艰辛探索的政治文化考察——毛泽东领导全党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再回顾，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全党论文,再回论文,社会主义建设论文,艰辛论文,道路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616 文献标识码：A 文献编号：1001-5019(2004)03-0017-06
1956年9月～1966年4月，是我国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10年，也是毛泽东领导全党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10年。10年的艰辛探索，既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也遇到一系列严重挫折，出现过严重失误和问题。认真总结这10年艰辛探索的经验教训，对于我们在努力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中实现与时俱进、开拓创新，仍将是非常有益的。
回顾这10年的历史，人们会普遍注意到，为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而发起的一系列群众运动，从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到后来的“反右倾”等，其兴起之迅速，推行之广泛，在历史上是极为少见的。毛泽东的一系列政治主张和思想观点，都得到广大干部和群众的迅速响应和支持，而广大干部、群众在运动中的种种创造和设想也同样得到毛泽东的及时肯定和推广，在领袖与人民群众之间产生了强烈的心理共鸣，表明他们在政治理想、政治情感、政治价值和政治评价等方面，具有许多共同的倾向，而这正是政治文化的研究范围。本文拟对这10年艰辛探索中的政治文化作一考察，以便从一个新的视角来认识这一段历史。
一
“政治文化是政治关系的心理的和精神的反映，它是人们在社会政治生活中形成的对于政治的感受、认识和道德习俗规范的复杂综合。”[1](P307)政治文化一般由政治心理、政治思想两个层次构成，表现为一定范围内人们共同的心理倾向和思想倾向。政治文化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具有指导人们政治行为，影响政治体系及其政策的执行，制约其政治发展等功能。
1956年底，我国基本上完成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即将开始转入全面的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我国当时的政治文化状况是怎样的呢？
（一）与社会主义新制度相应的政治文化还没有形成
一定政治体系下政治文化的形成，必须经历一个较长社会的心理积淀和相互“磨合”的发展过程。一定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下产生的各种政治心理、政治思想和政治意识形态，必须通过各个政治主体在政治实践中进行检验和筛选，在各政治主体之间进行政治沟通和“磨合”，以形成共同的政治心理倾向，从而形成一定的政治文化。显然，对于当时刚刚建立的社会主义制度，人们需要有一个熟悉和了解的过程，而社会主义制度本身还有一个逐渐完善和提高的过程。我们将要建设一个什么样的社会主义，如何去建设中国的社会主义，这些都需要在实践的探索中去寻找答案。后来的实践表明，这个探索过程是极为复杂困难的，也是极为艰辛曲折的，付出了极为惨痛的代价，才最终找到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社会主义政治文化只有在这样的基础上才能最终形成和发展。在社会主义制度刚建立的时候，是不可能马上就形成相应的政治文化的。这就使得人们在政治行为上具有多样的选择性与波动性，政治行动上具有较大的随意性和多变性。
（二）处于主导地位的是战争年代和社会主义改造时期所形成的政治文化
在新民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长期奋斗中，中国共产党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理论体系，形成了一整套的路线、纲领、政策和策略、方针，通过发动群众，组织群众，开展群众性革命运动，夺取了革命的胜利，使中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巨大变化，中国共产党的纲领、政策、行为方式为广大人民接受与认同，从而形成一种具有崭新面貌的政治文化。
在政治体系文化方面，首先表现为广大人民对新生的人民政权的高度认同，对中国共产党领导地位的坚决支持和拥护，对领袖毛泽东衷心拥戴和崇敬。人们是从历史发展的亲身感受中产生这种心理认同与信赖感的。其次，广大人民的政治角色意识也有了根本变化，广大工农群众开始形成当家作主的国家主人翁意识，在广大知识分子中也充满了获得民族独立解放后的自豪感，产生了积极参与政治的热情与信心，人们的精神都是振奋的。
在政策文化方面，首先表现为广大人民群众对社会主义理想的高度认同与想往。这种认同与想往，一方面来自于广大人民群众对中国共产党的信赖，另一方面则出于尽快摆脱贫困的强烈愿望，走社会主义道路是广大人民群众的共同选择。其次，是人们对农业集体化的充分肯定。在农业合作化运动中，一批办得比较成功的合作社，利用集体力量兴修水利，整治农田，提高了农业生产率，改善了自己的生活，加上当时对苏联农业集体化成就的宣传，使得人们普遍相信，农业集体化是加快农业发展的有效手段，社会主义必须实行农业集体化。
在政治过程文化方面，首先表现为广大干部群众对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和群众路线的认同与贯彻；第二，广大人民群众对党和政府决策的坚决支持和响应，“听毛主席的话，跟共产党走”，是当时人们普遍接受的信条和政治态度。第三，在社会生活中许多人开始习惯用阶级分析的眼光看待社会的一切，以阶级成分作为相互关系和政治生活的重要依据，阶级分析成为人们在政治生活中普遍使用的评价方式。第四，人们对大规模的群众运动方式也普遍认同。建国后在全国范围内先后开展的一系列群众运动，几乎把社会各个阶层的群众都卷了进去。这些大规模的群众运动，大大地促进了社会的进步与发展，广大干部群众对群众运动方式是非常熟悉的，也是普遍认同的。
（三）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仍然有着非常广泛和深远的影响
在漫长历史中形成与发展的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经过历代政治社会化机制的不断传承与提高，已深深地积淀于中国民众的心理层面。尽管近代以来经历了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洗礼，传统的旧思想、旧意识受到反复批判与冲击，但数千年积淀下来的传统政治文化，仍然深存于人们的潜意识中，并在相应的情况下，自然与不自然地表现出来。
第一，家长本位的政治心理意识。在君主专制社会，君主具有最高权力，中国皇帝更是集天地君亲师于一身。在中国家国同构的社会机制下，君主就成了一国的最大家长，而各路诸侯、各级官僚则成了各地的“父母官”。在政治生活中形成了由上而下的拥有绝对权力而无相应义务，而由下而上则只有绝对义务而无相应权力，对上的崇敬与顺从，对下的专制与支配，在整个社会化为了极为普遍的臣民意识和主奴意识。
第二，均平主义的政治理想。以尧舜“黄金时代”为蓝本的大同社会，很早起就成为人们心目中的理想社会模式。中国古代的思想家，无论是儒家、道家，还是墨家，都表现了对均平主义的认同。古代宗教思想中的“平等”、“平均”思想，大大地强化了人们对均平主义的认识。“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成为普遍的社会信条。历史上，“均平”始终是农民起义军最感亲切、最有号召力的战斗旗帜。对于经历了土地改革和合作化运动而仍处于贫困状态的广大农民来说，均平主义的政治理想是具有极大魅力的。
第三，自律本位的政治价值标准。在对人的政治行为的规范与制约上，一般有道德、法律两条途径，即自律与他律。注意礼治教化的中国古代社会，强调道之以道，为政以德，要求人们修身养性，修齐治平，自律就成为纠察官僚士大夫善恶过失的主要手段，伦理道德成为人们行为的最高准则。与自律本位相应的人治政治，以社会的情感为支点，人情大于王法，以权代法，权大于法，往往导致对法律的忽视与轻视。
第四，崇尚变革的政治态度。《易》说：“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中国自古信奉天人合一，天道尚变，人道同样尚变，崇尚变革成为中华民族普遍的政治态度。穷则思变，要变，要革命，也是中国共产党动员群众时最有号召力的口号。当然，对于变革什么，怎样变革等基本问题，历来有不同认识，大多数人在政治活动中受尚变心理的驱动，但缺乏深思熟虑。
第五，传统经学思维方式。自从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儒家经典逐渐发展为经学，并形成了经学思维方式。其基本特点，一是自觉地把思维的视野囿于传统经学典籍以内，二是严格地把圣人之言、经传所云，当作政治行为的规范和治理国家的准则。在社会变革之际，无论是改革者还是反对者，往往会同时从一部经书中去寻找各自的理论依据。
在现实政治生活中，传统政治文化往往打着新社会的革命旗号，与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及社会主义改造时期形成的政治文化相互渗透与结合，以各种新的形式表现出来。
二
10年的艰辛探索中，我们虽然遭到过严重的挫折，但仍然取得了很大的成就。首先，经济建设和教育、科学技术工作取得了很大发展。其次，党在这10年中积累了领导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经验。毛泽东提出了社会主义矛盾学说，提出要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移到技术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上来，提出社会主义可分为不同发展阶段，不能超越阶段，主张以农轻重为序安排国民经济等观点。刘少奇、周恩来、陈云等中央领导也都在总结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对社会主义建设的根本方针和政策提出过一系列非常中肯的见解和观点。这些重要观点有些尽管在当时未得到足够重视，有的甚至受到否定和批判，但经过长期实践的检验，这些从实践中总结的宝贵经验充分显示了其科学性和巨大价值。正如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决议中指出的：“所有这些，在当时和以后都有重大的意义。”[2](P17)另外，在调整国民经济的过程中，党中央领导主持制定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后简称《农村六十条》）、《国营工业企业工作条例（草案）》（后简称工业七十条》），以及商业、教育、科学、文艺等方面的工作条例，在比较系统地总结社会主义建设经验的基础上，分别规定了适应当时情况的具体政策，在经济管理体制和行政管理体制方面作了相应的调整与改革，对生产力的发展产生了积极作用。这些成就表明，在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进程中，我们迈出了非常重要的一步。在毛泽东领导全党进行艰辛探索所取得的这些伟大成就中，当时的政治文化的影响和作用表现在哪些方面呢？
（一）广大人民群众对党和政府、毛泽东的高度信赖和拥护的政治情感，以及他们所具有的国家主人翁意识，使我们党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中获得了巨大的力量源泉和广泛的社会基础。正是出于对党和政府以及毛泽东的高度信赖与热爱，全国人民始终以极大的热情和高昂的斗志，坚决响应党和国家的号召，积极参加大跃进运动，参加大炼钢铁，参加人民公社化运动，经常是万众齐聚，一轰而起，以至被人称作“全民的狂热”。尽管由于党的领导工作的失误造成了国民经济的严重困难，广大人民群众因此遭受了极大的痛苦，但人民群众仍然把克服困难，争取形势好转的全部希望都寄托在党和毛泽东身上，对于党和政府要求做的事，号令一出，人民群众仍同过去一样，同心协力尽力去办。国民经济调整中，大量工程的下马与大量厂矿的解散，上千万人的返乡与下放，以及调整国民经济的各项极为艰难的措施，在广大群众的理解与支持下，都顺利实现。邓小平在1981年回顾这段历史时曾指出：“那个时候，党和群众心连心，党在群众中的威信比较高，社会风尚好，广大干部群众精神振奋。所以尽管遇到困难，还是能够比较顺利地渡过。”[3](P302)艰辛探索10年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与广大人民群众的广泛投入与艰辛努力是分不开的。
（二）对社会主义理想的追求与崇尚变革的政治态度，促使人们在社会实践中不断进行创造与革新，并及时总结经验教训，从而使人们对社会主义的认识迅速提高。对社会主义理想的强烈追求与崇尚变革，首先在毛泽东身上是极为突出的，且表现得相当激进。毛泽东对社会主义前景充满了向往的热情，他总是主张加快步伐，鼓足干劲，动员群众，加快发展；总是赞扬群众的创造性与革新精神，充分肯定各种新生事物。在毛泽东的影响和带动下，在全国城乡迅速产生了一种创造新社会的积极性，一种积极向上的精神状态。“我们这个民族，在1958年充满了神奇的幻想，热切的向望，各种人都在高高举起的三面红旗下，在十分有限的实际范围内，表现着自己的精神追求。”[4](P439)大跃进、人民公社化的许多具体做法，最初就来源于群众的创造。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人后来在总结社会主义建设经验中提出的一系列重要观点，同样是源于群众的创造革新实践。尽管当时的许多创造发明很不成熟，有的存在很大偏差与缺陷，但它为我们的探索提供了新鲜经验，正是在对这些创造与革新进行实践检验的基础上，我们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得以不断提高。
（三）对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认同与坚持，使我们党能不断改正已认识到的错误，不断推进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早在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就逐渐形成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特别是经过延安整风运动对主观主义的批判，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为全党所熟悉。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坚持理论联系实际，是坚持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两个基本方面、调查研究则是贯彻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基本环节。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和批评与自我批评，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三大作风，它是中国共产党人取得中国革命胜利的伟大精神武器，也是区别于其他政党的三个显著标志。在大跃进运动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一度受到严重干扰，一切从实际出发的优良作风被破坏。面对严峻的经济形势，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开始逐渐冷静下来。为了纠正在经济建设中存在的错误，毛泽东在1960年下半年多次号召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要求1961年成为实事求是年、调查研究年。大批领导干部深入城乡基层进行调查研究，极大地转变了全党的工作作风。通过广泛调查，对经济工作中存在的错误和问题有了比较全面的了解，对社会主义建设的长期性艰巨性和复杂性有了初步认识。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系统地总结了经验教训，规定了一系列基本适应社会主义建设要求的具体政策，从而促进了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
三
艰辛探索的10年中，由于党的工作在指导方针上产生了严重失误，使得国民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都遭到了严重挫折。在经济建设方面，轻率地发动了“大跃进”运动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使得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地泛滥开来，造成了极为严重的后果；在阶级斗争方面，反右派斗争的严重扩大化，庐山会议上对彭德怀的错误批判，以及随后在全党错误地开展的反“右倾”斗争，都严重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社会矛盾，而且把党内矛盾和斗争都看成是阶级斗争，使阶级斗争严重扩大化；在党的建设方面，从1959年庐山会议“反右倾”以后，党和国家政治生活开始陷入很不正常的状态，弄虚作假，吹牛夸大成为一种严重的流行病，个人崇拜现象逐步发展，毛泽东个人专断作风逐步损害党的民主集中制；在党的思想理论方面，林彪一伙大搞“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制造领袖全知全能的新神话，进一步助长了毛泽东错误理论的发展，最终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发动。在这些严重失误与挫折中，同样可以看到政治文化的显著影响和作用。
（一）均平主义的政治理想与社会主义理想的结合，成为“共产风”在农村严重泛滥的思想基础。“共产风”之所以能在当时严重泛滥，一方面是追求“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制度所引起的，另一方面则是社会普遍存在的均平主义理想的巨大影响。办人民公社是为了加速社会主义进程，但人们对社会主义社会应该怎样发展并不了解，而传统的均平主义理想却是人们都非常熟悉的。毛泽东1958年在数次中央会议上谈到东汉末年张陵的五斗米道及其后人的故事，专门印发了《三国志·魏志》中的《张鲁传》，表明了对传统的均平主义的充分肯定，社会主义理想与均平主义也就自然结合起来，成为“共产风”泛滥的思想基础。
（二）对农业集体化的过分乐观认识，导致在生产关系和社会制度变革方面的盲目冒进。人们在接受毛泽东一系列加速社会主义改造的主张的同时，也接受了他对农业集体化优越性的过分乐观认识，以为只要实现了农村集体化，就可以尽快改变我国的落后面貌。正是在这种信念的促使下，在农业合作化刚完成不久，人们又在酝酿小社并大社，酝酿新的改革。在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又出现了对全民所有制的追求，认为公有制的载体规模越大，公有化程度越高、越纯，就越能促进生产力发展。认为通过人民公社，可以在极短时间内完成由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的过渡，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的过渡，这些主张在实践中导致了灾难性后果。在遭受严重挫折后，人民公社不得不退回到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然而旧的集体化观念仍长期制约着生产关系的调整与完善，使生产责任制的推行遭到严厉批判。
（三）无条件追随毛泽东的政治态度，以及对毛泽东个人崇拜的认同，使得毛泽东在探索中提出的许多错误主张，特别是在阶级斗争方面的错误理论，未能得到抵制和纠正，反而进一步扩大和发展。正如薄一波在回顾这段历史时指出的：“由于毛主席的伟大功绩和崇高威望，在我们党内，从上到下，几乎都认为毛主席一贯正确，没有也不会发生错误。即使自己的看法和毛主席不同，也总是从自己方面检查，找原因。”[5](P881)50年代中期起，随着个人崇拜的逐渐发展，毛泽东个人专断作风也日益发展和严重起来。林彪、康生等人有意刮起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风，历史形成的对毛泽东的崇敬与热爱，进一步发展为对毛泽东的无条件追随和顺从。正是在这种政治氛围下，毛泽东越来越不能容忍与他不同的思想与主张，敢于对毛泽东错误提出批评的彭德怀等人受到批判和打击，导致个人崇拜的恶性膨胀。毛泽东在阶级斗争方面的一系列错误理论和主张被广泛接受，群众运动的开展又为这些错误理论不断提供“根据”，使得错误进一步发展。
（四）自律本位的政治价值标准，与党中央和毛泽东对干部、党员的严格要求相联系，一方面促进了广大党员和干部的道德修养和社会风气的改善，但另一方面却忽略了民主的制度建设和法制建设。在自律本位的价值观念下，人们必然忽视制度和法律的作用，忽视法治原则，也就为人治创造了条件。10年探索期间，党中央和毛泽东对干部的要求始终是很严的，广大党员和干部能做到与群众同甘同苦，不谋私利，出现了焦裕禄、雷锋、王进喜等先进典型，社会风尚积极向上。与此同时，我国的民主法制建设却严重受阻，从1957年反右派运动开始，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应有的权威和作用都发挥不出来，各项重大社会发展决策完全由党中央发布文件推行。1959年4月，司法部、监察部被撤销。1960年11月，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合署办公，并由公安部领导，初步建立的司法制度受到严重破坏。在立法方面，长期进展缓慢，甚至陷入停顿。在推行“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大民主中，人们的行动往往不受法制的限制。于是在“文化大革命”开始后，追求崇高理想的红卫兵和广大群众，干出了大量践踏宪法和法律的蠢事、坏事。回顾此事，发人深省。
（五）传统经学的政治思维方式，对人们学习应用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产生了消极的影响。随着中国共产党成为执政党，马克思主义成为国家的指导思想，学习应用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成为广大党员和干部、群众的自觉行动。在个人崇拜逐渐发展的情况下，在林彪、康生等野心家的有意推动下，传统经学的政治思维方式被引入到毛泽东思想的学习宣传中，学习毛泽东思想被局限在“老三篇”“老五篇”和“语录本”范围内，把毛泽东的只言片语当作绝对真理、“最高指示”，实际上把人们的思想局限在毛泽东的后期错误思想范围内，使人们离开了毛泽东思想的根本立场、观点与方法，从而把人们引向了错误的方向。
艰辛探索10年中政治文化的影响和作用表明，革命战争时期形成的政治文化、社会主义改造时期形成的政治文化，以及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尽管都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表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其消极作用则表现得更为显著。社会主义社会要得到巩固和健康发展，就必须努力建设与新的社会制度相应的政治文化。在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化进程中，对原有政治文化进行认真清理，继承其精华，剔除其糟粕，则是其应有之义。
收稿日期：2003-1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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