自信的同时，要杜绝自负心态，虚心学习国外先进的理念。要坚持“走出去，引进来”的发展战略，在将国外先进技术引进来的同时，将我国优秀的文化和技术展现给全世界，让全世界人民看到我国大学生的风采，要拥有海纳百川的胸襟和气魄，将我国民族产业与国外优秀产业相互融合，达到互利共赢，真正实现经济全球化的局面。
已有的研究表明，公民参与社会治理主要方式有两种，即以个人形式的参与和以组织为中介的参与。现代政治实践证明，一个阶层或群体利益表达力度和有效性取决于自身的组织化程度，组织可以为一个阶层或群体提供公共参与的依靠力量、活动平台，参与技能训练的机会［8］。调查发现，接受调查的样本中，仅32.9%有加入某种类型的组织。由于缺乏真正代表自身利益的农村社会组织，漳州市农村社会治理村民参与仍处于一种无组织的游离状态，大部分的村民在参与村里的事务时都以个人参与的方式进行。
因中国的广大农村是一个人情关系型的传统为主的社会类型［7］，样本村民普遍较积极地进行了私人参与，调查显示49.9%的村民经常与乡邻之间交流关于村里的信息，61%的村民经常参加亲戚朋友的聚会。
进一步统计分析 （表3）显示，样本村民参与农村社会治理行为的平均分为5.6628，标准差4.06282。如果将参与行为得分0～4分界定为低度参与，5～9分为中度参与，10～13分为高度参与，则从平均分看，绝大多数村民的社会治理参与程度属于中度偏低度参与。对各参与程度分别统计发现，低度参与的比例占37.5%% （其中得分为0的比例高达22.3%），中度参与比例为42.3%，高度参与的仅占21.2%，村民社会治理参与程度相对低下。
（三）参与的方式
社会性参与方面，调查样本在参加村里各类组织的活动和农忙时节互助耕作两项指标上参与的比例较低。31.1%的村民有参加过村里各类组织的活动，通过访谈得知，这部分参加的活动主要是村里的腰鼓队、广场舞队等组织的娱乐活动或村里的宗教组织的宗教活动。除了娱乐和宗教组织，所调查村庄的正式组织较少。仅36.6%的村民表示在农忙时节会互助耕作，这与样本村民大部分不直接从事农业生产有关。
社会性参与指的是村民参与社会组织、社会生活的过程，如维护社会治安、处理邻里纠纷等。本文设置了 “我愿意帮助维护村里的治安、我愿意帮助协调处理村里的矛盾纠纷、我会维护村里的环境卫生不乱丢垃圾、农忙时节我会与其他村民互助耕作、最近一年我参加过村里各类组织的活动、我会为村里的老人儿童残疾人服务”6个指标。
四、漳州市村民参与农村社会治理的影响因素
（一）基本特征变量对农村社会治理村民参与行为影响的相关分析
调查显示 （表4），年龄及外出务工经历与农村治理参与行为的相关系数分别为0.023、0.004，显著性水平为0.676、0.934，说明年龄及外出务工经历与样本村民的社会治理参与行为不相关，村民的年龄大小、有无外出务工经历不影响村民的参与行为。而是否党员、村干部任职经历、月收入水平与农村治理参与行为的相关系数分别为0.221、0.301、0.116，显著性水平为0.000、0.000、0.032，小于0.05，所以是否党员、村干部任职经历及月收入水平与社会治理参与行为的关系为正向，有较强的相关性，党员、有过村干部任职经历的及月收入水平更高的村民参与社会治理的积极性更高，H1的假设得到了部分验证。
3.1.3 进样精密度与重复性 取“2.4.5”项下中间浓度对照品溶液，按“2.1”项下方法进行检测，连续进样6次，硫酸盐峰面积的RSD为0.5%（n=6），表明仪器精密度良好。精密称取注射用硫酸核糖霉素样品，共6份，按“2.4.2”项下方法配制供试品溶液，同法检测，6份样品硫酸盐含量的RSD为0.9%（n=6），表明重复性良好。
（二）内部因素对村民社会治理参与行为影响的相关分析
1.利益因素。利益是农民参与村庄公共事务并达成合作的重要驱动力［9］，透过利益机制，个人和群体的思想、动机和行为都可以从中找到合理的解释和深层的底蕴［10］。为此，本文考察了家庭利益、子孙后代利益、集体利益、家族和宗族利益、个人利益等利益因素与村民社会治理参与行为之间的关系。调查显示，样本村民利益因素得分的均值为3.4676，标准差为0.69402，其与村民社会治理参与行为之间的相关系数为0.218，显著性水平为0.000，小于0.01，因此利益因素与村民社会治理参与行为间呈显著正相关，村里的事务与村民的利益关联度越高，村民社会治理参与的积极性越高，H2的假设得到了验证。
随机选取浙江某市一所普通小学一~六年级小学生共120名，每个年级20名，男女生各10名．这些学生都只接受了正常的数学教学和基本的口算训练，并未经过特殊口算技巧或能力的培训．
2.社会资本。（1）参加组织的数量。经验表明，没有组织起来的农民不可避免地要在利益博弈格局中被边缘化，在社会分层结构中底层化。农民单个的参与行为既增大了农民参政的成本，也钝化了国家整合社会的能力［11］。有鉴于此，本文以村民参加组织的数量来考察结构性社会资本对其农村社会治理参与行为的影响。结果显示 （表4），村民参加组织的数量与农村社会治理参与行为之间的相关系数为0.110，显著性水平为0.042，小于0.05，说明村民的社会治理参与行为与其参与社会组织数量的多寡有关，参与的组织数量越多，其社会治理参与度也越高，H3-1的假设得到了验证。（2）信任村干部或精英。村民对村里干部或精英人物的信任与其社会治理参与行为之间的相关系数为0.240，显著性0.000，小于显著性水平0.05，因此村民对村里干部或精英的信任对其社区参与具有显著性影响，即村民对村干部或精英的信任水平越高，其社会治理参与相对也越积极，H3-2的假设得到了验证。（3）社区认同。调查显示，村民对社区的整体认同均值为3.6246.标准差为0.64015，由于满分为5分，因此村民对社区具有较高的认同度。进一步分析发现，村民社区认同与其社区参与行为间的相关系数为0.206，显著性水平为0.000，小于0.01，因此村民的社区认同对其社会治理参与具有显著性影响，即村民对社区的认同度越高，其参与就越积极，H3-3的假设得到了验证。
在购物方面，旅行社会提供游客多种选择，涵盖旅游目的地豪华的购物中心以及富有菲律宾民俗风情的特产店、集贸市场。就赴菲游客而言，在购物中心购物的风险较小，能够享受更舒适的购物环境以及获得高质量的商品；在集贸市场或景区外的特产店的感知风险更高，其原因可能是该类购物场所人员复杂，容易发生盗窃事件，商品的质量不能得到较好的保证等等。
（三）外部因素对村民社会治理参与行为影响的相关分析
1.社会动员。调查表明 （表4），社会动员与村民社会治理参与行为间的相关系数为0.300，显著性水平为0.000，小于0.01，这说明社会动员与村民社会治理参与行为呈正向强相关，动员对村民社会治理参与行为有显著影响，受到的动员越多，其社会治理参与越积极，H4-1的假设得到了验证。
2.制度供给。（1）民主协商机制不健全。党的十八大报告首次提出 “健全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要求广纳群言、广集民智，增进共识、增强合力。协商民主对于村民有序地参与农村社会治理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但实地访谈发现，目前漳州市农村地区的干部与村民之间的沟通交流机制不通畅，干群之间没有形成良性的互动，有村民表示：“目前，村民基本上都无法参与村里事务的决策，都是由村干部直接决定。”，“村干部可以更深入地去关注村民的想法，从基层去了解村民，改善村民生活。”（2）监督机制不完善。1998年颁布的 《村民委员会组织法》明确规定，村民委员会实行村务公开制度。村务公开的实质，就是增强村务管理的透明度，让村民对村务享有知情权、监督权。实践表明，信息不公开，监督就会流于形式。实地访谈得知，目前村务管理的透明度不高，有村民明确表示：“目前村里事务的信息不透明，比如旧房改造的信息，要公开让大家及时了解，村里的财务公开也不是很到位，我们想监督也没有门路。”与村民切身利益相关的信息不能得到及时有效的公开，干部的行为就不能得到有效的监督，这在一定程度上挫伤了村民社会治理参与，特别是政治性参与的积极性。
（四）漳州市农村社会治理村民参与影响因素的回归分析
本文运用逐步进入的方法，将基本特征变量（包括月收入水平、是否党员、村干部任职经历）、内部因素 （包括利益关联、社会资本）、外部因素（社会动员）等变量纳入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其中社会资本包括社区认同、参加组织的数量、是否信任村干部、遵守村规民约。其结果见表5。
表4各类变量与农村社会治理村民参与行为相关性
**和*分别表示在1%和5%的统计水平上显著
表5漳州市农村社会治理村民参与影响因素回归分析
如表5所示，回归模型的判定系数R2为0.234，调整后判定系数为0.220，本模型自变量对因变量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模型的P值为0.000，说明模型整体检验在0.01水平下显著。标准化系数Beta皆为正数，说明自变量水平越高，因变量的水平也越高。
具体来说，村民的社会治理参与行为=0.882+4.042*村干部任职经历+0.330*平均月收入+0.851*参加组织数+1.093*社会动员+1.109*社区认同，即在控制其他因素的情况下，村干部任职经历每增加一个单位，村民的社会治理参与行为将增加4.042个单位；平均月收入每增加一个单位，村民的社会治理参与行为将增加0.330个单位；每多参加一个组织，村民的社会治理参与行为将增加0.851个单位；社会动员每增加一个单位，村民的社会治理参与行为将增加1.093个单位；社区认同每增加一个单位，村民的社会治理参与行为将增加1.109个单位。总之，村民的社会治理参与行为受收入水平、干部任职经历、参加组织数量、社会动员和社区认同等因素的正向影响。
五、结论与启示
本文通过调查数据分析了漳州市农村社会治理村民参与的现状及影响因素。研究结果显示，目前漳州市村民参与农村社会治理的整体程度偏低，农村基层多元主体发育仍不成熟。村民的部分基本特征、利益因素、社会资本及社会动员等因素对村民的参与行为具有正向影响。由此，本文得出以下启示：第一，参加组织的数量，对村民参与农村社会治理有较大的影响，因此有必要加强农村组织建设，发展真正代表村民利益的社团组织，鼓励村民参与农村经济或社会组织，扩大自身组织网络，提高参与和博弈的能力。第二，现阶段，社会动员对村民的参与行为仍然具有一定的效力，村民受到的动员越多，参与社会治理就越积极，因此加强基层多元共治的过程中，社会动员仍然十分必要。第三，提高村民的收入水平。调查过程中发现，32.8%的村民月平均收入在1500元以下，共计58.9%的村民月平均收入在3000元以下，54.3%的家庭年收入水平低于5万元，总体上收入水平较低。如前文所述，许多村民因为征地拆迁已不以务农为主要收入来源，而以做小本生意或进企业务工维持生计，由于文化程度和技能水平不高，待遇较低，导致收入水平普遍不高。但调查发现，村民的收入水平越高，其参与社会治理就越积极。所以多渠道增加村民收入，提升经济资本，有助于提升村民参与社会治理的能力，促使村民成长为社会治理的真正主体。第四，调查表明，社区认同是影响村民行为的重要逻辑变量，村民对所在的村庄越认同，意味着他对村庄投入的情感越多，也更愿意为村治付出努力，尽更多的义务和责任。因此提升村民的社区认同感，对于提高农村社会治理参与的积极性具有一定的意义。第五，如前文所述，民主协商及监督机制的缺失也对村民的参与行为产生了一定影响，故进一步完善民主协商和监督制度，也是培育农村基层多元主体，促进村民参与的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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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 D638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6183（2019）10-0046-08
收稿日期： 2019-09-06
作者简介： 柯凤华 （1983-），女，福建晋江人，厦门大学嘉庚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三农”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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