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技术社会体制化本质初探，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科学技术论文,本质论文,体制论文,社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科学技术作为一个社会大系统的子系统与社会大系统中其他子系统、以及与社会大系统本身的相互联系、相互作用和相互制约的关系中存在和发展。具体地说，政府和企业对科学技术的存在和发展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因为没有能量、信息和物质，系统无法运行，在现代社会，国家—政府系统和产业—企业系统支配着社会系统的绝大多数信息、物质和能量。如果说科学技术系统在获得和处理信息方面占有优势的话，那么它不和国家或产业结合，就还不足以形成足够的物质力量。科学技术与国家政府和企业的结合方式就形成了各个国家的科学技术体制。尽管科学技术在社会体制化的当初是以另外的形式进行的，比如科学是以大学和学会、技术是以发明的形式进行的，但经过战争和争夺市场的竞争，科学技术与国家和企业的关系得到了根本性的改变和强化，科学技术与国家或企业形成了命运共同体；在有些方面科学技术变成了国家的事业，在有些方面科学技术变成了企业的一部分，在有些方面则两者兼而有之。存在于大学和学会的科学技术也受到了国家和企业的强烈影响。这种状况也就是科学技术社会学所研究科学技术的社会体制化。
1 科学技术社会体制化的本质
广重彻认为，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体制化实际是以国家为中心的科学技术、国家、企业的三位一体化。第一，从科学技术工作者的数量、科学技术活动需要的资金等指标看，现代科学技术已经变得规模巨大，没有国家的支持，其生存就难以维持。第二，科学技术对国家在经济、军事、外交甚至社会理想的实现等方面的重要贡献是国家支持科学技术发展的理由所在。第三，科学家的一部分进入国家政府充当行政官员指导国家的科技工作，还有一部分在各种委员会里担任职务为国家的科技事业出谋划策，直接地为国家贡献力量。而企业对科学技术的重视虽然由来已久，特别是二战以后企业开始大规模地、有组织有计划地开展研究开发，积极地把科学技术内部化、资本化。但是科学技术的研究开发是一种带有不确定性的风险行为，最大限度地追求经济合理化的企业要尽可能地利用科技成果，而把研究开发的风险外部化，也就是推给国家。而国家为了国家的安全、利益和威信不能不与大学和企业签定研究开发合同、提供大量的资金支援。〔（1）〕
科学技术的社会体制化其实也是一个不断演化的历史过程，本世纪70年代以后科学技术社会体制化的表现形态又有了新的变化。新技术革命的成果使得国际贸易、跨国投资等超越国境的经济活动更容易、更方便地进行，企业也就不再把商业活动停留于某一个国家的内部，而是把世界看作一个大市场，在世界范围内开发技术、生产和销售产品。进入本世纪80年代，发达国家以及亚洲新兴工业国家（NIES）企业的海外投资变得空前活跃，世界各国的经济相互依存进一步加深，与此同时各国政府的民族保护情绪也在高涨。世界市场的形成，特别是跨国企业的大量出现，企业和国家的关系也随之发生了改变。企业和国家的关系不能只在一个国家的范围内进行考虑，企业变成了一种横断国家的存在，国家间的关系自然要受到企业的这种性质的影响。在这样条件下，科学技术的性质和功能更多地依赖于国家和企业。科学技术的社会体制化形态也发生了改变，广重彻的科学技术、国家、企业三位一体化的科学技术社会体制化模型不再能说明这种情形。
泽田芳郎认为国家与企业围绕现代科学技术发生了互相干涉。从世界市场观点出发，海外研究开发、技术贸易、技术提携等企业经营战略的实施，和从综合国力观点出发，对产业技术力量的重视、有关科学技术的国际间制度调整等国家作用的发挥，使得作为思想的民族主义、世界主义和作为组织的国家、企业之间的关系变得错综复杂。对科学技术的体制化形态来说，产生了以企业为主的横断型和以国家为主的保护型两种形态〔（2）〕。也就是说受国家和企业互相干涉的影响，科学技术的体制化形态发生了分化，即国家体制化或企业体制化的特征变得更明显。其实无论国家化还是企业化的科学技术体制中，科学技术人员或者以政府公务员或者以企业职员的身份从事研究开发活动。这些组织的工作规范已经成为其必须遵守的准则，如国家的安全优先原则和企业的商业利益原则。这些组织的工作规范不但对默顿的科学研究的四条伦理规范构成了冲击，而且彼此之间也不尽相同、甚至互相矛盾。因此，科学技术在组织形式上或者更国家化，或者更企业化。
相应于科学技术体制化形态的这种改变，中山茂和吉冈齐分别对科学技术重新分类。中山茂以评价者为标准把科学技术分为纯科学、产业化科学、体制化科学、公共科学四类〔（3）〕。
吉冈齐以出资者为标准把科学技术分为军事科学、战略科学、公益科学、纯科学、企业科学、爱好者科学和批判的科学等七类〔（4）〕。
在中山茂和吉冈齐的科学技术分类中，都把国家或政府系列的科学技术和企业的科学技术作了区分，这表明科学技术、国家、企业已不再是社会体制化上的三位一体，科学技术的体制化形式已经在国家和企业之间产生了区别。尽管实际上还存在着其他各种体制形态的科学技术，但国家体制化和企业体制化的科学技术占主导地位，其余的或是传统体制化形态的保留，或是别的社会成份对国家、企业体制化科学技术的反应。
国家体制化了的科学技术表现为科学技术的国家行政化。首先是预算，现在世界各主要国家每年都在正式的财政预算中列有科学技术投资的项目甚至专门拨款；其次是行政机构，所谓科技行政机构包括科技政策制定、执行和评价机构，执行机构又包括科技信息机构、研究开发机构和组织管理机构等。世界各主要国家的科技行政机构已经在70年代以前基本健全，分支机构的调整还不断进行。在企业体制化了的科学技术在企业内部也有了相应的组织机构，如企业研究所和研究开发部、研究开发型企业等。组织化是科学技术体制化的重要标志，也是科学技术社会地位的一种保证。
2 高技术的引入
高技术是科学技术发展的前沿，也典型地反映了现代科学技术与国家、企业的关系。如果说世界市场的形成加深和扩大了国家和企业之间的矛盾、国家的科学技术和企业的科学技术也开始显示出较大的差别，那么高技术的出现则使国家与企业的关系又变得越来越密切。也就是说，高技术的引入使科学技术、国家和企业的关系经历了一个否定之否定的过程。在高技术的意义上，国家和企业的利益关系又一次得到统一。高技术把国家和企业关系密切、统一起来的原因是：（一）高技术的军事、民用的二重价值；（二）高技术的高投资、高风险；（三）高技术的深厚广阔的现实利益和潜在利益。
高技术的二重价值使得国家出于安全的考虑干预企业为了商业利益在世界市场按市场价值规律投放高技术产品，但是高技术的巨大市场利益以及企业财富与国家财富的正相关性又使得国家愿意鼓励和支持企业的高技术产品进入世界市场，因此高技术产品就有选择地进入世界市场的不同组成部分。高技术的高投资高风险使得企业乐于与国家合作，与国家联合开发高技术以争取国家技术、资金和政策的支持，以降低和转化风险。
其实世界市场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它的本质含意是指在世界范围内用经济原理开拓市场的可能性，而一旦去追求这种可能性的实现时，无论什么样的企业，它所必须面对的就是一个个具体国家或地区的市场，这意味着抱着经济目的到来的企业所涉及的对象不只存在于经济领域。在世界市场竞争的企业与其说是单纯的作为经济单位活动着的企业，不如说是带着某一国家、民族的特点和背景的企业。比如无论谁谈到IBM时都不会忘记它是美国型企业，提起NEC时都不会忽视它是日本型企业。如果说在国内企业间竞争时政府是裁判员的话，在世界市场上企业竞争时，企业间冲突的解决往往求助于国家政权和在各国政府协调下成立的国际组织和国际条约，国家变成了本国企业的后盾。如果说在常规竞争中有成型的竞争规则和惯例可以遵循的话，那么在涉及建立规则的竞争时，企业和国家的联合就显得十分必要了，而现在规则和惯例尚未成型的竞争大多与高技术有关。
3 政府、企业之外的科学技术
在制度化了的科学技术之中，还有另外一种比较主要的存在和活动形式、其实也是最早的科学体制化形式即学会和大学。与前面论述的两种体制化形式相比，它是学术传统和学术规范的继承者、保持者和传播者。但随着科学研究费用变得日益昂贵和科学技术对国家和企业变得日益重要，这种形式也越来越多地受到了国家和企业的影响。实际上，科学技术也和其他事物一样，一旦形成，就要追求自己的成长和发展〔（5）〕，成长和发展所需的能量来自与外界的交换，与政府和企业的合作是获得所需能量的重要方式，国家和企业的行为特点也就借此而波及大学和学会。另一方面，大学教授担任政府或企业的顾问、进入政府变为官员、自己创办企业等也密切了大学与政府、企业的联系。这种联系也就会把政府和企业的特点带进大学。
实际上，大学与政府、企业的关系怎样和国家特点很有联系。在英国等把科学视为高尚学问的国家，大学与政府、特别是与企业的关系就不很密切，现在面临着大学经费严重短缺的困难。美国把国家安全视为首义，与政府和军工企业密切合作的大学与一般的工业企业的关系就平平淡淡。日本的国立大学从创建之日起就以服务于国家利益为宗旨（1886年帝国大学令规定了大学的这种性质，二战后美军占领期的研究室民主运动使这种状况有所改变，但日本国立大学的教师和管理人员都是国家公务员，必须遵守服务于国家的公务员纪律），政府的科研经费也主要提供给这些大学，大学教授对政府科技政策也有较强的影响力。日本企业提供给外国大学的资助超过了提供给本国大学的资助，这是因为通过在本企业就职的大学毕业生就可以获得本国大学的科研信息，而对外国大学没有资助，则很难得到外国大学的科研信息。另外日本大学教授的研究室在很大程度上发挥了大学、企业、政府之间的信息交流的功能〔（6）〕。
大学间的学术交流和合作研究带有更多的学术性，但这主要是在发达国家的大学间进行，其学术交流和合作研究的学术性的更准确的表述应该是国家和市场利益的非显在性。这种研究的成果的利益表现在哪一方面不易预测，但发达国家的国家科研机构和企业研究开发部门都有相当的、把一旦出现的成果迅速转化为国家或市场利益的实力，这种交流和研究实际上也隐含着利益的竞争。
现代学会及其主持的学术刊物是成果和同行评议的基地，也是科研成果极易被无偿取用的场所。由于发表的研究成果有可能被其他国家或企业利用，日本研究人员通常在申请并获得专利法保护之后才在学会或学术刊物公开其成果〔（7）〕。但是因为申请专利需要时间，日本科研成果发表的时间滞后已成众矢之的。而美国政府则扩大了以专利法为中心的知识产权法适用范围，把关于未来汽车的设想、线性规划方程解法和遗传因子结构发现等都列为保护对象〔（8）〕。而另一方面，“承认是学术界的通货”，没有发表，也就不可能有承认和被承认，不发表或发表时间滞后会使学术地位下降，无法聚集优秀科研人员，也不利于培养新的科研人员。
同行评议的另一种形式是学术奖，学术奖的最高水准是诺贝尔科学奖。但对诺贝尔科学奖的研究表明，国家也参与了这个荣誉的争夺〔（9）〕。
4 市场与科学技术
在标准的市场经济国家，国家政策主要用于维护市场的正常的运行，而不是直接介入市场的运行。在市场机制失败的情况下，政府通过政策予以补救。当市场机制带来的后果危及社会和生态利益时，政府通过政策予以矫正和限制。凯恩斯革命之后，政府开始涉足市场，通过组织公共福利项目等手段、以行为者的身份加入市场，其行为当然不能违背市场规则。
但科学技术领域的情况有些例外，因为市场规律的前提商品生产并不完全适合于科学技术活动，因为科学技术活动有着科学上的不确定性和市场的外部性，无论科学技术的研究开发活动是否成功都无法用市场价值规律给与适当的衡量。把科学技术完全交给市场显然只会发展起一种市场的科学技术或企业的科学技术。事实上，在科学技术社会体制化以后，市场或企业的科学技术只是科学技术存在和发展的一种重要形式，另一种重要形式是国家或政府的科学技术。对于这样两种不同形式的科学技术，国家所使用的政策自然也不会完全相同。国家的科学技术是国家政策的直接执行者，或者说是国家科学技术计划的实施者，衡量其成功与失败是国家利益甚至是国家长远利益，市场的价值规律在这里会显得短视。
企业的科学技术在研究开发时面临着科学上的不确定性和市场的外部性，企业的科学技术所面临的这两种特性和补救、矫正市场缺陷的理由是政府采取面向企业科技活动的政策的基本根据。相应的政策内容是：（一）以专利法为代表的法律保护企业科技活动成果；（二）以反垄断法为代表的法律维护市场公平；（三）以政策金融、政策财政的资金手段引导、刺激企业的技术创新积极性；（四）直接介入非商业利益领域进行研究开发、为企业研究开发提供知识支持；（五）加强普通教育和专业教育，为企业提供高素质的作业人员和科技人才；（六）设置先进的实验设备和信息中心为企业提供基础研究设施和全方位的信息服务；（七）积极开展外交，为企业创造良好的国际市场环境和国际竞争条件；（八）制定相应的法规，限制企业的不利于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的技术创新；（九）技术、产品标准规格的制定，激励企业在研究开发上与国家的合作；（十）在许可的范围内，积极推进国家科技成果向企业的扩散。
5 国家与科学技术
科学技术政策是集中研究国家与科学技术关系的领域，尽管到今天为止，科学技术政策仍是一个建设中的学科，但它的研究关键词的变换，反映了国家与科学技术关系重点的转换。
通常认为V.Bush的《科学—没有止境的前沿》（1945）是现代意义上第一篇讨论科学技术政策重要文献，这篇提交给当时美国总统的研究报告提出的“科学研究是国家财富”的观点成了美国战后科技政策的思维起点。在随后展开的冷战格局中，科学技术对国家的意义是“确保相互摧毁”，国家对科学技术的意义是提供大量资金和建立研究开发及科技管理体制。冷战期间科学技术是以“核”和“宇宙”为中心发展的巨大科学〔（10）〕，科学技术政策的研究主要围绕“核”和“宇宙”与国防和外交的关系进行。冷战后期及冷战结束后，意识形态的对立让位于经济利益的竞争，科学技术的经济意义变得重大，对国家与科学技术关系研究的视角也从政治转移到了经济，或者说科学技术政策研究中更多地使用经济学术语表达国家的意图。在当今和平与发展的时代，技术经济竞争和合作变为国家关系的基调，美国的科学技术政策被组织在国家竞争力政策的框架中，日本的科学技术政策表现在科学技术立国的理念上，中国的科学技术政策集中于“科教兴国”的战略里。国家与科学技术的关系在军事领域之外得到了进一步的加强，也就是说，国家与科学技术的关系进入了空前的密切状态。表达这种密切状态的概念是高技术。
80年代初期美国国家政策的两个重要概念是高边疆（1982）和高技术（1983），如果说前者所指的是军事安全意义上的国家战略，而且随着冷战格局的解体其实施计划也不了了之的话，后者的经济技术含意则在冷战之后变得越来越明确、越重大。目前国家之间的竞争是高技术的竞争，以高技术为主题的国家间的竞争触发了国家与科学技术关系研究的又一轮高潮，而国家与科学技术关系研究的深入也为国家间的高技术竞争提供了理论基础。科学技术政策的研究和制定受到了高度重视，高技术竞争和国家与科学技术关系研究已经形成了互动共进效应。
由于高技术主要在发达国家取得了较快的发展，研究国家与科学技术关系的新观念也主要产生在美国、英国和日本等国家的研究者和研究机构。比如美国porter的“国家的竞争优势”（the competitive advantage of nations）（Porter,E.,1990）、SkolnikoFF的“迅速转化”（the elusive transformation）（SkolnikoFF,B.,1993）、英国Freemen的“国家技术创新系统”（the nationalinnovation system）（Freeman,E.,1987）和日本児玉文雄的“技术范式的转型”（the shift of technological paradigm）（児玉文雄，1991）等。这些研究都探讨了高技术竞争时代国家与科学技术关系的特点，并力图用各自的模型说明这种关系的内在机制。
porter认为，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以低廉工资和丰富资源为基础的比较优势贸易理论已经无法解释现在的国际经济技术竞争局面。第一、微电子、新材料、信息等适用范围广泛的技术的采用，使得上述的比较优势不再具有以前那样的意义；第二、教育和交通、通讯等社会基础设施在发达国家之间已经没有很大的差别，基于这种差别之上的比较优势也已不复存在；第三、经济全球化使得原材料、设备、服务等生产要素的移动容易进行，“大量的生产要素实际上是流向能够使它们开花结果的地方”。因此，porter强调，和廉价劳动力、丰富资源相比高效率的技术创新系统更是决定国家竞争优势的主要原因，也更能说明现在的世界竞争形势。
SkolnikoFF的“迅速转化”指的是在科学技术高度发展的今天，国家之间的关系变得比以前密切和敏感得多，国际社会共同面临的问题如核管理、环境、能源等也需要国家间的合作才能更好地解决，与其他模型相比，突出了合作的意义。
Freeman的国家技术创新系统表达的是技术创新与国家制度的适应关系。现在进行的以信息技术为代表的高技术创新的影响的广泛性会引起国家制度的相应改变，如果没有制度的积极响应，高技术的作用也不能得到充分发挥。弗里曼还提出了国家对技术的主动选择能力，即技术是一个动态发展系统，它并不是改变经济社会的唯一因素，国家不可能也不必要把目前所有的技术都纳入技术创新的过程，国家在选择技术进行创新的技术是应该着眼于将来的国家发展目标。
児玉文雄则认为现在日本、美国在一些领域竞争优势的改变实际上是高技术范式转型的一种表现，日本的文化、社会和技术创新机制和新的技术范式的符合带来了日本在微电子等领域的竞争优势。児玉文雄从企业形态、事业形态、研究开发、技术开发、技术创新、技术普及、国际合作等七个方面论证了技术范式已经或正在发生改变，国家竞争力取决于对技术新范式的理解力和在此基础上的行动力。尽管技术范式概念早就由Dosi在1983年提出，但在児玉文雄的研究中，技术范式的含意显然超出了Dosi的单纯的技术含意，更多地带上了社会的和文化的意味。
这四个模型所强调的现代科学技术的特点，包括了各个国家政府或企业采取有力措施促进科学技术发展和协调科学技术子系统与社会大系统的关系的依据。因而科学技术政策实际上有三个方面的意义，一是促进科学技术发展，二是推动科学技术在社会各个领域的应用，三是协调科学技术与社会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