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用性范畴辨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范畴论文,有用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有用性无论在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中都是一个使用频率很高的基础性范畴。可是至今却甚少有人对它作过系统的考察。本文试就这个范畴的含义、分类、特性、演化和地位等略作辨析。
一、有用性的含义和分类
据《辞海》、《汉语大词典》和《The 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有用性（Utility）与效用同义。 这里的“有”是“存在”的意思，“用”是“功效、作用和影响”的意思，所以，“有用”是指“存在功效、作用和影响”。本质上它表示一种关系，一种“存在”，因而具有客观性。
目前许多辞典都没有把有用和有利加以区别。其实，有利的对称词是有害。有利和有害的划分是以人类或某部分人在某个时期所认定的某种标准而变化的。而有用在严格的意义上是对有利和有害的抽象，它应当撇开各种具体的人为标准，只留下一层意思，即客观的联系、作用和影响的意思。有用的对称词是无用，即无关系、无作用和无影响。由于客观上没有哪一种事物无关系、无作用和无影响，因此客观上是不存在“无用”这个范畴的。
客观有用即客观作用，从来都是相互的。而相互作用构成各种事物和现象的存在形态和运动变化的内在原因或终极原因。换言之，宇宙万物的存在和发展，都是通过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实现的。世界统一于物质。恩格斯认同黑格尔语：物质的本质是“吸引和排斥”〔1〕。 迄今为止的现代自然科学是支持这一观点的，如粒子一反粒子关系的发现等。物质的存在形式是运动。运动就是相互作用，就是事物从一种状态到另一种状态的转化过程。因此，世界又是一个“过程的集合体”。在宇宙间，没有任何两个事物不通过或远或近的中介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换言之，在任何两个事物之间，没有一方不对对方的存在和发展有用。与此同时，也没有任何一个事物不对整个宇宙的存在和发展有用。历史从这里开始，思想的进程也应当从这里开始。人们对事物的认识，归根结底是对相互作用的认识。因此，有用性是一切科学认识和实践的前提和出发点。同时，它又是人类认识的终点，“因为正是在它背后没有什么要认识的了”〔2〕。 这种抽象意义上的有用性是一种本体论意义上的有用性，因而可称之为客观有用性。据笔者理解，这就是马克思所谓的自然界“自己的纯粹的有用性”〔3〕。不难看出， 客观有用性与客观规律性具有同一性。
但是，在日常的语境中，以至在大多数的学术著作中，所谓的有用性一般是指对人的存在和发展的功效、作用和影响。换言之，是以人为中心来连接世界普遍联系之网。甚至连唯物辩证法的大师马克思也是这样做的。他说：“凡是有某种关系存在的地方，这种关系都是为我而存在的。”〔4〕人们作这样的理解是很自然的事情。 因为只是在人出现以后，才有了把握世界普遍联系之网的要求。正像大地测量需要一个原点一样，人在把握世界关系之网的时候当然也需要一个原点。事实上，以人为原点，既便于人类的沟通，又便于为了人的目的而改造世界。
自然界在其漫长的发展演化过程中，从自身产生出人脑这种物质。人脑具有意识的特性。这样，通过人， “自然界达到了自我意识”〔5〕。这种意识的实质是对“关系”的确定。人在实践中，首先觉察对象“是什么”。这个过程是一个确定事物属性的过程。所谓属性，就是人根据自己的感觉对事物所处关系的定位。如某物的重量，就是人对该物与地球引力的相互作用关系的定位。由于关系都是相对的，因此属性也是相对的。自然界除了抽象的客观的相互作用，不存在某物所固有的绝对的属性。蒲公英的花在人的眼里是黄色的，但是在蜜蜂的眼中却是五颜六色的。世界在人的眼里是彩色的，但是在家鼠的眼中却只有黑白二色。一只鼎在地球上重达千斤，并且可以用来作香炉，可是到了宇宙空间，这些属性丧失殆尽。当然，假如某物所处环境相对稳定，该物所谓的属性也就相对稳定。人在认识了对象是什么之后，又通过经验去觉察该对象对自己的生存和发展有什么作用和意义。那些被人意识到对自己的生存和发展有意义的事物，按意识的程度，被人赋予了有用性。同时，该事物也就成了该有用性的表现形式。如被叫做维生素C的这种物， 是在人认识了它对人的生命有意义之后，才被认为是有用的，虽然在这之前，它就没有哪一天不对人客观上有用。既然人赋有用性是人脑对客观有用性的反映和意识，那么，且不说它的形式必然是主观的，就是从内容上看，无论是当下还是长远，都不可能穷尽客观有用性。因此，人赋有用性可称之为主观有用性。据笔者理解，这就是马克思所谓的“人的效用”〔6〕。本质上它是一种认识论意义上的有用性。 本体论意义上的客观有用性是与物质性同在的，而认识论意义上的主观有用性却是在人及其社会出现以后才存在的。
对主观有用性可以从不同的角度进行分类。例如，从主体的角度可以分为个人主观有用性、群体（如民族、国家、阶级、政党、教派、团体等等）主观有用性和人类主观有用性；从作用的距离角度可以分为直接主观有用性和间接主观有用性；从人及其社会的结构角度，又可以分为物质方面的主观有用性和精神方面的主观有用性。每大类有用性下还可以再分小类，如物质方面的主观有用性可以再分为生产要素类的有用性和生活要素类的有用性。前者如土地和劳动力的有用性，后者如吃、穿、住、行等有用性。精神方面的主观有用性可以再分为法学、伦理和美学等类的有用性。它们分别如法律的有用性、道德的有用性和风景的有用性等等。其分别构成各领域中价值范畴的前提。
二、有用性的特性
就宇宙客观有用性而言，首先，由于它与客观规律性同一，因此它具有一切客观规律都具有的天然、永恒、无限等特性。其次，客观有用性既然是一种关系，那么它的具体状况就不是取决于发生关系的某一方，而是取决于发生关系的双方。再次，具有客观有用性的对象显然不仅包括人类已经意识到其存在的“有”，而且包括人类尚未意识到其存在的“无”。
就人类主观有用性而言，它具有下列特性：
1.人赋性。人类主观有用性不是天然的，而是人在客观规律的支配下发挥主观能动性，对客观有用性进行反映和意识，再把其结果反赋到物质上的东西。它通过感觉，又超过感觉，具有抽象性。因此它不仅取决于客观有用性的状况，而且取决于人的知识结构和实践能力。同时，由于它是人赋的，因此必然反映人的目的性。换言之，假如人的目的发生变化，那么主观有用性也会发生变化。
2.历史性。正如马克思所说：“任何一个对象对我的意义，……都以我的感觉所及的程度为限。”〔7〕虽然由于科学的发展， 多种仪器能延伸人的感觉，但是毕竟“我们只能在我们时代的条件下进行认识，而且这些条件达到什么程度，我们便认识到什么程度”〔8〕。 在每一个不同的时期，由于认识条件的不同，因此人的总体认识水平也将不同。但是，由于一定时期的认识条件是一定的，所以一定时期的人类主观有用性水平也是一定的。当然，认识条件在发展，因此人类主观有用性也在发展。它通过书籍、光盘等载体，以及教育、实践等手段，可以代代相传和叠加。
3.社会性。人类主观有用性是人类与自然界的关系。但是，由于人只有在“社会联系和社会关系的范围内，才会有他们对自然界的关系”〔9〕，因此，任何人类主观有用性必然具有社会性。
4.系统性。由于人及其社会生活是一个多方面和多因素有机结合的系统，因此人类主观有用性也是一个系统。在这个系统中，每一种有用性都以其一定的地位和比例和他种有用性相联系。因此，任何一种有用性的地位或数量发生变化，都会或迟或早地引起他种有用性的地位或数量的变化。
5.对象性。在人类主观有用性的抽象中，人是一般的和平均的人，即每个人的特殊性都已经被抽去，因而他们是具有同等认识水平和同等需要的人。但是，即使这样，在具体的某一瞬时或一段时间，其需要也会不尽相同。如面包对于一个刚吃过的人来说只具有间接的有用性，而对于一个尚未吃的人来说却具有直接的有用性。这就是所谓人类主观有用性的对象性。它反映了在人与自然发生关系时，在品种上的非同步性。
6.趋向性。人类主观有用性具有不断逼近宇宙客观有用性的过程性。虽然它的形式完全是主观的，但它的内容却可以含有与客观有用性重合的部分。这种重合的部分就是所谓的真理。真理与“对人类有机体有用的认识”具有一致性〔10〕。同时，人具有把已经意识到的客观有用性分解和重组的功能。这种功能也就是人的实践功能、人的创造发明功能、人的建立“人工自然”的功能。通过“人工自然”，人能够建立起“人工客观有用性系统”，如工业文明和电子文明等等。但是，它们也只有在不断逼近更大范围和更高层次上的客观有用性系统（如宇宙生态客观有用性系统）的条件下才能存在。在实践中，人类主观有用性一方面处于引导地位，另一方面又处于被证实的地位。
7.循环性。由于物质是循环运动的，因此人类主观有用性的表现形式也是循环转换的。在这种循环中，有人的有意识的生命活动或者说使用活动——生产和消费的参与。如生产要素（劳动力和劳动资料）形式的有用性通过生产转换为消费品形式的有用性，后者通过消费又转换为人的形式的有用性。正如马克思所说：“在生产中，人客体化，在消费中，物主体化。”〔11〕由于一定时期的人类主观有用性水平是一定的，因此，在一定时期，各种主观有用性之间的转换在量上将守恒。但是从历史角度看，其质和总量是螺旋上升的。主观有用性总量的不同是由于人口及其需要的自然增长。
8.平分性。每种具体的人类主观有用性在整个体系中的一定的地位和数量，会随人际交往（市场）程度的发展，而被越来越平均和迅速地分解到当时所拥有的、被人赋予该有用性的对象的每个具体单位。当由于某种原因，如风俗习惯，或政治气候，或科学技术发生变化，不仅整个某种有用性在总系统中的地位和数量会发生变化，而且单位对象的有用性地位和数量也相应平均地发生变化。而假定其他条件不变，仅仅由于某种原因使某类被赋有用性的物品数量增加或减少，那么其单位对象的有用性量反而将平均地减少或增加。这种平均分解的机制并不受对象的占有主体和使用与否（正常的使用属于有用性的循环范畴）的影响。并且很显然，无论哪种对象，当它短缺时，就将进入经济学的范围；而当它丰裕时，又将退出经济学的范围。
就个人主观有用性而言，它与人类主观有用性是个别与一般的关系。由于个别中包含一般，一般通过个别表现，因此，个人主观有用性也具有上述人类主观有用性的特性。同时，由于任何一般只是大致地包括一切个别事物，任何个别都不能完全地包括在一般之中，因此个人主观有用性的简单相加并不就等于人类主观有用性。前者要比后者更丰富、更生动，而后者又比前者更深刻、更稳定。
此外，个人主观有用性还具有分享的可能性，即个人新发现的有用性，有可能通过某种媒介成为群体或全人类共同的意识。这个过程也就是人类主观有用性不断扩大和发展的过程。但是，这个过程是不平衡的。它表现在两方面：一是发现过程本身的不同步。由于每项新发现都要经历两个阶段：“是什么”和“有什么用”。于是，一些新发现可能尚处于第一阶段，而另一些新发现却已经进入第二阶段。事实上，也正是由于这种不同步，才形成了基础学科和应用学科的分野。二是新发现被人类接受的不同步，即有些人接受这些新发现，而另一些人接受那些新发现。由此形成了人的不同文化模式和行为模式，或者说不同的群体主观有用性。不难看出，群体主观有用性只是个人主观有用性向人类主观有用性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阶段。同时，由于个人主观有用性发展的不同步，更使主观有用性蒙上了另一层意义的对象性，即由于各人或各群体认识的差异所造成的对象性。
至于有利和有害的划分，无论是就它的结果，还是就它的标准而言，在认识论上都只是反映了主观有用性的发展程度，即它向客观有用性的趋近程度。生活中经常发生视宝为废的事。其实，就天然物流本身而言，它是没有废物的。所谓污染，实质是人工物流对天然物流规律的背离。
三、历史上关于有用性范畴的探讨
历史上最早提出有用性范畴的是古希腊的色诺芬。他认为，有用之物即为财富〔12〕。从此，一个绵延数千年，至今仍未达成共识的世界性难题形成了，即财富的内涵究竟是指有形的物质性，还是指无形的有用性？如果是后者，又究竟是指客观有用性，还是指主观有用性？换言之，假定物质量不变，但由于人们的新发现，其主观有用性量提高，这是否意味着财富的增加？反之，假定主观需要不变，因而主观有用性量不变，但是产品量增加，这是否也意味着财富的增加？财富的内涵的不同，将使经济学有不同的范围和内容。
此后，亚里士多德指出，在每种货物的用途中，有一种是“物本身所固有的”〔13〕。这似乎有点猜测到了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与物质性同在的客观有用性。虽然他并没有意识到，无论哪种有用性，都只是一种相互关系，因而是不能被某种所单方面地固有的。
历史上第一个把效用称为使用价值的是亚当·斯密。“使用价值”一词本身最早出现在弗·魁奈的著作《农业国民经济统治的一般准则》的一个注释中。这个词从它出现的那一天起，就一直不明确它究竟是指物质性，客观有用性，还是人赋其上的主观有用性？换言之，使用价值一词把物质性、客观有用性和主观有用性混为一谈。一个理论体系如果要求明晰、统一而彻底，最好是避免采用“使用价值”这个词。但是斯密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他采用了“使用价值”一词。由此也就带来了混乱。如它一方面“宣布劳动一般，而且是它的社会的总体形式即作为分工的劳动，是物质财富或使用价值的唯一源泉”〔14〕，另一方面又认为，物质财富或使用价值量与劳动生产力成正比〔15〕。这样，他就把四个量搅在了一起：物质品量、客观有用性量、主观有用性量和劳动量。由于客观有用性量涉及未知领域，我们暂且把它放在一边。如果斯密的使用价值是指物质品量，那么它倒的确是随劳动量的增加而增加的。但是斯密后来又说它会随劳动生产力的提高而增加，即随劳动量的减少而增加。这就与前一种说法相矛盾了。这是问题之一。问题之二，如果斯密的使用价值是指人赋的主观有用性量，那么其总量与劳动量或劳动生产力是无关的。因为人赋有用性量是由需要量决定的。而一定时期的需要量是一定的，因此一定时期的人赋有用性量也是一定的。劳动量或劳动生产力所能改变的只是物质产品量。而物质产品量的多寡所能改变的又只是单位产品的人赋有用性量。实践表明，它们两者之间是一种反比关系。
与古典学派同时代的萨伊的论点是：“一个人通过劳动创造某种效用，从而把价值授与某些东西”，“生产给产品创造需求”。即使“货物多到堆栈不能容纳的程度”仍是好现象〔16〕。这就是所谓的萨伊定律。它的要害是不承认一定时期的社会需要量是一定的。
马克思在古典学派的基础上建立了他自己的博大精深的理论体系。一般人们都以为，劳动范畴是马克思理论体系的基础。可是事实上，就是这个劳动范畴也还要靠有用性范畴来规定。马克思说：“劳动总是联系到它的有用效果来考察的。”“如果物没有用，那末其中包含的劳动就没有用，不能算作劳动。”〔17〕此外，有用性范畴还是马克思价值范畴的前提。马克思指出：“商品的使用价值，是它的交换价值的前提，从而也是它的价值的前提。”〔18〕由此可见，马克思理论体系的真正的基础性范畴是有用性。
但是，对于这个前提和基础，马克思自己有时似乎也忽视了，否则无法解释其著作中这样的话：“使用价值本身不具有价值本身所具有的无限度性。”“产品作为使用价值在自身中含有某种限制，——即对该产品的需要的限制。”〔19〕这里的问题是：既然价值的前提使用价值具有限度，那么价值怎么可能具有无限度性呢？由于马克思以后的理论推导都是建立在价值具有无限度性基础上的（如马克思认为，只要这样或那样更多地延长工人的“剩余劳动时间”，就能创造更多的利润），因此，人们将面临一个两难的境地：或者是继续忽视有用性范畴的前提和基础地位，或者是重新恢复有用性范畴的前提和基础地位。
然而不管怎么样，对于有用性范畴本身，马克思还是有他自己的特殊贡献。其一，虽然他也把有用性或效用称为使用价值，并且在使用价值与劳动的关系问题上也沿袭斯密的观点，即一方面认为劳动创造使用价值，另一方面又认为使用价值量与生产力成正比，但是，他毕竟已经意识到了有用性量在一定时期是一定的。这就有助于后人克服从古典学派到萨伊到马克思本人到现代人在使用价值与劳动的关系问题上的缺陷。而且，事实上，马克思本人也多少已经意识到了使用价值量与劳动量是无关的，以及劳动的作用只能转换使用价值的品种。如他说：“面包作为使用价值，使我们关心的是它作为食品的属性，而决不是农夫、磨坊工、面包师等人的劳动。即使这种劳动由于某种发明减少了19／20，这个面包的用处仍然和从前一样。即使它现成地从天上掉下来，也不会丧失它的使用价值的一个原子。……而作为有目的的生产活动的劳动实现在商品的使用价值的无限多样性上。”〔20〕
其二，虽然在马克思的著作中，使用价值是一个多义词，有时表示物质性，有时表示有用性，有时表示物质性和有用性，有时又表示形式规定性等等，但是，其中有一种含义是“表示物和人之间的自然关系”〔21〕。所谓自然关系，也就是客观关系。这表明马克思已经在某种程度上意识到了客观有用性的存在。可是在与瓦格纳的论战中，他又说有用性是人赋予物的。显然，至少在表述上马克思还没有明确区分客观有用性和主观有用性。
其三，马克思已经意识到了一个“普遍有用性体系”的存在。并且，“与此相适应是需要的一个不断扩大和日益丰富的体系”〔22〕。这表明有用和需要的对应关系在马克思那里已经确立。其实，无论是在客观意义上，还是在主观意义上，需要和有用指的都是同一种关系，只是定义的角度相反而已——前者从人对物的角度，后者从物对人的角度。
其四，关于使用价值（有用性），马克思认识到有“特殊使用价值”和“一般使用价值”之分， 尽管他把两者的关系看作是不相关的〔23〕。而且，马克思已经把货币看作是一般使用价值的表现形式， 并指出，使用价值的量取决于需要量。这就为后人把货币看作一般社会需要量和一般人类主观有用性量的表现形式提供了启发。
其五，马克思指出，历史进步的实质就是有用性体系的扩大〔24〕。由于需要即人的本性，以及“整个历史也无非是人类本性的不断改变而已”〔25〕，因此可以知道：需要的不断发展，人性的不断改变，有用性体系的不断扩大，历史的不断进步，——其实都是一回事情。并且，马克思指出，这个过程是一种自然历史过程。
历史上还曾对有用性范畴作过较详细探讨的是边际效用学派。他们的边际效用递减律和边际效用均等律是人类思想库中的宝贵财富，至今仍闪烁着其生命的光辉。但是，由于历史的原因，他们毕竟没有能够意识到客观和主观有用性之间，以及个人、群体和人类主观有用性之间的区别与联系。由此也就造成了他们不能完满地解决效用的计量问题。
本世纪初，实用主义者已经认识到了主观有用性在实践中的“引导”和“证实”作用，但是，他们也未能区分个人、群体和人类主观有用性，并且，没有认识到真理乃主观有用性之部分，所以，他们的“有用即真”命题不完全正确。
在当代，国内新编的一些工具书和教科书几乎都没有区分作为被发现对象的客观有用性和作为发现本身的主观有用性，把这两者混为一谈。同时，在使用价值和劳动的关系问题上，这些书都普遍沿袭斯密的有缺陷的观点。
从理论和实践上深入辨析有用性范畴，对于正确理解财富的实质及其增长的途径，对于正确把握各门人文学科中的那些以相应的有用性为前提的各种价值范畴之间的联系与区别，对于达到历史观、价值观、认识论和方法论的统一，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注释：
〔1〕〔2〕〔5〕〔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587、574、373、585页。
〔3〕〔6〕〔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25、125、126页。
〔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34页。
〔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6卷，第486页。
〔10〕《列宁全集》第14卷，第139页。
〔11〕〔19〕〔2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26、387、392—393页。
〔12〕色诺芬：《经济论，雅典的收入》，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3页。
〔13〕转引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103页。
〔14〕转引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49页。
〔15〕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上），商务印书馆1972年版，第1、11、25—26、42页。
〔16〕萨伊：《政治经济学概论》，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 第142—143页。
〔1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55、54页。
〔1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716页。
〔20〕〔2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24、37、80页。
〔2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Ⅲ]，第326页。
〔2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269页。
〔2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51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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