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明科场风变与士人科举心态的演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士人论文,科举论文,心态论文,科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69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504(2007)05-0130-07
所谓“科举心态”，是指士人在科举生活中所形成的对科举制度的一种认知心理、情感体验及一定的行为倾向。作为个体而言，士人的科举心态是千差万别的；但从整体角度来看，在一定的历史时期与社会条件下，又有着大致相同的心理特征与趋向，具有一种相对的共性与普遍性。
从更深层次来说，科举心态不仅是“士”与“国家”之间亲和程度的一种反映，也是士人生存状态的一种体现。本文拟通过对晚明科举体制与科场风变的解析，探讨晚明士人的科举生存环境及其科举心态的演变状况。
一、明代科举体制的相对完善及其局限性
一般而言，士人科举心态的形成，一方面深受传统文化目标与文化心理的内在影响；另一方面则受科举制度自身生存环境的影响。前者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后者的变化幅度则要相对大些。当两者无法保持相对高度一致的时候，就势必导致士人科举生活中生存困惑的衍生，并促动士人科举心态的演变。
（一）明代科举体制的相对完善
明代统治者在建立科举取士制度的同时，也确立了一套与之相适应的、相对完善的科举运行与竞争机制，要言之大略如下：
首先，从对科举对象的要求来看，范围更为扩大，等级身份限制相对减少。洪武十七年明太祖朱元璋颁行科举条式，规定：凡“国子学生、府州县学生员之学成者，儒士之未仕者，官之未入流而无钱粮等项粘带者”均可参加乡、会试，只有“学官及罢闲官吏、倡优之家，隶卒之徒与居父母之丧者”不许入试[1]（卷45《举士三》）。这使科举制在原则上成为一种更为宽泛的竞争体制。其次，在考试规制上，借鉴前代的经验得失，采取了“弥封”、“誊录”、“对读”、“搜检”、“印卷”等一系列防止科场情弊的举措。尤其“搜检”制度较之前代更为严格，处罚也更严厉。明代乡、会试专设搜检怀挟官，“凡遇每场举人入院，一一搜检，除印过试卷、笔、墨、砚外，不得将片纸只字”[1]（卷45）带入。一旦查出，则立即清除出场，“斥为编氓”[2]（卷46，《会场搜检》），永不许再试。这种搜检制度的严格化，无疑保证了科举竞争的相对公正性。第三，明代政府还在内外廉制的基础上进一步规范了监、考官员各自的职责与权力范围。内廉官主要包括主考、同考，他们只负责考卷的评阅工作，不得干涉考场事宜，更不得与考生有任何接触；外廉官主要包括监试官、提调官、弥封官、誊录官、对读官等，他们只负责考场的纪律以及试卷的弥封、誊录等事宜及运作程序，不得干涉考官的评审工作，从而达到既不互相干涉又能彼此制约的效果。最后，明代统治者在制定科举程式的同时也确定了相对标准化的试文格式。洪武二十四年规定：“凡出题，或经或史所问须要含蓄不显，使答者自详问意，以观才识。凡对策须参详题意，明白对答，如问钱粮即言钱粮，如问水利即言水利，孰得孰失，务在典实，不许敷衍繁文，遇当写题处亦止曰云云不许重述。凡作四书经义，破承之下便入大讲，不许重写官题。”[1]（卷45）殆至成化，又在王鏊、谢迁等人的倡议下将试文格式进一步标准化，尤其在首场的经义考试中采取“八股文”作为统一的考试文体。八股文以其僵化的形式与对士子思想的束缚而多为后世所谴责。不过，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中，这种“范之规矩准绳，以密其法律”[3]（卷108）的相对标准化的试文格式，对减少科举考试中的徇私舞弊行为，考察士子的文字基本功底，维护科举考试的相对公平与公正还是起到了一定功效。
（二）明代科举体制的局限性
明代科举体制的相对完善，对于保证竞争的相对公正与促进士与国家之间社会交换的良性运转起到了一定的积极意义。它使更广泛的社会群体获取了接受教育与参与竞争的机会与权力，并从相对意义的角度上为他们提供了平等竞争的条件。不过，这种相对完善并不意味着它毫无弊处可言。明代科举体制也同样存在着种种无法克服的局限性。
1.沉重的科举竞争压力
任何一种社会交换体制，都蕴含着与之相适的竞争机制。“适当的竞争产生了社会阶层分化，这也是有效的和公平的”，因为一定程度的“不平等可以带来增加生产率的效果”[4](P72)，即社会交换的良性刺激与运作。不过，这种竞争必须是“适当”的才会是“有效的”，因为只有适当的社会竞争才会使人在可见的生存期望中理性地接受竞争所带来的生存压力。一种过于沉重的社会竞争往往会因希望的渺茫而使压力衍生为困惑，并由此导致种种非理性行为的产生。关于晚明科举竞争压力的沉重，笔者已有专文论及，于此不再赘述①。
2.考官遴选制度的局限性
考官作为科举考试的主持者与仲裁者，需要具有极强的抗干扰能力。这是决定科举竞争公正与否的一个首要前提。正因为如此，明代统治者才在内外廉制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了科举内部的相互制约机制。由于只有大致相同或相近的对等权力之间才能产生真正的制约，而明代考官遴选制度的不健全，使这种制约在体制自身的动态运作中日渐削弱，从而潜在地导致了科举竞争公正与公平性的削弱，这在明代的乡、会试中都不同程度地存在。
明代乡试考官由各省“布、按二司同巡按御史推举见任教官，年五十以下，三十以上，文学廉谨者，聘充考官”[5]（卷70），按不同的职责分工共同完成整个考试程序。但由于主考教官是由外廉官所举聘，且职位低微，就使监临官侵夺考官职权成为一种可能并日渐衍化为一种较为普遍的事实。“议者谓十三省乡试，俱巡按专其事，实为总裁。而外廉府县知推，自为分考官。所聘教官，虽刊名录中，分阅殊卷，毫不得干预试事。其知推各看墨卷，恣通关节，竞取所私。”[2]（卷15，《有司分考》）
会试考官明初除用翰林外，也参用教职；景泰后则摒教职不用，改用部曹[5]（卷70），考官的地位与级别相对较高，外廉监临官很难侵夺其主试权力。但殿试读卷官非内阁大学士不予，由他们对会试录取举子的名次序位加以重新审订，实际上也是对会试考官工作的一种审察；更兼翰林院与内阁之间“声气相属”的特殊关系以及内阁的权力地位，使内阁对会试的录取具有一种潜在的影响力。“去取之柄则在内阁”[6]（卷14，《殿试读卷执事》），表明会试考官的权力在一定程度上为内阁所侵夺。当这种侵夺与内阁权臣的私欲联系在一起时，势必导致政治权力对科举考试的非理性干预，从而极大地影响科举竞争的公正与公平。
3.八股文的形式化
试文格式的标准化，确实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科举竞争的相对公正性。但越是标准化的东西，往往越有走向形式化的可能。“八股文”就是如此，顾炎武曾说：“文章无定格，立一格而后为文，其文不足言矣。唐之取士以赋，而赋之末流最为冗滥；宋之取士以论策，而论策之弊亦复如之；明之取士以经义，而经义之不成文又有甚于前代者，皆以程文格式为之，故日趋而下”[7]（卷16，《程文》）。试文格式的形式化为士子的揣摩、剽袭创造了方便条件，“程墨”、“房稿”取代《四书》、《五经》、《朱子集注》成为士人研读的课本，“天下之人唯知此物可以取科名、享富贵，此之谓学问，此之谓士人，而他书一切不观”[7]（卷16，《十八房》），甚至“率不究心经传，唯诵习前辈程文以觊侥幸”[8]（卷23，《国子司业吴先生墓志铭》）。从教育学的角度来看，“程墨”、“房稿”若仅作为一种士子习书诵经的辅导材料，并非毫无益处。但它一旦取代经书而成为士人接受文化知识的唯一途径，则势必导致士人自身文化素质的劣化。
二、晚明科场风变与情弊的泛生
明代中叶以前，政治的相对清明抑制了科举体制的局限性及其消极影响的衍生。晚明之后，国家政治的日渐腐败及其调适功能的下降，使科举体制的局限性日渐显露，科场风气亦为之一变。
（一）士子舞弊之风的盛行
晚明科举竞争压力的沉重与流通机制的壅滞，使士人的科举历程变得更为艰辛、冗长。在科举流通机制相对顺畅的明代初叶，廪膳、增广生员在学不过五六年大多就能考取举人或出为贡生，“故其人皆精力有余，入仕可用”[9]（卷25，《三学上陆冢宰书》）。至晚明以后，士人的晚达已属普遍。公安士刘珠少与张居正之父为同窗，年近七旬才考中进士且出张居正门下。张居正五十大寿时，刘珠自作一联云：“欲知座主山齐寿，但看门生雪满头”[2]（卷16，《刘进士晚达》）。汉阳士李若愚登第时出于李绩溪门下，“初谒座师，（李绩溪）曰：向初入塾，蒙师以兄（李若愚）文见课，苦其不能习诵受笞，今得称师友，甚幸。”若愚亦感慨万千，痛哭失声[2]（卷 16《王李晚成》）。其他诸如嘉靖时的归有光、万历时的王辰玉也都有着类似的晚达遭遇[2]（卷16，《王李晚成》）。此外，士人的屡斥场屋则更属常见，漳浦士刘祥
二十岁为诸生，“年八十犹踏省门试”[10]（卷53，《漳浦刘府君合葬墓志铭》）；“弱冠为诸生，……好学不辍，于典籍无所不窥”，人称“邹先生”的楚士邹梦龙“竟困于科举，老诸生间”[11]（卷9，《邹先生传》）；就连文徵明也是“白首青衫”，“凡十试有司，每试辄斥。年日以长，气日益索，因循退托，志念日非”[9]（卷25，《谢李宫保书》）。甚至“五十余年做秀才，故乡依旧布衣回”[12]（卷2）者亦大有人在。
于是，为求早达，晚明科场中士子舞弊之风亦随之大炽，正如《明史》所云：“其贿买经营、怀挟倩代、割卷传递、顶名冒籍，弊端百出，不可穷究”[5]（卷70）。当然，导致士子舞弊之风大炽的原因，无疑是复杂的。但科举竞争压力的沉重，士人科举历程的艰辛，以及困顿场屋的凄凉，实是其中的重要诱因。因为压抑与利诱一样，也是产生腐败的一个内在根源。叶梦珠在《阅世编》中就对明末上海县学童子试竞争的激烈程度与应试士子的钻营腐败有过一番记述，每年“县试童子不下二三千人”，而录取者不过“六七十名”，于是，应试士子纷纷贿买经营以求入泮，有的求取“要津荐牍”；有的“不惜百金之费”，四处请托贿买，“以为入学阶梯”[13]（卷4，《宦迹一》）。
（二）权力干预、寻租与人情贿买风气的兴盛
明代科举制度，尤其是考官遴选制度的局限性，为权力干预科场开启了方便之门。诸如“关节”、“人情”之类的权力干预、寻租与贿买在晚明科场中可谓是蔚然成风。
沈德符曾对明代现任大臣子弟中举入仕的情况做过描述：其文中所载之六十余人均为朝中现任大臣的子婿、弟侄，自永乐至隆庆，几乎历朝皆有，正统之后尤甚[2]（卷15《现任大臣子弟登第》）。可见，权贵对科举考试的干预在当时已属常事。考官在权力的压制下，往往不得不屈附求全，否则就会受到权臣的打击报复。正德时，内阁大学士焦芳之子焦黄中未被录为一甲，焦芳大为不满，遂勾结权宦刘瑾寻机将二十余位翰林考官贬为部曹[5]（卷 306，《焦芳传》）。同时，晚明官僚内部的争权夺利与党争的激化，使科举成为权臣势要提拔亲信、排斥异己的重要手段，“门户科场”局面日渐形成。不唯乡试之中“本省有司，平日广辟门墙，入闱各收桃李。士子钻营日巧，径窦日多，取功名如寄”[2]（卷 15，《有司分考》），即便会试、殿试这种高级别考试也掺杂着门户色彩，万历时的韩敬科场案就是一显例[14]（卷36，《明代科场之弊》）。
除却权力干预外，权力寻租与人情贿买现象也充斥于晚明科场。嘉靖时，归有光就曾谈到自己参加己未会试时，好友瞿景淳在内廉中为他奔走的情况[15]（别集卷6，《已未会试杂记》）。如果说瞿景淳的这种“人情”之举还存有推重人才的良苦用心，虽不无瑕疵却尚值称道的话，那么弥漫于科场之中更多的“人情”则全然是另一番景象。据《研堂见闻杂录》载：“科场之事，……有以关节进者。每科……分房就聘之期，则先为道地，或伏谒，或为之行金购于诸上台，使得棘闱之聘。后分房验取，如握券而得者。每榜发不下数十人”[16](P282)。也就是说，由应试举子为某位自己熟识可用的官员千方营求，令其得为考官以为自己营私之地，这种“人情”首先便是建立在“贿选”基础之上的，因此它所导致的只能是“贿进”。更有甚者，就连考官本人也常将科试作为中饱私囊的“贿卖”之所。尤其在较低级别的科举考试中，更是屡见不鲜。叶梦珠曾说过：“童生府取，在吾生之初，已无公道。凡欲府取者，必求缙绅荐引。闻之前辈，每名价值百金”[13]（卷2，《学校五》）。明末张能鳞在吴中就公开贿卖无忌，“前后名有定价，有为之关节者，遍行搜括，既厌足已，而后旁润其余，缙绅达官、广文孝廉、承差役吏，无不及也。……至童子科尤甚，……有担数百金，望望然以投至不得当，收涕以归；亦有既报捷，交银稍后，更有昂价以夺者，覆案出，仍在孙山之外，至大哭而返。……其既得者，父兄师友沥酒相贺；不得者，奄奄丧气，不敢以面目示人”[16](P282)。
由于无“关节”者难成，使基层士子们又不得不为求“关节”而奔波，“不特素封豪富乐此，即家仅供
粥，亦必变产市业，或乞子母钱而为之”[16](P282)。凌濛初就借笔下士子之口将这种愤懑、无奈之情表现得淋漓尽致：“却说那梁宗师是个不识文字的人，又且极贪，又且极要奉承乡官及上司。前日考过杭、嘉、湖，无一人不骂他的，几乎吃秀才们打了。曾编着几句口号道：‘道前梁铺，中人姓富，出卖生儒，不误主顾。’又有一个对道：‘公子笑欣欣，喜弟喜兄都入学；童生愁惨惨，恨祖恨父不登科。’又把《四书》几语做着几股道：‘君子学道，公则悦；小人学道，尽信书。不学诗，不学礼，有父兄在，如之何其废之？诵其诗，读其书，虽善不尊，如之何其可也’”[17]（卷10）。可见，随着科举体制弊端的泛生，在“权”、“财”、“才”之中，“才”几乎成为科举选拔中最微不足道的环节，科举的公正与公平性受到沉重打击，以致每“一案出，而真才不一、二矣”[16](P281)。
（三）士子“揣摩”习气的风行
随着八股文日渐流于形式化，它与“程墨”、“房稿”的契合程度也日渐加深，使得那些只知究心程墨、素质低劣的固陋之士最容易跨过仕途的门槛，而真正通经熟史、才质高洁的博雅之士却往往被摒斥于科举仕途之外。正所谓“躁竞之徒一切苟且，以就功名之会，而体认经传之人，终无可进之阶”[18]（卷3，《经三》）。明末黄宗羲之友蒋万为祖孙三代都是“深山之楩楠杞梓，历风霜数十仞”的饱学博雅、足可用世的才士，但在科场的拼杀中最终只落得“庙廊梁栋之才而曾不得充欂栌之用”，“皆以高才抑郁而死”[19]（碑志类，《蒋万为墓志铭》）的悲凉结局。
“高才命穷，庸才运勇”[17]（卷10）成为晚明士人科举历程中另一个困惑所在。何良俊曾感慨道：“读千篇旧文，即取青紫，便可荣身显亲，扬名当世；而体认圣经之人，穷年白首，饥冻老死，迄无所成。”[18]（卷3，《经三》）为求有成，士子们的求学，亦不得不因之而改变，由体认本经转向对“程墨”、“房稿”的疯狂揣摩与记诵，“今日科场之病，莫甚乎拟题。……本经之中，场屋可出之题不过数十。富家巨族，延请名士，馆于家塾，将此数十题各撰一篇，计篇酬价，令其子弟及童奴之俊慧者记诵熟习，入场命题，十符八九，即以所记之文抄誊上卷，较之风檐结构，难易迥殊。……发榜之后，此曹便成贵人，……天下之士，靡然从风，而本经亦可以不读矣”[7]（卷16，《拟题》）。
三、困惑与摆脱：晚明士人科举心态的异变
（一）晚明士人科举心态异变之发生
社会出路的狭窄以及士人自身生存能力的相对低下，使“科举”几乎成为士，尤其是中下层士人跻身上层社会的唯一途径。因此，他们对科举成功的向往，尤其是家庭、亲族对他们的殷切期望，都达到了超乎寻常的地步。“贡、监、生员等，奋志芸窗，希心挂籍，或贫而辍馆，远道盈千；或老而观场，背城战一。少年英俊，父兄之智责难严；壮岁飞腾，妻孥之属望尤切。”[20]（卷7，《录遗告示》）。徐祯卿少攻举业，却“屡台试不捷，父恶之”，以致他哀叹道：“桥梓之间，正须和协，今而及此，诚为可痛。且处囊脱颖，君子之常，何至蓬絫步乎”[21]（《文苑·徐祯卿》）。文徵明也曾描述过他十战十败所招致的社会轻视与自卑：“非独朋友弃置，亲戚不顾，虽某亦自疑之。所谓潦倒无成，龌龊自守，骎骎然将日寻矣。”[9]（卷25，《谢李宫保书》）因此，当士人鏖战于科场的同时，还要背负沉重的精神负担。
晚明科举流通机制的壅滞、竞争压力的加重与科举公正性的破坏，导致士人精神负担与生存压力的激增，士人对科举成功的企盼与科举失利后的怨尤与失落都达到了近乎疯狂的程度，每每“落第归来时，……流尘满面，心灰气阻，体倦神疲，……往往有因羞致怒，厉声大闹、打损器具者”[22]（卷7，《封孺人李妻路氏墓志铭》）。而江南地区士子一旦登第，“报录人多持短棍，从门外打入，厅堂窗户尽毁，谓之改换门庭”[23]（卷上，《明季缙绅之横》）的庆贺风尚则从“成功”的角度诠释了士人于长期的极度精神压抑中，骤然间得到释放的一种情感的异化。于是，生存压力的激增与生存困惑的挤压，促动了晚明士人基于摆脱困惑之上的科举心态的异变。
“学而优则仕”是科举制度的文化目标所在。明代成化之前，由于科举流通机制的相对顺畅与科举竞争机制的相对公平与公正，与这种文化目标有着很强的契合度。于是，同为传统文化所推崇的“中和恬退”的文化心理也便成为士人一种相对普遍的科举心态。所谓“中和恬退”是指士人于科举竞争中的相对冷静与安于退让。但它并不意味着不思进取，而是以自身的才识与能力顺应“优胜劣汰”的竞争原则。也就是说，以中允平和的恬退心态追求超越单纯“功利”之外的“道”与“行”高度合一的理想境界。此时士人这种“中和恬退”的科举心态主要表现为学风的相对踏实与知识结构的相对宽博。
明代推行以《四书》、《五经》为本的教育与科举考试制度，使士子的精力与学术追求大多仅局限于“四子一经”与“程朱传注”的领域内。在今天看来，这着实显得固陋。不过，学术的固陋与否主要应看其对经义学习的态度与方式。明初士子大多本着“道学绪余即举业，举业精华即道学”[22]（卷 11，《中麓书院记》）的观念将举业学习看作是悟道的一种方式，将究心经传作为促进举业的一种途径。在举业学习中多以经传原文为本，而不屑于程文的揣摩与剽窃。宣德时，国子监祭酒李时勉就连时人解说经义之书亦不许士子习读，“以其专为进取计，能怠学者求道之心故”[12]（卷6）。不唯为师者“多能持师道以训弟子，……课艺勉德、彬彬有条，经书性鉴岁必一周，优劣劝惩，肃如朝典”[24]（卷9）。就是士子自身也多以贯通经义为求学之本。如杨士奇少时，“四书五经皆手抄以读”[25]（卷1，《少师杨公传》）；何文渊为诸生“勤苦读书，涵濡既久，经史百氏无不贯通”[25]（卷7，《吏部尚书何公行状》）。因此，明初举子的知识结构与文化视野相较于后世的经生而言，还是较为宽博的。在学风上也更为踏实，“非下帷十年，读书千卷，不能有此三场也”[7]（卷16，《三场》）。正如《明史》所云：明初制科取士，虽“一以经义为先”，但还是起到了“网罗硕学”的功效[5]（卷282，《儒林序》）。也就是说，科举考试还是基本维护了“学而优则仕”的文化目标。晚明之后，科举竞争机制的失衡，使科举制度的功能发挥日渐偏离其预定的文化目标，二者无法达到高度一致。这使士人基于科举生存之上的生存困惑便不可避免地日渐衍生。并且随着偏离程度的增长，士人科举心态也由“中和恬退”日渐趋向于“躁竞”与“游离”。
（二）晚明士人科举心态异变之形式
1.“躁竞”心态
明中叶以后，“躁竞”是存在于士林之中较为普遍的一种社会心态。袁帙曾说：“今天下之最可忧者，莫甚乎士习之躁竞”[26]（卷下，《抑躁》），表现在科举上则为士人对科举的极度热衷与虚浮奔躁之风的盛行。它是士人在生存困惑的促动下，对科举制度内在生存环境恶化的一种顺从式的自我防御心态。
科举体制的壅滞与科场情弊的泛生，给士人的科举历程带来了极大的生存压力与困惑，也强烈地冲击着士人自身对科举“学而优则仕”的文化目标的认同。大多数士子出于“求仕”的实利性生存需要，由“恬退求实”走向了“躁竞务虚”。一方面，他们以“闱牍房稿、行卷社义”取代“四书五经”为求学之具；以“揣摩风气、摘索标题”取代“究心经传”为治学之本，“以备速荒之用”[19]（碑志类，《董巽子墓志铭》），日渐脱离“究明指归”的求实风范而趋于“佣耳剽目”的剿袭虚浮。“师之上者，徒以出题发问，校艺识文为能，……下此者又可知矣。士惟剽窃乎腐烂之语，出入乎口耳之间，以幸主司之见录”[22]（卷11，《临朐县重修儒学记》），甚至家人“每见子弟于四股八比之外略有旁览，便恐妨正业，视为怪物”[27]（《藏书训略·购书》）。另一方面，“士”也在科举自身内在生存环境变化的影响下，竞相通过非正当手段达到求仕的目的。明末一位佚名士人就曾描述了其所见到的人情请托的情形，“余束发游庠，彼时子矜入泮，从未有贿得者，唯达官贵人真子弟，方得勉附其末。然非大势者不能，即有势力，而子弟旁者亦不从也。后积驰而干请嘱托得者，每案中有三四见矣，然亦不甚落人口。即为是者，亦多方掩敛，每耻人知，有谈及者，辄面发红。至今日，而督学使者，以此为囊橐之资，每案发，其贿得居大半，而父兄不务藏饰，子弟不知掩饰，若天壤间固宜有是事”[16](P281)。这表明士人在这种腐化的科举生存环境中也日渐腐败。可以说，无论“虚浮”还是“奔竞”，都是士人在科举竞争压力激增与科场情弊泛生下追求科举成功的一种异化方式，是士人躁竞心态的一种外显。不过，这种“躁竞”所导致的最终结果只能是士人自身的退化与腐蚀。
2.“游离”心态
与此同时，当晚明士人于“高才命穷、庸才运勇”的生存经历中体悟到“孰谓科第能得士”[18]（卷 19，《陆允清墓志铭》）时，一部分坚守道德与学术生命的实学之士也在这种生存困惑的促动下，衍生出一种抗争式的自我防御心态。有的虽寄身科场却“不安于固陋，而思崭焉自见”[7]（《潘耒序》），只求“实学”之有无而不计较“一第”之得失。嘉靖时中山先生张乾元虽“家世为举子业，顾指为小技而自雄其才”[28]（卷458，《中山先生墓志铭》）；常熟杨子常也于科场风变中“独传先民之学，思以一人之力易天下”[29]（《小传·顾太学》）。有的则干脆脱离科场，寻求一种自我解脱。嘉靖时章丘士王言就深叹“与其优游黉校，以图进取，同缝章之士战于文艺之场，未必能胜”，毅然弃举不就，以读书养亲为志[22]（卷8，《端岩王君合葬墓志铭》）。弘治时董子壬“世所传书无不窥”，因不习经文时义而连试辄黜，遂不再思进，以诗文自放，发泄胸中幽愤之气，并作诗云：“我有腹中书，不办头上帽。游云自去来，难应鸿都诏”[28]（卷458,《董子壬墓志铭》）。其他诸如明末唐时升、归子慕、李流芳、顾云鸿等文人雅士也都在科场的失利中抗志不出。他们已不再那么热衷于科举，转而追求一种“荣出于科目之外，贵加乎爵禄之上”[9]（附录，《赠行序》）的精神上的自我实现。这实际上是对“科举”的一种游离心态。也许持有这种游离心态的士人在明代中叶之后的整个士群体中并不占据多数，但较之以前，在人数上却呈现出日渐增多的趋势，因而也反映出了士人科举心态演变的一个内在趋向。
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这种“游离心态”属于一种越轨式的社会心态。但正是这种“游离”与“越轨”使“士”在极端情况下维护了自身的文化价值与人格独立及尊严。下者在“知穷有命，知通有时，知富贵不可以苟得，知贫贱不可以苟去”的自我安慰中走上了“循然不与物竞”[30]（卷19，《隐逸列传》）的隐逸自适的自我完善之途；上者则在“儒冠误身”[22]（卷7，《庠生李松石合葬墓志铭》）的悲愤中，开始了“以言救世”的自我开拓与实现。明末郑之珍就是在“既困于场屋，不获伸其志”的愤慨与游离中“思以言救世，又以世溷浊不可庄语，而挽救人心莫如佛化，因特撰《目莲救母劝善戏文》，俾优伶演，以警世人”，成为“支配三百年来中下社会之人心”的一代风流人物[31]（艺文考）于是，传统优秀文化与思想在这种“游离”中得以保全、创新，成为士林精神得以存续不灭的火种。
收稿日期：2007-06-15
注释：
① 参见刘晓东：《科举危机与晚明士人社会的分化》，载《山东大学学报》2002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