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的社会主义思想：经受实践的考验，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思想论文,世纪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将社会主义思想置于科学基础之上的马克思主义学说在20世纪经受全面的、实验性的检验。它的关于历史唯物论、资本主义生产的机制、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道路的原理已牢固地成为科学和文化的组成部分。马克思及其门人们的伟大功绩在于他们拨开了迷雾，揭露了阶级矛盾。历史的客观进程已经使阶级关系发生了变化，但这不是他们的过错，何况这种变化只发生在工业发达国家。
俄罗斯理应成为马克思主义的第二祖国。如果没有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马克思主义将只能是乌托邦社会主义的变种。社会主义学说在我国既经历了胜利，也遭到了失败。但社会主义并非“历史的错误”，它使许多民族和部族摆脱了落后，达到了现代文明的水准。
正当第二国际的大多数领导者教条主义地解释马克思的学说，认为生产力的发展本身会自动导致社会主义革命之时，列宁采取了以改造社会为已任的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他把无产阶级专政的概念置于革命理论的中心，而当时许多社会民主党人，其中包括考茨基，卢森堡和普列汉诺夫，却认为，无产阶级专政决不是社会主义革命学说所着重的实质。
列宁显然是正确的。历史上任何一次著名的革命都没有拒绝使用暴力，而无产阶级专政正是推翻资产阶级国家的已被证明的有效手段。但如果把马克思主义归结为暴力的鼓吹者，那是胡说八道。
列宁是革命行动的最伟大的理论家。他捍卫了，确切地说，是拯救了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本质。列宁教导说，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革命的行动。正是他，规定了革命形势的定义，确立了建设革命政党的原则，建立了社会主义革命的理论。正是他，教会共产党要毫无例外地掌握一切阶级斗争的形式（合法的和不合法的，和平的和非和平的，议会内的和议会外的），教会共产党作好准备，最迅速地和最出其不意地用一种斗争形式替换另一种斗争形式。
法国前总理富尔（E.Faure）指出，“列宁是始终不渝地支持理论与实践统一的人。他本身就是这方面的统一。他是这种统一的具体体现”。
根据法国共产党人让·鲁（J. Roux）的意见，列宁用三个主要结论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理论：（1 ）社会主义可以不只在工业发达国家在中建成；（2）革命决不是自发的，因此，要象战争一样， 预先准备革命；（3）列宁扩大了革命运动的基础，把农民群众也包括在内。
与马克思主义相比，列宁较多地注意政治上的主观因素。他把马克思主义学说的真正意义变成“行动的指南”。的确，马克思曾预言工业发达的无产阶级革命，而丝毫没有提到不发达国家中革命的可能性。但是，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以及中国、越南、北朝鲜和古巴的革命证明了在社会主义旗帜下的革命的可实现性。
多年来，反共主义者硬说，1917年的十月革命不是按照马克思的学说进行的。硬说，俄国不是工业发达国家，革命没有在一切发达国家或大多数发达国家发生。可是他们却完全忽视了，促使俄国发生革命的与其说是内部因素（虽然连自由资产阶级也承认，推翻已成为社会发展障碍的君主政体的必要性业已成熟），不如说是外部因素——帝国主义的大战，布尔什维克提出在革命中找到摆脱战争的出路。同样，地理决定论（许多人对此持怀疑态度）也有作用：革命没有在欧洲中部的处于许多资本主义国家包围中的小国——匈牙利，而是在横跨两大洲的一个庞大强国取得胜利。
马克思的经济学说在解释19世纪资本主义的本质时起了杰出的作用。列宁则对资本主义的帝国主义阶段作出富有成果的分析。与马克思的阐述资本主义的完整经济理论的《资本论》不同，列宁的著作提出了垄断资本主义统治的某些本质性的政治方面。
当然，对列宁所论述的存在了几乎100年的帝国主义的理论， 需要作一定的修正。在现代军事技术水平上爆发重新划分世界的大战已变得非常危险。加上主要的销售市场已不光是世界上任何国家，而是拥有巨大内销市场的国家，即具有支付能力的国内居民，而这正是发达国家。
列宁主义关于帝国主义“在各方面都是反动的”的命题只在局部上是正确的：在法西斯国家100%是这样， 而在西方民主国家则出现了一定的民主政治生活。列宁观察过与第一次世界大战有关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产生，但他未能看到资产阶级国家社会职能的发展。
列宁把帝国主义称之为资本主义的最后阶段。但现在帝国主义存在快100年了，显然它所经历的发展不是一个阶段，而是许多阶段。 二次大战后，非殖民化运动具有不可逆转的性质。跨国公司的资本集中加强了，但同时生产管理的形式变得更加灵活，更加分散；国家的调控作用扩大了。社会的阶级结构发生了变化。许多国家出现了政治结构的民主化进程。
但帝国主义并没有消失。垄断势力越来越强大，金融剥削已变成最巧妙的剥削方式。银行系统是决定世界经济发展趋向的神经枢纽。国家帝国主义已发展为全球帝国主义，其核心由七个工业发达国家的集团组成。作为帝国主义特征的新殖民主义依然存在。帝国主义已把发展中国家变成发达强国的经济附庸，只在能够补充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和促进竞争发展的范围内才给予发展中国家以奖励和支持。
对于在一个经济水平和社会结构远非先进的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困难，俄国无产阶级的领袖是非常了解的。在《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一文的提纲草稿中，列宁特别指出“要向资本主义的最优秀的组织家，而托拉斯学习。”在同一文件中，列宁用这样的公式来表达建设社会主义的思想：“用双手去捧取国外的好东西。苏维埃政权+普鲁士的铁路制度+美国的技术和托拉斯的组织+美国的国民教育等等＝∑（结果）＝社会主义。”
不能否认，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是在漫长的国内战争，外国干涉、敌人的包围、第二次世界大战年代巨大的人力物力损失的条件下进行的社会实验。同时必须承认，在理论和实践方面，我国民主与社会主义的相互关系问题并没有得到令人满意的解决。
列宁曾扯下“民主”概念的神秘外衣。他指出不可能有非阶级的“纯粹的”民主和“充分的”民主。即使在古代社会也有民主，但它只是对奴隶主而言。而资产阶级民主是一种资本专政的形式。
但列宁在对民主的某些通用性（普遍选举权，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公民权和自由）方面没有采取虚无主义态度。他指出“社会主义在两点意义上不可能缺少民主：（1 ）无产阶级如果没有用争取民主的斗争来准备社会主义革命，就不可能完成这种革命；（2 ）已经获得胜利的社会主义如果没有充分实现民主，就不能维持自己的胜利，并引导人类走上国家消亡。”
在自己生命的最后几年中，列宁认为官僚主义是社会主义的主要威胁。列宁去世后，苏维埃逐步失去革命民主性，变成官僚机器的组成部分。布尔什维克的口号“一切归苏维埃政权”被阉割掉了。
意大利共产党人当时曾指责苏共在党的20大上和20大后没有令人满意地解释产生斯大林主义（“个人崇拜”）的原因。可是，托洛茨基早就对这种现象作出解释：“官僚主义制度越是变得必要，政权就越是集中在一人手中，官僚中心制就越加充满波拿巴主义色彩。”托洛茨基猜测到这种情况的结局：“官僚主义制度培育着反对自己的革命。”
俄罗斯没有议会民主的传统。 杰出的马克思主义者葛兰西（Gramsi1891—1937）对此颇为重视。他在1920年意大利社会党都灵会上《为了社会党的革新》的报告中写道：“在东方，国家就是一切，公民社会处于初级氛围状态。在西方，国家与公民社会之间存在着相互调整的关系，如果国家开始摇摆不定，公民社会的牢固的结构就会立即起来公开反对。”
资本主义制度与社会主义制度的政治发展是不一致的。资本主义世界在法西斯专政崩溃后完成了自己的向政治结构民主化的进程。科技革命（必须补充的是还有与第三世界的不等价交换）促进了西方国家生活水平的提高，促进了居民的社会流动。阶级界线变得越来越模糊了。
社会主义世界在二次大战后存在权威自居的性质，开始显示出它对时代的认识错乱现象。个人主动性受到束缚。社会主义的主要原则——社会公正概念在实践中发生了故障。民主准则和权利的全面价值被估计不足。
工业化和集体化的政策是社会主义的历史性成就，可是它们的加快步伐的速度与社会的比较缓慢的发展没有完全合拍。人民的福利增长受到抑制。而从另一方面看来，这是一种寄希望于未来的政策：任何一个国家的工业投资——都是以未来作为抵押的。
社会主义的无可争辩的成就之一是建立了经济的集中规划。苏联社会主义的覆灭不是由于计划经济，而是由于它的不灵活的方式，它对适应新的发展阶段的无能为力，对通过的国家预算缺乏公开性和民主监督，基本的人民群众缺乏可以通过选举（不存在可供选择的候选人）在实际上影响决策过程的可能。在讨论计前既不吸引工会、劳动集体和科技界参加，也不听取社会舆论的意见。许多重大的国家决定，特别是涉及数十亿卢布的开支是由事实上不受监督的苏共中央政治局通过的。社会主义提高了精神因素的作用，但由于行政指挥系统的明显缺点，许多劳动人民失去了物质上的激励因素。
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缺乏足够的明确性。剥削劳动的概念同关于西方与社会主义国家的劳动报酬的差别的解释存在明显的矛盾。
马克思除了“剥削”这一术语外，还有一个“异化”的概念，它是指生产或社会中压迫人、奴役人的一定形式。按照英国政论家威尔森（K.Wilson）的意见，西方工人并不比社会主义国家的工人更加异化。
直到最近，俄国研究人员才开始传播一种观点，即利润的形成不仅是由于占有工人的无偿劳动，而且是一系列综合因素的结果。其中最重要的因素是：工人的劳动；企业主、经理的工作；在日益扩大的规模上采用劳动保护技术和工艺的可能性；市场行情。
正如历史的经验所指出的，建设新社会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不仅涉及生产方式的改变，而且涉及群众的思想意识和文化的改变。我们不否定苏联社会主义文明的巨大成就，但同时必须承认，我们多年来习惯形成的概念，如苏联社会的团结一致，“新型的人”，都是过分超前的概念。当然，这是由于工人阶级只是书面上的领导阶级，而资产阶级思想却以各种方式渗入我国。但这里的原因与其说是思想上的破坏，不如说是经济落后和军事费用的沉重负担的结果。
在西方的哲学、社会学、政治经济学中形成了一大批马克思学家。虽然他们也批评马克思主义的个别原理，但他们都承认马克思主义的巨大科学贡献。
可以作为这方面的代表人物的言论是当代西方社会学家阿隆（R.Aron）的话：“不论我们已经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与否，我们都深受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点的影响。”楠泰尔（Nanter）大学社会学教授图拉纳（A.Touraine）发表了同样的见解：“我从未想加入马克思主义者的队伍，但我站在把生产置于各种社会现象中心的人的一边。”华盛顿大学教授戈尔德纳（A.Gouldner）写道：“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知识是了介震撼世界的20世纪革命的无法替代的钥匙……马克思主义是20世纪的主要革命及由此产生的各个社会的遗传密码和胚胎起源。”法国前总理富尔直率地宣称：“如同世界在基督教出现这前和出现之后完全不同一样，在马克思主义产生以后，世界就改变了。”
但西方许多批评马克思主义的人反对马克思确认的经济和政治的“直接”关系。他们断言，并非一切社会问题都可归结为阶级关系（如男子压迫妇女，种族、民族压迫，种族歧视，工业对周围环境的损害等等）。
美国社会学家米尔斯（R.Mills ）在高度评价马克思主义的科学贡献时，指出马克思的“经济决定论”的缺陷。他认为科学共产主义的奠基人对政治和军事因素的意义估计不足。 曼彻斯特大学教师莱夫（G.Leff）认为，对经济条件的作用的优先重视，忽视了人的因素和人的本性。在他看来，人有很多东西是不能用经济的阶级地位来解释的，如：人的气质的区别。
对历史上阶级斗争作用的夸大，也妨碍马克思及其门人们看到在社会中同样发挥作用的还有社会整合的机制。
社会学家们指出，马克思预言的社会分裂为两个对抗阶级——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两极分化现象没有应验。中间阶层在一切结构变动中显然是极富生命力的。
在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说中，源自亚当·斯密的劳动价值理论显然需要修正，因为人力劳动（活劳动）越来越受到机械的排挤，而体力劳动则日益被脑力劳动所取代。财富的创造不仅取决于所耗用的工时，而且取决于管理效率，取决于科技的水平和非大自然恩赐的一定的资本的有无。影响商品价值的还有市场行情和天然材料的稀有性。
马克思认为，生产过程的周期危机将会变得日益深刻，最终导致资本主义的崩溃。他未能预见资本主义制度具有利用国家干预的杠杆进行自我调控的能力。而工资的增长同样会促使国内市场的扩大。
马克思从事研究的只是一定生产方式的生产领域。他未能预见非生产领域的扩大情况。目前西方各国从事该领域工作的人数已超过从事物质生产的人数。不仅是工业发达国家居民的社会职业结构发生了变化，而且加上现代资产阶级对马克思主义的了解，这些都削弱了劳动者与资本的对抗。
马克思主义不是宗教，不是教义。同一切科学思想一样，它需要发展和修正。我们不能因为西方学者和社会民主党人对它的批判，就认为这是它弱无力或缺乏科学根据的标志。
马克思主义始终从科学和实践中挖掘自己的力量。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依然是研究人文科学的不可替代的工具。瑞典社会学家注意到，马克思主义方法论对20世纪的西方社会学的渗透是如此之深，以致很难在社会学中区分何者是马克思主义，何者不是。
至于说起“社会主义的终结”，这是与议论“历史的终结”同样毫无根据。社会主义有它的前途，因为对亿万人民，对一切民族（除了上流社会的精英）来说，它是真正的人道主义。就象过去的文艺复兴时期和启蒙运动时期的人道主义那样，对许多国家来说，它是今天的人道主义。在当代社会主义的旗帜上应该写上如下词句：社会公正，劳动，和平，各族人民的友谊，容许不同的宗教信仰。左派力量的伟大目标应该是争取两种价值观——自由和平等的融合。
当代社会主义学说的使命是确定后工业型社会中的国家所有制、集体所有制和私人所有制的最优比率。中国和越南正在表明，“市场社会主义”是可能的。这是相当重要的，不仅是方法问题，而且还有建设社会主义的期限问题。中国宣称要在100年内（到21 世纪中叶）建成社会主义社会。
当代的马克思主义者不把社会主义与民主相互对立。他们主张的正是社会主义的民主。奥地利共产党现任领导人贝尔（W.Baier）宣称“必须把共产主义原理与社会的民主结构结合起来。”
民主政治应该成为最高的文明价值。当代社会主义学说应该表明，社会主义不仅对社会一切成员是社会公正、真正的人道主义、和平和民主、机会平等的同义词，而且是鼓励个人积极性（而不是鼓励平均分配）、对官吏行使人民监督的同义词。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不是地球上的天堂的许诺。任何无限消费的企图只会造成威胁人类的生态灾难。只有社会主义才能保障人类的继续生存。
摘自俄罗斯《对话》杂志1997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