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语] 新中国成立七十年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逐步成为哲学社会科学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汲取了经典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传统文化及经济思想、当代西方的经济学和管理学思想的理论营养。在本次笔谈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史的创新发展阶段研究》从宏观视角梳理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发展阶段，提出要以理论创新成果作为划分该学科发展阶段的依据；《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与应对：一个政治经济学的解读》以经典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唯物史观为分析方法，从“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上层建筑”两对社会基本矛盾出发，提出了以“五大建设”“五大文明”应对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文化基因》以“格物致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作为核心线索，凝练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文化基因；《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政治经济学视角的研究》以企业生产方式创新为主题，从西方经济学和管理学借鉴话语资源，提出要将培育企业家精神和提升劳动者技能结合起来，以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微观基础。
综合评价结果表明，2007～2014年天祝牧区高寒草原生态安全均处于“安全”状态，但是各年份的综合关联度均介于(-1,0)，说明2007～2014年天祝牧区高寒草原生态安全水平不符合评价等级的标准目标要求，但存在向标准经典域和目标转化的条件(表3)。从2007～2014年草原生态安全级别的数值可以看出，K1N2012 >K1N2011 >K1N2014 >K1N2013 >K1N2010 >K1N2009 >K1N2007，说明2011年和2012年的天祝牧区高寒草原生态安全更接近标准上限，其草原生态安全程度较其他年份高，更具备向标准等级范围转化的潜力。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文化基因
周绍东， 潘敬萍
(武汉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湖北 武汉 430072)
[摘 要]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对新中国成立以来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经验总结和理论升华。通过对中华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具备了开放包容的理论气质。以“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作为中华传统文化的核心基因，从微观层面探讨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认识论基础，从中观层面分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实践路径，从宏观层面展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想愿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始终坚持“生产力—生产方式—生产关系”这一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框架，通过对中华传统文化基因进行复制、转录和表达，从经济学视角为中华传统文化赋予了新的时代内涵，凝练出饱含中国特色的经济学智慧。这个过程，既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转化，成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也是中华传统文化经过唯物史观的转化，成为社会主义新文化的过程。
[关键词]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华传统文化；文化基因；唯物史观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对新中国成立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建设的经验总结和理论升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以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为研究对象，不同于主要研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的经典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以公有制和市场经济的有机结合为逻辑主线，扬弃了推崇计划经济体制的苏联政治经济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以市场机制和政府作用的辩证统一为实践支撑，超越了迷信市场万能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指出：“要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坚持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不断铸就中华文化新辉煌。”[1]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开放包容的理论气质来源于中华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的过程为传统文化赋予了新的时代内涵和时代精神。儒家文化是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代表之一，儒家经典《大学》开宗明义，用一条清晰的逻辑线索勾勒出传统文化的核心基因，这就是“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一文化基因的逻辑建构，表现为从微观“自我”到中观“家国”再到宏观“天下”的演进过程。这一过程既是由个人至天下的空间拓展，也是从过去向未来的时间演进。在中国社会每一层面、中国历史每一阶段，这一文化基因都潜移默化地发挥着作用。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也不可避免地打上了它的烙印。
一、微观认识论基础：格物致知与诚意正心
任何一种理论学说都必须在微观层面明确其认识论基础，这种认识论基础涉及两方面内容：一是微观主体对其自身的认识；二是微观主体对外界环境的认识，即人们是否能够认识并掌握客观经济规律。从第一方面看，中华传统文化认为人的天性不是自私的但又非理性。从第二方面看，中华传统文化认为人能够通过不断地实践探索认识未知事物，并在此基础上达到对“自我”的更深层次认识。因此，要达到“诚意正心”，首先必须“格物致知”。
(一)以“格物致知”达到“诚意正心”
在汲取传统文化丰富营养的基础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在处理计划与商品关系时体现出超越西方经济学和苏联政治经济学的智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府与市场关系，其理论依据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本质特征是坚持中国共产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经济基础是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一方面是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市场经济，另一方面是按法律法规办事的人民政府，两方面是“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的有机统一，共同内生于经济运行和社会发展之中。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在此基础上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对政府和市场关系的准确定位，深刻体现了传统文化“以礼义制约私利，以规则约束行为”的精髓，将“执其两端而用其中”的中庸思想体现得淋漓尽致。通过认识和把握市场一般性规律，有计划地按比例发展，政治与经济辩证统一，政府与市场关系的“中国范式”便超越了西方有关政府与市场关系的理论认识，并将继续指导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朝着现代化经济体系进一步演进。
当然，中华传统文化并没有停留在“人性本善”的起点上，而是进一步提出，人虽然不是生而自私，但也不是生而知之，人类对很多事物的认知十分有限。换言之，与其说人是自私的，不如说人是非理性的。孔子曾这样感叹：“人皆曰‘予知’，驱而纳诸罟擭陷阱之中，而莫之知辟也。”这就是说，人人都说自己聪明睿智，可是被驱赶到陷阱和罗网中却不知躲避。中华传统文化承认人具有非理性的一面，但又创造性地突破了“不可知论”的藩篱。要实现“诚意正心”，首先必须要“格物致知”，亦即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努力开拓认知空间，不断地认识并掌握客观规律。《中庸》曰：“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这就是说，只有极为真诚的人才能充分发挥他的本性；只有充分发挥个人的本性，才能带领众人发挥本性；只有充分发挥众人的本性，才能发挥万物的本性；只有充分发挥万物的本性，才能帮助天地培育生命；帮助天地培育生命，便可以与天地并列。
某核电厂取排水设计对渔业资源经济价值影响分析………………………………………………… 杨帆，傅小城（3-65）
(二)在“可知论”基础上认识计划与市场的关系
春秋战国时期，商品经济快速发展。一方面，经济主体对利润和价值的追求也膨胀起来，“欲多而物寡，寡则必争矣”(《荀子·富国》)；另一方面，商品经济的发展推动着职业分工类型的增多，由此产生了对社会分工进行调节的迫切需要。《荀子》第五卷“王制篇”提出了一个问题：“力不若牛、走不若马，而牛马为用，何也？”就是说人的力量不如牛，速度不如马，为什么能够驱使牛马呢？答案是：“人能群，彼不能群也。人何以能群？曰分。分何以能行？曰义。故义以分则和，和则一，一则多力，多力则强，强则胜物，故宫室可得而居也。”值得关注的是“故义以分则和”，就是说用维护公共利益的方法进行分工和交易，就能够产生“和”的效果，而维护公共利益的责任是政府的基本职能。荀子在《礼论》中提出，“先王制礼义以分之，以养人之欲，给人之求，使欲必不穷乎物，物必不屈于利，两者相持而长。”显然，这里的“礼义”不再仅是孔孟笔下“礼义廉耻”这些道德规范，而是指更为广泛的社会规则。通过设计和执行这些社会规则，能够使个人对私利的追求不至于穷尽资源，经济社会的发展并不完全以物质利益为导向，两者呈现协调统一的态势。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继承了中华传统文化认识论的有益成分并加以创新性发展和创作性转化，这突出表现在如何看待计划和市场两者关系的问题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摒弃了新自由主义“不可知论”的认识论前提，突破了计划与市场两者完全对立的思维定势，提出社会主义可以将计划和市场的优点有机结合，利用计划纠正市场机制的盲目性，利用市场提高经济主体的能动性。这一重大理论突破为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构建提供了微观的认识论基础，也正是在这一认识论的指导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先后作出了“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等一系列理论创新，最终促成了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一伟大的实践创举。
二、中观的实践路径：修身、齐家、治国
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华传统文化发展的第一个高峰。在这一时期，奴隶社会由盛转衰，夏商周三代建立起来的以亲缘关系为基础的礼乐制度逐渐失去社会调节功能，“王室衰微而诸侯争霸，公室卑弱，大夫兼并”。面对各种社会失范现象，先秦诸子的思想学说不能局限在“格物致知、诚意正心”的个人修为范畴，而必须从“修身”“齐家”上升到中观的“治国”层面，为重新建立社会规范贡献智慧。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实现了对社会主义性质的认识的突破，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以实现共产主义作为最高目标，而“共产党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论概括为一句话：消灭私有制”[9](P.286)，这就要求毫不动摇地坚持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做大做强做优国有企业，发挥公有制经济对非公有制经济的带动作用，以公有制经济的使用价值标准和公共剩余导向干预、抑制非公有制经济的价值标准和利润导向。第二，充分认识到商品经济形态向产品经济形态的过渡依赖于生产力的高度发展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必须在大力发展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的基础上才能摒弃其不足。在注重发展商品经济的同时培育更高层次经济形态的生长点，坚持把满足人民对物质和文化需求作为发展的根本目的。[10]第三，充分认识从私有制向公有制的过渡同样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必须深刻体察“有恒产者有恒心”的重要意义，毫不动摇地鼓励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发挥各类经济主体参与社会主义建设的积极性和能动性。
(一)商品经济背景下的义利关系
在奴隶社会时期，自然经济占据绝对的主导地位。自东周时期开始，奴隶社会逐渐瓦解，农业技术水平不断提高，新出现的自耕农和雇农已经能够拥有剩余产品。这一方面动摇了奴隶制中严酷的人身依附关系，另一方面也极大地推动了商品经济的发展。由于商品经济以追逐交换价值为特征，人们对财富的无限制追求严重扭曲了传统的价值观和社会规范。因此，如何处理公共利益(义)与私人利益(利)之间的关系，成为摆在春秋诸子面前的一项重要议题。他们十分清楚，一旦所有人都只关心自身利益，对社会来说将十分危险。在《孟子·梁惠王章句下》中记载，“孟子见梁惠王，王曰：‘叟！不远千里而来，亦将有以利吾国乎？’孟子答曰：‘王曰何以利吾国？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孟子见梁惠王指出，如果大王说有什么是利于我国，大夫们说有什么是利于我家，一般人士和百姓们说有什么是利于我自身，结果是上上下下交相追逐私利，国家就危险了！
在孔孟看来，人可以通过自身的道德修养来缓和公共利益与私人利益的冲突，正所谓“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孔子提出以“道”为标准来协调义利关系。“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这些观点，都点出了“修身、齐家”的重要意义。但是，当这一问题从微观的个人和家庭层面上升到中观的国家治理层面时，单纯依靠道德修养和家庭教育已不足以解决义利矛盾。进一步来说，孔孟的“礼仪”“道德”更多是一种基于血缘伦常的本能情感。由此形成由礼而仁、以仁施政的思路，并以此调整社会整体秩序。[5](P.215)但是，在商品经济背景下人们对交换价值的追求已经进入了一个更为广阔的市场交易领域，突破了基于血缘伦常的传统调节机制的作用范围。因此，必须设计特定的制度和规则来规范微观主体行为。因为只有国家和政府拥有设计并执行制度的权力，才能够引出如何看待政府与市场两者关系的问题。这一问题不仅受到中国古代思想家们高度关注，也是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焦点之一。
在施工前对需要反季节种植的植物进行假植，在实际栽植时尽量选择假植的苗木。因为假植一段时间的苗木，其根莞处会长出新根，新长出的根系生命力比较旺盛，受季节的影响较小，在反季节种植中成活率较高。
(二)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府与市场关系
如果将生产关系作为人类社会形态演进阶段的划分标准，那么“过渡时期”可以被理解为消灭资本主义所有制的这一段时期，或称之为狭义的“社会主义社会”。为了区别广义和狭义之说，将商品经济向产品经济的过渡称为“大过渡”，而将这个过渡时期的第一阶段称为“小过渡”。两个“过渡时期”在历史长度和社会经济形态性质上具有较大差异。“小过渡”的历史任务主要是改变生产资料所有制结构，而“大过渡”的历史任务是实现商品经济形态向产品经济形态的转变，从根本上来说这一转变是一个“自然史过程”，遵循的是生产力发展推动生产方式演进和生产关系调整的模式。“小过渡”不同于“大过渡”阶段的社会形态演进，既有可能由生产力发展本身推动，也有可能由上层建筑革命和生产关系调整引领，而实施这一发展路径的前提是无产阶级建立或者掌握国家政权。两个过渡阶段在历史任务上的差异性揭示了人类社会形态演进可以通过两条不同的路径完成。
在以“不可知论”为认识论基础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看来，人类对客观世界的认识十分有限，通过“格物”不可能“致知”决定了计划经济体制注定要失败。哈耶克认为，由于知识分散存在于每一个社会个体头脑中，这些知识不仅是巨量的，也是时刻发生变化的。因此，要求中央计划当局及时地收集、处理知识并进行决策是不可能的。哈耶克进一步认为，计划体制由于缺乏价格这一调节工具，中央计划当局必须对需求和供给进行人工计算，但这种经济核算会由于工作量大、成本高和精确度低而不可操作。[4](P.54)但是，不仅社会主义国家的实践有力地驳斥了这一观点，凯恩斯主义的宏观调控思想也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产生了巨大影响。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话语体系中，将“格物致知”理解为人类可以采用更为先进的技术手段和劳动工具，不断地探索未知领域，提高生产力发展水平，在尊重和认识规律的基础上改造世界，这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构建奠定了重要的认识论依据。
与西方的“原罪说”不同，儒家学说以“人性本善”作为理论构建的出发点。儒家思想认为，人的自私自利不是与生俱来的，正所谓“人之初，性本善”，人的经济本性是由其所处的制度环境后天塑造的。这与马克思主义的人性观颇为接近，但也存在差异。马克思主义理论认为，抽象地评价“人性”没有意义，“人”本身就是一个社会关系集合体的概念。一方面，认为人性自私的观点错误在于人的自私观念是财产所有权在人们主观意识中的反映，只有在私有制社会中人才有可能形成自私观念，而这种自私观念也必将随着私有制的消失而灭亡。另一方面，所谓“人性”是人们在社会关系网络中所处地位的反映，把人从其社会关系中抽象出来评价“人性”善恶必然会因为缺乏客观标准而难以操作。在这一点上，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与抽象认定“人性本善”的儒家文化不尽相同。[2]正如马克思所言：“我决不用玫瑰色描绘资本家和地主的面貌。不过这里涉及的人，只是经济范畴的人格化，是一定的阶级关系和利益的承担者。我的观点是把经济的社会形态的发展理解为一种自然史的过程。不管个人在主观上怎样超脱各种关系，他在社会意义上总是这些关系的产物……我的观点是更不能要个人对这些关系负责的。”[3](P.10)马克思主义将“阶级”和“个人”进行了严格区分，强调要从总体经济关系来把握处在经济关系中不同位置的微观个体行为，这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提供了重要的认识论基础。
三、宏观的大同社会愿景：平天下
在中华传统文化中，“天下”是超越“国家”的一个概念。东周时期，诸侯割据削弱了天子王权，“国家”纷立，“天下”大乱。对春秋诸子而言，恢复夏商周三代以来的天下大一统成为具有普遍意义的目标，一定程度上来说，这不仅是空间上的统一理念，更是表现了中华传统文化有关未来社会的理想愿景。由“治国”走向“平天下”，印证了马克思主义有关人类终将从民族历史走向世界历史的理论判断，也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实现对社会主义认识的突破奠定了文化基础。
(一)中华传统文化对未来社会的总体看法
儒家文化形成于春秋末期，当时周王朝的统治权力已经名存实亡，诸侯间争战不断，以致出现了“王道哀，礼义废，政权失，家殊俗”等社会现象。为从根本上解决这些问题，儒家文化在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的基础上，演绎出“平天下”这一宏观的大同社会愿景。《礼记·礼运》提出，“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这表明，天下为公是通行的“大道”，只有实现天下为公，才有可能恢复礼制规矩，才有可能实现“平天下”。中华传统文化的公有制思想，是与自然经济形态相适应的朴素的公有制思想，是至高无上的王权与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的结合。在《孟子·梁惠王章句下》中，齐宣王问孟子，传说周文王的园林有七十里见方，可老百姓还是觉得小了，而自己的园林只有四十里见方，可老百姓还是觉得大了，这是为何呢？孟子认为，周文王的园林虽有七十里见方，但割草的打柴的都可以去，打野鸡、兔子的人也可以去，文王与老百姓一同享有园林的利益。而大王您的园林，老百姓射杀了园林里的麋鹿，就等于犯了杀人罪，这样的话，老百姓嫌它大了，难道不是应该的吗？孟子与齐宣王的这段对话表明，在中华传统文化所向往的未来社会中，王权可以在名义上拥有全天下所有的自然资源，但其所有权在事实上必须与民众共享。也就是说，民众分散地拥有自然资源所有权，但同时又必须服从于王权的最终所有权。这种“天下为公”的思想所表露出的“公有制”具有历史局限性，更重要的是由于不具备唯物史观视野，不理解生产方式与生产关系两者之间的辩证关系，“天下为公”也就无法解决商品经济与资源共享之间的兼容性问题。
(二)基于两种划分标准的“过渡时期”
从生产方式视角看，广义的“社会主义社会”可以被看作是商品经济阶段向产品经济阶段的过渡时期。“在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之间，有一个从前者变为后者的革命转变时期。同这个时期相适应的也有一个政治上的过渡时期，这个过渡时期的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8](P.31)从商品经济形态向产品经济形态的过渡是一个十分漫长的历史时期，其内部至少包含两个子阶段，两个子阶段以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消灭作为分界线，其历史任务不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在整个过渡时期商品经济仍然存在并将取得发展，但同时又将在多个方面受到限制。(1)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将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性质简单地界定为“商品经济”，显然是不妥的。社会经济形态的性质是由其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决定的，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根本方向是消灭商品经济，商品经济发挥作用的空间将被逐步缩小。这就决定了商品经济不可能长久地处于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也就不可能成为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本质。
马克思主义从多维角度解释了人类社会形态的演进，以多层面视角对人类社会发展方向进行了预测。从生产力层面看，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将人类社会形态发展分为石器时代、铜器时代、铁器时代和大机器时代四个阶段。从生产方式看，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中指出，“人的依赖关系(起初完全是自然发生的)，是最初的社会形态……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是第二大形态……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是第三个阶段。第二个阶段为第三个阶段创造条件”[6](P.104)。在这里，以人的依赖关系为基础的自然经济形态、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商品经济形态和“自由人联合体”的产品经济形态，成为生产方式视角下社会形态演进的三个历史阶段。从生产关系看，马克思指出，“大体说来，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作是经济的社会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7](P.9)。在这里，马克思认为“经济的社会形态”演进一般要经过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以及未来社会五个阶段，这种划分的主要依据是各个社会的生产关系差异特别是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差异。
商品经济形态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社会主义社会一方面要大力保护和发展商品经济，另一方面也要注重培育未来社会形态的生长点，避免将社会发展目标狭隘地定义为追求交换价值。因此，在商品经济背景下如何科学地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也就成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政府与市场关系是经济学研究的重要领域，面对不同历史阶段的政府与市场关系，西方经济学者做了大量研究，各个国家也进行了相应实践。总的来说，在西方经济学语境下，政府与市场往往被视为二元对立的关系，二者的作用机制也是此消彼长。譬如，“斯密范式”要求充分发挥自由市场的作用，政府的主要职责是维护市场秩序，保护私人财产不受侵犯，提供国防等必要的公共产品，扮演“守夜人”的角色；“凯恩斯范式”奉行国家干预主义，强调政府的作用，拓展政府职能，认为政府有必要进行积极干预，实现维持物价稳定、充分就业、促进经济增长、保持国际收支平衡等宏观调控目标；“撒切尔—里根范式”认为市场是有效的，政府是无效的，要求实现“小政府、大市场、私有化”。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对社会主义性质的认识的突破
建大樱桃园时要选择见光好的阳坡、半阳坡，栽植密度不宜过大。生产中要及时对大樱桃拉枝开角，让枝条开张角度，保证树冠内部光照。
裂缝外侧顺路线走向具有临空条件，为右岸坡面(倾向WWN)，因砂泥岩差异风化形成了高约2～4 m、深约2.5～3.0 m的凹岩腔(图8、9)，局部存在坍落、掉块现象，凹岩腔前缘发现一处新近相对滑移迹象，局部渗水，无泉点出露，滑移矢量方向约205°±5°，相对位移约3～5cm(图9、10)。
深刻认识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发展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把长远和现实结合起来，体现了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的辩证统一。既继承了中华传统文化“天下为公”的先进思想，又超越了自然经济形态“小国寡民”的复古取向，实现了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赋予了“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鲜明的中国特色。
结语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孕育和发展是广泛汲取中西方经济思想的过程。当前，理论界对于经典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学说和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研究相对比较深入，而对于中华传统文化尤其是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的研究还相对比较薄弱。作为中华传统文化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儒家文化向往西周时期的礼仪文制，崇尚自然经济条件下的重义轻利，强调人与人之间建立以“仁”为核心的和谐关系，尽管这种朝着自然经济和人道主义“复归”的思想具有很强的文化号召力，但其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阐释并不准确，与科学社会主义思想仍然存在很大差距。人类从自然经济“人的相互依赖”状态转变为商品经济“物的相互依赖”状态，必然走向每个人都能实现全面发展的“自由人联合体”。从否定之否定的哲学规律来看，在消灭了商品货币关系的产品经济形态中，虽然找到了一些自然经济和人道主义的痕迹，但又在更高层次上超越了自然经济和人道主义。在某种意义上，马克思比较了共产主义、自然主义和人道主义。“这种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等于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等于自然主义，它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是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自由和必然、个体和人类之间的斗争的真正解决。它是历史之谜的解答，而且知道自己就是这种解答。”[11](P.83)
取经0.22 μm微孔滤膜滤过后的TPGS-CS载药胶束溶液100 μL，加入色谱甲醇稀释2.0 mL，涡旋1 min，破坏胶束，12 000 r/min离心10 min，取上清液进样测定，按公式分别计算其包封率和载药量。TPGS-CS载药胶束的包封率为76.0%，载药量为2.4%。
文化基因承载着文明孕育和生长过程中的核心信息，构造了文明的基本形态和主要功能。中华传统文化不仅包含着丰富的自然主义和人道主义思想，同时也孕育着某些共产主义的文化基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正是植根于“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一古老的文化基因，把“生产力—生产方式—生产关系”这一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实践有机结合，通过文化基因的复制、转录和表达，从经济学视角赋予中华传统文化新的时代内涵，从而凝练出饱含中国特色的经济学智慧。这个过程，既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转化，成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也是中华传统文化经过唯物史观的转化，成为社会主义新文化的过程。
阵头规定，家乡宗教庙会时，青年必须赶回家乡参加子弟阵头的训练和表演。这一传统相当于“春节”，是人们繁忙之余顺应亲人或族群团聚的精神寄托，在于合家团聚、祭祀祈福；“九天”成立职业阵头团体一方面是满足社会需求，另一方面是求生存求发展。吴明认为传统体育从文化的功能上来说是一种“文化资源”，一种可支配的资源，是会给人们带来效益的[11]。如果一个传统在生活中不能发挥任何作用，人们也不会遵从，自然就会消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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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 F0-0; G0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5281( 2019) 05-0105-06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探索”(编号：16ZDA002)；武汉大学自主科研项目(人文社会科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思想史研究”(编号：413000046)。
[收稿日期] 2019-06-08
[作者简介] 周绍东，男，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实践协同创新中心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潘敬萍，女，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
DOI: 10.14137/j.cnki.issn1003-5281.2019.05.016
(责任编辑 毛伟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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