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金融危机对中国后续影响探究-基于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的视角论文

2008年金融危机对中国后续影响探究-基于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的视角论文

2008年金融危机对中国 后续影响探究
——基于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的视角

裴泽慧

(中国传媒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北京 100000)

[摘 要] 2008年的金融危机是历史上影响巨大的危机之一,其对世界的影响延续至今,在2019年的现当代,全球仍然处于后经济危机时代,每个国家的经济活动都或多或少受2008年金融危机的影响。中国也在2008年的金融危机中受到了很大的冲击。此次金融危机源于美国的次贷危机,之后扩散至全球。运用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来研究,此次金融危机发生的根源是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根本矛盾,实质是生产相对过剩。后经济危机时代下,中国依然面临着许多挑战,由美国的非常规货币政策引来的对中国挑战、贸易保护主义与反全球化对中国出口贸易造成了消极影响。同时,这次金融危机对中国造成的影响也使中国意识到我们也存在发生经济危机的可能性。当前我国也面临着国内消费水平不高、房地产市场不完善等问题。分析2008年金融危机对当前我国经济发展的影响,不仅能认识到我国经济发展的挑战和不足,而且对我国的经济发展有着巨大的启示作用,有利于促进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规避发生金融危机的风险。

[关键词] 金融危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中国经济

2008年,美国爆发了次贷危机,美国五大银行纷纷破产倒闭,进而发展成为影响全球的金融危机。英国、德国、比利时等欧洲国家的金融市场均产生了剧烈地震荡和波动,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也深受此次金融危机的影响。2010年欧洲发生了因2008年金融危机而引起的债务危机,直到2019年,欧洲仍处在欧债危机的阴影下。国内外有许多关于此方面的研究,但大多集中于金融危机发生的前后3年,以分析金融危机发生的具体原因、各国在金融危机后采取的行动为主,缺少对金融危机持久性影响的分析,具有一定的时代局限性。2008年金融危机发展至今,虽影响不再明显,但已有了新的表现方式和状态。本文基于现实的新变化,运用马克思的经济危机理论对2008年金融危机进行原因探究,分析后危机时代背景下,中国经济面临的现状及挑战,以期探究此类情况对我国经济发展的启示。

黑鹰山铁矿床磷灰石的引人注目之点是其稀土元素含量颇高。根据两个磷灰石精样品的原子吸收光谱法测定结果,其稀土氧化物总量w(TR2O3)为2.5407%~2.6948%,可称为含稀土磷灰石[2]。

一、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下2008年金融危机发生的原因

此次金融危机使世界产生了“回到马克思”“马克思是对的”的声音,相关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有所增多,其中以《回到马克思》这部著作为代表,这也证明了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的科学性和正确性。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以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为研究对象。随着时代的发展,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也产生了诸如金融危机的新模式,尽管马克思对此没有论述,但其本质依旧在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的范围内。运用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分析2008年金融危机发生的原因,有助于我们对2008年金融危机产生根本的、科学的认识,了解其本质。

(一)资本主义社会制度是金融危机的根源

国外对于2008年金融危机的发生原因进行了很多探讨,其中很强的一个声音认为“金融危机源自于新自由主义”[1],这种说法只看到了资本社会实施经济政策的表面,而看不清事物的本质。抛开表面现象,金融危机发生的根源是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带来的根本矛盾——生产的社会化和私人占有制之间的矛盾。

马克思对经济危机产生根源的阐述分为三个逻辑层次:第一层次是发生在简单商品经济条件下。商品的产生和发展带来了商品的二因素:使用价值和价值。即商品生产者生产出商品的使用价值,希望获得价值,消费者希望获得商品的使用价值却只能通过购买商品来获得,而商品生产者只能通过消费者的购买才能获得价值,因此构成了使用价值和价值不可同时获得的矛盾。同时,具体劳动与抽象劳动、私人劳动和社会劳动的矛盾在逐渐发展中都转化成了商品与货币的矛盾,这就产生了买卖的脱节和支付链断裂的可能性。第二层次是发生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商品的生产和交换功能逐渐扩大,市场开始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这使市场供给和需求之间的矛盾代替了简单商品经济条件下的商品和货币的矛盾,并促成了更大的危机:生产相对过剩的危机。资本家为追求剩余价值,最大程度地扩大生产,而由于市场的不可预测性和供求上的对接困难,使危机出现并发展。第三层次是发生在现在的资本主义经济基础上。尽管马克思生活的时代资本主义经济并没有像现在这样发达,但已产生了货币上的投机现象,因此可将其理论延伸和发展至现代的资本主义经济。马克思认为虚拟资本过度扩张可导致更大规模的经济危机爆发,在虚拟资本下“很大一部分社会资本为资本的非所有者所使用,这种人办起事来和那种亲自执行职能、小心谨慎地权衡其私人资本的界限的所有者完全不同”[2]。因为虚拟资本可以脱离实体而上下变动,将会产生更大的买卖分离的风险。

后危机时代是相对于经济危机的一个经济学概念,是指随着经济危机的缓和,世界进入了一个相对平稳的时期。此时期内经济有所恢复、回升,但还是存着许多不稳定因素。经济危机随时都有可能会再次来袭,甚至会引起新一轮的经济衰退。尽管2008年金融危机已经过去十一年,但是金融危机的影响仍然存在,并仍然有爆发新一轮危机的可能性,因此世界还处于后危机时代,而中国在这个时代中也面临各种新的挑战。

(二) 生产相对过剩是金融危机的实质

按照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此次金融危机的实质依旧是生产相对过剩。正如马克思所说的“不是财富生产的太多了,而是资本主义的、对抗性的、形式上的财富,周期性地生产得太多了”[3]。具体来说,马克思认为生产过剩包括两种过剩,一是商品的生产过剩,是指劳动资料和生活资料的过剩;二是资本的生产过剩,“是指那种自己不能独立行动而以信用形式交给大产业部门的指挥人去支配的资本的过剩”[4]。随着时代的发展,在国际垄断资本主义的背景下,生产过剩也进行了发展和扩大,实体的商品过剩可带来金融商品的过剩,产业的资本过剩可扩大到虚拟资本的过剩。

在2008年金融危机以前,美国形成了消费主导型的经济模式,且金融业大热,似乎并不存在金融消费不足的现象,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生产过剩理论并没有得到美国的重视。而金融危机的发生证明了金融等虚拟经济领域下的生产过剩,实质上源自于实体经济的生产过剩,是实体经济危机的延伸和反映。金融领域的大量资本一开始来源于发展实体经济后的闲置资本,当实体经济的发展受到消费者支付能力的限制时,资本家的部分资本在实体经济领域没有了获利机会,遂而将资本转至金融领域,金融业得到了迅速发展。另外,许多金融产品都是实体经济的衍生品,定价需要以实体产品作为依据,而当实体产品生产过剩时,实体产品价格的下降会带来金融衍生品的大幅度下降,从而加大了金融危机的可能性。由于生产过剩是由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决定的,也是这一生产方式本身的危机表现形式,因此是资本主义制度下不可避免的。

“下陡门”遗址出土后,经水利、考古专家的研究与分析,古人治水掌握的工程选址、水文研究、防洪调度、船闸设计、防渗止水、运行管理等先进技术也一一被揭开。特别是“永嘉水则”实物的出土与发现,充分体现了“平字水则”的先进技术,将其发展史向前推进了180多年,由宋代追溯到唐末的五代后梁,对研究我国古代水利科学发展史具有重要意义。

在后经济危机时代,中国面临的许多问题都无前人经验可以借鉴,只能通过继续深化改革来完善中国经济、应对可能存在的金融危机风险。在这里,我国的改革可以参照这一定义:“改革是一种通过主动的国家转型来应对大转型带来的各种问题和挑战的战略选择”[12]

2008年金融危机无论是在其发生时还是发生后都对中国产生了深远影响,也正是如此,对金融危机的研究不应只停留在“影响”层面上,要将理论结合实际,提出对我国可持续发展的启示。理论层面上,金融危机恰恰证明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马克思的经济危机理论的科学性,也为我国坚持、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提供了自信。实际层面上,尽管面临中美贸易战等国际挑战,面临着资本主义经济、思想渗透的危情,我国更要坚持全面深化改革,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提供现实途径。

2008年金融危机后,尽管中国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冲击,但一直保持着稳定的增长率,也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可以说,在后经济危机时代,存在着有利于中国经济增长的因素,有促使中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机遇。但在国际领域方面,一些资本主义国家在金融危机后转变的经济政策,也有对中国产生不利的影响。

二、后危机时代下中国国际、国内现状探究

在这三种层次的交错发展和相互影响下,金融危机成了现代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最新表现形式。首先,金融炒作等金融行业的经济模式成了资本家剥削的最新手段。从表面上看,金融领域相较于实体经济,没有了雇佣与被雇佣的关系,每个人凭借自己手中的资本购买股票、债券等金融产品,成了这些金融产品的持有者,但这种形式实际上更强化了私人的占有制,使生产和资本更加集中于在社会上占少数的金融寡头手上。金融寡头可以利用其强大的资本,控制市场价格,发布不对称的信息,诱发“羊群效应”来操纵金融市场,进而获取巨大的利润。从本质上看,资本主义的剥削关系不仅存在而且得到了强化,资本的剥削率有了大幅度的提升;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没有被解决,而且将扩展到全球。现在已经形成了国家间相互合作的国际垄断资本主义。由此,在资本主义矛盾的运动下,金融危机阶段性发生,并引发了2008年波及全球的金融危机。

(一)国际领域方面中国面临的消极影响

总之,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基础,无论是在简单商品经济条件、市场经济条件,亦或是现代资本主义经济条件下,金融危机产生的根本源头都是资本主义制度。而其实质与经济危机一样,是生产的相对过剩,具体是掩藏在金融背后的实体经济的相对过剩,起源于房地产产业的过度扩张。此经济危机理论科学地指出了2008年金融危机发生的原因与本质,为研究此危机对中国的影响提供了理论基础。以此科学认知为背景,可以清晰认识如今国内、国际发展状况的实质。

首先,存在发生经济危机可能性的挑战。正如前文所分析的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的三层次,经济危机本质源于商品和市场经济下的生产相对过剩,只要有市场经济,就有可能发生经济危机,而资本主义制度加深了经济危机的程度、丰富了经济危机的表现形式。我国目前已形成了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在十九大报告中也提出:“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10],这也是我国存在着市场经济的证明,因此我国也存在着发生经济危机的可能性。在我国的市场经济中,工业生产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的占有主体多元化之间的矛盾[11]、人民日益增长的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也成为了可能引发经济危机的原因。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随着我国经济的持续发展,我国逐渐融入到世界经济体系中,其他国家的经济变化也会影响到我国的经济发展,因此我国也面临发生经济危机风险。其次,消费水平对经济发展的挑战。麦肯锡公司对中国消费行为的调查表明,中国的家庭消费观念十分保守,只有28%的中国人承认会有冲动消费的行为,而英国的此数据为49%,其中中年人和老年人对消费的态度则更加谨慎。促使国内消费水平低的因素有许多,包括我国贫富差距大、收入分配差距不断扩大、农村人口较多、人口快速老龄化、传统的节俭消费观念、失业率增高、物价上涨等。内需不足又导致我国经济增长的动力主要来源于投资和出口,国内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较低,进而使我国经济增长的模式不完善。再次,我国房地产市场有所欠缺,房地产行业目前存在着可能会造成经济危机的消极影响。一是供求是导致一、二线城市房价居高不下的根本原因。二是,土地、建材成本的上升提升了商品房的建筑成本,而房地产的私人购买行为促使炒房等行为的出现,令房价调控难以实现。同时,我国的住房保障体系并不健全,廉租房、政府房相对于用房需求,存在较少,又会间接导致供少于求。三是,银行对房地产的信贷方式也不够规范。用于买房的融资方式较单一,在房价较高的背景下,大部分购房者只能通过向银行进行贷款来获得买房资金,且巨额的贷款金额使购房者们背上了沉重的经济负担,这不仅会抑制购房者的消费能力,也加重了银行住房抵押贷款资金的危险性,一旦大批购房者丧失了还贷款的能力,银行将会面临住房贷款资金短缺、流转困难等问题。最后,我国金融市场的发展并不健全。我国同样存在着虚拟经济发展过快的问题,一方面是由于国外的发展模式和经济危机,许多外国资本投入到我国的金融领域,促使“热钱”增多;另一方面,改革开放促使中国经济高速发展,闲置资本变多,最终股市和证券市场的成交量迅速扩张。同时,我国的金融领域有着不同于其他国家的特殊性,我国一直都存在着金融抑制政策,政府对金融的管制力较大,这也是2008年金融危机时期我国金融业受损较小的原因之一。然而,在2019年,我国已经进入了中等收入水平行列,金融体系的市场化程度不够,导致金融业的活力不大,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此种管理过多的金融业已然对我国经济的发展产生了消极影响。

2. 贸易保护主义与反全球化对中国出口贸易造成挑战。为了在后危机时代促进经济发展,保护本国产业,许多国家纷纷采取了贸易保护主义政策,而一些发展中国家将在金融危机中受到损失归因于经济全球化,这掀起了反全球化的浪潮。这些现象都增加了我国的对外贸易成本,使出口贸易环境恶化,美国对中国的经济制裁是贸易保护主义的表现之一。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的影响和威胁仍没有消除,因此实行了保护本国贸易的政策,欧盟在高科技、高附加值产品领域上对中国进行打击,欧盟曾多次以安全原因为借口拒绝中国企业参与到涉及核心利益的项目投标中,这都加大了中国的贸易成本。另外,经济上的贸易保护和反全球化也会带来政治上的不稳定和新社会运动,如政治上的反全球化和民粹主义兴起、英国爆冷脱欧和特朗普意外当选美国总统后实行的建立墨西哥墙、退出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等。西方国家民众的不满情绪增强,削弱了西方国家的政治稳定性和合法性,发展中国家的经济退步也是恐怖主义兴起的一个重要因素。种种政治上的消极影响都成为了经济全球化和各国经济稳定发展的遏制因素,从而对中国的政治、经济产生影响。

(二)中国国内面临的挑战

1. 美国的非常规货币政策对中国的挑战。金融危机发生后,美国采取了非常规货币政策来缓和金融危机,促进经济增长。从2008年11月至2014年10月,美国发放了三轮总额高达3万多亿美元的量化宽松政策,此政策虽然有效地带领美国走出了金融危机的萧条期,但却带来了巨大的国债威胁。2014年年末,美联储的资产负债已经从危机前的8 000多亿美元增长至4.5万亿美元[7]。为此,美国继续采取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美元持续贬值,这对中国的影响颇大。首先,中国持有大量的美国债券,美元的贬值令中国的国际储备资产瞬间缩水。其次,美国的个人存储和公共储蓄不足、实体产业的空心化导致了美国对华的贸易逆差。据美方统计,2017年,美中贸易逆差的总额为3 752亿美元,占中美货物贸易总量的47%[8]。而巨大的中美贸易逆差促使了美国的贸易保护主义加重,也是美国对华贸易战的原因之一。从2018年至2019年,中美贸易战多次响起,实质依旧是美国仍未从08年金融危机的打击中完全走出,通过对其他国家的掠夺与限制来发展本国的经济。2019年的5月5日,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将从本周五起将价值2 00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的关税增加到25%。[9]

总体来说,无论是国际环境还是国内环境,我国都面临着挑战。在国际领域,主要表现为美国金融危机后的一系列政策对我国造成的影响,最新表现为对中贸易战的形式;同时,以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为首引发的贸易保护主义与反全球化,则影响了中国的出口贸易,成为了制约我国经济的一个因素。而经济上的贸易保护主义也会延伸至政治、社会领域,引发某些国家的政治社会化运动和反全球化的政治措施,不利于中国和平发展经济的要求。我国尽管为社会主义国家,但也存在着可能爆发社会主义金融危机的可能性;另外,我国的内需仍然不够充分,国内消费动力不足,中国的房地产市场与政策都有需要完善和发展的空间;最后,我国的金融市场不够规范,对金融业的限制管理过多。以上国际国内因素都构成了后经济危机时代我国持续发展所需要面临挑战,在对此有了清晰认知下,才能够探究之后我国经济发展的道路与方向。

三、2008年金融危机及其后续对我国发展的启示

由于医生同时要承担门诊、病房、手术和教学等各类工作,有些医生由于较高工作强度,可能会导致迟到、早退、不备课等教学差错。所以需要一个合理的量化管理机制,用于计算医生的整体工作强度。并且可以智能化调整医生或者整个科室的门诊、病房、手术和教学的工作时间安排。量化管理主要通过设计一种管理系统,规范和统一医生门诊、病房、手术和教学的时间,量化医生的整体工作强度;然后对整个科室的医生工作强度进行排序之后,就可以按照分值调整每个医生的工作安排,达到科室的均衡;对单个医生工作强度按日期进行排序之后,按照分值调整医生连续多天的工作安排,达到单个医生的工作强度的均衡。

据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报告指出,全国每年约有20~30万肉眼可见的先天畸形儿出生,加上出生后数月和数年才显现出来的缺陷,总数在80~120万,占每年出生人口总数的4%~6%,这就意味着我国每30秒就有一个缺陷儿出生,而且间隔时间在逐年缩短。在全国8296多万残疾人中,由于先天原因造成的残疾占到20%左右。

(一)坚持全面深化改革

二十一世纪初,美国加大了对房地产业的投资,将房地产作为支柱产业,低利率的国家政策、金融领域的创新产品次级贷款,房地产市场繁荣发展,使得楼市的价格迅速上涨,炒房行为与日俱增。然而在2007年,美联储为了抑制房价的过度上涨和房地产业的过度发展,连续17次加息,导致房价大跌,购买房产的人数大幅度减少,人们也很难通过出售或抵押房屋来进行贷款,这导致美国人对银行的违约情况越来越多,进而影响了次级抵押贷款机构,次贷危机产生,最终扩大到了整个金融领域,并逐步发展成了影响全球的金融危机。尽管此次金融危机的发生基础是实体经济的生产过剩,但市场上也存在金融生产过剩的现象。美国在新自由主义政策自由放任、撤消管制的激励下,金融创新业务增长迅速,金融业成为了投机资本的牟利工具,过多的投机行为促使了金融、债务和虚拟经济的生产过剩。二战后的美国金融资产流量相比于GDP,一直都保持着上升趋势,在1980-2007年,此比例已经达到了418倍。70年代通过金融所获得的利润是非金融部门的20%,而2000年此比例达到了70%[5]。2007年,全球金融衍生产品总值为516万亿美元,比全球GDP总额(48万亿美元)多了10.75倍,其中美国就有近300万亿美元[6]

第一,要转变发展方式,创新驱动发展。十九大报告指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是跨越关口的迫切要求和我国发展的战略目标”[10]。这也表明,转变发展方式已经成为了国家发展的共识。2008年金融危机又再次将各国的经济发展聚焦在高科技产业的发展上,美国、日本、欧盟等国家也将包括能源、信息、环保等领域的创新科技作为经济增长的重要驱动力,中国自然也要以此为发展重点。具体而言,我国需要优化产业结构,将产业结构向中高端方向发展,包括制造业水准转向飞机制造、医疗设备等高科技领域的中高端、全球价值链转入中高端、传统产业利用“互联网+”转入中高端;要增强第三产业的经济占比,促进服务业的持续发展;要转变农业发展方式,促进新型城镇化;要提高科技创新水平,促进企业自主创新,解决科技创业和产业创新的对接。第二,要进行金融体系的改革,促进金融创新。金融改革应集中在两个大方面,一为促成国内利率的市场化,即让市场在金融领域发挥更多的作用;二为促进人民币的国际化。要大力推进资产证券化的进程,资产证券化是现代金融体系的基石,也是金融市场化改革的主导力量。此外,也要让中国的金融体系结构上弹性强、透明度高,金融功能上高效率;即有较强的资金配置机制,又有完备的风险配置能力。在人民币的国际化方面,要先令人民币成为可以进行自由贸易的货币,再让人民币成为国际货币体系中的一员。需要注意的是,人民币国际化不仅需要国内的政策引导、完善的金融市场,也与中国经济在国际中的比重、其他国家的适用意愿等密切相关,人民币国际化过程虽然路途遥远,但这是必行之路。在金融创新方面,可以加强互联网金融的发展。互联网金融有着低成本、信息流整合、高效率等优势,必将成为未来金融发展的趋势。中国应抓住这个方向,进一步促进金融领域的资源配置,推动金融信息的公开化、准确化,利用大数据等计算机技术,促进互联网金融市场的整合,规范互联网金融市场的行为。

(二)完善宏观调控手段和收入分配制度,扩大内需

2008年金融危机发生时,温家宝总理提出的“四万亿”计划,有效地控制金融危机在我国的影响。而宏观调控带来巨大红利的同时,也需要国家对经济形势和国际国内状况有清晰的认识和理解,做出科学的判断,否则将会对经济造成更大的伤害。因此,政府需要进一步提高宏观调控手段的针对性、灵活性、前瞻性,提高处理复杂情况和突发事件的能力。完善收入分配制度对提高国内的消费水平、扩大内需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十九大报告强调:“坚持在经济增长的同时实现居民收入同步增长、在劳动生产率提高的同时实现劳动报酬同步提高”[10]。要完善收入分配制度,解决国民收入、居民收入、城乡收入差距大的问题。在国民收入分配上,要增强劳动者报酬的占比,使国民收入增长速度与国民经济的增长速度同步发展,国家应采用财政政策,增税与减税相结合,改善财政收入与公共产品供给的不平衡状态。在居民收入层面上,政府要强调社会公平、机会公平、权利公平,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比重。调整房地产的高价,增加政府公租房等各种公益式房屋的供给。针对城乡收入分配大的问题,政府可以通过创新农业组织方式和农业技术来增强农民的经济收入,拓宽农民的就业渠道,增强工资收入;加大对“三农”问题的关注,促进精准脱贫。只有在各方面促进收入分配的公平和收入水平的提高,才能增强人们的消费意识,促进内需的增多。

在实际作业过程中,货架并非始终处于满载状态,当货位分配所需货位数小于可存入货位数时,需根据货位优先级规划出适量待选货位,缩小后续优化算法的搜索范围,提高初始种群质量,进而确定最优解集。同一巷道两侧货架为一组,根据存储效率优先原则和结构稳定性原则对同组货架各货位设定优先级。

常规成形工艺为钛锭先镦粗,保证镦粗后截面尺寸≥φ1450mm后再进行平砧间拔长展宽。锻造过程由于TA2的材料特性,容易造成镦粗过程中表面折叠缺陷,为防止折叠过深,需分多道次进行镦粗,出现折叠现象后立即进行轻滚圆拔长后再进行镦粗,严重影响锻造效率及锻造质量。采取直接拔长的方式进行展宽,在试验前通过有限元数值模拟分析软件对试制方案进行分析,最终通过实际生产验证工艺方案的可行性。

(三)坚持社会主义制度,促进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创新

尽管资本主义国家引发了金融危机,但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仍然占据了世界的大部分,占据着科技创新领域、金融领域、制造领域等产业的领导地位。而由于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特殊性,一直存在中国是“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声音,质疑中国的社会主义性质,这更启示了中国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使命。我国要继续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在此基础上进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每个理论都是以当时的时代特征为基础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也是如此,尽管它仍能解释现在的经济行为,但是部分内容已经有了时代局限性,例如,其中的经济危机理论就没有涉及到虚拟经济和金融危机大爆发的内容,因此,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需要与时俱进和创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并创新地提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一模式,在今后,我们要根据国际国内现实,继续进行理论创新。另外,金融危机也告诉我们,我国要以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为经济政策的理论基础,一味效仿、学习西方经济学理论和国家运营方式,并不能因地制宜地解决中国问题,也不能规避经济危机。因此,对我国来说,在后经济危机的强烈影响下,需要依靠全面深化改革来应对国际国内的消极发展因素,即转变发展方式,增强科技和金融的创新能力。同时,也要充分发挥社会主义优势,加大宏观调控的力度与科学性,完善收入分配,促进公平,以提高国内的消费水平。

四、总结

本文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视角,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危机理论为具体理论依据,分析了2008年金融危机发生的根本原因与内核——资本主义制度是2008年金融危机发生的根源、实体产业生产相对过剩是实质。致力于探究在此理论指导下,2008年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发展带来的国际、国内挑战;寻求中国面对挑战所采取的措施。但是本文依旧存在不足,缺少2008年金融危机的发生情况的具体阐述;在中国经济发展的机遇研究方面涉及较少。尽管中国的经济发展存在着一些消极因素,但是也存在着金融危机带来的机会;最后,本文在启示、挑战部分的叙述和探究仍不够全面、深入。

[参 考 文 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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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中美贸易战最新消息:特朗普态度转变,周五将关税增加到25%[EB/OL].(2019-5-6) [2019-5-18].http://www.yahui.cc/forex/tzck/1448233-1.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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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厉以宁,周其仁,郑永年.读懂中国改革——寻找改革突破口[M].北京,中信出版集团,2017:33.

裴泽慧.2008年金融危机对中国后续影响探究——基于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的视角[J].知与行,2019,(5):20-26.

[收稿日期] 2019-06-01

[作者简介] 裴泽慧(1996-),女,河北迁安人,硕士研究生,从事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研究。

[中图分类号] F091.91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0-8284( 2019) 05-0020-07

〔责任编辑:徐雪野 彭 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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