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战略性能源困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战略性论文,中国论文,困境论文,能源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第十一个五年规划（2006—2010年）仅设定了两个具体的量化目标：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到2010年达到2000年的两倍，每单位GDP的能源投入比2005年下降20％。
在某种意义上，这些雄心勃勃的目标突出了中国决策者在今后几年中将面临的主要困境。尽管共产党领导人想稳步改善普通中国人的生活水平和生活方式，据此以保证人民对其政权的支持（或接受），但是要实现第一个目标需要大幅增加能源，他们必须以某种方式找到增加能源供应的方法。随着近期能源价格的上涨以及各方对未来全球石油存量是否充足越来越担忧，中国领导人将不得不如履薄冰般地采取行动，以协调这些相互竞争并且很艰巨的目标。
对中国领导人而言，获取实现持续发展及满足消费者需求所需的额外能源供应既要面对经济方面的挑战，也要面对政治上的挑战。经济方面的挑战源自获取额外能源供应所需的庞大的经济投入：将不得不兴建上百座也许上千座新的发电厂，同时还需要兴建无数炼油厂、天然气输送设施、煤矿和水电大坝，这些设施总价值达几十亿美元。
中国将无法仅依赖国内来源来满足其未来的能源需求，而不得不从国外获取越来越多的石油和天然气——其中许多来源地也是美国、欧洲和日本公司正急切地努力获取的目标。这一情况引发了政治上的挑战。
老牌工业国长期都在世界能源消费中占据最大的份额。最近至1990年，这些国家的消费量占据了全球能源使用总量的3／4。但是现在它们面临着来自亚洲新兴工业化国家的日益激烈的竞争。印度、韩国、东南亚国家和中国台湾已经开始像前述国家一样在全球范围内寻找额外资源——而到目前为止，在新兴国家中最大的能源消费国是中国。
由此导致的竞争正在抬高全球能源价格并使主要能源进口国之间出现剧烈的地缘政治摩擦。在某些情况下，这种摩擦表现为令人担忧的军事冲突，因为互相敌对的能源寻求国向可能成为其能源供应方的国家提供各种形式的军事援助，这种做法也加剧了地区紧张局势和武装对抗。虽然中国在这种地缘政治竞争中是后来者，它同伊朗、苏丹、乌兹别克斯坦和委内瑞拉等国之间所发展的能源和军事关系已经成为中美关系中让人非常头疼的问题。
使整个局面更为复杂的是中国的能源使用量激增对环境所产生的影响。因为中国想主要依靠国内的能源供应，使其在整个能源需求结构中占到尽可能大的份额，也因为中国拥有的惟一储量丰富的能源资源就是煤炭，所以，中国政府的未来计划的实现需要大幅增加煤炭的使用量——从2002年的14亿吨提高到2025年预计的32亿吨。如果该预测被证明是准确的，而且如果中国的公用事业部门继续使用现有的燃煤技术，那么，中国将在2025年以前超过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二氧化碳（导致气候变化的气体）排放国。只有说服中国限制其煤炭消耗或大规模采用清洁燃煤技术，才可能扭转环境中温室气体大量剧增的局面。
中国领导人怎样权衡这些相互竞争的目标和相互冲突的利益将被证明是中国在今后多年将面临的最大考验之一。同时，中国在能源方面的行为将引起美国、欧洲、日本和世界上其他国家和地区在政治和环境方面的担忧。
总体趋势
正如人们可能预期的那样，中国由于人口众多、经济发展较快而开始陷入能源困境，尽管中国国民人均能源使用量比美国和其他高度发达国家少得多——中国的人均能源消费量相当于每年1吨石油。而与之相较， 美国的人均能源使用量相当于每年8吨石油，但是，13亿人的消费总额势必非常大。然而， 比人口更重要的是中国飞速发展的经济，目前正以每年平均9％—10％的速度增长。 每增加一项经济活动都使能源需求出现相当大的增长，使中国的能源需求总量达到更高的水平。
美国能源部提供的数据表明中国的能源需求有了惊人的增长。在1990年至2002年的12年间，中国的能源净使用量提高了60％，从2700万亿英制热单位（ BTUS）提高到4300万亿英制热单位。据预测将在2025年时再增长153％，增至10900万亿英制热单位。为了更清楚地了解这一增长的规模和速度，让我们想一想，在1990年时中国的能源使用量不足西欧国家总和的一半，而预计到2025年则比所有西欧国家的总和还高44％。
为了满足其大幅增长的能源需求，中国的能源供应部门不得不增加各种能源（包括石油、煤炭、天然气、水电、核能及如太阳能和风能等可再生能源）的供应量。正如我们所注意到的那样，煤炭可能在中国净能源供应量的额外增长中占最大的份额。但即使中国想要忽视大量使用煤炭作为能源在环境方面产生的后果，中国也无法仅仅依靠煤炭来满足额外所需的全部能源。出于包括交通在内的一些原因，中国也需要获取更多的石油和天然气，而整个局面也带有了地缘政治的面貌。
中国对石油的需求可能特别大。在中国，公路、航空、铁路和海洋运输系统——该国规模庞大而迅速扩张的基础设施领域中增长速度最快的部门——的主要燃料来源为石油产品。具体来说，2001年中国公路上仅有1450万辆登记在册的汽车在行驶；预计这一数字到2030年将猛增至1.3亿辆。为了这些新增车辆，中国每年要修建约3万英里公路。中国还在兴建和扩建机场以容纳激增的国内航空运输量。从1990年至2002年，中国乘飞机的旅客人数从2700万增长到8400万。
汽车数量增加、更多旅客乘飞机出行仅仅意味着一个结果：对石油产品日益增加的需求。中国石油消费的增长率为每年4.5％，目前位列全球各国之首。假设这一速度持续不减，中国的能源消费净额将从2002年的每天520万桶提高到2025年的每天1420万桶。届时，中国的石油消费总量将超过美国以外的所有其他国家的总和。
中国曾经实现过石油的自给自足：早在1993年，中国每天的石油产量及消费量约为300万桶。但是中国的石油产量仅仅出现小幅增长，到2004年才达到每天350万桶，而石油消费量却激增。由此，每年石油生产和消费之间的缺口都变得更大——而中国能够弥补这一日益扩大的缺口的惟一办法是增加石油进口量。中国在2004年的石油进口净额为每天320万桶，占其消费总额的48％；预计到2025年，中国每天的进口需求将达到1070万桶，占其消费量的75％。
中国的领导人和石油公司一直不断在全球寻找新的石油来源，其目的就是为了获取国外新增的石油产量，在某些情况下，是与对方签订长期原油供应合同，在其他情况下，则是收购国外油田的股份。
寻找石油
美国的观察员不确定中国政府在多大程度上直接监督着中国石油公司并购国外石油公司的交易，据说中石油、中石化和中海油是自主经营的盈利企业，并且独立经营其国际业务。然而，中国政府在这些公司中持有很多股份，从80％到90％不等，并且这些公司的高层领导也由政府任命。国有银行向这些公司发放低息贷款，而且中国外交部门经常在这些公司就勘探和开采权与其他国家进行的谈判中给予协助。
尽管中国官员从未明确表明他们对这些大石油公司的海外业务施加影响的目的，但他们的意图很明显：使更多国家向中国提供石油和天然气，并且在可能的情况下，获得对关键的境外能源储备的直接所有权。1996年，中国进口石油中的70％仅来自三个国家：印度尼西亚、安曼和也门。到2003年，中国已同更多的供应国建立了联系，这些国家包括沙特（提供中国石油进口量的17％）、伊朗（14％）、安哥拉（11％）和苏丹（5％）。为了寻找其他油气来源，中国官员跑遍了全球，同巴西、 加拿大、厄瓜多尔、哈萨克斯坦、尼日利亚、俄罗斯和委内瑞拉达成供应协议并向其购买开采权。
中国正在努力拓宽其获得国外能源的渠道，这一点本身并非国际关系中产生摩擦的根源。毕竟，美国、英国、法国、日本和其他石油进口国长久以来就在为获取境外石油产区的开采权而相互竞争，并且已经设法通过（相对）友好的方式瓜分了可获得的资源。中国可能是这一竞争中的后来者，但是目前的做法与其他寻求石油资源的国家也没有显著差异。实际上，乔治·W.布什总统于2001年5月17 日宣布的“国家能源政策”中要求美国外交官像中国官员一样，在寻求国外能源时采取同样的外交手段。
在全球石油供应国日益扩大的情况下，中国可能会动用其大量的现金储备购买所需能源。然而，这一局面会面临两个问题。首先，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全球石油供应的增长虽然很快，但还是不足以与日益增长的全球石油需求保持同步。其次，许多全球最丰富的能源供应来源已为西方能源公司或由生产国所拥有的国有石油公司所控制，这迫使中国到边缘地区寻求发展机遇。
竞争加剧
几十年来，世界石油供应的增长是紧跟国际需求的稳步上升的步伐的，这使得全球经济在过去的60年中大幅扩张，也使包括中国、印度、韩国和中国台湾在内的这些亚洲经济引擎得以崛起。但是，最近，人们对于石油工业在继续支撑全球需求方面的能力是否能跟得上石油供应的增长速度产生了严重怀疑。虽然一些能源分析师坚持认为这并不是问题，全球石油供应仍将根据需求情况继续增长，但另一些分析师认为，全球石油供应的增长速度将很快放缓并最终归零（一种被称作石油产量“峰值”的状态），随后石油供应将开始紧缩。
直到最近，大多数石油公司的管理人员和政府的能源专家都与相信石油产量达到峰值的时刻仍很遥远的人士意见一致。但是，最近，有些人明显抛弃了这种一致的意见。例如，雪佛龙公司的首席执行官大卫·奥雷里曾在刊登在主流报纸上的整版广告上签名，表示对在未来能否获得石油很担忧。广告词中说：“有一件事情很清楚，石油唾手可得的时代已经结束了。”
现在无法预测在今后几十年里究竟能获得多少石油以满足人们预期会出现的需求。美国能源部宣称，到2025年市场上会有足够的石油供应以满足所预测的每天1.19亿桶石油的需求，比目前的水平每天增加了3500万桶到3600万桶。如果这一预测被证明是正确的，将有足够的石油供应来满足中国的预期需求——每天1420万桶，以及美国所寻求的每天2730万桶，西欧的每天1490万桶和日本的每天680万桶。 在这一令人愉快的情况下，油价将保持相对稳定而严重的石油紧缺也将得到缓解。
不幸的是，考虑到雪佛龙公司的大卫·奥雷里先生和其他持怀疑态度的人士提到的顾虑，谁也无法相信这一方案能获得成功。其实，更加谨慎的假设是：全球石油供应的增长不足以满足预期的需求；因油价将大幅上涨而产生的对任何可能的石油供应的竞争将更为激烈和尖锐。一定要在这一背景下审视中国（以及印度、韩国和其他正崛起的亚洲经济体）为获取更多的石油供应而作出的努力。
这种情况会怎样发生无法被精确地预见，可是我们已经能看到一些初期的迹象。一是价格：随着中国和印度成为已经非常拥挤的能源市场上越来越重要的参与者，石油价格的上涨速度甚至比一年前预测的速度都要快很多。在2005年1月，美国能源部预测在2005年至2025年期间，石油价格将上涨至每桶30至35美元不等。今年1月，它将对这一时期的预测调高至每桶50至55美元。
更令人担心的是，美国国会对2005年6月中海油收购优尼科公司（美国一家中等规模的石油天然气生产企业）的举动所作出的歇斯底里的反应。尽管中海油的投标价格比另一个有力竞标人雪佛龙公司高出了20亿美元，美国的立法者们却被一家中国公司可能获得对美国能源资产的控制这一事实激怒了，以至于他们在当年8 月的投票中为中海油的收购设置了无法逾越的障碍，迫使其撤标。优尼科公司的油气储备大多数都位于亚洲，而且它在满足美国能源需求方面发挥的作用可忽略不计这一情况并没有使这些投票否决中海油竞标的美国立法者改变主意。
优尼科事件最终不会对中美关系产生重大影响，中海油继续收购其他国家（包括尼日利亚）的石油资产。不管怎样，这一事件表明国际上对石油资产的竞争的激烈程度，也突出了这种可能性，即对能源的竞争可能会使主要石油出口国之间的政治关系恶化。普樱与格斯公司（Purvin and Gertz）的分析师库尔特·巴罗（Kurt Barrow）将优尼科事件的特征总结为打响了围绕着全球石油供应而展开的“新”一轮战争。他对《纽约时报》的记者谈到：“中海油虽然在对优尼科公司的竞标中失败了，但是它将会继续收购海外的能源资产，以支持中国日益增长的能源需求。”
这种说法看起来或许过于夸张了，但是由于这对美国自己的重要能源供应构成了威胁，所以对于那些将中国热切地寻求境外石油资产的做法看作涉及“国家安全”事务的国会议员而言，这种说法并不夸张。
其他的担忧
在获取逐渐减少的石油供应方面的竞争变得日益激烈，由此引起摩擦的可能性因以下情况而变得更大：在世界上储量最丰富的油田中，许多已被西方的大石油公司或出产国的国有公司控制（如沙特阿拉伯的阿拉伯—美国石油公司和科威特石油公司）。中东地区大部分国家的石油生产由国有石油公司控制， 而西方国家的公司已在其他产油地区，如非洲撒哈拉以南地区和里海盆地等地区占据了领导地位。
中国的能源官员无疑很乐意在这些地区站稳脚跟，但是因为与其竞争的公司在这些地区的业务根深蒂固而受挫。例如，中海油和中石化试图携手收购正在开发卡沙干（Kashagan）的石油储备（位于哈萨克斯坦所属的里海海域中）的财团的1／6的股份时，该财团最早的成员，包括艾克森—美孚、荷兰皇家／壳牌和科诺科—菲利浦，行使了“优先购买权”，将这两家中国公司排除在外，自己购得了这些股份。
在被以这种方式排除在许多更为诱人的产油区之外以后，中国就选择了看似惟一向自己开放的道路：到边缘地区以及像伊朗、苏丹和乌兹别克斯坦这样的国家寻求石油储备。
中国在苏丹的地位尤其值得注意。中石油目前在苏丹国内领先的石油生产企业——大尼罗河石油经营公司中拥有40％的股份，并在苏丹的其他油田持有大量股份；该公司在苏丹海上修建了一条从苏丹南部通往苏丹港的一条930英里长的管道，还在卡沙干兴建了一座炼油厂。中石化则帮助伊朗修建从里海至德黑兰的管道并且参与该国天然气储备的开发活动。
中国已经跟被认为与美国不友好的国家建立了如此紧密的联系，这一事实在华盛顿看来非常具有挑衅性。但是，在努力巩固与这些石油供应国的关系时，北京还向这些国家提供军事和外交援助，这使华盛顿更为恼火。在2006年当国会下令对中国的能源政策进行审议时，美国能源部发现，“在乌兹别克斯坦、苏丹和缅甸这样的国家，中国公开支持这些由于侵犯人权、支持恐怖主义或扩散核武器而在全球范围内遭到反对的政权”，“作为长期趋势，中国在这些方面的行为是与美国的关键战略目标相对立的”。
在五角大楼于2005年对中国的战略和国力所作的题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军事能力》的分析报告中能很明显地看出，美国的高层官员对这些活动的重视程度。该报告首次强调对能源的竞争是美中安全事务中的重要因素。该报告在题为《作为战略性推动因素的能源需求》一章中指出，“北京认为，为了保证获得能源的渠道需要这种特殊关系，这种想法将形成中国的防御战略和武力规划”，因此，很可能对美国的国家安全构成潜在威胁。
美国在中国的石油进口量仅为每天300万桶——不足美国目前进口量1／3时，就已经表示了这种担心。想象一下，到2025年人们可能的惊恐程度，届时预计中国的石油进口量会上升至每天1100万桶，是美国的石油进口预测量的2／3。尽管无法预测国际关系的未来走势，但完全可以有把握地假设，由对境外石油的竞争而引起的争议将在中美关系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其重要性可能会超过台湾问题和双边贸易逆差等其他令人担忧的问题。
寻找天然气的竞争
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将不仅对石油越来越渴求，也会需要越来越多的天然气。这也能导致国际关系中出现重大摩擦。
目前，中国的天然气使用量相对较少，每年为1.2万亿立方英尺。这仅为美国的天然气使用量的5％。但是预计中国在今后会使用更多的天然气，主要是为发电厂提供能量，也把天然气作为肥料、氢和混合化工品的来源。中国越来越强烈地意识到过分依赖煤炭所产生的环境后果，而且，中国也可能越来越多地使用天然气发电，这使需求进一步增多。因此，中国的天然气使用量将以每7.8％的速度增长——在所有大经济体中是最高的。像石油问题一样，对中国政府来讲，满足所有这些新增天然气的需求会被证明是一个重大的挑战。
中国官员会更倾向于依靠国内的来源，使其在所需的天然气中占有尽可能大的份额，并因此斥重资开发中国西部前景良好的塔里木盆地，将这里开发的天然气运送至沿海的能源匮乏地区。但这些来源不足以满足中国不断增长的需求。因此，北京不得不放眼其他地区以寻找其他的来源——这将再次引发各式各样的国际敌对情绪。
世界上天然气储备量最丰富的国家是伊朗和俄罗斯。中国寻求与这两个国家都建立供应关系——与伊朗的交易引发与美国之间的矛盾，而与俄罗斯的交易引发了与日本的争端。中石化于2004年10月与伊朗签订了为期25年、价值1000亿美元的合同，合同包括伊朗每年向中国出口1000万吨液化天然气以及中国参与修建一座浓缩天然气的工厂。尽管合同的细节仍在酝酿之中，最终的结果是又一笔资金流入伊朗，挫败了美国孤立伊朗的努力，由此妨碍了美国在伊朗核问题上的企图。
中国与日本的问题性质则不同，两国竞相成为最近被发现的大量天然气（位于俄罗斯远东地区的萨哈林岛）的输送管道的最终目的地。日本公司为这些气田的开发提供了大部分资金和技术。东京一直认为这些气田出产的天然气将通过管道向南被输送至日本。最近，中国官员正在同萨哈林开发集团进行谈判，目的在于获得该气田出产的很大一部分天然气的供应以及将天然气输送管道向西修筑使其通往中国。中国政府的做法已经引起了日本的不满。
与日本之间出现的一个更为严重的问题是在有争议的中国东海水域开发海上油田的问题。中国和日本的地理学家认为，在中国东海岸与日本最南端岛屿之间的一条深海沟中蕴藏大量天然气。日本声称其海上边界线位于该海沟附近，中国坚持认为其外部边境线延伸至大陆架的边缘，延伸至海沟更往东的地点。
最近，中海油和中石化已经在日本声称拥有主权的地带进行开采活动，从东京认为是日本领土但中国声称为中国领土的地点开采天然气。双方均定期向该地区派遣军舰，挑起了一系列具有威胁性的海上冲突。尚未有任何事件导致双方实际开火，但的确存在双方有一天实际交火的风险。
当前日本反华情绪日益高涨，而有关天然气的这一争端使这种情绪更为严重，使各方欲和平地解决争议的努力变得更复杂。
全球的两难境地
中国对进口能源的需求势必逐渐增长，而人们也越来越怀疑今后能否获得丰富的石油资源。由此，出现危机的风险以及围绕获得重要能源的渠道发生的冲突变得越来越严重。在此背景下，可能导致出现冲突的并不是“中国问题”，而是全球性问题。除非世界上现有的大国准备要陷入那种导致“一战”以及许多更轻微冲突爆发的、由资源驱动的地缘政治竞争中，否则它们必须在谈判桌上为渴求能源的中国留一席之地。将中国排除在前景良好的能源交易（像在里海的卡沙干油田及美国优尼科公司出售这类交易）以外的做法只会使各方关系恶化，并迫使北京寻求会产生不良国际影响的更冒险的安排。
同时，世界石油产量最终达到峰值以及全球依赖矿物燃料导致环境恶果这样的问题只能在国际层面上解决，这要求包括中国在内的各个重要国家的紧密合作。
因此，国际社会应该以同情的眼光看待中国在战略性能源方面所处的两难境地，这点很重要。国际社会需要同北京合作，帮助其采用更多种类的能源，并同其他各方一起，加快合作开发环保型替代能源，像清洁燃煤技术、生物燃料、风能、太阳能和水能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