贫困农户消费平滑研究评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农户论文,平滑论文,贫困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从20世纪80年代初到90年代中期，在研究贫困的学者和扶贫机构中流行着这样一个观点：风险会形成贫困。因此，阻断、隔绝风险与贫困间的联系就成为学者们和扶贫机构努力的方向。然而，近十年来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却发现了相反的事实：那些竭力回避风险、努力维持消费平滑的低收入家庭却经常在贫困线附近挣扎、徘徊。Morduch(1994)首先对这一情况进行了反思，他认为风险和贫困的关系是肯定存在的，但之前的研究缺乏对贫困路径的理解，他在研究中引入了脆弱性的概念，并把它界定为未来的贫困可能性，提出了低收入家庭追求消费平滑会形成未来贫困等观点。
Morduch(1995)把家庭通过投资于储蓄和保险计划、耗尽财产以及对各种资产进行重新分配以使家庭的消费波动控制在一定范围内的策略称为“消费平滑策略”。一般而言，低收入家庭拥有消费平滑的可能性会更小，家庭会为消费平滑投资于低风险、低收益的财产和生产活动，因此，家庭为防止贫困的努力却从另一方面加剧了贫困发生的可能性，使得扶贫努力“付诸东流”。这也是经济学家和扶贫机构近十几年来越来越关注贫困农户的消费平滑策略的原因所在。
一、消费平滑理论的发展与现状
最早提出家庭能够实现消费平滑的是Friedman(1957)，他在反驳凯恩斯学派的消费理论时，提出了著名的永久收入假说，即家庭的消费行为主要取决于家庭的“永久性收入”，而不是偶然所得的“暂时性收入”。Modigliani(1972)进一步认为，家庭会通过在不同生命周期中调整储蓄而获得相对平滑的消费。然而，20世纪80年代初，当学者们把目光转向发展中国家的贫困农户家庭时，证据似乎并不支持农户可以实现消费平滑的假说。这一看似不符合理论的现象也激起了更多学者的关注。
研究一开始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采用家庭消费水平的纵列数据对消费平滑是否存在进行检验；二是针对贫困农户家庭的特殊性，从农户遭受的风险和采用的风险策略入手，分别研究农户各种消费平滑策略的效率。前一种研究的主要假设建立在永久收入模型基础上，即家庭的消费增长率仅仅依赖于总资源的增长率和家庭偏好的变化，也意味着每个家庭的消费增长将不依赖于与偏好无关的资产变化。虽然检验结果随着学者们采用的统计方法和数据来源不同而有所区别，但大部分研究均抛弃了家庭能完全实现消费平滑的假设。后一种研究覆盖面较广，但研究结果也支持农户尤其是贫困农户不能实现完全消费平滑的假设，Dercon(2002)逐一论述了农户家庭在风险冲击下所能使用的各种风险管理和风险处理策略的局限性及由此而形成的消费波动。其中包括外部市场不完善使得农户家庭不能借助于外部力量平滑消费，同质性风险的存在和借贷中的信息不完全制约了社区内的非正式统筹，生产性资产的匮乏和不可分性使得家庭很难通过买卖资产来平滑消费，农户家庭不同收入间的相关性也使得农户通过多样化来分散风险的效率大打折扣。
Morduch(1995)认为虽然贫困农户没有能力平滑消费，但越是这样，他们消费平滑的动机就会越强烈，越是贫困，家庭就越是力图避免大的波动，越是追求消费平滑的生存目标。农户追求消费平滑不仅同他们的偏好有关，市场不完善、流动性约束和收入波动也是重要原因。农户在上述因素的约束下，生产行为偏离了利润最大化的要求，产生了贫困。其后，学者们开始探讨消费平滑策略的贫困后果，如Jalan & Ravallion(2001)发现农户为消费平滑而储存的“预防性”资产挤占了家庭的生产性资产，使得他们无法脱贫。
从现有的文献看，可以把消费平滑及其后果的研究大致归结为家庭、社区和社会等三个层面。家庭层面的研究侧重于分析家庭如何使用自身资源(如资产等)处理风险及风险带来的消费波动；社区层面的研究侧重于分析同一社区中的不同家庭如何通过借贷与相互支持，实现风险共享从而保持家庭的消费平滑；社会层面的研究侧重于分析“社会安全网”对家庭实现消费平滑程度的影响。
二、消费平滑实现过程的三个层面及主要模型
(一)家庭层面
家庭是通过对自身资源的调整来实现消费平滑的，如Deaton(1990)的研究表明，即使家庭完全无法利用信贷市场，他们仍可利用资产作为收入波动的减震器来实现相当高程度的跨时平滑消费。只要家庭有正的储蓄，不可预见的暂时性收入下降或者大额消费支出就可以通过花掉储蓄来进行消费的平滑化。Udry(1995)发现贫困家庭也可以通过现金储蓄、实物储蓄(如谷物、牲畜)适当的搭配，起到既维持正常生产运转又消费平滑的作用。
根据持久收入和生命周期假说，农户可以通过调整跨期家庭资源以取得消费平滑，如在丰收时正储蓄，在歉收时负储蓄。但对于穷人来说，即使丰年也很难形成储蓄，但他们也会有独特的消费平滑策略，Rosenzwig & Wolpin(1993)提出了一个存货调整模型，被后来的学者广泛引用。他发现在缺乏信用市场和租赁市场的印度农村，当出现收入冲击时，农户会根据生产工具在下一期的重要程度、价格、交易成本而选择出售换取现金，以保障最低消费水平的实现。Rosenzwig & Wolpin(1993)发现，低收入农户在遇到天气干旱时，会卖出牛以获取足额的现金实现消费平滑，但频繁的买卖也使得低收入农户的资产积累过程常被打断，资产的匮乏更使得他们很难真正走出贫困。
Udry(1995)将存货的概念从牲畜扩大到牲畜、谷物和现金储蓄上，与Rosenzwig & Wolpin(1993)模型不同的是，家庭对下期可能的风险冲击不再是一种被动的反应，而是“事前”做出储蓄，因此，储蓄数量将与农户在下期可能遇到的风险冲击程度直接相关。Udry(1995)检验了牲畜、谷物和现金在农户遇到冲击时的销售量，发现谷物和现金储蓄与风险冲击发生和冲击持续的天数都有显著的关系，但他没有发现牲畜的销售量会发生变化。Rosenzwig & Wolpin(1993)和Udry(1995)的结果不同，可能是他们研究对象所处的环境不同，如Rosenzwig研究的印度北部拥有较为完善的牛市场，并且交通不便使牛相比较其他物品更能节省交易成本，因此，当地农户大都使用牛作为消费平滑的资产；而Udry研究的尼日利亚北部，当地谷物的价格经常变动，农户可以通过价格差获得利润，因此，当地农户使用谷物作为贮藏资产。但Rosenzwig和Udry的研究都意味着农户会随着他意识到的风险冲击而调整家庭资产，以实现消费平滑。
Rosenzwig的结果还表明，天气对农户的冲击体现在对家庭的收入冲击上，但家庭为保持消费的平滑，出售生产性资产，使家庭虽没有陷入消费贫困，但却陷入了资产的匮乏，Rosenzwig进一步论述到由于当地贫困户把牛卖掉，错过了播种的最佳时机，收入要显著低于有牛的家庭。相比较而言，Udry的结果要幸运得多，毕竟谷物是一种非生产性资产，但Ravallion(2001)在中国西部的研究表明，农户的非生产性资产同家庭的富裕状况呈倒U形关系，富人的非生产性资产可以使富人更具有风险投资行为，获取更多利润，穷人的非生产性资产挤占了生产性资产，使穷人陷入了生产性资产匮乏而引致收入降低。无论在“事前”还是“事后”，贫困农户受到自然灾害或其他冲击时，家庭为保持消费平滑，有可能将冲击的成本转嫁到家庭资产上，形成资产进一步匮乏并进而影响家庭的收入。
虽然Rosenzwig & Wolpin(1993)和Udry(1995)的模型可以解释一些经验上的困惑，其主要的结论也被后来的文献反复引用，但仍有一些附加的暗示在文中并没有被细致检验，其结论仍值得进一步推敲。模型并没有解释冲击一定会形成“预防性”的资产储蓄，Rosenzwig & Wolpin(1993)的模型虽然论证了穷人在收入冲击时使用牛来缓冲风险，保持消费平滑，但并不能因此证明农户购买牛就是为了应对可能的风险，恰恰相反的是农户购买牛是为了下一期的农业生产。而Udry(1995)虽然使用两期决策模型论证了农户第一期的谷物储蓄数量与第二期冲击正相关，但谷物储蓄数量的增加并未能排除是由于收获的增加、对价格的投机等因素。因此，模型仅能证明农户的资产具有消费平滑的功能，但要想证明农户会有意识为即将发生的风险而储存“预防性”的资产尚不严谨。实际上，在实践中很难区分哪些资产是“预防性”资产，而哪些是“生产性”资产，穷人的资产本身就是二者完美的统一。
(二)社区层面
社区居民的风险分担行为对家庭消费平滑的作用是通过社区居民相互间的借贷、相互支持来实现的。Townsend(1994)对印度农村的一项研究表明，在每个村子中，由于存在各种收入来源，每个家庭的收入不同时发生变动(即风险是多样化的)，这为家庭间的保险提供了可能。他的另一项在泰国的研究(Townsend，1995)发现泰国各地区间的差异非常大，而且同一地区内各乡村面临的各类特定冲击也不尽相同，为乡村间进行保险提供了可能。
风险分担模型是社区层面消费平滑的常用模型，最早来自于Diamond(1967)的研究成果。Townsend(1994)等充分发展了这一模型，并把他用来检验发展中国家农户的风险分担。模型强调特殊的偏好设定和相应的分担法则以及收入如何在集团中被分享。Townsend的研究方法是解不确定条件下中央计划者配置资源的问题。他们假定了特定的效用函数形式，如CRRA(constant relative risk aversion)效用函数，此时可以求得显示解，然后对欧拉方程或者差分方程进行计量检验。
Townsend(1994)的风险分担检验模型为：
近年来，学者们使用分担模型对农户各种层次的风险分担行为进行了检验，从国家、村庄、亲友关系圈都没有发现完全的风险共担，甚至家庭内部的检验也抛弃了这一假设，在冲击中，家庭率先减少妇女、老人等非劳动人员的营养消费。目前的共识是，非正规风险共担机制只能部分地对异质风险冲击有效，对于社区内的同质风险则完全无效。
Townsend(1994)的一个很重要的发现是，即便对于异质风险，团体的分担行为也是有选择的，风险分担机制对某些特定风险(如大的疾病、丧葬等)相当有效，但对另一些难以观察的风险冲击却难以获得有效的分担，这表明即使在传统的亲友网中也存在着信息不对称的问题。更进一步地，风险分担机制只有在农户遇到极端生存风险的危机中才能起作用，而在其他风险冲击中，所起的作用十分有限。同时，分担机制的发挥程度与社区居民的信息状况、道德风险和事后惩罚机制有关。一般情况下，风险分担只是对个别消费领域部分地起作用，它对于农户的消费平滑实现仅有较低的保障作用。
风险分担模型为研究家庭的消费平滑行为能否得到社区中不同家庭的帮助提供了一种新的方法，但受模型条件限制，它不能解释家庭对网络和社会资本的投资行为，并且对理解社区投资与家庭资产的互动关系毫无帮助。因此，它只是一个消费平滑的检验模型在社区层面的推广，用它来理解家庭与社区的决策行为还有待继续探索。
(三)社会层面
家庭实现消费平滑的过程还受到除家庭和社区以外的社会保障因素的影响，近年来，这一概念已被一种称之为“社会安全网”的概念所替代。社会安全网指的是由具有保险、救助和服务等防范风险和不确定功能的政府和非政府的保护体系组合。构建社会安全网就是为穷人配备强健的“防疫系统”，阻隔或切断风险与贫困之间的紧密联系。但目前学术界对这一概念尚未有准确的界定，就目前的文献看，笔者理解的社会安全网应包括农户所在的市场、组织以及社区的公共资源、社会保障相关的公共政策等。大部分研究都倾向于认为一种普遍的、明确的、预设的制度安排框架，有助于主动地帮助穷人消除、缓解和应对威胁他们基本生计安全的影响，尽管这些在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并不可得。
发展中国家的市场不完善常被推崇“自由经济”的学者指责为农户不能消费平滑的“元凶首恶”，因为完善的产品市场使农户可以自由地在实物与现金间进行交易转换，完善的金融市场可以使农户在需要资金时获得及时的融资等。Kochar(1999)曾提出家庭遇到冲击后的劳动力供给模型，指出如果冲击没有损害到劳动力供给，家庭平滑消费的手段就是劳动力供给的增加，但如果冲击损害到劳动力供给，家庭平滑消费就会受到影响，作者解释说这是由于当地较为完善的劳动市场促使农户以劳动力供给作为消费平滑的手段。
社区公共资源的可及程度和相应的公共政策也影响家庭消费平滑的实现与后果，一些在非洲的研究发现居住在森林边缘地带的农户在家庭成员生病时常常会加大对森林资源的开采(Takasaki et a1.，2002)，社区组织、社区治理方式对农户消费平滑也有影响，村庄内的治理方式可能在促进社区范围内保险的实现上起到重要作用。如选举的领导相对于任命的领导有更强的动机去满足本地居民的需求，而满足村民的保险需求——村民关心的公共物品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村中的选举方式。
总之，公共部门和社会就像贫困家庭风险防范的“防疫系统”，可有效阻挡和隔断贫困与风险的联系，但遗憾的是，在发展中国家这种系统并不常存在，系统的缺失更增加了农户平滑消费的成本，使农户家庭在消费平滑与贫困的赛跑中越走越远。
目前，由于社会安全网的概念仍在探讨中，有限的几篇文献也只是借用了家庭层次、社区层次的相关模型来论证社会“安全网”具有防范风险的功能，因此要建立系统的社会“安全网”对家庭消费平滑的影响机制及其论证模型还需进一步的探索。
三、一个分析框架的总结及应用
(一)分析框架的总结
在发展中国家，市场不完善、流动性约束、资产匮乏和收入波动使得农户更倾向于消费平滑策略，而如前所述，保持消费平滑将会使家庭的资产或收入能力受到损害，在下一轮风险冲击中失去创造收入、脱离贫困的“主动权”，家庭更容易走向贫困(图1)。图l中的实线表示家庭遭受的各种冲击，分别为直接作用于消费的冲击如大额支出(孩子的大额学费、突然发生的家庭成员生病费用等)；直接作用于收入的冲击(粮食作物歉收、失业)；直接作用于资产的冲击(牲畜死亡、生产工具损坏等)。虚线表示家庭受到冲击后，家庭为实现消费平滑，对冲击实行的转移路径，如家庭通过出售资产将冲击转嫁到了资产上，通过从事危险工作将冲击转嫁到收入上。外围的虚线表示损失后的资产、收入相互转换，最终导致贫困。
图1 贫困农户消费平滑的一个分析框架
(二)框架的应用：贫困脆弱性的度量
贫困脆弱性是在贫困动态性研究中发展起来的一个概念，是“度量对于冲击的弹力——冲击造成未来福利下降的可能性”(World Bank，2001)。由于预测哪些目前并非贫困的家庭在未来会陷入贫困是制定和实施成功扶贫政策的关键，因此，贫困脆弱性一经提出就吸引了众多学者的关注。
目前，贫困脆弱性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贫困脆弱性的评价指标创建上，就目前而言，贫困脆弱性的度量有三种方法：“使用消费的变动性来度量、使用未来消费支出与贫困线之差来度量，使用陷入贫困的概率来度量。”
从原理上说，不管哪种方法，贫困脆弱性均是使用家庭历史的消费变动来度量的。然而，其一，脆弱性并不等同于变动性，收入高的家庭尽管在消费上有大的变动，但未必会在未来陷入贫困，而穷人虽竭力维持着消费的平滑，其消费波动幅度也很小，但仍会因抵抗不住风险的冲击而陷入贫困；其二，家庭未来的消费水平是与家庭目前的收入能力紧密相关的，如果家庭的收入能力在维持现有消费平滑方面受到了损害，未来的消费水平是肯定会受到影响的，但使用家庭历史的消费变动预测贫困脆弱性并没能体现这一损害，家庭贫困脆弱性的判断会出现偏误。
依据上述框架，家庭在冲击中为保持消费平滑付出了资产与收入损害的成本与代价，假定η为家庭保障消费平滑所可能付出的成本，简称保障成本。本文的设想是：如果将贫困线扩大，在贫困线中加入这一成本，家庭仍是贫困的，意味着在风险冲击中，即使家庭倾其全力保障消费平滑，但仍会在“事后”陷入贫困，即充满着贫困脆弱性。
这一思想在Cafiero & Vakis(2006)一文中已有提及，他们提出了一个使用扩大的贫困线在“事前”测量贫困脆弱性的公式，和本文用消费平滑框架测量贫困脆弱性的设想有相似之处。
(2)
其中，c为消费水平，z为贫困线，g为贫困距。与以往贫困脆弱性测量不同的是，公式(2)使用了Foster et al.(1985)贫困测量方法，但将贫困线扩大成贫困线加保障成本。这也就解决了以往贫困脆弱性度量中仅关注历史消费波动而未能考虑家庭消费平滑能力的不足之处。当然，在没有进一步的实证之前，对这一设想仍需持谨慎的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