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举谣言”与东汉吏政，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东汉论文,谣言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3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9639(2004)06-0064-06
我国古代有从民间谣谚了解人民对政事反映的传统，《列子》称：
昔尧理天下五十年，不知天下理乱。尧乃微服游于康衢，儿童谣曰：“立我蒸人，莫非尔极。不识不知，顺帝之则。”（注：《后汉书·刘陶传》卷57，李贤注引《列子》，第1847页。学者大都以为《列子》乃晋人的著作，距上古时期较远，所记传闻未必可靠，这段传闻或可视为古代执政者有以民间歌谣验证其政绩的惯例。）
据说尧曾微服到大道上听谣知政。《汉书》云：
《书》曰：“诗言志，歌咏言。”故哀乐之心感，而歌咏之声发。诵其言谓之诗，咏其声谓之歌。故古有采诗之官，王者所以观风俗，知得失，自考正也。[1]（卷30,P1708）
亦以为采诗即采歌谣可以衡量政事得失。汉代有所谓“举谣言”，“每岁，州郡听采长吏臧否，人所疾苦，还条奏之。是为之举谣言者也。”（注：《后汉书·百官一》志第24“司徒”注引《汉官仪》，第3560页。）州郡听民间疾苦而举报之，所以称为“举谣言”者，是因为民间的歌谣往往反映了对政事得失的申诉。《汉书》又云： “采诗夜诵。”颜师古注曰：“采诗，依古遒人徇路，采取百姓讴谣，以知政教得失也。夜诵者，其言辞或秘不可宣露，故于夜中歌诵也。”[1]（卷22,P1045）遒人，宣令之官也，执政者派下属收集百姓歌谣，乃至不敢公开宣露之歌谣，以了解民情。
听民间的谣言，便成为帝王知政的一项准则。《汉书》记好言天文灾异的李寻说大司马王根曰：
《书》曰：“历象日月星辰”，此言仰视天文，俯察地理，观日月消息，候星辰行伍，揆山川变动，参人民繇俗，以制法度，考祸福。[1]（卷75,P3180）
颜师古注曰：
繇读与谣同。繇俗者，谓若童谣及舆人之诵。[1]（卷75,P3181）
“舆人之诵”取自《左传》僖公二十八年“晋侯听舆人之诵”，舆人，众人也。这里说的是执政者须观天象，明地理变化，听民间流传的歌谣，以制定法度，考究祸福。民间流传的歌谣，虽有好事者为达到某些目的而有意造作，亦有代表了群众的呼声。统治者真能倾听群众呼声而判断政事的得失，亦不失为开明的人君，而“听歌谣于路”、“采问风谣”、“听庶民之谣吟”等等，便成为君主的一项德政。古代的刺举其意与举谣言差不多。“听歌谣于路”自是刺举的一种手段。不过，是否真正用之听取民意，还要看采谣者和听谣者的态度，试看两汉之交王莽时的事例：
平帝即位，太后临朝，（王）莽秉政，方欲文致太平，使使者分行风俗，采颂声，而（班）穉无所上。琅邪太守公孙闳言灾害于公府，大司空甄丰遣属驰至两郡讽吏民。而劾闳空造不祥，穉绝嘉应，嫉害圣政，皆不道。太后曰：“不宣德美，宜与言灾害者异罚。”闳独下狱诛，穉惧，上书陈恩谢罪，愿归相印。[1]（卷100上，P4204）
琅邪太守公孙闳只言灾害，广平相班稺没有上报符瑞的颂歌，大司空甄丰遣下属到两郡教民言祥应而隐灾害，反告闳空造不祥。公孙闳因此竟下狱死，稺虽不言，仍以不宣德美，被加上“嫉害圣政”之名，他赶紧谢罪辞去相位。甄丰因此官运亨通，被王莽视为心腹。统治者要“采颂声”，阿谀者为迎合上意，便须假报民情。于是出现“风俗使者八人还，言天下风俗齐同，诈为郡国造歌谣，颂功德， 凡三万言”[1]（卷99上，P4075），这些使者摸准了王莽的心意，便伪造歌谣，讨其欢心。
东汉史籍记载不少官员为政的歌谣，如：
光武帝时，张堪拜渔阳太守，乃于狐奴（今北京市密云南）开稻田八千余顷，劝民耕种，以致殷富。百姓歌曰： “桑无附枝，麦穗两歧。张君为政，乐不可支。”[2]（卷31,P1100）
廉范，字叔度，“建初(76～83)中，迁蜀郡太守。成都民物丰盛，邑宇逼侧，旧制禁民夜作，以防火灾，而更相隐蔽，烧者日属。范乃毁削先令，但严使储水而已。百姓为便，乃歌之曰：‘廉叔度，来何暮？不禁火，民安作。平生无襦今五绔。’”（注：《后汉书·廉范传》卷31，第1103页。又《华阳国志》卷3“蜀志”作“廉叔度，来何暮，来时我单衣。去时五重袴”。）据说蜀人生子以廉为名者千数。（注：《北堂书钞》卷75“太守中”引华峤《后汉书》第274页。）
张霸，永元(89～104)中为会稽太守，时郡界不宁，霸不用士卒之力，而使盗贼归附，童谣曰：“弃我（一作子）戟，捐我矛，盗贼尽，吏皆休。”[2]（卷36,P1242）
交趾多珍产，前后刺史上承权贵，下积私赂，中饱之后，辄求迁代，致吏民怨叛。灵帝委贾琮为交趾刺史，琮到任后得知吏民怨叛的原因，于是蠲复徭役，诛斩渠帅为大害者，简选良吏为县官，百姓安居乐业，官吏到民家连饭都不敢吃，“巷路为之歌曰：‘贾父来晚，使我先反；今见清平，吏不敢饭。’”[2]（卷31,P1112）
桓典，灵帝年间拜侍御史，是时宦官秉权，典执政无所回避。常乘骢马，京师畏惮，为之语曰：“行行且止，避骢马御史。”[2]（卷37,P1258）
邓道，出为冯翊太守，下车治豪族大姓，号为“豪彊所病”。（注：《北堂书钞》卷74“太守中”引谢承《后汉书》，第272页。）
唐约，字仲谦。拜尚书令，处官不言货利之事，当法不阿所私，京师咏曰：“治身无嫌唐仲谦”。（注：《北堂书钞》卷59“尚书令”引谢承《后汉书》，第198页。）
秦护，清廉不受礼赂，家贫，衣服单露，乡人歌之曰：“冬无袴，有秦护”（注：《太平御览》卷695“袴”引谢承《后汉书》，第3102页。）。
以上列举的数例，有使民致富的，有便民营生的，有为民除暴的，有清廉克己的，史书用谣言评价人物，亦可作为官吏政绩考核的依据，故贾琮在交趾三年，政绩被评为十三州之最。
东汉的歌谣也有对暴政抨击的：
桓帝时，李盛（仲和）为巴郡太守，“贪财重赋，国人刺之曰：‘狗吠何喧喧，有吏来在门，披衣出门应，府记欲得钱。语穷乞请期，吏怒反见尤。旋（步）顾家中，家中无可与。思往从邻贷，邻人以言遗。钱钱何难得，令我独憔悴。’”[3]（卷1,P5）这里的“刺”，实是讽刺歌谣，其中诉说受重赋的困苦和对弊政的愤愤不平，绘影绘声，举谣言者听到这些呼声，当知这位郡守的政绩不得民心。
中郎将尹就讨益州叛羌，益州谚曰:“虏来尚可，尹来杀我。”[2]（卷86,P2838）
益部百姓谚云：“虏来尚可，尹来杀我”，及“混混浊沼鱼，习习激清流，温温乱国民，业业仰前修”，这些歌谣都反映了汉末巴郡民人普遍对执政者的不满。东汉末年，益州地区屡屡出现贪暴的官长，桓帝延熹八年(165)，中常侍侯览兄参为益州刺史，残暴贪婪，累赃亿计，太尉杨秉奏发其事，参自杀。[2]（卷78,P2523）《汉灵帝纪》曰：“前（益州）刺史刘隽、却俭，皆贪残放滥，取受狼籍，元元无聊，呼嗟充野。”刘隽、却俭在益州贪取无度，百姓无以为生，“呼嗟充野”，也是牧守自擅之例。“益州刺史却俭赋敛烦扰，谣言远闻”，因此灵帝准备将他治罪。“是时益州逆贼马相、赵祗等于绵竹（今四川德阳北）自号黄巾，合聚疲役之民，一二日中得数千人，先杀绵竹令李升，吏民翕集，合万余人，便前破雒县（今四川广汉），攻益州杀俭”，叛民攻州郡、杀官吏，此正是“刺史、太守，货赂为官，割剥百姓，以致离叛”（注：以上参《三国志·刘焉传》及注引《汉灵帝纪》卷31，第865、866页。）的具体事实。
益州民既多年忍受赋役重担，当在宛（今河南南阳）令时以政尚严猛出了名的黄昌为蜀郡太守，百姓便盼望乌云将散，“时有谣曰：‘两日出天兮。”（注：《北堂书钞》卷76“太守”引谢承《后汉书》，第276页。）谣意不明，文字可能有遗漏。或作“两日出，尺兵戢”，[4]（卷12,尺兵戢）合歌谣形式，未悉其出处。唐杨炯《泸州都督王湛神道碑》称：“尺兵再戢，黄昌两日之歌。”[5]（卷912,P4799）“出”与“戢”相叶，“尺兵戢”似是原语。两日当指昌，记录虽有不同，但称赞黄昌的到来会带来善政的期望是清楚的。据记载，黄昌“迁蜀郡太守，先太守李根年老多悖政，百姓侵冤。及昌到，吏人讼者七百余人，悉为断理，莫不得所。密捕盗帅一人。胁使条诸县彊暴之人姓名居处，乃分遣掩讨，无有遗脱，宿恶大奸皆奔走它境。”[2]（卷77,P2497）他果能造福蜀郡。东汉时阎宪为绵竹令，以礼让为化，民莫敢犯，童谣歌曰：“阎尹赋政，既明且昶。去苛去辟，动以礼让。”[3]（卷10下,P94）这些是益州流传下来为数不多的赞美善政的歌谣。
采风谣与东汉吏政有密切关系，《后汉书·循吏传序》略云：
初，光武长于民间，颇达情伪，见稼穑艰难，百姓病害，至天下已定，务用安静。广求民瘼，观纳风谣。故能内外匪懈，百姓宽息。然建武、永平之间，吏事刻深，亟以谣言单词，转易守长。[2]（卷76.P2457）
光武帝登位之初，欲以明主的形像示于民，采取了一些措施，其中“观纳风谣”说的是他直接听取民间的谣言，以改善吏政，据称曾收到良好的效果。然而光武帝往往听谣言片面之词，便改易守长，弊端亦因之而生。本来汉代官吏考核之权操于中央政要三公之手，太尉“掌四方兵事功课，岁尽即奏其殿最而行赏罚”，司徒“掌人民事。凡四方民事功课，岁尽则奏其殿最而行赏罚”，司空“掌水土事。凡四方水土功课，岁尽则奏其殿最而行赏罚”。（注：《后汉书·百官志一》志第24，第3557～3562页。）光武帝却不顾三公的权力，自行处理，请看下列记载：
（光武）帝以二千石长吏多不胜任，时有纤微之过者，必见斥罢，交易纷扰，百姓不宁。（建武）六年(30)，（朱）浮因上疏曰：“盖以为天地之功不可仓卒，艰难之业当累日也。而间者守宰数见换易，迎新相代，疲劳道路。寻其视事日浅，未足昭见其职，既加严切，人不自保，各相顾望，无自安之心。有司或因睚眦以骋私怨，苟求长短，求媚上意。二千石及长吏迫于举劾，惧于刺讥，故争饰诈伪，以希虚誉。愿陛下游意于经年之外，望化于一世之后，天下幸甚。”帝下其议，群臣多同于浮，自是牧守易代颇简。旧制，州牧奏二千石长吏不任位者，事皆先下三公，三公遣掾史案验，然后黜退。帝时用明察，不复委任三府，而权归刺举之吏。浮复上疏曰：“窃见陛下疾往者上威不行，下专国命，即将位以来，不用旧典，信刺举之官，黜鼎辅之任，至于有所劾奏，便加免退，覆案不归三府，罪谴不蒙澄察。陛下以使者为腹心，而使者以从事为耳目，是为尚书之平，决于百石之吏，故群下苛刻，各自为能。兼以私情容长，憎爱在职，皆竞张空虚，以要时利，故有罪者心不厌服，无咎者坐被空文，不可经盛衰，贻后王也。”[2]（卷33,P1141-1143）
综合上文的大意：光武帝常以纤微之过斥罢二千石官，易代频繁，送旧迎新，百姓不胜其扰。当时执金吾朱浮上言，说守宰视事日浅，未足见其真实职能，便严于考核，人不自保，无自安之心。而官吏或因私怨，专求其短，以迎合人主之意。二千石及长吏惧怕被检举，于是整饰诈伪，图得虚誉。朱浮认为这是摧长久之业而造速成之功，并不可取。群臣多赞成朱浮的意见，光武帝也接纳，自是牧守易代就没有那么频繁了，但举报州郡官吏的问题仍在。旧制，州牧举报二千石长吏不称职者，皆先报三公，三公派遣掾属查实，然后黜退。光武帝不复委任三公处理其事，直接听取州牧的长吏举报，朱浮于是再上疏，说光武帝即位以后，不用旧典，信州牧之官，三公这方面的职责便被褫夺，听到劾奏，便加免退，覆查也不归三公的下属，罪名得不到查证。光武帝以刺史为腹心，而刺史以其从事为耳目，本来是尚书决定的事，却决定于从事。下属的人务求苛刻，以显其能，兼有私情憎爱，恣意夸张，以要时利。这说明光武帝对官吏的考核不但急于求成，自揽罢黜官吏权力，中央和地方官吏管理权力于是不协调。
汉代向有遣使查访官吏政绩的制度，有直指使者及八使、美俗、清诏之名。宣帝便曾两次遣使循行天下，览观风俗，察吏治得失，举冤狱，查擅为苛禁深刻不改者。[1]（卷8,P258,268）元帝也有类似的诏令。[1]（卷9,P295）由最高权力机关遣使者而非专由刺史收集民意，然后由三公审决，渐形成制度。
东汉沿袭汉制，置“八使”分赴各地广泛收集民间对政事的反映，处理的办法：三公听采长史臧否，人所疾苦，还条奏之，即所谓“举谣言”。“顷者举谣言，掾属令史都会殿上，主者大言，州郡行状云何，善者同声称之，不善者默尔衔枚。”（注：《后汉书·范滂传》卷67注引《汉官仪》，第2204页。）由三公及掾属听取汇报，当场议论表态。这是光武帝接纳了朱浮的意见后的一种改革。八使是以公开身份出使的，亦有不露身份的使者：
和帝即位，分遣使者，皆微服单行，各至州县，观采风谣。[2]（卷82上，P2717）
百姓一向怕官，也摸不透使者的真正来意，反映的情况容易打折扣，还会作假，微服使者容易听到真情。延熹八年(165)，刘瑜举为贤良方正，到京师上书陈事曰：
臣在下土，听闻歌谣，骄臣虐政之事，远近呼嗟之音，窃为辛楚，泣血涟如。[2]（卷57,P1855）
刘瑜虽为王室之胄，受举之前，亦微服之人，在地方上能听到较真实的民意，便以所听闻歌谣而揭发“骄臣虐政之事，远近呼嗟之音”。只是桓帝却无动于衷而已。
听取民意有所谓巡行风俗的制度，顺帝时遣使巡行风俗，却暴露了统治阶层一次重大斗争：
时诏遣八使巡行风俗，皆选素有威名者，乃拜（周）举为侍中，与侍中杜乔、守光禄大夫周栩、前青州刺史冯羡、尚书栾巴、侍御史张纲、兖州刺史郭遵、太尉长史刘班并守光禄大夫，分行天下。其刺史二千石有臧罪显明者，驿马上之；墨绶以下，便辄收举。其有清忠惠利，为百姓所安，宜表异者，皆以状上。于是八使同时俱拜，天下号曰“八俊”。举于是劾奏贪猾，表荐公清，朝廷称之。[2]（卷61,P2029）
这是汉安元年(142)整顿吏治的一项重大举措。顺帝委任素有威名者到各州郡采访民情，二千石有臧罪明显的，即上报朝廷整治，县官以下则立刻处理，似颇有决心澄清吏治。杜乔便弹劾陈留太守梁让、济阴太守汜宫、济北相崔瑗等臧罪千万以上。“让即大将军梁冀季父，宫、瑷皆冀所善”，[2]（卷63,P2092）举报触及梁冀家族。血气方刚的张纲更为激烈：
汉安元年(142)，选遣八使徇行风俗，皆耆儒知名，多历显位，惟（张）纲年少，官次最微。余人受命之部，而纲独埋其车轮于洛阳都亭，曰：“豺狼当路，安问狐狸！”遂奏曰：“大将军（梁）冀，河南尹（梁）不疑，蒙外戚之援，荷国厚恩，以刍荛之资，居阿衡之任，不能敷扬五教，翼赞日月，而专为封豕长蛇，肆其贪叨，甘心好货，纵恣无底，多树谄谀，以害忠良。诚天威所不赦，大辟所宜加也。”书御，京师震竦。时冀妹为皇后，内宠方盛，诸梁姻族满朝，帝虽知纲言直，终不忍用。[2]（卷56,P1817）
张纲认为捉奸就要抓大的，他把车轮埋于洛阳都亭，表示先不到地方上去，而把矛头指向当时朝廷居位最高而“居职暴恣，多非法”[2]（卷34,P1178）的粱冀及其弟梁不疑。可是顺帝委纵宦官，宠信外戚，遣使巡行风俗，往往对他们的裙带、心腹难以下手，其效果可想而知。顺帝虽知张纲所言有据，而“终不忍用”。然而事情并未了结：
时所遣八使光禄大夫杜乔、周举等，多所纠奏，而大将军梁冀及诸宦官互为请救，事皆被浸遏。（种）暠自以职主刺举，志案奸违，乃复劾诸为八使所举蜀郡太守刘宣等，罪恶章露，宜伏欧刀。又奏请■四府条举近臣父兄及知亲为刺史、二千石尤为残秽不胜任者，免遣案罪。帝乃从之。[2]（卷56,P1827）
周举等八使从地方上查访到的，多是粱冀及宦官亲属违法乱纪之事，而宦官豪族互相为之求情，顺帝碍于他们的势力，竟下诏不予查办。侍御使种暠忠于职守，再次请求惩办蜀郡太守刘宣及近臣父兄、知亲为刺史或二千石尤残秽不胜任者，“帝乃从之”，才如所请惩办了刘宣等人。又：
先是周举等八使案察天下，多所劾奏，其中并是宦者亲属，辄为请乞，诏遂令勿考。（李）固乃与廷尉吴雄上疏，以为八使所纠，宜急诛罚。[2]（卷63,P2082）
杜乔在这次出使中，曾表奏太山太守李固政为天下第一，顺帝征为将作大匠，固及廷尉吴雄针对顺帝诏令不查究宦者亲属，上言八使所纠，宜急诛罚。虽然如此，打击面有多大，有无触及梁冀的亲近，史无明文，但总算顺帝没有完全包庇宦官豪族。看来顺帝是处于非常矛盾的状态，一方面受制于宦官、梁冀，一方面又不好逆朝臣之意，上述的表现，即是他依违于两者之间。这场遣使巡行风俗的事件，表面上是为了整顿吏治，其实是东汉党争的开端，因离本题，此处不详述。
人君不作主，采访民谣以考核官吏的制度便形同虚设。范滂的经历，便是一例：
（范滂）复为太尉黄琼所辟。后诏三府掾属举谣言，（桓帝延熹二年(159)）滂奏刺史、二千石权豪之党二十余人。尚书责滂所劾猥多，疑有私故。滂对曰：“臣之所举，自非叨秽奸暴，深为民害，岂以污简札哉！间以会日迫促，故先举所急，其未审者，方更参实。若臣言有贰，甘受显戮。”吏不能诘。滂覩时方艰，知意不行，因投劾去。[2]（卷67,P2204）
桓帝时“三府掾属举谣言”，时范滂为太尉掾属，举报刺史、二千石权豪之党二十余人，尚书审议以为太多而疑有私情。滂力言如有不实愿受诛戮。所谓“滂覩时方艰”，即见宦官豪族当道也。滂知其奏议不会被桓帝接纳，于是罢官而去。
灵帝熹平六年(168)，蔡邕上封事，其四略云：
（熹平）五年制书，议遣八使，又令三公谣言奏事。是时奉公者欣然得志，邪枉者忧悸失色。未详斯议所因寝息。今始闻善政，旋复变易，足令海内测度朝政。宜追定八使，纠举非法，更选忠清，平章赏罚。三公岁尽，差其殿最，使吏知奉公之福，营私之祸，则众灾之原庶可塞矣。[2]（卷60下,P1996）
熹平五年，灵帝也曾有遣八使采访民情，三公据采访的谣言奏事的旨意，奉公者欣然，邪枉者失色，可见采访民谣，仍有一定的震慑作用。然而后来此旨意并未能贯彻，蔡邕说未详其原因，其实是不敢明言，阻挠此事者必是炙手可热的宦官及贵戚。蔡邕虽阐明举谣言的好处，但人主受制于宦官贵戚，亦难以奏效。
为政得失涉及选官是否得当，遣使案察亦查考地方官的行为及能力，三公每年也会根据民情的反映，审定官吏的政绩。李固在促顺帝惩办八使所纠者之后，又与光禄勋刘宣上言：“自顷选举牧守，多非其人，至行无道，侵害百姓。”帝纳其言，于是下诏诸州劾奏守令以下，政有乖枉，遇人无惠者，免所居官。其奸秽重罪，收付诏狱。”[2]（卷63,P2082）此是安侯刘宣，与种暠所纠劾的巴郡太守不是同一人。李、刘把政绩与选举官吏联系起来，并非没有道理，查政绩同时也查选举是否秉公择贤请看下列两则谣言：
谚曰：“左雄为尚书令，天下慎选举。”（注：《太平御览》卷496“谚下”引张方《楚国先贤传》，第2267页。）
这是表彰左雄严选举的谣谚。左雄为尚书令，阳嘉元年(132)，他对郡国举孝廉，如何保证被选者合乎条件，提出了一套程序，认为“年不满四十，不得察举，皆先诣公府，诸生试家法（一家之经学），文吏课笺奏，副之端门（惠栋曰：“覆试之也。”）练其虚实，以观异能，以美风俗。有不承科令者，正其罪法。若有茂才异行，自可不拘年齿。”广陵孝廉徐淑未及受选的年龄，却辩解说：“诏书曰‘有如颜回、子奇，不拘年齿’，是故本郡以臣充选。”雄诘之曰：“昔颜回闻一知十，孝廉闻一知几邪？”淑无以对，于是被谴退。同时，济阴太守胡广等十余人皆坐谬举免黜，“自是牧守畏栗，莫敢轻举”。[2]（卷61,P2020）
语曰：“举秀才，不知书，察孝廉，父别居，寒素清白浊如泥，高第良将怯如黾（通行本作‘鸡’，从《意林》卷4引《抱朴子》）”（注：《抱朴子，外篇“审举”，上海书店1992年版，第127页。）。
这是晋葛洪记录东汉末年常被引用的谣言。他说：“灵、献之世，阉官用事，群奸秉权，危害忠良。台阁失选用于上，州郡轻贡举于下。贡举轻于下，则秀、孝不得贤矣。”故时人作此谣言讽刺选举的虚伪。
东汉末年，政事大坏，选举多远离左雄所说的标准，选人名不副实。对此，王符有激烈的抨击，略云：
及选茂（东汉避光武讳改“秀”为“茂”）才、孝廉、贤良方正、惇朴有道、明经宽博、武猛治剧，此皆名自命而号自定，群臣所当尽情竭虑，称君诏也。今则不然，群僚举士者，或以顽鲁应茂才，以桀逆应至孝，以贪饕庄廉吏，以狡猾应方正，以谀謟应直言，以轻薄应敦厚，以空虚应有道，以嚣闇应明经，以残酷应宽博，以怯弱应武猛，以愚顽应治剧，名实不相副，求贡不相称。（注：《潜夫论》卷2“考绩”，四部丛刊初编缩印本，第10-11页。）
与“举秀才，不知书”的谣言可互相印证。“旧制，光禄举三署郎，以高功久次才德尤异者为茂才四行。时权富子弟多以人事得举，而贫约守志者以穷退见遗，京师为之谣曰：‘欲得不能，光禄茂才。’”[2]（卷61,P2040）这是另一首抨击名不副实的谣言，东汉末年选举不实的普遍存在，以及社会上对此不满，由此可见。
谣言既有反映官吏政绩的功能，直接涉及其声誉和升贬，遂有虚假：
光和五年(182)，诏公卿以谣言举刺史、二千石为民蠹害者。 （注云：谣言谓听百姓风谣善恶而黜陟之也。）时太尉许戫、司空张济承望内官，受取货赂，其宦者子弟宾客，虽贪污秽浊，皆不敢问，而虚乣边远小郡清修有惠化者二十六人。吏人诣阙陈诉，（陈）耽与议郎曹操上言：“公卿所举，率党其私，所谓放鸱枭而囚鸾凤。”其言忠切，帝以让戫、济，由是诸坐谣言征者悉拜议郎。宦官怨之，遂诬陷耽死狱中。[2]（卷57,P1851）
此事《魏书》另有记载：
是后，诏书敕三府，举奏州县政理无效，民为作谣者免罢之。三公倾邪，皆希世见用，货赂并行，彊者为怨，不见举奏，弱者守道，多被陷毁，太祖（曹操）疾之。是岁以灾异博问得失，因此复上书切谏，说三公所举奏，专回避贵戚之意。奏上，天子（灵帝）感悟，以示三府责让之，诸以谣言征者皆拜议郎。（注：《三国志·武帝纪》卷1注引《魏书》，第3页。）
《通鉴考异》已证陈耽时为司徒，不应与议郎同上言。（注：《资治通鉴》卷58光和五年正月条，第1862页。）从《魏书》记载看，曹操上书似在陈耽之后。许戫、张济身为三公，审理官吏的黜陟，仍须看宦官的脸色，又收受贿赂，不能秉公处事，甚至颠倒黑白，反而纠劾有政绩的边远小郡官长。后来灵帝虽然采取了一些补救措施，将有惠化谣言而遭黜陟者，皆拜议郎。但在宦官专权的情况下，三公倾邪，人主不能主持公道，“听歌谣于路”而黜陟的制度，徒有虚名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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